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文学家，土耳其作家伊切

土耳其文学家，土耳其作家伊切徐穆实：“政变小说”是一种非常让人好奇的土耳其文学体裁。根据学者埃杰·吉汉·埃特姆（Ece Cihan Ertem）在《关于土耳其 1980年政变的政治小说》 一文中所做的研究，仅仅这一次事件就催生了大约两百部政变小说。您的小说新作《哑天鹅的时光》写到了1971-1980年，期间发生了不只一次，而是两次政变。为什么有这么多土耳其作家去描写军事管制下的生活？您的小说新作又给这一体裁带来了哪些独特的面貌？下文是笔者通过电子邮件对伊切·泰玛尔库兰所做的采访：2016年7月的军事政变失败以来，政府宣布了紧急状态，对两个有着明显差异的群体实施镇压。第一个群体是与居伦组织有来往的公民。 镇压行动的第二个目标群体是被控支持库尔德工人党的公民。该党长期开展武装斗争，力图在土耳其南部的库尔德人地区实现有限自治。无论小说还是非小说，泰玛尔库兰的作品都非常犀利，总是触及高度敏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比如《深山，跨越

伊切·泰玛尔库兰（Ece Temelkuran）

伊切·泰玛尔库兰（Ece Temelkuran）是当前土耳其文坛最大胆和最具争议性的作家之一。如今，她的三部作品将陆续与中国读者见面，其中包括刚刚上市的小说《香蕉的低语》、正在翻译中的小说《下诅咒的女人》（暂译）和她考察“土耳其特性”的专著《我的祖国：土耳其的疯狂与忧愁》。

泰玛尔库兰女士不仅是小说家，还是有名的专栏作家和调查记者，后来因为政治原因遭到开除。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到十月底，今年已有一百余位土耳其记者被捕，一百六十家媒体被政府接管或干脆关闭。整个国家正在经历巨大的动荡。

“我以小说创作出道，做记者时也没停下。2012年遭到开除，失去了专栏作家的工作后，我感到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老本行。” 泰玛尔库兰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说。

2016年7月的军事政变失败以来，政府宣布了紧急状态，对两个有着明显差异的群体实施镇压。第一个群体是与居伦组织有来往的公民。 镇压行动的第二个目标群体是被控支持库尔德工人党的公民。该党长期开展武装斗争，力图在土耳其南部的库尔德人地区实现有限自治。

无论小说还是非小说，泰玛尔库兰的作品都非常犀利，总是触及高度敏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比如《深山，跨越土耳其和亚美尼亚的分界线》（Deep Mountain Across the Turkish-Armenian Divide）一书探讨了作为冲突双方的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各自建构历史记忆的过程。《我的祖国：土耳其的疯狂与忧愁》同样在该国引发了很多争议。

将《香蕉的低语》和《下诅咒的女人》引进到中国市场的是上海读客图书。

下文是笔者通过电子邮件对伊切·泰玛尔库兰所做的采访：

徐穆实：“政变小说”是一种非常让人好奇的土耳其文学体裁。根据学者埃杰·吉汉·埃特姆（Ece Cihan Ertem）在《关于土耳其 1980年政变的政治小说》 一文中所做的研究，仅仅这一次事件就催生了大约两百部政变小说。您的小说新作《哑天鹅的时光》写到了1971-1980年，期间发生了不只一次，而是两次政变。为什么有这么多土耳其作家去描写军事管制下的生活？您的小说新作又给这一体裁带来了哪些独特的面貌？

泰玛尔库兰：考虑到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如果说有什么意见的话，那么我认为关于1980年政变的文学作品还远远不够。那段时间是今日种种混乱、动荡和极权主义的源头，其影响所及，不只是土耳其，而是整个中东。那是土耳其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对知识阶层、进步人士和世俗分子的有组织攻击由此变得难以遏止。1980年9月12日是我们在这个国家与之相连的一切高贵之物，一切善良、美好与人道的东西统统化为齑粉的日子。它不只是一个政治转折点；对社会整体而言，它也是一个道德转折点。从此以后，有权者变成了全能者，对权威的质疑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就是我的小说里为什么写到天鹅——象征着高贵——而两个小孩想方设法，要把它们从独裁者的手里解救出来。

它之所以和其他涉及1980年政变的小说不同，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我是在2013年塔克西姆盖齐公园的抗议活动之后写出这本小说的。那个夏天，当警察发射催泪瓦斯，驱散扎营的示威者时，确实有些孩子想救出安卡拉天鹅公园里的飞禽。您可以看到，这是独裁者周而复始，而孩子们一直在尽力去拯救美；一个土耳其的故事，不仅仅是又一部“政变小说”。

徐穆实：在《香蕉的低语》中，读牛津大学研究院的土耳其公民丹妮丝跟英国的一位学者聊天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请不要说我是土耳其人，”丹妮丝笑着说道，“还是简单地说我来自土耳其就行了。”她是什么意思？

