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在张家口（李大钊在张家口）

李大钊在张家口（李大钊在张家口）在京汉铁路二七惨案工运暂时退潮的日子里，张家口反动当局戒备森严，工会被查封和解散，党组织转入地下。大钊同志当时在武汉讲学。他因即与白坚武断绝关系，并说：“我们早就认定了吴佩孚和其它军阀一样，……并不相信什么‘保护劳工’政策。”何孟雄根据大钊同志“针锋相对，隐蔽斗争”的指示，组织了兄弟会、互助会，开办了夜校，开展了读报活动，并保存了一批工会组织。还在工人中开展了“一月一工”(每人每月拿出一天的工资)的募捐活动。车务工会在低潮时还发展了两千名会员。同年10月，在北方区委和大钊同志直接指导下，发动了震动全国的京绥铁路车务工人总同盟罢工。迫使当局答应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等11项要求。这是张家口铁路工人党小组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斗争，党组织经受了斗争的锻炼，并新发展了4名党员。翌年初，车务工人率先成立了党支部。1922年初，何孟雄先后在京绥路张家口、康庄等地，发展了车务工人李泽、周振声入党

张家口文史：李大钊在张家口，他是怎样生活和活动的呢？看当年真实情况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大革命时期北方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者和实际组织者。1925年他频频来到塞外山城张家口，指导革命活动。

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同志认为，张家口是除广东以外当时西北(系泛指与“东北”相对而言的广大地区)革命的枢纽和关键，计划从京绥路、张家口打通苏联、蒙古的联系，争取国际合作与帮助，以推动革命的进程。

大钊同志高瞻远瞩，从张家口在西北的政治、地理位置出发，以张家口为中心，以京绥路工人为骨干，以发动工人罢工斗争为基础，抓派遣干部和建立组织，开创了工人运动的新局面；他从当时形势和全局出发，看清发展趋势，抓住有利时机，通过国民军创建部队政治工作，请求苏联派顾问团和进行军事援助，探索党抓武装的问题，促使冯玉祥进一步倾向革命；他从西北革命的要求出发，领导成立长城以北第一个地区性党的领导机构——中共张家口地委，同时建立国民党察哈尔特别区党部，公开挂国民党牌子，做国民党工作，掩护地委党的工作秘密展开，使张家口成为热、察、绥三特区建党管党的核心堡垒；他重视民族工作和蒙汉团结，抓农牧民的解放，推动了大境门外察哈尔农民运动的兴起，并促使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国民运动的结合，以国民党名义亲自主持召开西北农工兵代表大会，促进了各地国民党党部的发展和工农兵新形式联盟的形成；从革命根本利益出发，他在京、津两地革命处于白色恐怖时，及时把干部派到张家口保护，并促成西北军干部学校的开办，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由于李大钊同志的积极努力，使张家口在大革命时期一度成为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其丰功伟绩，将与天地共存、日月同辉。

在马列与工运结合的基础上建党

张家口旧称张垣，二十年代为察尔哈特区的首府。它邻近京、津，又地处冀、晋两省和内蒙地区的结合部，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1909年京张段铁路通车后，张家口更成为通往苏联和蒙古的要衢。帝国主义在中国推行其经济侵略，首先把铁路大动脉作为它实现侵略的插足点，张家口作为五大铁路干线之一京绥路的中心，产业工人的队伍逐渐形成和壮大。除了原来的皮毛、制革、鞍毡及其它小型手工业、加工业外，这里又出现了机械、电力等现代工业，美、日、苏俄在这里设立了领事馆，并有7国相继开设了44家洋行，张家口从此成为华北的第二大商埠。

1920年起，李大钊同志便通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派遣何孟雄、高君宇、王仲一先后到京绥路及南口、张家口等地调查、访问，结识工人，选择开展工人运动的点，准备筹组工人组织。1921年12月20至26日，何孟雄再次考察京绥路工人运动，自张家口返回南口时，在“精业研究所”发表讲演，向工人们宣讲“胜利之母在联合”的道理。就从这次访问开始，以大钊同志为首的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派何孟雄等为驻京绥铁路工运特派员。1922年初，何孟雄与王仲一在张家口、康庄、南口宣传组织工人深入“锅伙”(工人食宿单位)，开展工作。与此同时，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同志先后派出了邓中夏、张昆弟、范鸿劼、张国焘、罗章龙等到张家口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工人运动、开辟党的工作。1922年6月间，大钊同志利用直系军阀吴佩孚收买人心、标榜“保护劳工”，实欲通过控制“交通系”(注：当时把持铁路的反动政治集团)进而控制铁路领导权之机，在得到曾经是同窗的白坚武的支持下，建议内阁交通总长高恩洪向京汉、京绥、京奉、津浦等六条铁路各派一名由我党提名的“密查员”的意见被采纳。中共党员何孟雄被大钊同志提名并以京绥路密查员的公开身份开展工作。行前，大钊同志找何孟雄等一一谈话，交代任务，指导工作方略，解决思想问题。大钊要求半年内扎下根基，同时提醒他们要提高警惕，对吴佩孚不要存有幻想。做到：第一，不要“赔本”；第二，把革命种子撒布在铁路工人中并开花结果。

