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秦国变法的有利条件（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前）

商鞅在秦国变法的有利条件（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前）秦国在厉公、躁公、简公、出子的时候，接连几世不安宁，国家内有忧患，没有空暇顾及国外的事，结果晋国攻夺了我们先王河西的土地，诸侯也都看不起秦国，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史记·秦本纪》也说，在秦国之外，黄河和殽山以东有六个强国，虽然秦孝公与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侯、韩哀侯、赵成侯并立，但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不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盟会，诸侯们像对待戎狄一样对待秦国。第二，秦国内忧外患严重，在华夏体系中没有地位。在这道求贤令中，秦孝公向国人和天下阐明了秦国当时面临的内外形势。第一，秦国历史辉煌不再。从前，秦国缪公（即秦穆公，后文同）在岐山、雍邑之间，实行德政、振兴武力，在东边平定了晋国的内乱，疆土达到黄河边上；在西边称霸于戎狄，拓展疆土达千里。天子赐予霸主称号，诸侯各国都来祝贺。给后世开创了基业，盛大辉煌。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发布求贤令。魏国的卫鞅看到后，就拿着这个求贤令来到秦国，以求施展自己的才华，由此展开了春秋战国时期最为宏阔的政治经济改革。

一、秦孝公的求贤令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他痛感秦国局势之危机重重，人才缺乏，于是广施恩德，救济孤寡，招募战士，明确了论功行赏的法令，颁发了继位后的第一道诏书，这就是有名的秦孝公《求贤令》：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

在这道求贤令中，秦孝公向国人和天下阐明了秦国当时面临的内外形势。

第一，秦国历史辉煌不再。

从前，秦国缪公（即秦穆公，后文同）在岐山、雍邑之间，实行德政、振兴武力，在东边平定了晋国的内乱，疆土达到黄河边上；在西边称霸于戎狄，拓展疆土达千里。天子赐予霸主称号，诸侯各国都来祝贺。给后世开创了基业，盛大辉煌。

第二，秦国内忧外患严重，在华夏体系中没有地位。

秦国在厉公、躁公、简公、出子的时候，接连几世不安宁，国家内有忧患，没有空暇顾及国外的事，结果晋国攻夺了我们先王河西的土地，诸侯也都看不起秦国，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史记·秦本纪》也说，在秦国之外，黄河和殽山以东有六个强国，虽然秦孝公与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侯、韩哀侯、赵成侯并立，但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不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盟会，诸侯们像对待戎狄一样对待秦国。

第三，实现秦国复兴，重振缪公时的大业。

秦献公继位，开始重振秦国，安定边境，迁都栎阳，并且想要东征，收复缪公时的原有疆土，重修缪公时的政令。小有成就，但壮志未酬身先死。我缅怀先君的遗志，心中常常感到悲痛。父辈未竟事业，我辈必须继续实现。

因此向天下发出求贤令。

宾客和群臣中有谁能献出高明的计策，使秦国强盛起来，秦王将让他做高官，把一半国土分封给他。

二、卫鞅其人

当时的商鞅还姓卫，他是卫国国君姬妾生的公子，名鞅，公孙氏，他的祖先本来姓姬。因家道中落，卫鞅很早就流入民间，后来在魏国定居。在魏国期间，卫鞅接触到了当时影响很大的李悝的思想，又曾师从尸子，《汉书·艺文志》记载，尸子“名佼，鲁人，秦相商君之师”。尸子属于杂家，其思想融合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的内容。但卫鞅年轻时就喜欢刑名法术之学，其学习的主要内容还是以法家为主。在魏国时，卫鞅侍奉魏国国相公叔痤，做了他的门客，为中庶子。公叔痤知道他贤能，还没来得及向魏王推荐。正赶上公叔痤得了病，魏惠王亲自去看望他，说：“你倘有不测，国家将怎么办呢？”公叔痤回答说：“我的中庶子卫鞅，虽然年轻，却有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国政全部交给他，由他去治理。”魏惠王听后默默无言。当魏惠王将要离开时，公叔痤屏退左右随侍人员，说：“大王假如不任用卫鞅，就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走出国境。”魏王应允后就离去了。公叔痤召来卫鞅，道歉说：“刚才大王询问能够出任国相的人，我推荐了你。看大王的神情不会同意我的建议。我当先忠于君，后考虑自己的立场，因而劝大王假如不任用卫鞅，就该杀掉你。大王答应了我的请求。你赶快离开吧，不快走马上就要被擒。”卫鞅说：“大王既然不能听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能听您的话来杀我呢？”终于没有离开魏国。惠王离开后，对随侍人员说：“公叔痤的病很严重，真叫人伤心啊，他想要我把国政全部交给卫鞅掌管，难道不是糊涂了吗？”