泰玛尔库兰：小说里的这一幕是在讽刺“国家身份”的问题。我们知道，每种民族主义都具有其声势上的优越感，用以掩饰深层的自卑，而在我看来，这完全没有必要。我们的主人公丹妮丝只是稍微触及了这一问题。这本小说里还有叙利亚人、黎巴嫩人、英国人、巴勒斯坦人、日本人、意大利人和菲律宾人，最终您会认识到，每个人都是由星尘构成的，有些来自死星，有些来自活星。

徐穆实：《香蕉的低语》写到贝鲁特时，有不少简短但辛辣的句子。比如：“没错，就是贝鲁特……那座城市就是中东的潜意识。你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知晓中东发生了什么，可是至于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你就只能在贝鲁特那里看到。”为什么您要把小说背景放到贝鲁特？您在那儿生活过吗？对典型的土耳其读者来说，贝鲁特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泰玛尔库兰：贝鲁特不是一个地方；它更像一种“观念”。我认为它在自己的整个历史当中一直如此。贝鲁特是西方与东方相遇的观念，表明在此地一切皆有可能。这就我为什么把小说背景放在那儿，也是我去那儿生活了一年的原因所在，我第一次去那里是2006年，作为记者，报道以色列对真主党的攻击。有些事情激怒了我，我也发现自己迷上了这座城市。在战争期间，有人给我讲了香蕉的低语——香蕉成长时发出的声音——可是当时太嘈杂了，听不到，所以我得再回去。2008年终于成行。贝鲁特是个非常非常长的故事，但是，如果您想让我把它压缩成一句话，那就是：“好复杂！”

徐穆实：直到最近，只有少数土耳其当代作家在中国出版了作品。最知名的当属奥尔罕·帕慕克和埃利芙·沙法克。现在您的两本小说也要在中国翻译出版了。一直以来，中国读者通过帕慕克接受的都是对伊斯坦布尔的专注、“呼愁”和偶尔出现的卡夫卡式的情节。读者在您新的小说里又会发现怎样的主题？

泰玛尔库兰：对自己的国家，每个作家要讲的故事都不一样。我们都知道，伊斯坦布尔是个人人关注的城市，可我把最新小说的故事放到了首都安卡拉。如果你从安卡拉来讲土耳其的故事，那你就会谈起“真正的”土耳其，谈起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梦想，谈起这梦想如何失败的。

伊斯坦布尔是帝国，安卡拉是共和国。伊斯坦布尔是波希米亚式的，安卡拉是被剥夺了权利的。伊斯坦布尔是悠闲的，安卡拉则一心为建设国家而奋斗。伊斯坦布尔一直有漫长的历史相伴；伊斯坦布尔的知识界瞧不起 “没有历史” 的安卡拉。赞美天生丽质的伊斯坦布尔轻而易举，赞美安卡拉却需要对人类抱有信心，因为安卡拉代表了白手起家的人类的奋斗。

徐穆实：翻译成土耳其文的当代中国小说相对稀少，比如姜戎的《狼图腾》和苏童的《米》。不过，2012年获得诺贝尔奖后，莫言的几本小说也有了土文版，包括《红高粱家族》和《生死疲劳》。您有没有读过什么中国文学作品呢？

泰玛尔库兰：其实我刚开始看莫言的 《丰乳肥臀》，这是我头一次阅读中国小说。除了《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政治文学之外，真不好意思，我对中国作家相当无知。不过呢，我猜这不完全是我的错。中国文学好像最近一个时期才开始走向世界。

徐穆实：最近接受《二十九号冶炼厂》（Refinery29）的采访时，您说：“现在我主要用英文写文章，而只用母语写文学作品。我想，在这世界上正义如此稀有的地方，一个女人应该要做不死鸟吧。”那么是什么激励您从专栏作家和调查记者的工作转向小说创作的呢？为什么会有这种“分裂”—— 写文章用英文，写小说用土文？对诺贝尔奖得主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自成一格的非虚构写作，您怎么看？

泰玛尔库兰：我以小说创作出道，做记者时也没停下。2012年遭到开除，失去了专栏作家的工作后，我感到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老本行。满世界都不要你了，你还能怎么办？回家呗！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接受约稿，给《纽约时报》《卫报》《明镜》周刊和法国的《世界报》写东西。所以我只是在欢迎我稿子的地方发表文章。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因为我有机会用另一种语言远看祖国。

再说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俩最近通过Skype谈到了她的书—— 文版的《二手时代》。我们做的事有点儿类似：组合人声，记录时代，同时不太在意所谓的新闻报道与文学之间的划界问题。我所有的小说都以真实的故事为基础，从现实的魔力中汲取养分，因此，考虑到这一点，也许我们对新闻和文学之间的“分割线”都很蔑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