同时，大钊还注重知识者同工农大众的结合，通过假期派遣党、团员回家乡开展工作。张家口地区第一个中共党员王仲一，以“学生”身份，以“探亲”为名，活动于张家口、宣化、大同一线。大钊同志告诫大学生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青年认清这个道理。”学生们以李大钊同志为榜样，深入到铁路工人中去开展活动。孟雄说话腼腆，人称“小闺女”，仲一粗犷质直，好打抱不平，人称“王提辖”，孟雄和我党最早的女党员缪伯英(孟妻)来到张家口后，深入“锅伙”，宣传组织工会，并在工人用土坯盖起的“八间房”(宝善街南头)内成立了铁路工人俱乐部。白天他们和工人谈天，组织学习阶级斗争知识和文化、技术并演戏、读报，晚上就在那儿休息。工人们亲切地称它是自己的“会馆”。这时，相继组织起了机务工人“精业研究所”、大厂工人“工业研究所”和“车务工人同人会”等雏形工会组织。不久地方上的电灯、电话、造币和人力车工人也陆续成立了工会组织。

1922年初，何孟雄先后在京绥路张家口、康庄等地，发展了车务工人李泽、周振声入党。同年五六月间，发展了包括大同铁路工人在内的共六名党员，在张家口桥东平安里铁路工人宿舍区邢老头屋内召开了第一次党小组会议，创建了中共党小组。

在京汉铁路二七惨案工运暂时退潮的日子里，张家口反动当局戒备森严，工会被查封和解散，党组织转入地下。大钊同志当时在武汉讲学。他因即与白坚武断绝关系，并说：“我们早就认定了吴佩孚和其它军阀一样，……并不相信什么‘保护劳工’政策。”何孟雄根据大钊同志“针锋相对，隐蔽斗争”的指示，组织了兄弟会、互助会，开办了夜校，开展了读报活动，并保存了一批工会组织。还在工人中开展了“一月一工”(每人每月拿出一天的工资)的募捐活动。车务工会在低潮时还发展了两千名会员。同年10月，在北方区委和大钊同志直接指导下，发动了震动全国的京绥铁路车务工人总同盟罢工。迫使当局答应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等11项要求。这是张家口铁路工人党小组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斗争，党组织经受了斗争的锻炼，并新发展了4名党员。翌年初，车务工人率先成立了党支部。

大钊同志平时生活俭朴，粗茶淡饭，有时一张大饼一根葱就算得一顿饭。可是，每逢罢工斗争胜利，他却要把大家召到他北京石驸马后闸的家中，一面总结罢工的经验教训，一面亲自和大家一块儿包饺子改善生活，还弹琴、唱歌、讲故事、说笑话，共庆胜利。这时，是大钊同志最欢愉的时刻。

1924年末，邓中夏在《我们的力量》一文中写道：“京绥路全路概行组织起来了，共有七千余人，微有欠缺的就是机务、车务、大厂三部分尚未统一。”1925年张家口工农革命运动趋向高潮，在大钊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下，5月初，京绥全路西直门、南口、康庄、张家口、大同，平地泉(集宁)、归绥(呼和浩特)和包头等八大工会200多名代表在张家口车站附近铁路扶轮小学开会，正式成立了京绥铁路总工会，何孟雄、王仲一先后担任京绥铁路工运特派员、总工会秘书。

6月初，张家口工人俱乐部随之在“八间房”成立。它是地方各业工会的联合体，是张家口总工会的前身。自此，这里成为我党的宣传阵地和联系广大工人的活动场所。

这段时间里，铁路工人以“誓死要支”和“要小米，饱肚子”为口号开展了两次索薪斗争；电灯工人开展了“反日增资”斗争，造币工人开展了复工斗争，工人的斗争风起云涌。鉴于处于战时管制时期，工会策略地采取了“怠工”的形式，即不是停工，只是口头要挟。如电灯业，因工人怠工而导致发电不足，照明时只有微弱的灯光。其后，工人通过与资本家谈判，使生活获得一定的改善。

至1925年初，铁路机务、大厂、车务都成立了党支部，地方工人、学生和店员中的党员也有发展。这时，中共北方区委和大钊同志决定成立张家口特别支部，由北方区直接领导，王仲一担任特支书记。从而为即将到来的工农革命高潮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帮助冯玉祥进一步倾向革命

大钊同志是1924年国共合作的主要促成者之一。在主持北方区委工作期间，还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领导建立政治委员会，使国民党在整个北方由于我党的工作而获得了新生。

同年10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在国共合作和全国工农革命高涨的形势下，北洋军阀内部分化，冯玉祥率部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囚曹(曹锟)驱吴(吴佩孚)，把宣统皇帝赶出了紫禁城，并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冯玉祥就任国民军总司令。他本人倾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拥护广东革命政府，但又幻想利用段祺瑞临时执政，实现“迎孙(中山)北上”，以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结果，遭到段、张(作霖)排挤，他表示再不涉足政局。只是在多方挽留、敦促和我党的帮助下，才结束了徘徊，决定受命为“西北边防督办”，并于1925年1月13日率西北军(习惯上仍称“国民军”)移驻张家口，设司令部于桥东土尔沟新村。

