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辉金瓶梅的历史命运与现实评价,刘辉金瓶梅的历史命运与现实评价
刘辉金瓶梅的历史命运与现实评价,刘辉金瓶梅的历史命运与现实评价李日华说:《金瓶梅》还在钞本流传时,就有一个淫书的恶谥,沈德符说:「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即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1]对于这许多问题,我虽有自己的看法,但思考得还不成熟,愿意写出来,参加讨论。本文仅就《金瓶梅》是不是一部淫书,谈点个人粗浅的看法,就正于方家、读者。《金瓶梅词话》一
古典长篇小说名著《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承上启下,不可或缺。无论在题材内容、审美意识,还是艺术表现方法、形象揭示生活的深度和力度上,都为小说创作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如一座丰碑,矗立在明代文坛。
它的这一重要历史地位,已为海内外学人所公认。然而,从它问世的第一天起,就命运偃蹇,毁誉参半。四百年过去了,这座深邃的艺术宫阙的门扉虽已打开,而它的奥秘,它的真谛,仍吸引众多的学者去摸索,去探求。
古往今来,大凡一部名著,大概都具有这样的魅力吧!
《金瓶梅》全书的主旨究竟是什么?是指斥时事,影射之作,还是暴露文学,抑是十六世纪一个商人的悲剧?众说不一;它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名著,抑是缺乏美学理想,有着严重缺陷的自然主义小说?各执一端;它是指向虚伪道学的锋利匕首,抑是一部宣淫之作?分歧犹存……。
对于这许多问题,我虽有自己的看法,但思考得还不成熟,愿意写出来,参加讨论。本文仅就《金瓶梅》是不是一部淫书,谈点个人粗浅的看法,就正于方家、读者。
《金瓶梅词话》
一
《金瓶梅》还在钞本流传时,就有一个淫书的恶谥,沈德符说:「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即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1]
李日华说:
「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沈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而锋焰远逊《水浒传》。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2]
刊刻问世以后,袁照则说:
「其书鄙秽百端,不堪入目。」[3]
与此相反,最早记载《金瓶梅》抄本的袁中郎,看了之后,倍加赞赏:
「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4]
谢肇淛论述得最为全面,他说:
书凡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谀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駴意快心。
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
其不及《水浒传》者,以其猥琐淫媟,无关名理。而或以为过之者,彼犹机轴相放,而此之面目各别,聚有自来,散有自去,读者意想不到。
唯恐易尽,此尽可与褒儒俗士见哉?[5]
欣欣子的观点,与之相同,他在序中说:
其中语句新奇,脍炙人口,无非明人论,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使观者庶几可以一哂而忘忧也。
其中未免语涉俚俗,气含脂粉。余则曰:不然。〈关雎〉之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淫者;哀与怨,人之所恶也,鲜有不至于伤者。[6]
到了李渔,他把《金瓶梅词话》写定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并为之作评时,观点极为鲜明:
「读此书而以为淫者、秽者,无目者也」。[7]
不惟不秽,而且「分明秽语阅来但又见其风骚,不见其秽,可谓化腐臭为神奇矣。」[8]
继李渔之后,清康熙年间的青年批评家张竹坡,第一次写下了〈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他说:
今夫《金瓶》一书,作者亦是将〈褰裳〉〈风雨〉〈箨兮〉〈子衿〉诸诗细为摹仿耳。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儆,显言之而流俗皆知,不意世之看者,不以为惩劝之韦弦,反以为行乐之符节,所以目为淫书,不知淫者自见其淫耳。[9]
对此,清末的文龙又进一步阐述:
或谓《金瓶梅》淫书也,非也。淫者见之谓之淫,不淫者不谓之淫,但睹一群鸟兽孳尾而已。[10]
夫淫生于逸豫,不生于畏戒,是在读此书者之聪明与胡涂耳。生性淫,不观此书亦淫;性不淫,观此书可以止淫。然则书不淫,人自淫也;人不淫,书又何当淫乎?[11]
李渔、张竹坡、文龙,迄今所知,是对《金瓶梅》作出详细评论的仅存的三位批评家。
