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如何研究历史（是怎样被历史塑造而成的）

西方如何研究历史（是怎样被历史塑造而成的）“西方”在政治、文化领域可以被定义为所谓的“欧美世界”，其实指的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北欧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奥地利所组成的，可以代表西方观念的国家结合体。这个“欧美世界”并不包括诸如墨西哥、巴西等其他美洲国家，也不会将巴尔干国家和俄国纳入其中。当然，历史学家的笔下，巴尔干、俄国等东欧部分，也是“西方”的一部分。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日期：2019年9月

所评图书：

书名：《西方通史（第一卷）：从古代源头到20世纪》

作者：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译者：丁娜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西方”在政治、文化领域可以被定义为所谓的“欧美世界”，其实指的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北欧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奥地利所组成的，可以代表西方观念的国家结合体。这个“欧美世界”并不包括诸如墨西哥、巴西等其他美洲国家，也不会将巴尔干国家和俄国纳入其中。当然，历史学家的笔下，巴尔干、俄国等东欧部分，也是“西方”的一部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索恩”品牌近日引进出版了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洪堡大学当代史教授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所著的《西方通史》。《西方通史》共分4卷，第一卷《从古代源头到20世纪》也分成了三大本，深入讲述了从古代文明，经历近代、现代，西方这一观念的形成过程。

西方观念的形成，按照书作者的介绍，有着三条并行不悖的进程主线，而这也是《西方通史（第一卷）：从古代源头到20世纪》这本书的主线：第一，一神教与欧洲的世俗化进程。接续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遭遇了蛮族入侵，这种情况下，宗教的力量划分出欧洲的神权和世俗秩序，而这样的秩序划分在中世纪晚期以后遭遇强烈挑战，欧洲开始迎来世俗化、开明化、科学化的进程。但这并不是说宗教力量在欧洲以及近代之后的美国就被边缘化了：特定的宗教体系、宗教与世俗观念的区分，迄今仍然是“欧美世界”区别于其他大洲、国家和地区的基本特征.

第二，神权和王权的结合、分离，宗教宽容的实现。神权和王权的结合，带来了欧洲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中世纪，而这也埋下了打破蒙昧、实现启蒙、追求自由的引子。《西方通史（第一卷）：从古代源头到20世纪》全书大部分篇幅聚焦于17-19世纪发生在西欧和中欧、北美波澜壮阔的民主革命、民族革命。

第三，西方思想与实践的矛盾。正如《西方通史（第一卷）：从古代源头到20世纪》书中引言所提到的那样，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中不乏奴隶主，却能理直气壮的写下天赋人权的信条。而在欧洲，民主、法治和自由是精英自矜的最重要特征，但在几乎整个近代时期，所谓的文明国家、民主国家其实根本没有赋予民众最为基本的普选权和基于法治保护的自由。书作者认为，西方概念、西方思想的形成发展，很重要的动力就在于西方在面对非西方世界，以及西方内部的阴暗面时，所能表现出的自我批评、自我纠正、自我完善。即如19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制度性遗产社会保险制度，就出自观念上最为保守的德国政治家俾斯麦的设计，目的在于部分的缓和社会矛盾。

有意思的是，如果追溯西方的古代源头，包括最为固执的西方中心论者，也不得不承认，古希腊、古罗马这样的“西方性”古代文明（以区别于古代波斯、印度、中国等非西方古代文明）的文化、制度、艺术遗产，其实很多都来自于与西方相区别的东方。而在黑暗的中世纪，也是由阿拉伯人在“代理”保存着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制度、艺术遗产。

中世纪后期，欧洲各地陆续都出现了一些强力型的世俗统治者，其崛起意味着教宗权力的缩小。《西方通史（第一卷）：从古代源头到20世纪》这本书指出，13-15世纪，欧洲内部很清楚的将西部中欧和东部中欧分隔开来。这是个重要的分离：东部中欧，东欧，东南欧都将暴露在奥斯曼帝国以及之后崛起的俄国羽翼之下，地方自治的传统受到打压，成为大农业和封建主义的大本营；而西部中欧、西欧、西南欧和北欧具有更多共同性，他们为了打破奥斯曼帝国对于欧亚商路的垄断，将发起海洋探险活动，并最终促成地理大发现，彻底的改变了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使得地中海尤其是地中海东部沿岸走向衰落。

当然，也并不是说“西方”在中世纪后期以及近代发生的所有变化，都具有进步性。《西方通史（第一卷）：从古代源头到20世纪》提到了排犹和猎杀女巫——事实证明，这样的愚昧并非宗教信仰的直接产物，在理性精神弥散的20世纪，文明国家德国和日本都曾实施过令人发指的大规模灭绝清除。

接下来，欧洲迎来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说的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三大决战：德意志宗教改革、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促成王权与教权分离，强化世俗化的民族国家，这无疑有利于保障国家和人民安全，却无法克服专制主义的影响——能够尽可能早的压制专制主义，也不妨碍国家能力，诸如英国，就能够更好的应对剧烈的社会转型的挑战；而试图将专制主义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就难以避免权力的腐化（诸如沙皇俄国末期、大革命之前的法国，以及以宗教保守主义著称的西班牙）；反感专制，最大限度地削弱国家能力，就会迎来近代波兰那样的国家悲剧。

拿破仑战争后，维也纳会议创建了一种维护既有利益秩序的框架，包括那些专制的王国的统治秩序。而诸如沙皇俄国还据此扮演了“欧洲警察”的角色，屡屡成为欧洲各地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的镇压者，这要比俄国在其他地区的领土扩张带来了更为持久的影响，让人们特别是东欧、南欧国家的人们对于俄国的存在产生了一种天然恐惧。

《西方通史（第一卷）：从古代源头到20世纪》书中用了较多篇幅讨论近代的德意志对于选择何种统一国家模式的考量。普鲁士最终成为统一德国的基础和主导者，而德意志其他地区的政治观念和实践成果很大程度上被放弃了。1848年革命引发了旧贵族、新兴资产阶级、地主等阶层对于社会中下阶层力量的恐惧。而被统一德国所“抛弃”的奥地利，在国家霸权力量衰退后要维持主体民族不占优势的多民族帝国，也可谓举步维艰。

统一后的德国自行塑造了一种新式的经济民族主义，首相俾斯麦竭尽所能避免与英国开战或者说避免同时开罪于英国和法国。但在19世纪晚期那样一个掀起了帝国主义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瓜分狂潮的时期，甚至比利时这样一个小国都能堂而皇之的非洲运作规模惊人的殖民产业，德国人的野心越来越多的被刺激出来。过去的自由主义者改弦易辙，成为扩张侵略的拥护者，这股潮流下，俾斯麦其实越来越难以维系他的前辈梅特涅长期娴熟把控的外交政策平衡，德国与英国，以及另一个新兴崛起的工业大国美国，终将因经济民族主义走上对决的宿命。而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塑造了西方的观念，被证明无力束缚冒险者将国家和人民投入不负责任的战争进程。所以，一战的爆发，最终将促成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破裂，从而启动对西方观念的再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