我党很重视这一有利形势，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同志决定把统一战线工作、国民运动和军事工作的重点放在张家口，亦即主要放在争取冯玉祥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军上。

早在这年初，大钊同志即与驻扎在郑州的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的代表同苏联驻华使馆武官格克尔谈判过请求苏联援助问题。2月底，冯玉样派秘书毛以亨专程赴京迎接李大钊偕国民党左派徐谦以及驻华武官来张，进行了一整天会谈，当天返回北京。通过会谈确定了苏联提供军援的基本内容，为以后的一系列协商和实施打下了基础。后来，经过冯玉祥派人分别与苏联驻北洋政府大使加拉罕和驻广东革命政府特别顾问鲍罗廷会谈，确定了无偿军援的项目(步枪、机枪、大炮、弹药)、路线(铁路由西伯利亚经上乌金斯克，再用汽车经库伦即乌兰巴托送往张家口与平地泉)、训练基地(张家口、丰镇、平地泉)以及派驻军事顾问团(包括各种军种和兵器专家和政工人员)等问题。同年3月21日，并经苏联政府正式公布。5月3日苏联军事顾问团到达国民军总部，各个援助项目开始实施。

大钊同志根据我党的工作重点以及在西北地区创造的有利于工作的条件，派出中共党员张赵翰(后为杨洪涛、多松年)、陈印谭(后为杜真生)、吉雅泰等分别组织察哈尔、热河、绥远三特区中共工作委员会，并以“政委会”名义要求建立相应的国民党特别区党部并安排他们成为主要负责人。翌年，又派李裕智成立包头工委。他们中除杨洪涛外均为大钊等同志在蒙藏学校培养的蒙古族早期革命者。

大钊同志偕徐谦首次来张，冯玉祥即拟聘请徐、李做他的高等顾问，大钊同志婉言谢绝。他说：徐谦本来是国民党常驻冯部代表，聘为高等顾问可公开协助开展工作。他本人不做高等顾问则更有利于配合工作。冯对他的左右表示：李的这一意见是从革命事业着眼的。他很称赞李有学问和远见，敬佩共产党人胸襟广阔、不计较个人名利的献身精神。

这年10月，大钊同志再次偕徐谦、李烈钧风尘仆仆来到张家口。当时致力于国民革命的重要人物如董必武、孙科、汪精卫、于右任、钮永健、邵力子等相继来张家口和冯谈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前景。张家口地委负责人王仲一和国民运动委员会张良翰到车站迎接。冯派他的代表开上“北京政变”时缴获曹锟的最好的美国轿车，把李大钊等接到桥东土尔沟图书馆，即“爱吾庐”，下榻贵宾室。此间，李大钊与徐谦、李烈钧同冯玉样进一步探讨以革命的三民主义来救中国。大钊同志还促成冯部参谋长刘骥率团访苏。接着，并根据冯一再表示的意愿，请加拉罕大使作出安排，由徐谦陪冯在1926年3月22日至8月17日实现了对蒙、苏的访问。

冯玉祥是我国现代革命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也是同我党长期合作的朋友。”(邓小平语)他在大革命的前期和中期曾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尽管他后来在蒋介石大肆反共时有过错误，误入歧途。周恩来同志讲：“这已成为他历史上的一个污点”但最终还是“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为民主的军人。”冯玉祥真正的思想转折点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除了身受蒋介石排斥异己的毒辣手段的教训外，大钊同志肝胆相照、循循善诱，不能不是造成冯思想转折的坚实基础。徐谦陪同冯玉祥出访苏联途中，介绍冯率全军加入国民党。访苏归来，他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重振国民军，又在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希贤(邓小平)等的帮助下，举行了著名的“五原誓师”，并聘请苏联红军将领乌斯曼诺夫为政治、军事总顾问。在准备出发的关键时刻，李大钊同志派人送来了密函，提出“进军西北。策应北伐”的战略性建议，据此，冯又把“固甘援陕，联晋图豫”作为国民军军事行动的基本方针。行军途中，得悉李大钊等共产党人遭到张作霖搜捕，国民军即拍电报提出警告，在部队开到陕西潼关时，得悉李被残害的消息。冯即召开追悼大会，令全军戴孝。他自己作了名为《丘八》的诗，镌刻在石碑上并竖立于潼关港口附近，以凭吊李大钊同志遇难。诗中写道：“……二十位同志之死兮，为世界工农；革命者的肉体虽可死兮，其精神永留被压迫者心中；后死者之责任兮，起来向贼猛攻；继续死者之意愿而奋斗兮，达到革命成功。”部队在政治工作的鼓舞与沿途群众的支援下，直至解围西安，与北伐军会师郑州。

1925年至1926年8月，国民军因英、日帝国主义支持的直奉军阀联合进攻而被迫西撤，这期间是塞外山城张家口工农革命运动处于兴盛时期。当时的张家口，有两条醒目的大标语：一是“劳动救国”，一是“劳工神圣”。当时，这在全国其它城市是不多见的。甚至，1926年在宣化召开的“五四”纪念大会上，同情革命的国民军三旅旅长刘庭森在讲话中也说：“宣化者，乃宣传‘赤化’之地也。”一时在张、宣两地传为美谈。当时的革命声势由此可见一斑。