他们的批评,虽都带有主观随意性,难免失于偏颇:对《金瓶梅》中的人物、事件,有的观点截然相反,甚至互相攻讦,但是,在《金瓶梅》是不是一部淫书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却是完全一致的。
他们的观点毫不含糊,说得斩钉截铁:绝不是淫书。
清代的封建统治者,对《金瓶梅》的态度是:一方面一禁再禁;另一方面,又组织他的臣子全文翻译成满文,广为流传。
至于当代的研究者,有的认为《金瓶梅》是个性解放的产物,应予肯定;有的则认为是「淫秽恶札」,不应曲意回护。
以上,是对《金瓶梅》历史命运的简略回顾。不难看出,在《金瓶梅》是不是淫书这个问题上,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迥然相左。
问题既然如此严重,就值得我们认真去辨析了。
皋鹤堂本
二
任何一部文艺作品的创作,都不能摆脱传统文化对它的影响,尤其是同类体裁作品的影响,更为直接,《金瓶梅》亦不例外。
因此,要想辩明《金瓶梅》是不是一部淫书,首要的任务,在于作一番历史的纵向考查。
标志着中国小说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唐人传奇,找不出一篇带有像明清时那种十分露骨的性生活描写内容的作品。
谈到这个问题,人们马上会想起张鷟用第一人称写下的爱情小说《游仙窟》,里面虽然也描写了男女主角一夜之间的挑逗、调情和爱恋,杂有色情成分,但它毕竟还比较含蓄,往往以诗句代之。不像后来的大描大写。
要说《游仙窟》对《金瓶梅》的创作带来了影响,我认为是相当淡薄的。
嗣后,宋元话本里,为人们所知的,也只有一篇,即〈金虏海陵王荒淫〉,见《京本通俗小说》卷二十一。叶德辉在重刻此本卷后,附有跋。
此本不易获见故迻录如下,跋云:
此《京本通俗小说》中之二十一卷,所叙乃金亮荒淫之事,一一与《金史‧后妃列传》、海陵妃嬖诸传相合。
当时修史诸臣,或据此等记载采入,非甚之之辞也。
书中译名,多同旧本《金文》,与今武英殿本重译者小异,然殿本因注明原译,可复按也。
《京本》小说为虞山钱遵王述古堂藏书,其前《碾玉观音》《冯玉梅团圆》《拗相公》《西南(应为山)一窟鬼》等七种,已为艺风老人影写刊行,余此一卷,以秽亵弃之。
吾谓金亮起自戎索,荼毒中原,恃其武威,淫暴无复人理,所谓罪浮于桀,虐过于政广。
史臣谓其戾气感召,身由恶终,使天下后世称无道主者,以海陵为首,洵不诬也。
是书传自《金文》,译于宋人,非其独恨其为国仇,亦有族类之感,故一则曰虏中书,再则曰骚挞子。
描写金亮禽兽之行,颇觉酣畅淋漓。其稍异者,此书谓萧拱与柔妃有染,亮故杀之,史则谓妃入宫非处子,亮疑萧拱,意致之死,意史臣为萧拱讳。[12]
既然「传自《金史》,译于宋人」,当为宋人所作。对此,我是深表怀疑的。
细读全卷,文字风格很不统一,前后脉络,亦绝不贯串,显系后纂附改定而成。如卷首及卷尾,多用文言,依史传连缀成文,而中间一大段,则细写定哥、贵哥之事,篇幅占全卷之半,结构上很不匀称;
且语言俚俗,杂以切口声嗽,文笔流畅,活泼生动,盖出自民间艺人之口,即稍涉淫秽,亦不失话本之名篇。
此本之改定,又当是明清人所为,我们不妨以女待诏与贵哥的这段对白为例:
女待诏道:「该有个得活宝的喜气。」
贵哥插嘴道:「除了西洋国出的走盘珠,缅甸国出的缅铃,只有人才是活宝,若说起人时,府中且是多得紧,夫人恰是用不着的,你说恁活宝不活宝?」
待诏道:「人有几等人,物有几等物,宝有几等宝,活也有几等活,你这姐姐只好躲在夫人跟前拆白道绿、喝五吆六,那曾见稀奇的活宝来!」[13]
宋人何有「西洋国」之称谓?胡适氏在读过此本时,于此处墨笔加批:「此句十分可疑。」所批甚是。
或谓叶氏所刻,并非来自缪本,而是据《醒世恒言》本而重刊。[14]
总之,现存话本《金虏海陵王荒淫》,是否出于宋人之手,大可怀疑,即使原为宋人所作,可以肯定又必经明、清人的改写,难以据此立论它对《金瓶梅》究竟产生了多少影响。
《金史》
这样,我们的考查范围,只能限于《金瓶梅》问世之前的明代小说了。
幸好,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里,给我们开列了一长串书单,序云:
吾尝观前代骚人,如卢景晖之《剪灯新话》,元微之之《莺莺传》,赵君弼之《效颦集》,罗贯中之《水浒传》,丘琼山之《钟情丽集》,卢梅湖之《怀春雅集》,周静轩之《秉烛清谈》,其后《如意传》《于湖记》。
其间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闻之,如饫天浆而拨鲸牙,洞洞然易晓。
虽不比古之集理趣,文墨绰有可观。其他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
欣欣子写此序时,可能信手拈来,故书目的时代先后顺序,略有错乱。在他开列的这批小说名单中,不少当代论者认为:能与淫秽描写挂上钩的,惟有《如意传》《于湖记》。
这里的《如意传》,当即《如意君传》《于湖记》,当即《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记》。
《于湖记》,最早见于万历十五年(1578)谢廷谅序刻本《国色天香》,写的是人们熟知的潘必正与陈妙常故事,文笔净洁,毫无淫秽可言,说它是一部淫书,实在是冤哉枉也。
原书具在,读者可以后复按。倒是收在《国色天香》卷十的〈风流情趣〉,污秽不堪入目。
这一短篇,以男女阴阳二器作拟人化的描绘,无聊之甚,而它与《金瓶梅》是毫不相干的。
剩下的只有《如意君传》了,那么,它与《金瓶梅》是什么关系呢?