公叔痤死后不久，卫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在全国寻访有才能的人，要重整秦穆公时代的霸业，向东收复失地，他就怀揣着李悝的三卷《法经》，离开了那个让他失望的国家，踏上了入秦的道路。

三、改革大时代

战国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大变。春秋初还有160国...

这种变化的主要特点有：周天子的统治力已经完全丧失，从春秋初期华夏体系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变为一个普通国家，完全失去了昔日的权威和影响力；华夏体系各国有世袭贵族，受到上面君主权力的压制和下面大夫权力的侵蚀，以及士大夫阶层崛起而日益衰退；为了适应急剧变化的环境，魏、楚、齐、赵等国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法改革。变法改革成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大潮。这一环境对后来商鞅入秦治理提供了大方向，个中事件也为商鞅变法提供了借鉴。

赵盾修法。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在夷地阅兵，撤销了上下两军。晋国大夫阳处父从温地回来，改在董地阅兵，并更换了中军主将。阳子原是赵衰的下属，所以偏向赵氏，而且认为赵盾有才能。他说，“使能，国之利也”，主张任用有才能的人，并把它作为国家利益，所以使赵盾居于上位，成为中军主将，“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赵宣子从这时开始掌握国家政权，制定典章制度，修定法律，彰明刑狱条例，追究逃亡，使用券契，清除政治上的积弊，恢复被破坏了的等级，重建已经废弃了的官职，举拔被埋没的人才。政令法规完成以后，交给太傅阳子和太师贾佗，要他们在晋国推行，作为基本制度。这也是春秋时期最早的制定法典并按法典行事的历史记载。

叔向用刑杀邢侯。公元前528年，晋国的邢侯和雍子争夺鄐地的土田，调解很久都没有结果。原来的法官士景伯逃去了楚国，叔鱼代理他的法官职务。韩宣子命令他审理旧案。罪过在雍子一方，但雍子把他的女儿嫁给了叔鱼，叔鱼便判定邢侯有罪。邢侯发怒，在朝廷上杀了叔鱼和雍子。韩宣子询问叔向如何定他们的罪，叔向说：“三个人罪行相同，活着的杀了然后陈尸，死了的曝尸荒野就可以了。”雍子知道自己的罪过，却用贿赂的手段换取胜诉；叔鱼呢，受贿赂而徇私枉法；邢侯则擅自杀人。他们的罪行是一样的。自己丑恶却掠取美名即为昏乱，贪婪而败坏职守即为洿秽，杀人没有畏惧即为残酷。“《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叔向建议用皋陶的刑法处理此案，后来晋国杀了邢侯。孔子向来反对法治，但对这次事件评价很高，认为叔向继承了古代遗留的正直作风。[2]

