马刺历史背景（马刺还是老茧）
马刺历史背景（马刺还是老茧）这种实用主义的方式和对外在形式的关注，在诺曼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上也非常明显。他们和中世纪的每个人一样，在表面上确实对神心怀敬畏，而且和绝大部分人一样，他们也怀有一种简单而自私的中世纪信念，即宗教的首要目标是让人在去世后可以逃过地狱之火，尽可能快速且便捷地升入天堂。人们一般认为，教会制定的明确方法可以保障这段路程的平稳，这些方法包括定期参加弥撒，至少进行最低限度的斋戒，在必要时进行忏悔，偶尔去朝圣，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向宗教团体给予慷慨的捐赠。只要照办这些手续，外部世界的日常生活就主要是个人的事务，不会受到严厉的评判。同样，在世俗事务上也无须特别服从教会的指示。我们还会看到，吉斯卡尔或者罗杰虽有虔诚的宗教情感，却与他们全力抵制他们眼中教皇那毫无道理的侵犯之举并不相悖，正如英国的亨利二世并未因为宗教情感就不与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相争一样。绝罚（excommunication
1 伊始
他脱去星光闪闪的头盔，
显示出青春已过的盛年男子汉：
腰佩撒旦那样阴惨可怕的剑，好像
在黄道带中发出光辉，手拿长枪。
——弥尔顿《失乐园》，第11卷①
若旅行者从福贾（Foggia）坐船向东驶向大海，就会看见加尔加诺山细长的灰白色暗影赫然耸立在平原之上，像是一朵雷云。这个黑色的石灰岩堆像一个多出来的奇怪东西，它从普利亚（Apulia）的田野和平缓的海岸线上突兀地隆起，向亚得里亚海延伸了约40英里②，令人好奇，又令人吃惊。数个世纪以来，它一直被当成意大利这只“靴子”的一根“马刺”，不过从形状来说这个名字是不恰当的，因为这里的位置更靠近靴子的上端，而且似乎被固定得比较偏后。它更像是一块老茧，突兀而不招人喜欢。即便是它那繁茂的山毛榉森林地貌，也更像德意志而不是意大利；这里气候阴冷，饱受风的蹂躏；这里的人忧郁，身裹黑衣，容颜衰老（与普利亚其他地区相比，这里城市居民的平均年龄单从男性的外观来看似乎在70岁左右），显示出一种陌生的异域气息。加尔加诺山对造访者和当地人而言都很特别。它和周围格格不入。
这种感觉长期萦绕在普利亚人心头，他们反应的方式也相当一致。在遥远的古代，神圣的光环就已经笼罩了加尔加诺山。古典时期，山上就已经有了至少两座重要的神殿。一座属于珀达莱里乌斯（Podaleirius），他是一位小有成就但很少引起人们兴趣的古代战神。另一座属于老卡尔克斯（Calchas），也就是《伊利亚特》中的预言者，斯特拉波曾提到“寻求神谕的人们向他的幽灵献祭一只黑色的山羊，然后于兽皮上入眠”。基督教出现之后，这些宗教活动还在进行，并在根据时代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微小调整之后，还在频繁地进行着。因此到5世纪的时候，这类活动已持续了千余年，神迹在加尔加诺山出现的时机成熟了。493年5月5日，一位当地牧牛人寻找丢失的一头健壮公牛，并在山腰深处的一个漆黑洞穴里找到了。他数次引诱公牛出来，却尽数失败，最后他绝望地向公牛的方向射出了一支箭。令他惊讶的是，箭停在半空中，并迅速调转方向，射中他的大腿，让他受了轻伤。他尽全力往家的方向逃去，随后将此事报告给了附近西彭托（Siponto）的主教劳伦蒂乌斯（Laurentius）。主教要求整个教区斋戒三天。第三天时，劳伦蒂乌斯亲自前往奇迹发生之地。他刚刚到达，全副武装的大天使米迦勒就出现了。大天使宣布，这个洞穴自此以后将成为他和其他天使的神殿，然后消失了，并留下了他的大型铁马刺作为标志。几天之后，劳伦蒂乌斯带着众人再到这里来，却发现在自己离开的时候，天使们一直在忙着布置这里。岩洞已经被改建成一座礼拜堂，墙壁被装饰成紫色，一切都沐浴在柔软而和煦的光线中。念诵完赞美之辞以后，主教下令在入口处上方的岩石上修筑一座教堂，在4个月后的9月29日，他将这座教堂敬献给大天使。③