促进国民军对于革命运动的新作用

李大钊同志做争取国民军的工作，是从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人手，大力培养多方面的军事人才，以扩大国民军对革命运动的影响。他以派遣人员、设立机构、建立制度等有效措施开创了部队政治工作，并拟定了政治工作计划：把俱乐部作为政治工作的基地，还建立了政治经济研究小组。期间。李大钊亲自担任冯玉祥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只是因为他在北京工作脱不开身而未能到职，后来派刘伯坚同志代理。在工作中刘一直受北方区委李大钊同志直接领导并向李请示并汇报工作(由于当时的环境条件，主要通过《中山日报》用显影药水书写传递)。

自国民军移驻张垣，李大钊即派中共党员宣侠父、陶梁(陶新畲)以国民党员身份到国民军工作。冯玉祥表示欢迎，直接安排并给以“宣传员”名义，负责主持他的“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很快充实了孙中山著作、三民主义小册子和一部分马列著作。在军人俱乐部还开办了讲座，分30讲，计有：“帝国主义、中国与苏联”、“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军阀统治”等等。后来联军总部的中央俱乐部到各师建立了俱乐部，并创办了宣传员学校。学校几乎全由共产党员主持，挑选优秀学员任骨干宣传员，前后培养出36名，他们成为了全军政治宣传工作的中坚力量。

冯玉祥要求苏联顾问团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每周为他授课。首席顾问任江讲“苏联红军的组织训练与革命战争”，林顾问讲“苏共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宣侠父、陶梁同受训军官一起学习与生活，并组织开展“是什么主义促进苏联顾问以忘我的精神帮助训练”的讨论。宣、陶从此结识了孙良诚、吉鸿昌、梁冠英、孙连仲等军官。“五原誓师”时宣、陶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并分别担任了孙良城、孙连仲两个总指挥部的政治部主任。在大钊同志的倡议和组织下，我党先后由中央、北方区委及粤区党委等派遣二百余名中共党员到冯玉祥国民军工作，成为高级政工人员和参谋人员。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如刘志丹担任马鸿逵部政治部主任、方仲如担任石友三部政治部主任，魏野畴(曹力如)担任杨虎城部政治部主任，李世乐担任韩复榘部政治部主任，芦少亭担任方振武部政治部主任，贾从周担任刘郁芳部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担任中山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教育长，还有安子文、曾晓渊、贾午(贾丽南)、李联珍等，分别担任了军、师级的其它部门负责人。

政治工作在反对军阀混战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发挥了巨大作用。五卅运动惨案中上海工人被枪杀，在国民军的部队里，宣传员都召开了座谈会，并向士兵和军官讲述了国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当起什么样的作用。他们还自编自演话剧《上海的悲剧》，以激发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冯玉祥本人在五卅后多次发表讲话并致电慰勉上海学生。第二年，北京举行三一八游行，反对段祺瑞政府在大沽口事件中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淫威。大钊同志和区委其他同志同北京十万多群众一起参加，遭到当局血腥镇压，大钊同志本人轻伤脱险。惨案发生后，国民军代表参加了青年团张家口地委召开的各界代表追悼大会。会上展出了惨案现场和烈士被残害的照片，北京示威游行亲历者又作了现身讲述。与会者纷纷落泪，义愤填膺。冯玉祥决定在北京圆明园旧址和张家口东山坡他的督办公署内，分别修建了三一八烈士纪念碑。

中央北京十月全会高度评价国民军，指出：“他们为民众运动所推引参加反帝国主义斗争运动，产生了军队力量对于革命运动的新作用。”

上海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张家口工人组织了“泸案后援会”，并于6月10日召开了全市各界工人、学生、店员、市民和郊区农民共一万多人集会声援，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当时，在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在中共北方区委发动下，全国各地特别是京、津许多参加反帝运动的大中学生向往张家口，纷纷投奔冯玉祥的国民军。大钊同志经北方区委研究同意，与徐谦共同向冯玉祥建议收容这批学生并成立西北军干部学校。冯与属僚商量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委任张之江为军校参谋长，陈琢如为校长，徐谦为政治部部长。几天内将投奔张家口的700名学生(未经考试)分编五个中队，抽调学兵团的优秀营长担任中队长，实施军事训练。规定学习军事学科、术科课程，二年毕业，分配各部队服务。此外，分别在张垣模范村设军官教导团，进行高级战术和陆海空新兵器的研究；在张垣下堡设交通教导团，包括电讯；在丰镇设骑兵教导团，按苏联哥萨克骑兵教程进行训练；在平地泉（集宁）设炮兵教导团，附设机关枪班。人数各二、三十或百余名不等，学习时间每期3—4个月。并组建钢甲车教导团，根据苏联新型钢甲车蓝图，由张垣铁路工厂自制钢甲车两列（每列4—5节车厢），训练战术教程也由俄文译出。这样，就具备了一整套培养军事指挥人才的系统。