赵简子开军功平等先河。赵简子，名鞅，谥号简，史称赵简子，赵武之孙，在晋定公时执政十七年之久，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改革家，他也是后来战国时代赵国基业的开创者。公元前493年，晋国的内部斗争白热化，齐国人运送粮食给范氏，郑国的子姚、子般负责押送，范氏派家将士吉射迎接他们。赵简子决定在半路上拦截运粮车队，双方发生了激烈战斗。在战斗前，赵简子进行了战斗动员，提出了后来为李悝、商鞅等法家所承继的军功思想，说战胜敌人的，上大夫可得到县，下大夫可得到郡，士可得到十万亩土田，庶人工商可做官，奴隶可获得自由。[3]赵简子的这段话不仅启发了后来法家奖励军功的思想，而且在华夏体系中有更重要的政治意义。他带头打破了贵族世袭的落后制度，为平民百姓乃至奴隶打开了通向上层的道路。进入战国时代，华夏诸国的政治平民化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庶民、布衣、书生乃至奴隶，只要有本事立功，都可以贵为王侯，而贵族们如果没有功劳，就会降为庶人。

吴起变法。吴起是继李悝之后出现的一位法家学派代表人物。他不仅是法家学者，也是军事家、政治家，在魏国的崛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率领魏军屡次战胜秦军，为魏国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在政治上，在西河郡守任上时，将法家的思想付诸实践，进行了局部的变法。可惜的是，虽然吴起为魏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魏武侯并不信任他。吴起出走，离开魏国逃奔到了楚国。公元前384年，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在楚国进行变法，楚国面貌为之一新。吴起用法家治军之法训练出来的楚国新军，竟然能在成军短短一年中就打败了强大的魏军，一时名震诸国。但吴起时运不济，重用他的楚悼王暴病身亡后，吴起也被复辟的楚国旧贵族射杀。

申不害变法。申不害，郑国人，郑国被韩国灭后，在韩国为官，后被韩昭侯器重，委以大任。韩昭侯锐志图强，给了申不害实践法家思想的机会。公元前354年，申不害在韩国变法。他在辅政的15年中，建议和劝说韩昭侯实行法家论功行赏和有过受罚的制度。在申不害法家思想的影响下，韩国的治理取得了成效，综合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至当时没有哪个诸侯国敢侵犯韩国。申不害的法家思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使这个弱小的国家一度称雄，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也足见法家思想治国的功效。申不害认为，君主用“术”来控制大臣可以有效地巩固君主集权，稳定国家政局。但用“术”虽然在短时间内可以取得一些成就，从长远看是不利于国家统治的。以“术”治国无异于饮鸩止渴，虽可解燃眉之急，但最终一定会深受其害。与其说“术”是对法家思想的发展，不如说是对法家思想的背离和倒退。

齐威王变法。公元前348年，齐威王在齐国推行变法。他的变法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虚心纳谏，尤其是当邹忌鼓瑟求见，劝威王用贤臣、除奸佞、恤民养战之后，齐威王就决心努力经营齐国，他以邹忌为相国，整顿朝政，改革政治。齐威王所做的最大的努力就是用贤任才。在他治国时，齐国出现了一批能干的官吏，并且他在考察官吏时表现出较高的政治智慧。齐威王下令让国人批评他，凡批评合理的，一律有赏。不论朝廷大臣、地方官吏或老百姓，能当面提出君主过失的，得上赏；书面指出君主过失的，得中赏；在广众中议论君王过失的，得下赏。命令刚刚下达时，人们都来进谏，宫廷里像集市一样人来人往；几个月以后，间或有人进言；一年以后，即使有人想进言，也没有什么可进谏的了。由于广开言路，不到一年，弊除政清，齐国大治。

一次又一次的变法改革，形成了春秋战国持续数百年的变革大潮，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影响最大的政治事件，也深深地影响了商鞅的思想。

在这些变法浪潮中，以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对商鞅影响最大。

李悝变法。公元前422年，李悝在魏国变法，涉及政治、经济、法律三方面。

第一，政治上，李悝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主张选贤任能，赏罚严明。由于废除世袭贵族制度，长期在魏国占据重要地位的特权人物被赶下政治舞台，一大批有作为的出身低贱的普通百姓子弟得以被提拔到魏国的政治、军事和管理阶层中来，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官僚制度和官吏队伍。