在圣安吉洛山（Monte Sant’Angelo）的小镇上，劳伦蒂乌斯的教堂早就消失了，但是大天使米迦勒没有被遗忘。洞穴的入口处现在有一座13世纪的八角形钟楼，还有一个修建于100年前的厚重的罗马式门廊。一级级台阶往洞穴内延伸，一直通到岩石内部，两侧墙壁上挂满了还愿的装饰物：拐杖、支架和假肢；用锡片打制的粗糙的眼睛、鼻子、腿和乳房；由虔诚的农民挂上的简单照片，照片上是高速公路上的事故、逃跑的马、打翻的炖锅，还有其他令人不悦的事故，事故的受害者将自己的幸免于难归于大天使那奇迹般的护佑；最打动人心的是，这里还有供小孩子穿着取乐的有趣服饰（也是为了感激他的护佑），包括小木剑、锡纸做的翅膀、饼干罐做的护胸甲，偶尔还有穿着这些服饰的小孩的照片。所有这些现在都在又黑又潮的石头上渐渐腐烂。一对宏伟的拜占庭式铜门（这是一位富有的阿马尔菲人在1076年赠送的礼物）把守着洞穴的底部，这里基本上还和劳伦蒂乌斯所留下来的一个样。洞穴的空气中依然回响着喃喃的祈祷声，弥漫着1500年来的熏香气味，弥漫着潮气，凝结的水滴从金光闪闪的岩石顶部一滴滴落下，被人接住，再被迅速地用小塑料杯分发给信徒们。闪耀着光芒的主祭坛占据着一角，上面...
圣安吉洛山位列欧洲最重要的朝圣地的时间并不久远。有圣人拜访过这里，如6世纪末的圣大格里高利（St Gregory the Great），以及13世纪中期的圣方济各（St Francis），方洛各为虔诚者做了一个糟糕的示范：他在靠近入口处的祭坛上刻了自己姓名的首字母。也有君王拜访过这里，如萨克森的奥托二世（Otto Ⅱ），他与自己年轻可爱的拜占庭妻子塞奥法诺（Theophano）于981年来过这里。或许还有他们神秘且狂妄自大的儿子奥托三世（Otto Ⅲ），他的信仰过于热忱，因此从罗马一路跣足走来。又或许在地位较为低下的层次上包括一群诺曼朝圣者，他们在1016年拜访了这里，他们在这个洞穴里与一位穿着奇特的陌生人的谈话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奠定了中世纪最强大、最宏伟的王国之一的基础。
至11世纪初，在仅仅100年的时间里，诺曼人事实上就已经完成了从一群几乎是文盲的异教蛮族人向文明的（即使在道德上有所欠缺）、半独立的基督教民族转变的进程。即便这个族群充满活力、天资非凡，这件成就也很惊人。对于一些尚在人世的诺曼人来说，他们的父辈还记得罗洛（Rollo）的事迹。罗洛是金发的维京人，他曾率领维京长船沿着塞纳河而上，法兰克国王查理三世（Charles Ⅲ，即糊涂查理）在911年将今天诺曼底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授予罗洛作为采邑。可以确信的是，罗洛并不是最早的诺曼入侵者。第一波侵袭浪潮来自半个世纪之前的森林和峡湾，从那时起就已经有速度较为平稳的人口迁徙了。但是，正是罗洛集中了同胞的力量和渴求，并且带他们走上与新的家园融合并建立认同的道路。912年，罗洛本人带领他们中的大部分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的确如吉本所言，有些人接受“10次或者12次洗礼，只是为了获得在该仪式上发放的白色衣服”；在罗洛的葬礼上，维京人“不仅为了让他能安息而向修道院提供了礼物，还为他献祭了100名俘虏”，这说明改宗在早期有一定政治权宜性，其动机并不会弱于灵魂的启迪，托尔和奥丁在圣灵那温柔的攻击下而让位之前还是有过抵抗的。但是经过一两代人的时间，如吉本所承认的，“民族已经发生了纯粹而全面的变化”。他们的语言也是如此。到940年，古诺斯语（Norse）在巴约（Bayeux）和海岸地区仍有人使用（可能是新来的移民保持了语言的鲜活），但是在鲁昂（Rouen）已经被遗忘了。在10世纪结束之前，该语言已经彻底消失了，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可以追溯的痕迹。在诺曼人成为法国人之前，还有一项伟大的制度要被他们接受，该制度在未来的时间里将会对他们及其后代产生永久的吸引力，并很快会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国家的基石。那就是快速发展的法国法律体系，他们张开双臂接受了它。