军校进步势力的发展，要求成立中共党组织与之相适应。中共党员杨正英是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由国民党中央派到冯部来的，加上张沛泽等七八人，组织了中共“党团”。在学生中，后来也发展了一批党员。为使国民军多方面学习苏联军队在革命战争中的经验，大钊同志建议选派部队骨干赴苏深造。10月间，冯玉祥派参谋长熊斌率团级军官鲁崇义等赴苏参观学习，并从学兵团中挑选了15名优秀连排长送往苏联基辅军官学校学习军事。其中田德修（后改名几何，是建国后我第一任驻苏武官）、王受恒（后更名王云涛，在延安时任抗大军事科长，曾任武汉地区防空司令）。1926年冯玉祥出访蒙、苏后，要求从军校学生中选送6名到基辅军校学习，其中有4名是中共党员。在“五原誓师”后，冯又派出以鹿钟麟为团长的参观学习团赴苏。成员有冯的亲信师长程希贤、邓哲熙、蒲化人、南汉宸、刘仲华等。军校学生张某、高某公开以中共党员身份参加，并在出访期间先后介绍发展了蒲、南、刘入党；长期在冯身边工作的王梓木、过家芳原来都是军校的中共党员，解放后都担任了政府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开办西北军干部学校确实为我党派遣党员到军部工作以及通过军校学习军事，为迎接新的革命任务培养党的军事人才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派往国民军各部的中共党员和参加国民军工作的苏联顾问所表现出的不顾疲劳和亲身示范施教的负责精神，使冯玉祥十分满意。冯本人作风朴实，也比较爱护下级官兵。他经常亲自到张家口、丰镇、平地泉三个训练基地视察，检阅受训部队，召集军官询问受训的心得和收获。他号召学习顾问、专家认真施教和忘我工作的精神，他把苏联顾问和外国牧师做对比，进一步认识到了共产党的伟大。

国民军政治、军事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当时，我党中央认为：“国民军（单指第一军）的确是中国最良好、最有纪律、最能作战的好军队。”盛赞“国民军士兵纪律之好，战斗力之强、与人民感情之洽，在全国各军之上”，并要求我们十分重视西北工作。

领导成立长城以北第一个地委

1925年下半年，在北方区委及大钊同志的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张家口出现了空前未有的良好局面：京绥铁路工人和地方各业工人先后组织起来、联合起来了，形成了我党开展工作的强大的阶级基础；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冯玉祥、国民军进一步倾向革命，造成了开展工农革命运动的有利条件；从1922年春创建中共党小组起，由铁路到地方，由工人到学生、军队甚至督办公署内均发展了党的基层组织，1925年初还建成了北方区委直接领导下的特别支部。同时，在西北“三特区”（察哈尔、热河、绥远）也分别组织起党的工作委员会。此时的张家口，已亟须成立一个建党管党的领导机构以统一领导“三特区”党的组织和工作。

1925年9月，特支书记王仲一按北方区委和大钊同志指示，筹备成立张家口地委，设地委办事处于张家口市桥东宝善街南头“八间房”。大钊同志让他的老朋友、中共党员、国民党直隶省党部负责人江浩和中央从湘区调来的肖子暲(肖三)筹办国民党党部和建立张家口地委，亲自面谈并交代任务。这年9月底至10月上旬，中国四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决定北京区委和地委分设，同时成立张家口地委。王仲一参加了扩大会议。大钊同志多次指出：“张家口地委是内蒙建党的基地”。王仲一在“八间房”接待了肖三、江浩等同志。同年10月，我党长城以北第一个地区性的领导机构——中共张家口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地委代称“章迪芳”、“张棣芳”，以此进行与上下级组织间的联络。张家口地委由肖三担任书记，王仲一，江浩任组织、宣传部长。在邻近“八间房”有一小门相通的两处大院落，随后在那里成立了国民党察哈尔特别区党部，在大钊同志的亲自安排下，“连牌子也即时挂上了”。党部由张良翰、江浩等负责，王仲一担任党部工人部长，后来任地委农委书记的乐天宇担任党部青年部长。当时地委对“三特区”工作的指导是秘密的，公开以国民党名义进行工作。地委国民运动委员会张良翰委派他的妹妹张兰田给承德县山上的热河工委送达党的文件和宣传品。绥远已设立特别支部，以归绥(呼和浩特市)大南街“玉盛”古玩店作机关，代号“绥德芝”，由杨曙晓(冷楚)与地委联系工作。

地委成立后十分注意党组织的自身建设。按照大钊同志的多次指示，以北京区委党校为榜样，参照进行课程设置。肖三在北方区委党校讲过课，现在是带领其他地委领导成员授课。11月起先后在地委机关、桥西小东关秘密举办党员训练班三期，采取“统一食宿，学完出校”的办法，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包括“新社会观”、“共产主义ABC”、“职工运动”、“党章”等必修课。此外，还在大境门外东湾子农林试验场附属学校教室举办了多期农运、青运训练班，由乐天宇、穆雨琴(女)及从广州农讲所五期学员毕业分配来的农委书记李怀才等主持并讲课。从而使绝大多数党员提高了阶级觉悟，开始树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他们在后来革命转向低潮而党组织屡遭破坏时，无论被逮捕、受酷刑或牺牲生命，仍然坚持斗争，坚持气节，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高尚品质。