《如意君传》,国内向无刻本流传,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亦著录「未见」。因此,它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成书于何时?成了多年难解之谜。
1983 年徐朔方先生访美,复制原件带回,承以见示,获见全帙。
原件系活字刻本,前有华阳散人写于甲戌之〈如意君传序〉,后有相阳柳伯生写于庚辰之跋。
正文前题为《阃娱情传》,全文约九千余言。最早记载《如意君传》流传于世的是黄训。
黄训,字学古,歙县人。生于明弘治三年(1490),卒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嘉靖八年(1539)进士。
他写的〈读如意君传〉一文,收在现存明嘉靖壬戌刻本《读书一得》卷二。
可见小说《如意君传》在嘉靖以前已经刊刻行世,华阳散人序之甲戌,最迟应是正德九年(1514),跋之庚辰,应是正德十五年(1520)。
可以断言:《如意君传》成书刊刻在前,是它影响了《金瓶梅》的创作,情况绝不能相反。
《如意君传》
小说《如意君传》的主角是武则天和薛敖曹。从武则天入宫写起:
「武则天宫后者,荆州都督士女也。幼名媚娘。年十四,文皇闻其美丽,纳之居之后宫,拜为才人。久之,文皇不豫,高宗以太子入奉汤药。媚娘侍侧,高宗见而悦,欲私之,未得便。
会高宗起如厕,媚娘奉金盆水跪进之,高宗戏以水洒之曰:「乍忆巫山梦里魂,阳台路隔岂无闻。」
媚娘即和曰:『未漾锦帐风云会,先沐金盆雨露恩。』高宗大悦,遂相推携交会于宫内小轩僻处,极尽缱绻。」继而叙出媚娘于感业寺削发为尼。
高宗即位,随纳入宫,拜为左昭仪。高宗晚年,武氏擅权,诛杀贤良,任用酷吏,并与僧怀义、张昌宗、张易之相淫。以上显系参照史实,点缀成文。
《如意君传》着力所描写的,乃是武则天与薛敖曹之淫乱行为,篇幅占三分之二以上。
写武氏七十高龄,得一伟岸雄健之青年薛敖曹,召进宫内,通宵达日,逞欲恣淫。所言敖曹为薛举之后,于史无征,系虚构而成,显为小说家言。
现在,我们可以说:在一部小说中对性生活作露骨放肆描写的,发端于《如意君传》,而不是《金瓶梅》。然而,小说《如意君传》对《金瓶梅》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人们大概不会忘记,《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七回,曾有这样一句:「一个莺声呖呖,犹如武则天遇敖曹。」这就向我们透露出一个信息:《金瓶梅》在成书过程中,确是有意识地吸收了《如意君传》中一些淫秽描写的部分。
具体说来,《金瓶梅词话》的第十或行为相似,同一模式;或者具体描绘,一字不差;或大同小异,模仿痕迹甚浓。特别有几段文字,明显抄袭而来。
如第二十七回的「直抵牝屋之上,忽然仰身望前一送……」
一段文字,直接移来,照抄不误。类此者,在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八、六十一、七十九等回皆可找到,毋需一一列举。
不难看出,《如意君传》开其端,《金瓶梅》继后承袭,而《金瓶梅》毕竟不是《如意君传》的翻版,起码不像《如意君传》那样,充塞满纸,专意于此。
这,正是我们下一节将要集中讨论的一个问题。但是,无论怎么说,历来把《金瓶梅》视为「古今第一淫书」「淫书之首」,这个观点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新刻金瓶梅词话》
三
有比较,才有鉴别。讨论《金瓶梅》是不是一部淫书,还必须和它同时代出现的淫书相比较,才能辩明。
什么叫淫书,似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说。我认为还是以鲁迅先生的这段论述为准:
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着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惟《肉蒲团》意想颇似李渔,较为出类而已。
其尤下者则意欲媟语,而未能文,仍作小书,刊布于世,中经禁断,今多不传。[15]
鲁迅先生的话说得很明确,凡是「着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矣」,「意欲语媟,而未能文」者,皆可谓之淫书。
这类小说在明代,特别是明末清初,不仅长篇有,短篇亦存。除《如意君传》外,《痴婆子传》《绣榻野史》《肉蒲团》《灯草和尚》《昭阳趣史》《两肉缘》《素娥篇》等等皆是。
对于这些真正的淫秽之书,为了不致污染笔墨,我们不宜举其目,更不须历尽其详,仅以其中「较为出类」「颇为杰出」[16]之《肉蒲团》一种作对照比较,也就尽够了。
《肉蒲团》,四卷二十回。刘廷玑《在园杂志》云为李渔之作。