注重法律是绝大多数西方中世纪社会的特点。但是这依然是诺曼历史上的一个矛盾。这个以缺乏法律而臭名昭著的族群立足在欧洲，保持着强烈的存在感。从海盗行为、背信弃义，到抢劫、强奸、绑架和谋杀，诺曼国王、公爵和贵族在个人到整个民族的不同层级上都在愉快地、不断地犯下这些罪行，这时进一步降低文明世界的道德标准的十字军东征还没发生。原因就是，诺曼人首先是实用主义者。他们简单地把法律看作国家可以建立于其上的一个巨大而坚实的地基，可以用它在任何事业中巩固他们的地位，因此法律不是他们的主人，而是奴隶，他们采用法律只是因为这个奴隶比原来的更强壮而已。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这一观点都在所有的诺曼统治者之中流行，这解释了为什么最不遵守道德的诺曼统治者也总是设法把他所做的事情巧妙地加以合法化，也解释了为什么诺曼国家中最伟大的建设者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Henry Ⅱ）和西西里国王罗杰首先要在他们的统治区域内集中建立一套大规模的法律体系。他们都不会把自己所创立的法律当成抽象的理想，更不会把它与正义混为一谈。
这种实用主义的方式和对外在形式的关注，在诺曼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上也非常明显。他们和中世纪的每个人一样，在表面上确实对神心怀敬畏，而且和绝大部分人一样，他们也怀有一种简单而自私的中世纪信念，即宗教的首要目标是让人在去世后可以逃过地狱之火，尽可能快速且便捷地升入天堂。人们一般认为，教会制定的明确方法可以保障这段路程的平稳，这些方法包括定期参加弥撒，至少进行最低限度的斋戒，在必要时进行忏悔，偶尔去朝圣，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向宗教团体给予慷慨的捐赠。只要照办这些手续，外部世界的日常生活就主要是个人的事务，不会受到严厉的评判。同样，在世俗事务上也无须特别服从教会的指示。我们还会看到，吉斯卡尔或者罗杰虽有虔诚的宗教情感，却与他们全力抵制他们眼中教皇那毫无道理的侵犯之举并不相悖，正如英国的亨利二世并未因为宗教情感就不与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相争一样。绝罚（excommunication）这项惩罚手段确实很严厉，后果也很严重，但是就诺曼人而言，对他们实行的数次绝罚并没有对他们的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一般在绝罚被下达后不久，他们就能让该惩罚被取消。
早期的诺曼冒险者注重物质利益，反应机敏，适应性强，能灵活变通，有维京祖先那不知疲倦的精力，又拥有极强的自信，他们为即将登上的舞台做好了令人艳羡的准备。他们在这些品质之外还有两项优点，虽然这对他们自身而言可能没什么值得称赞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优点，他们伟大的南方王国是不会诞生的。首先，他们具有极强的生育能力，这意味着人口会不断增长。正是人口增长而不是其他原因让第一批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得以出现。200年后，也是人口增长让一群群渴望获得土地的儿郎去南方寻找生存空间（Lebensraum）。其次，他们是天生的漂泊者，这不仅是生存所迫，也是性情所致。如一位早期的编年史家记载，他们对口口声声说的任何“自己的国家”，都不会怀有多少忠诚之心。无畏的、自由自在的年轻人想找个机遇更好的地方之时，北方的堡垒、诺曼底的山丘、英格兰的辽阔草原、西西里的柑橘林、叙利亚的荒漠，都被他们逐次抛弃了。