这时，冯玉样在政治上对工农革命活动也给予部分方便，在经济上则发给工人积极分子钱、制服等，施予小惠。他这般讨好、笼络，是对工农力量有所认识且需要依靠的表示。当时的中央文件指出：工人阶级与国民军及其领袖的关系，应当痛改“过量的希望与幻想”，甚至看作是“工人的保护者”的错误观念。有一次肖三在讲话中谈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时，也讲了我党在国共合作中的策略，以及如何对冯玉祥开展工作。其中，肖三自己在后来认为“很不小心地”举例谈到冯玉祥给工会积极分子发20块钱，是一种收买手段，不是真心同情工人运动。这番话被在场的一个“积极分子”听到后告了密。冯部的政务所长以“反对冯督办”的罪名，以“不能保证肖先生的人身安全”为由而下了“逐客令”，肖三立即向大钊同志作了报告。

大钊同志在与冯玉祥几次会晤和在张垣实地考察后，曾经给北方区委写过一份机密报告，提出冯玉祥最后有可能完全转向革命一边。大钊同志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曾呼吁“全体人民”，应该赶快地不踌躇地建立一个“联合的民主阵线”。以大钊同志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和团区委，发出了对国民党员的公开信，号召：“更坚固的巩固我们对付压迫工人阶级与压迫中国民众的敌人的联合战线”而奋斗。至于如何坚定地执行我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大钊同志力主从全局出发，以合作为前提，排除一切误解与嫌隙，“把内部发生的误会或敌人挑拨造谣而生疑云雾障，一扫而空之。”这时，大钊同志根据肖三的报告，果断地按照当时的形势，从统一战线的要求和实现革命总目标出发，表示：“我们正在做冯玉祥的工作的时候，不要硬去碰他。”在当时，请求中央调来一个干部很不易，要站住脚和打开一个地区的局面就更困难。但是，暂时的妥协与退却是服从全局的需要，大钊同志从信任和关心爱护干部出发，决定避免摩擦，坚定地继续争取冯玉祥左倾。肖三同志调回京后，不久安排担任北方区区委书记，张家口地委工作由王仲一主持。后来，在一次李与冯会面时提起这件事，冯佯作不知，大钊同志则诚恳地说：“有些人不了解你对工人的关怀，可不要在意，我们要设法让工人了解对他们的关怀。冯听后很高兴，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人胸襟广阔，很了解他，肯从各方面帮助他，更增加了对大钊同志的钦佩之情。

李大钊同志也是我党最早抓军事工作的。他除了亲自做冯玉祥、国民军的工作外。还派中共党员张兆丰以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到国民军开展工作。国民三军驻宣化混成旅团长张兆丰、孙荩萱、旅参谋主任王一飞、军需处长郝梦九、军校教育长李林等，均系共产党员。甚至在团、队的下层官兵中，党团员也起绝对领导作用，成为由地委直接领导下的我党军事实力旅。

1925年，中央北京十月扩大会议决定：“在一些大的省会和地点，军事部认为必要时，可设军事特派员。”中央十二月会议指出：“……北方国民军中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军事部扩大党对部队政治工作的影响，尽力在合法范围内广泛开展政治工作。军事部委派各地的军事委员会和特派员要研究在国民军成立党支部的问题。”

根据大钊同志的意见，北方区委批准张家口地委军事委员会于1926年初成立。这是当时党在北方军事工作的具体发展。军委书记（即中央军事部特派员）是王一飞，委员有张兆丰等。苏联顾问团成员、炮兵专家“李海梁”（中国名，即嘉尔宾果）参加，并建立了驻宣化三旅中共“党团”、军干部学校党支部，还组织各团军委会统一归地委军委领导。地委军委还曾派党员到张北、兴和等地做军事工作，计划扩充部队。期间，大钊同志还亲自指导“内蒙古特别民军”的组建工作。此外，地委军委曾协助国民党并取得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老将领李烈钧的协同谋划，提出守南线而未被国民军当局采纳，被迫采取北、东、西三面出击保卫张家口而扫清外围的几项军事行动，以保证国民军顺利西撤。

在张家口工农革命高潮的大革命时期，正像肖三同志在1959年所作的回忆那样，他深情地说：“1925年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的张家口的工作很稳当，很灵活，一点也不教条。”

主持召开西北农工兵代表大会

1925年末至翌年春，李大钊同志在《政治生活》上连续发表了长达万言的《土地与农民》的文章，阐明了北方区委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与策略。明确指出：“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他要求仿效广州农民运动，组织“以雇农为主导的农民协会”。此文被毛泽东同志编入《农民问题丛刊》并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

大钊同志主持北方区委工作时，曾在1925年下半年，先后派何贤琛、杨洪涛等在张家口近郊、七里茶坊以及大境门外孤石村和东湾子察哈尔农林试验场进行考察，并发动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200名。三一八后，当时的地委农委书记乐天宇和附属农校担任刻印工作的地下党员冀明信、农运骨干贾荣（蒙族）等到西甸子、乌拉哈达、南地山、西湾子，进行农运调查，访问贫苦农牧民，了解王公贵族，提出了《张家口农委工作计划》。还在试验场发动农工开展“反霸增资”斗争，并把农运进行到邻近的张北、万全一些地方，会员发展到600名，掀起了察哈尔农民运动的早期波澜，同时建立起了全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根据大钊同志的建议，团地委从京绥路、张家口选调郭保安、王建功、王冠三等9人去广州农讲所学习。东湾子也开办了农运训练班。

