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剧十大巅峰之作大秦帝国（一部史诗级别的历史大剧）

历史剧十大巅峰之作大秦帝国（一部史诗级别的历史大剧）《大秦帝国之崛起》 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在战国舞台上，已屹立起不容列国小视的身影。大批英才名士纷纷登上战国大舞台，各国关系不断重新洗牌。苏秦入魏游说六国结盟合纵，对秦国构成合围之势。秦国陷入空前大危机。年轻的秦国国君果断任用张仪。这是继秦孝公任用商鞅，秦国又一次君臣携手，成为流传千古又一段政治佳话。 《大秦帝国之裂变》 两千七百年前，华夏民族进入了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大争之世，谦谦上古贵族君子风的春秋时代落下帷幕，攻掠征伐、尸横遍野的战国时代隆重登场。时为西北边陲蕞尔小国的秦国饱受六国摧残挞伐，而今已在灭国边缘。秦献公身死战场，年纪轻轻的仲公子渠梁（侯勇饰）在危难时刻即位，他深藏屈辱，在六国夹攻下苟延残喘，发誓变法崛起。秦孝公渠梁广招天下贤能之士，天不亡秦，曾在魏国并不得志的商鞅（王志飞饰）辗转来到秦国，并凭借一身才学和对天下局势的清醒认识而得到秦孝公重用。商鞅在秦国掀起了影响深远且饱受争议

电视剧《大秦帝国》讲述了战国时代的秦国经变法而由弱转强，东出与六国争霸进而一统天下，以及最后走向灭亡的过程。是一部以秦国为主要视点来展现战国时代波澜壮阔的史诗。

作品注重尊重史实，只进行了适度的艺术加工，其中还融合了不少最新考古史料。为了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剧组力邀数位历史学家担任历史顾问，仔细考证剧中的人物、器物、历史事件。向观众展现秦始皇能统一中国的原因，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偏蛮小国由几代秦国人奋发图强，历经磨难才实现大国梦，本作就是想拨开历史迷雾，以电视剧的表现方式让更多的观众重新认识这段历史。

到目前为止，电视剧总共出了三部。

《大秦帝国之裂变》， 《大秦帝国之纵横》， 《大秦帝国之崛起》。

《大秦帝国之裂变》

两千七百年前，华夏民族进入了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大争之世，谦谦上古贵族君子风的春秋时代落下帷幕，攻掠征伐、尸横遍野的战国时代隆重登场。时为西北边陲蕞尔小国的秦国饱受六国摧残挞伐，而今已在灭国边缘。秦献公身死战场，年纪轻轻的仲公子渠梁（侯勇饰）在危难时刻即位，他深藏屈辱，在六国夹攻下苟延残喘，发誓变法崛起。秦孝公渠梁广招天下贤能之士，天不亡秦，曾在魏国并不得志的商鞅（王志飞饰）辗转来到秦国，并凭借一身才学和对天下局势的清醒认识而得到秦孝公重用。商鞅在秦国掀起了影响深远且饱受争议的变法，一代强秦由此崛起。

《大秦帝国之纵横》

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在战国舞台上，已屹立起不容列国小视的身影。大批英才名士纷纷登上战国大舞台，各国关系不断重新洗牌。苏秦入魏游说六国结盟合纵，对秦国构成合围之势。秦国陷入空前大危机。年轻的秦国国君果断任用张仪。这是继秦孝公任用商鞅，秦国又一次君臣携手，成为流传千古又一段政治佳话。

《大秦帝国之崛起》

秦昭王当政不久，列国展开一系列兼并战争。秦国看准时机，先与齐连横，攻略魏国大片土地。由此，战国到了秦齐赵三国并强阶段。此时秦国国内，穰侯擅权，宣太后掌政，秦昭王王权旁落。此时，局势对秦国十分有利：纵横家苏秦与燕王秘约赴齐间齐，以灭齐为目标“死间”齐国。面对国内政治困局和国外有利机遇，秦昭王毅然起用范睢，逐魏冉、废太后之权而恭养之。同时，与苏秦合谋，举兵攻破齐国。秦昭王遣将白起，相继在伊阙、郢都、华阳、长平发动四大战役，歼灭了韩魏齐楚赵百万以上兵力，使秦与列国消长发生了根本转折。自此，秦国崛起。

重读秦始皇统一全国的那段历史，更加值得我们关注和讨论的是，那个群雄崛起的年代，如何就造就了那样波澜起伏的思想革命，由此思想革命，又如何造就了那样一种群体的精神气质？

“如果中国历史和其他各国文化有唯一最重要的歧异，那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的统一全国。随着青铜时代的终止，全国立即完成政治的统一，这种政治上初期的早熟，创造了一个惊人的纪录，在此后千百年间树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传统。”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这样说

时隔2000多年后，秦帝国的崛起依旧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东方政治奇迹。美国著名汉学家顾立雅说，中国在公元之前，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几千万人民征兵抽税受理诉讼及刑事案件，已拥有20世纪超级国家的姿态。而春秋战国至秦统一之间的200多年，为中国历史上思想火山大喷发时期，士人、智者在政治、文化舞台上最为活跃。纵横捭阖的时代，西汉人刘向所辑《战国策》33卷中，出场人物多达600余人，诸侯、学者、隐士、纵横家、游士、侠客、兵家、名将，无不形象鲜活生动，饱满浓艳。原因就在于周室衰微，群雄并起，大批下层卿士视改换门庭、权力嬗代为寻常事，各国战事外交改革变法之频繁，刺激了志向高远的雄主辈出，士人们有了千载难逢的广阔舞台。