若要找个借口去做一番这样的探索，找个理由去起事，又有哪个比得上一次朝圣活动呢？因此在第二个千年的黎明时分，当世界并没有像预言那样终结的时候，一波解脱和感恩的浪潮席卷了欧洲，当时挤满朝圣道路的成千上万的人群中，诺曼人占了很大比例，这毫不奇怪。朝圣的目的地各不相同，其中有四个特殊的地方，其神圣性不一般，可以让前来造访的朝圣者洗清所有罪愆，它们是罗马、孔波斯特拉（Compostela）、加尔加诺山，以及最神圣的圣地——耶路撒冷。当时耶路撒冷城已经被穆斯林统治了400年之久，不过该城还是对基督徒朝圣者开放，朝圣者居住的旅舍中有一座由查理曼（Charlemagne）建立。只要朝圣者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朝圣之路上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年轻的诺曼人把朝圣之旅视为冒险和挑战，毫无疑问乐在其中，对他们来说，排在最后一位的益处才是持续的，甚至是永恒的益处——对灵魂的益处。朝圣之旅对他们还有一股特殊的吸引力。他们从耶路撒冷返程的途中可以在布林迪西（Brindisi）或巴里（Bari）上岸，再沿着海岸前往大天使神殿，大天使不仅是所有航海者的保护者（因此他们对他心怀感恩），也在他们心目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因为他是他们自己的圣米歇尔山修道院（Abbey of Mont-Saint-Michel）的主保圣人。
这似乎就是40多名诺曼朝圣者在1016年虔诚地造访圣安吉洛山的过程——至少普利亚的威廉（Willian of Apulia）是如此记载的。威廉应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Ⅱ）的要求，在11世纪结束之前创作了《西西里、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诺曼人诸事之史诗》（Historical Poem Concerning the Deeds of the Normans in Sicily Apulia and Calabria）。诗篇以优雅的六步格拉丁语写就，开篇讲述了朝圣者被一位陌生人领进洞穴，此人身着“希腊式”的飘逸长袍，头戴软帽。他们发现这个人并不招人喜欢，衣服也充满了女性气息，但他们还是听了他的故事。他说自己叫梅卢斯（Melus），是一位来自巴里的伦巴第贵族，曾领导了一支起义军对抗控制着当时南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拜占庭帝国，起义失败后，他在外流亡。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伦巴第人的独立事业，他认为这不难实现。他非常需要像他们一样坚定的年轻诺曼人来帮助他，如果伦巴第人和诺曼人联手，希腊人将毫无胜算。而且伦巴第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盟友。
当朝圣者走到阳光下，凝视着脚下吸引着他们的普利亚的广阔平原时，很难说此时宗教虔诚是他们心中的主要情感。此时的他们无法预见将要迎来的史诗有多么波澜壮阔，也无法预见它的影响会有多大，但是他们意识到了梅卢斯话里所蕴含的可能性。这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机遇，这块富饶的土地邀请并几乎恳求他们进入，这块土地为他们提供了无限的机遇，能让他们证明自己的价值，能让他们创造财富。不仅如此，这样做在法律和宗教基础上都有足够的正当性，其目的是将臣服的人民从外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是驱逐君士坦丁堡那可鄙的繁文缛节，恢复罗马教会在南意大利的地位。此时，这些荣光的前景还很模糊，它在很多年后才成为清晰的征服野心，实现这些野心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同时，在这个国家里开辟一个坚固的立足点相当重要。因此这条伦巴第独立的战争标语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