大钊同志十分重视蒙汉民族的团结，努力做少数民族的工作。北方区成立了民族委员会，有何资琛、王仲一（懂蒙语）等参加，并通过蒙藏专门学校建了党团组织，他与赵世炎等一起，培养了吉雅泰、乌兰夫、多寿等一批党的蒙族干部。1925年10月12日，在中共和共产国际关怀指导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张家口成立。它是坚持反帝反封建纲领的代表蒙古民族劳动人民利益的革命党。国际和蒙古党（外蒙）派人参加。李大钊指派江浩、王仲一等4人为北方区委代表出席，江浩为首席代表并在会上作了讲话。吉雅泰、乌兰夫被选为入党的候补执行委员。

同年11月间，根据中央扩大会议精神，为成立“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的农工兵大同盟，”在张家口桥东宝善街南头的诚洁旅馆（今宝善街75号）召开了西北农工兵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了农工兵新形式的联盟，指出革命奋斗的目标，对团结西北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察、热、绥蒙汉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具有长远意义和极大的推动作用。

大会以京绥铁路总工会和“西北同盟会”（注：绥西农民以原始的哥老会形式建立的革命性组织）的代表为骨干，并组织铁路分工会、电灯工会、人力车工会和绥西农民武装组织等蒙、汉族农、牧民代表共200多人到会。会期预定一周，因与奉军战事紧迫而匆忙闭幕。

中共领袖李大钊亲临大会。会前他曾嘱张家口地委、王仲一做好大会的筹备工作。中共北方区委赵世炎、罗章龙、谭平山、韩麟符、陈乔年、刘伯庄以及国民党军政要员李烈钧、徐谦也参加了大会，大钊同志在会上发表讲话，赵世炎、韩麟符分别就政治工作、军事工作作了报告，与会代表分组进行了热烈讨论。

大钊同志在讲话中分析了当时全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形势，介绍了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政权建设的情况以及苏联人民在革命后从事和平劳动和生活提高的情况。他指出革命统一战线对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要求代表们多做些实际的群众工作，努力发展和团结一切进步势力，来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和民族压迫，废除王公扎萨克的封建特权制度。他再一次强调：蒙古族人民必须和汉族人民团结一起，才能谋求自身的彻底解放。

大会提出了西北地区各族人民革命的长远目标，听取了关于苏联工兵苏维埃情况的介绍。会议还批判了党内的右倾妥协思想，体现了党在民主革命中具有不可动摇的领导权。大会提出了“农工兵大联合!”、“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等口号，最后通过了《国民革命的任务》、《和冯玉祥合作的关系》等决议。会议决定成立察哈尔、热河、绥远、包头地区和张垣（张家口市）、归绥（呼和浩特市）国民党六大党部。

大会选举了农工兵大同盟执行委员会。李大钊担任大同盟书记。赵世炎、韩麟符任副书记。执行委员有：吉雅泰（绥远代表）、张治平（察哈尔代表）、陈印潭（热河代表，后由杜真生担任）、王仲一、李若愚、郑丕烈等20多名。大同盟下属各级领导都由中共党员担任，会后决定出版刊物《农工兵》，由中共党员多松年(多寿)任编辑，乌兰夫等曾发表文章。

西北农工兵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大同盟的成立，是张家口革命史上一桩重大的政治事件。会后，张家口发展盟员百余名。大同盟执行委员李裕智在绥西一带工作，在秘密发展党、团组织及西北青年互助社的同时，发展盟员70名。很快出现了工农革命运动的新高潮。

大同盟安排韩麟符在国民军部队继续从事统战工作，并征得北方区委同意后，策划建立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借以发展工农红军。在鲍罗廷（苏联驻广东革命政府特别顾问）的资助下，1925年冬建立起3支骑兵纵队（约3个团的兵力）命名为“内蒙古特别民军”。李大钊同志主持派选30多名党员为骨干，一纵司令乐景涛为国民党员，二、三纵司令由陈镜湖、郑丕烈担任，均为中共党员。同年底，配合国民军向奉系军阀进攻，与宋哲元部一起攻陷承德，赶跑了奉系军阀热河都统阚朝玺。民军还独立出师北征，连克赤峰、建平、朝阳、开鲁数城，屡立战功，颇得当地人民的拥护。翌年建立起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并在包头创办了内蒙古军政学校。

农工兵代表大会后的这年冬天，我党在反帝反封建总的政治任务下，号召与组织工人积极支援国民军。面对国民军反击英、美、日支持下的奉系军阀的进攻，铁路工厂生产了两列钢甲车和迫击炮身二三十座及大批弹药、并组织“参战队”随军赴天津前线。电灯工人连夜拆装电机，在国民军南口阵地安上电网。机修、造币、人力车工会还组织了工兵、情报、运输、宣传、慰问等机构，以保证前方的胜利；在后方，工人纠察队用轧制钢管和大刀武装起来，人员由200人发展到600人，他们分编小队、健全组织，建立交通、通讯联络机构、组织巡逻并协助军警维持治安，使当时的国民军大本营张家口建立起了空前良好的秩序。1926年8月，南口失守，张垣告急!为了帮助国民军在直奉联军进攻面前实现转移西撤，根据大钊同志的指示，张家口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与大同盟号召铁路和地方工人及沿途农牧民支援国民军。张家口、京绥路工会领袖34名及技术骨干共近百名（其中中共党员约40名）成立了“工人交通大队”及“民运工作委员会”（又称“工人政治工作队”）随军转战；同时得到绥西一带农牧民沿途支援，顺利到达五原。