第二，经济上，李悝采取两项重大政策。首先是统一分配耕地给农民，鼓励农民提高生产，为农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和环境。其次是实行平籴法，就是《管子》一书所提出的准平法，或以重藏轻法。

第三，推行以法治国，制定一系列法律文件，形成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李悝是儒生，也是中国法治思想的始祖之一，是继管子之后的法治思想的卓越的实践者，他的法治思想经吴起从魏传到楚，经商鞅从魏传到秦，秦灭后又传承到汉，他是中国历史上法治思想的主要推动者。他从华夏体系的思想中汲取了法家的思想，并把这些成果运用到魏国的治理中。在改革中，李悝派人广泛收集战国时已经存在的法律典章，汇集各国法典，结合魏国的实际情况，形成《法经》，并通过魏文侯予以颁布，使其成为魏国的法律。这也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典。

李悝所编的《法经》包括《盗法》《贼法》《网囚法》《捕法》《杂律》《具律》。《晋书·刑法志》称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盗是指侵犯财产的犯罪活动，大盗则戍为守卒，重者要处死。治盗为法治之首，与战国初期的具体情况分不开，当时的战争使得各国发展生产和经济的努力遭到了很大破坏，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粮食成为当时最匮乏的战略物资，以至楚国国君楚声王竟为“盗”所杀。窥宫者和拾遗者要受膑、刖之刑，表明即使仅有侵占他人财物的动机，也构成犯罪行为。贼是指对人身的侵犯，贼律是对有关杀人、伤人罪的处治条文；其中规定，杀一人者死，并籍没其家和妻家：杀二人者，还要籍没其母家。《网法》《捕法》两篇是有关劾捕盗贼的律文。杂律内容包罗尤广，包括以下几类：（1）淫禁。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2）狡禁。有关盗窃符玺及议论国家法令的罪行。（3）城禁。禁止民众越城的规定。（4）嬉禁。关于赌博的禁令。（5）徒禁。禁止民众群聚的禁令。（6）金禁。有关官吏贪污受贿的禁令，如规定丞相受贿，其左右要伏诛，犀首以下受贿者要处死。《网法》，即《囚法》，是为了囚捕盗贼而设的；《捕法》是有关“捕亡”的，即追捕逃亡的法律；《具律》是《法经》的总则和序例。国君、贵族和官员在实行政事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国家的法律。由于魏文侯带头遵守，李悝主持制定的这套法律得到了很好的实施[4]。

李悝在魏文侯时期任相主持全国大政10年，他的著作有32篇，其变法措施当不止以上三项，可惜书已亡佚，无由得知其详。他在魏国的改革应当是全面的，魏国在战国前期成为最强的国家之一，这与他在魏文侯支持下实施的变法改革是分不开的。后来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以及汉代的法律，都受到他的极大影响，为历代法典所宗。正如《晋书·刑法志》所说，“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

商鞅正是在当时改革变法的时代潮流的影响下，到秦国开始变法改革的。他借鉴了历史上各国的改革经验教训，把这些经验教训与秦国的国情进行结合，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前人的改革变法的道路。

[1] 陈垣：《日知录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715页。

[2] 原文参见《春秋左传·昭公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罪，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平丘之会，数其贿也，以宽卫国，晋不为暴。归鲁季孙，称其诈也，以宽鲁国，晋不为虐。邢侯之狱，言其贪也，以正刑书，晋不为颇。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杀亲益荣，犹义也夫！’”

[3] 原文参见《春秋左传·哀公二年》：“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斩艾百姓，欲擅晋国而灭其君。寡君恃郑而保焉。今郑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顺天明，从君命，经德义，除诟耻，在此行也。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入臣，隶圉免。志父无罪，君实图之。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素车朴马，无入于兆，下卿之罚也。”

[4] 史仲文、胡晓林主编：《春秋战国政治史》，《中国全史》第11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144—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