所以他们告诉梅卢斯，他们愿意提供他需要的帮助。此刻他们的人数还不够多，他们无论如何都是以朝圣者的身份到普利亚来的，难以马上披挂上阵，投入战斗。他们必须先回到诺曼底，做好必要的准备，招募携带装备的同伴。他们将在次年与伦巴第的新朋友会合，开始伟大的事业。
梅卢斯的爱国精神很容易理解，因为此时伦巴第人已经在意大利拥有一段悠久而独特的历史，他们足以因这段历史而自豪。他们起初只是一支来自北德意志的、半蛮族的入侵者，自6世纪中期开始便定居在至今仍被称为“伦巴第”的地区，并建立了以帕维亚（Pavia）为首都的繁荣王国。与此同时，他们的其他同胞继续向南挺进，在斯波莱托（Spoleto）和贝内文托（Benevento）分别建立了公爵领。这些国家在200年的时间里一直很稳定，然而在774年，查理曼突袭意大利，占领了帕维亚，伦巴第王国灭亡。伦巴第文明的中心因此转移到了公爵领，尤其是贝内文托，它不久就成为一个公国，虽然在理论上被查理曼当作赠礼交由教皇，由教皇担任它的宗主，但是它一直原封不动地保持着伦巴第人的传统。壮丽的图拉真凯旋门仍然矗立在那里，两条从罗马通往南方的道路阿庇亚大道（Via Appia）和图拉真大道（Via Trajana）在门下会合。伦巴第贵族的影响力和财富均在稳步增长。1000年时，贝内文托、卡普阿（Capua）和萨莱诺（Salerno）的3位王公位处半岛上最有实力的统治者之列，他们的周围有拜占庭的辉煌壮丽的宫廷，不断刺激他们去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建立一个独立的、统一的伦巴第国家，将整个南意大利都囊括在国家之内。带着这个目标，他们故意尽全力地模糊化自己的封建地位，时而承认西边的拉丁帝国的宗主权，时而承认东边的拜占庭帝国的宗主权（贝内文托有时在口头上表示听从教皇的命令），一直挑动双方相斗。若有机会鼓动附近的拜占庭土地上的伦巴第分裂者，他们自然不会放弃这些机会。
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处境已经很艰难。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及其继任者的军队在6世纪把东哥特人从半岛上赶走，却马上发现这里被以前的盟友伦巴第人占据了。如果迅速行动起来，或许还能亡羊补牢，但是此刻的君士坦丁堡因宫廷阴谋而陷入瘫痪，所以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同时，伦巴第人站稳了脚跟。751年，他们已经强大到赶走了拜占庭的拉文那（Ravenna）总督（Exarch），此后希腊人的影响力被限制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a），即意大利的靴跟部奥特朗托（Otranto）周围的地区，还有西海岸的一些孤立的商业城市，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那不勒斯（Naples）、加埃塔（Gaeta）和阿马尔菲（Amalfi）。这些城市起初只是帝国繁荣的拓殖地（colonics），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演变成世袭的公爵领，仍旧以希腊的语言和文化为主，承认拜占庭的宗主权，通过密切的朋友关系和商业关系与君士坦丁堡保持联系，却已经在事实上独立了。