我国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曾经说过，国家本为精神的产物，每个民族在自我身份认同遭遇迷茫与惶惑的时候，追溯过去的伟大与传统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行为。在《大秦帝国之纵横》电视剧总导演丁黑看来，秦帝国崛起与形成的年代，就是中华民族充满朝气、热情和生命力的青少年时代。在今天，重温我们这个民族的青少年时代，可能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秦人的命运，其实从一开始就被历史所注定。顾颉刚在《秦与西戎》中说，由于长期与戎狄为邻，导致“秦人剽悍，《诗·秦风》多田猎战伐之事”。《汉书·地理下》也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说法。宗法、封建制淡薄，国君子弟和贵族都无寸土之封，以及野蛮的人殉长期留存，秦国的落后与野蛮，反而让其在大变局中拥有了某些先天优势。长期酷烈的战争，使秦国“较早就发展出了相当高的政治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芝加哥大学社会历史学专家赵鼎新称战国变法运动为“战争驱动型改革”，称各国变法动力为“战争驱动型理性化”，各诸侯国频繁的兼并与摧毁性战争，成为各国“变法”，瓦解世袭贵族制度、建立官僚科层化集权国家的肇因。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以“富国强兵，奖励耕战”，出于相邻地区三晋的法家政治思想与具备浓烈军国主义色彩秦国的结合，就显得顺理成章。《荀子·强国篇》也说，秦地百姓朴实剽悍又驯顺畏官，士大夫官吏终日忙于公事无暇谋私，实在是寻求富强，致力“法治”者的天赐。

法家不过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的一颗星辰。按照著名历史学家杜正胜的观点，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思想争鸣时代的兴旺，正是西周封建制度下“官学”瓦解的结果。一方面，随着人口增长，有资格享受“官学”教育的“国人”数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世袭贵族社会的瓦解却使得这种教育结构一并衰落，取而代之就是教育主张相对活跃自由的“私学”，出现了所谓“受教育权与智识的下移”。

春秋末期大变局中，传统把持各诸侯国政权的世家大族纷纷陵夷，以商鞅、张仪、公孙衍为代表的“布衣将相”在变法和日后的纵横捭阖中大显身手。许倬云曾经对有关战国时代各国主政宰相的出身略作统计，在其所列的81位宰相中，出身非世族者占到总数的58%。世家分封制解体后，俸禄制度则与取而代之的官僚行政相适应，只有禄而无封土，使得职业官僚文吏逐渐取代春秋前期的卿大夫世家贵族，成为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政治舞台上的主力。

“那时候的人，是带着朝气，凛然站在历史舞台上的。”丁黑说。而孙皓晖则制造了一个词汇叫“强势生存”，认为这批人“体现了中国前3000年累积和爆发的精神力量……变法的难度和曲折、法家的牺牲精神、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人物以及他们的命运。这种强势生存精神就是《大秦帝国》最重要的灵魂”。

各国为了在形势瞬息万变的“争霸”中抢得先机，无不争相延揽他国客卿。与世袭贵族政治气息浓厚的六国不同，秦国世袭公族的势力非常之弱，在春秋经传中，秦国九世以上世袭贵族世家不过两家，五代以及三至四代世袭贵族居然为零，远逊于周室，以及齐、楚、晋等东方诸侯国，长期的人殉制度也从某种程度上打击了世家大族通过嬗代继承政治权力的方式，从而使得秦国变法遇到的阻力较小，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一旦建立，几乎无可挑战、秦国之所以最终力压群雄，一统天下，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布衣之士，他们能够在秦、这个阻力最小的空间里最大限度发挥其才智与勇气。秦帝国霸业的奠基者秦孝公在公元前361年登基伊始，即发布“求贤令”，提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自此，各国客卿就源源不断涌入秦境，出自三晋或与三晋之学有渊源者众多。除了大秦帝国制度的“总设计师”、孝公初年入秦的商鞅，其他秦代“四世而霸胜”前来助力的主要客卿中，韩非是韩国贵族，尉缭来自魏国。黄留珠在《秦客卿制度简论》中做过统计：在秦惠文王、秦悼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王嬴政六位国君统治期间，“先后担任秦国相国要职的共有22人，其中18人是受人推荐的客卿，张仪、公孙衍、范雎、李斯……秦国遂成为战国时代外籍布衣将相最为密集的国家，其中出身低微者众多”。商鞅为“卫之庶公子”，范雎“家贫，无以自资”，姚贾更是出身低贱的“世监门子”。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战国七雄争夺天下，争相任用四方游士，然而在相国这个手握实权的高位上，六国都只授予诸侯宗族与本国人，只有秦国例外，且用人不疑。洪迈由此得出结论——秦国“之所以并天下者，诸人之力也”。

今天的我们，重读那段历史，对秦朝长久的制度利弊所造成的影响的思考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思想革命与精神气质，其实才应是我们讨论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