亲切身影永远留在山城人民心中

大钊同志常说：“人生一世如闪电火花，白驹过隙，稍纵即逝，只有努力为革命献身才觉得心安理得，不致虚度一生。”他以此告诫青年，亦亲身去做。一些当年著名的青年共产党人何孟雄、肖三、宣侠父等，都是大钊同志亲自派遣到张家口来工作的，实践着他的光辉思想。他还说过：“一个个人，除去他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以外，全不重要，就是此时，亦是全体人民要紧的，他不过是附随的。”他对自己的话，身体力行。

大钊同志在主持农工兵代表大会期间，头戴鸭舌帽，身穿工人制服，一些代表要把自己的衣服换给他，他只是含笑地说：“还是你们穿吧!”当时，冯玉祥将军派人来找，发现他在工人屋里同大家睡在只铺一层干草的地上。这里，借引40年代大连出版的一本集子里对大钊同志身影的描述：“他有着漂亮而丰富的脸庞，常呈红云似的微笑，他的态度英武而庄严，温和而忠厚，望之可亲又可敬；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说话从容而有劲，他有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人尤热情勇敢，有气节有操守，真乃古语说的‘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吉雅泰在回忆大钊同志的一次谈话时说：“大钊同志还是那样简朴地穿着一件灰色粗布棉袍，浓眉浓髭，一头浓密而乌黑的头发，戴一副无边眼镜，精神奕奕地向我们报告了苏联击败外国武装干扰后，进行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引起了我们注意和兴趣，差不多一字一句都紧扣着我们的心弦，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和希望。”早年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经常聆听到大钊同志教诲的如何孟雄、王仲一、乐天宇等一些同志，则尊称他为“李老师”，在平时，他们干脆昵称他：“胡子!”

10月的一个星期天，大钊偕国民党人王法勤、丁维汾同游张家口的主要风景区——赐儿山。当他们正热汗涔涔、气喘吁吁地顺着曲折的山径攀登时，一带红墙已掩映在秋树绿叶之中。这时，就听到寺院“角门”前一片喧闹声。原来是宣侠父、陶粱等六七个青年军人正与一个外国人怒目相持。后来才知道因为他们欲通过“角门”上后楼登高一览市区风光，却受到这位法国“洋大人”的挡驾。说他住在这里是经张都统“特许”的。年轻的军官们就像受到了上海法国公园“狗与华人不得入内”告示一样的侮辱，因而硬是把门敲开了。大钊同志爱抚地望着这批热血青年军官，微笑着说：“不要和他们闹吧，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什么政治问题呢？当大家知道被视为领袖、北方革命运动的实际指挥者大钊同志等和于右任、吴稚晖，张继联袂聚集张垣，北方形势将要有某些明显的发展时，他们意识到：在大局面前，这个小小的“外交问题”自然会被搁置起来了。

大钊同志身为大学教授，每月拿出占薪金半数以上的80元作为党费，补贴党的活动经费，但自己家里却紧打细算，生活异常艰苦、拮据。张家口的共产党员也都以大钊为榜样，无论在国民党任部长还是担任实业厅技术员的，也分别把扣除了自己生活费用以后的工资和津贴全部交给党充作活动经费，叫“养党费”。他们外出工作，总是从京绥铁路坐守车、搭煤车，以尽量节省公家的每一分钱。

1927年4月，奉系军阀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相呼应，也在北京大肆搜捕共产党人。中共北方区被破坏，大钊同志在苏联使馆旧兵营28号室的办公地点被捕，在被敌人查抄走的成批文件中，有他才翻阅过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张家口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在张工作情形》。说明这里一直受到大钊同志的关注。在张家口，一夜之间电灯公司、电话局、实业学校党和工会的干部，宣化、张北做学生工作的党员以及内蒙古在张家口工作的同志20多人，均被捕押在西沙河监狱里。顺直省委（河北省委的前身）直属第三特别支部（原张垣电灯支部）负责人李朝玺（李振庭）在狱中，从地下党员刘德魁往狱中送饭时包馒头的一张北京《晨报》上发现，“李大钊首登绞刑台”的消息，如遭雷殛。报纸被暗下传看，塞外山城在呜咽。大革命时期的工人，偷偷跑到东山坡野地里开会，垂泪东望，手擎薄酒遥致祭奠，沉痛悼念自己的领袖。悲恸中他们立了誓言：继承先烈遗志，坚持斗争，永远做一个革命者!

正如大钊同志说过的：“革命种子撒播在广大的土地上，必将会开花结果。”辛勤的播种与耕耘迎来了金色的秋天，经过党与群众的共同奋斗，到来的必然是革命的春潮!（文/蒋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