查理曼和他的法兰克军队虽然毁灭性地打击了伦巴第人，却没有给希腊人带来相应的利益，只是让逐鹿于南意大利的群雄又增加了一位。直到9世纪，伟大的马其顿王朝在君士坦丁堡掌权后，瓦西里一世（Basil Ⅰ）和他的继任者智者利奥六世（Leo Ⅵ）才得以阻止衰落，并让拜占庭的气数得以部分恢复。在他们的努力下，拜占庭帝国以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和奥特朗托地区组建了伦巴第军区（Theme of Langobardia），它通常被称为卡匹塔纳塔（Capitanata），在1000年时成为帝国的一个强大而获利丰厚的省，拜占庭帝国因此再次成为半岛上最强大的单个势力。与此同时，它宣称自己继续拥有从西部的泰拉奇纳（Terracina）到亚得里亚海岸边的泰尔莫利（Termoli）一线以南所有地区的宗主权，并且一直拒绝承认伦巴第人的国家或者希腊城邦的独立。
卡匹塔纳塔的政府被各种难题所困扰。首先，它的所有疆域都暴露在从事劫掠的北非撒拉逊海盗的面前，此时后者控制了整个西地中海。撒拉逊人在846年攻击了罗马，抢劫了圣彼得教堂。20多年后，直到拜占庭帝国快要被人从巴里赶走的时候，东西方帝国的皇帝之间才建立了必要却极不稳定的联盟。一位名为伯尔纳（Bernard）的修士在870年去耶路撒冷朝圣时写下了亲眼见到的景象：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俘虏被驱赶着在塔兰托登上桨帆船，运往非洲为奴。30年后，撒拉逊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西西里，这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战略地位——毁灭了雷焦（Reggio）。他们的威胁非常严重，以致拜占庭答应每年向他们支付保护费。虽然保护费在953年被废止，撒拉逊人的攻击却日渐严重。10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里，几乎每年都有一次大规模的入侵。
然后我们来看西方帝国。888年胖子查理（Charles the Fat）去世后，查理曼家系的断绝让局势有所倒退，南意大利获得了喘息之机。但是奥托大帝（Otto the Great）在951年出现后，爆发了比以往更加剧烈的冲突。奥托投入巨大精力，想将意大利从希腊人和撒拉逊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在近20年的时间里，规模巨大却没有结果的战争摧残了这片土地。和平似乎要在970年降临，当时奥托的儿子（后来的奥托二世）迎娶希腊公主塞奥法诺，这门婚事按理说应该能巩固两大帝国的友好关系，结果只是为年轻的奥托二世提供了一个机会而已，他在即位的时候正式要求拜占庭将它在意大利的所有领土作为妻子的嫁妆“返还”给他。他的要求自然被拒绝了，战事再起。此后奥托在981年前往普利亚，他此时的怒火主要针对撒拉逊人而发。瓦西里皇帝在君士坦丁堡看到了机会，他认为奥托在这两个恶魔中是更为长期的威胁。他迅速向撒拉逊人的首领送信，匆忙与他们建立了临时的联盟。奥托开始获得了一些成功，然后在靠近卡拉布里亚的斯蒂洛（Stilo）被完全打败了，在一次可耻的战斗中通过化装才免于被俘。他没能从耻辱中恢复过来，并在次年逝于罗马，时年28岁。④继承他皇位的是一个3岁的孩童，从此以后，西方帝国已造成不了什么麻烦，但是拜占庭对它的警惕在很久之后都没有放松。
当地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在卡拉布里亚和“靴后跟”处，因为伦巴第人向当地的渗透相当少，所以政府能施加直接的管理。另一方面，有大量希腊修士在这里避难，这些修士之所以逃到这里，是为了躲避8世纪时圣像破坏者在君士坦丁堡的过激行为和10世纪西西里撒拉逊人的劫掠活动。结果在政治、宗教和文化上到处都能见到希腊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在卡拉布里亚，它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一直是主要的希腊学术中心之一。但是普利亚的情况更加微妙，这里的人口主要为意大利－伦巴第血统，需要当地的拜占庭长官卡塔潘（Catapan）细心地对待，因此卡塔潘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自由。所以，伦巴第人的管理系统得到了极大的保留，由伦巴第人的法官和官员执行伦巴第法律，希腊人的法律仅适用于（假定的）对皇帝的谋杀或者（更有可能的）对卡塔潘的谋杀。拉丁语被承认为官方语言。在大部分地区，教堂由教皇任命的拉丁主教管理。只在一些拥有一定数量希腊人口的城市有希腊主教。
这样全面的自治措施在拜占庭帝国的其他地区是没有的。然而，普利亚的伦巴第人从来不会满足于生活在希腊人的统治之下。他们总是保持着一种强烈的民族感——时间过了500年，他们仍然没有被意大利的人口同化——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受到北边和西边国家的煽动。此外，拜占庭以税收繁重而臭名昭著，更重要的是，近些年的研究显示还有强制性的军役，军役制度一直不受欢迎。帝国无力保证普利亚城镇免遭撒拉逊人的进攻，尤其是海边的城镇。这些城镇的伦巴第人别无选择，只能自己组织防御，所以民兵组织出现了，有的城镇装备了足够的船只，因此可以在海盗登陆之前就与之交战。民兵不可避免地对拜占庭的权威构成了威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让他们解散。他们还建立了伦巴第人的自立组织。因此在10世纪末形成了一股活跃的、拥有优良装备的抵抗运动。987年，在巴里出现了一次小型的反抗活动。10年之后，另一次更严重的反抗活动出现了，政府花了3年才镇压下去。与此同时，一位重要的拜占庭官员遭到了暗杀。随后在1009年，梅卢斯揭竿而起，他和妹夫达图斯（Dattus）率领相当数量的随从迅速占据了巴里，随后在1010年占领了阿斯科利（Ascoli）和特兰尼（Trani）。但是在1011年春，新上任的卡塔潘组织所有可利用的力量包围了巴里，并且设法贿赂城中的希腊居民为他的军队打开城门。6月，巴里陷落了，梅卢斯逃往萨莱诺。他的妻子和孩子没有那么幸运，而是被俘虏，并被送到君士坦丁堡，作为人质遭到监禁。
卡西诺山修道院（Monastery of Monte Cassino）坐落在一座山丘上，俯瞰着连接那不勒斯和罗马的现代高速公路，从远处看，修道院和1000年前没太大区别。修道院的外观很有迷惑性。在1944年2月和3月的殊死战斗中，整座修道院被不间断的炮火轰炸成一堆残砖碎瓦，现存的建筑几乎都重建于战后。但是，修道院的生活从529年圣本笃到这座小山丘建房之后就没有改变过。这座巨大的本笃会母院最开始的地基建立在献给阿波罗的异教神殿的废墟上，后来成为本笃院规的诞生之地。
在南方诺曼人的历史里，卡西诺山修道院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作为意大利最大的修道院，它在整个黑暗时代一直是欧洲主要的学术中心之一。它为子孙后代保存了很多古典作家的著作，否则这些作品就有可能失传，这包括阿普列乌斯（Apuleius）和塔西佗（Tacitus）的作品。虽然修道院的教堂等建筑在881年撒拉逊人的毁灭性劫掠活动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但是它宝贵的遗产得以幸存下来。在我们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它进入了黄金时代。在接下来的200年里，修道院的权势发展到几乎按照一个独立的国家而运行的程度，它甚至反过来轻视法兰克人、希腊人、伦巴第人、诺曼人，乃至教皇。作为拉丁教阶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修道院院长两次问鼎圣彼得教堂的教皇宝座。
11世纪下半叶，有一位名为阿马图斯（Amatus）的修士住在卡西诺山修道院，他有时也被称为艾梅（Aimé）。他在1075—1080年之间创作了一部有关南方诺曼人的历史。有人认为他与普利亚的威廉不同，威廉主要关注炫耀自己的拉丁语能力，阿马图斯则用不整齐的散文形式写作。他留下了一份仔细而准确的记载，记载了他同时代的事件或他亲眼看见的事件。不幸的是，他的拉丁文原文佚失了。我们手头有一份翻译于14世纪的意大利风格的古法语文本，它以讨人喜欢的带插图的手抄本形式藏于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因为阿马图斯的作品无疑是有关该主题和该时期最可靠的史料，所以原稿的丢失对学者而言是一桩不幸的事。但是对其他人来说则意味着，他的这部没有现代英译本、用扰人又复杂的中世纪拉丁语发表的著作，现在不仅易于阅读和理解，还带着鲜活和天真，充满了无尽的魅力，读之令人欣喜。
阿马图斯讲述了另一则关于诺曼朝圣者的故事，这不禁让人将它与威廉的记载联系起来。按照阿马图斯的记载，一群数量在40人上下的诺曼人于999年乘坐阿马尔菲的船从巴勒斯坦归来，拜访了萨莱诺，他们在这里受到当地王公盖马尔四世（Guaimar Ⅳ）⑤的热情接待。他们在萨莱诺歇脚，却被撒拉逊海盗粗鲁地打断了。惊恐的当地人不敢对海盗那可怕的暴行做出任何抵抗，而诺曼人厌恶这种怯懦的态度，便拿起武器发动进攻。他们的以身作则为萨莱诺人带来了新的勇气，许多萨莱诺人也加入了诺曼人的队伍。迟来的抵抗完全打垮了撒拉逊人的防御，他们死的死，逃的逃。这样的尚武精神在南意大利相当罕见，高兴的盖马尔立刻向这些优秀的人给予丰厚的奖赏，并邀请他们留在他的宫廷里，却被他们拒绝了，因为他们长时间没有回家，所以想返回诺曼底。另外，他们准备同家乡的朋友讨论该问题，朋友中肯定会有对留在南方的主意感兴趣的人，其勇气也不落下风。因此他们启程返回，盖马尔的使者携带可以吸引北方冒险者的各种礼物与他们同行，“礼物有柠檬、扁桃、腌制的坚果、精美的衣服，还有镶嵌着黄金的铁制器具，由此，他们吸引诺曼人来到这块流着奶和蜜等等美好事物的土地上”。
1016年，梅卢斯在圣安吉洛山的时候，正是撒拉逊人大规模进攻萨莱诺的时候。阿马图斯的记载中梅卢斯与诺曼人相见的事发生在999年，但是撒拉逊人此时还未发动这样的入侵。可能他的故事大体上是真实的，只是作者在时间上有所粗心大意，而两批朝圣者实际上大概是同时到来的。如果推断正确的话，这两批朝圣者是不是同一批人呢？他们在神殿与梅卢斯相遇，看似很偶然，是否有可能是由他和盖马尔精心设计的呢？毕竟前不久盖马尔刚刚为梅卢斯提供了庇护，前者是暗中支持伦巴第分裂活动的主要人物。双方合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如最近一位历史学者所指出的，⑥也可能两个故事都是传说，最早来这里的诺曼人实际上是来自诺曼底的避难者，因为教皇本笃八世（Benedict Ⅷ）的反拜占庭策略而被驱赶到伦巴第人的土地上。我们永远不会知晓真相了。但是不管让他们来的人是王公、保护者还是教皇，不管来的人是避难者还是朝圣者，我们都能确信，已经有大批诺曼人在路上了。1017年春，第一批年轻的诺曼人踏上了征途。
①这里采用了朱维之先生的译文。——译者注
②1英里约合1.61千米。——译者注
③这个故事来自《罗马每日颂祷书》（Roman Breviary），其专用弥撒（Proper）仪式的时间是5月8日。
④奥托是唯一葬在罗马的德意志皇帝。他的墓现在位于梵蒂冈地下墓室（Grotte Vaticane），不过缺少当年的斑岩棺盖——它当初取自哈德良（Hadrian）的陵墓，现在则充当圣彼得教堂的圣洗池。
⑤于999—1027年统治萨莱诺，有时也被称为盖马尔三世（Guaimar Ⅲ）。伦巴第人的公爵和亲王的序号从未得到合适的标准化，这对粗心的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陷阱。
⑥E. Joranson ‘The Inception of the Career of the Normans in Ita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