考之李渔之《无声戏》《十二楼》诸作,风格相近,故鲁迅说:「意想颇似李渔」。
《肉蒲团》开篇第一回用了一首词作为引首,其词下半阙云:
「世间真乐地,算来算去,还数房中。不比荣华境,欢始愁终。得趣朝朝燕,酣眠处,怕响晨钟。静眼看,乾坤复载,一幅大春宫。」
可以说,这正是整部小说创作的主旨。
除了开始两回及最后一回附加的一些因果报应说教之外,全都用来描写未央生与艳芳、香云、瑞珠、瑞玉、晨姑等人的荒淫行为,连篇累牍,津津乐道,狂嫖烂淫,不堪入目,间以割狗肾之荒唐,「同盟义议」「平分一夜欢」之下流描绘,是道地道地的一部淫书。
因为它除了「专在性交」之外,一切社会网络的流动,政治经济的变化,全然是模糊一片,毫无鲜明的反映,更不消说什么人物形象塑造、性格刻画了。
明末清初文坛出现的这批怪物,不论是长篇,还是短篇,包括《拍案惊奇》里的〈乔兑换胡子宣淫显报施卧师入定〉〈任君用恣乐深闺杨太尉戏官馆客〉在内,都采用了一个共同模式,即通篇淫秽描写的外表,裹上一层薄薄的因果报应,明为劝惩,实为宣淫。
这是一个赤裸裸的鬼域横行的兽性世界,除了污秽,就是烂淫,没有任何道德与美学价值可言。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金瓶梅》与《肉蒲团》绝然不同。
它给人们展示的,乃是一幅明代后期丰富的社会生活风俗画卷,上至皇帝、权贵、大吏,下至蔑片、地痞、娼妓,朝野政务,人情世态,尽收其内,说它是有明一代之百科全书,毫不夸张。
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它是第一部以社会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打破了以历史、传奇、怪异为题材的传统,为小说创作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人们常说: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一点也不过分。
无庸讳言,《金瓶梅》确是写了不少西门庆的性生活,写出了他疯狂地占有女人的强烈欲望,就艺术形象而言,性生活是组成这一人物性格有机整体的不可缺少部分,但却不是这个艺术形象的全部。
这里:我们不妨先把这类描写的所占篇幅作一个简单的对比:《如意君传》是三分之二,《肉蒲团》是五分之四,而《金瓶梅》仅占百分之一、二。
在这部长达百万字的小说中,以删削得比较干净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本《金瓶梅词话》为例,所删字数还不足两万,即可证明。因此,《金瓶梅》与《肉蒲团》一类淫书的狂描烂写,是全然不同的。
当然,仅以量的不同,作为衡量或判断它是不是一部淫书的标准,恐有失偏颇,关键还在于质的显著差异。
首先,西门庆绝不能和未央生之间划一个等号,他是十六世纪一个新兴的市井形象。
为了自身商业经济的发展,迫使他与封建统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通权臣官府,势利熏心,下揽市井恶棍,贪得无厌。
但他雄心勃勃,由一个破落户开始,不消几年,摇身一变,家产万贯,是一个典型的暴发户。
西门庆的形象史,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全面崩溃,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破土而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史,有其丰富的社会内涵,有着巨大的认识价值。
读了《金瓶梅》,马上就使人们联想起恩格斯对《人间喜剧》所作的这段有名的论述:
巴尔札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佐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 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无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
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相对应的)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
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多。[17]
我认为恩格斯的这一评价,移到小说《金瓶梅》上,也是完全得体和适用的。
君不见当代从事明代社会、历史、哲学、经济、宗教、风俗、语言、服饰、饮食、戏曲等等的研究者们,不是都到《金瓶梅》里去寻找他们所需要的那些无比丰富的真实的形象史料吗?
其次,《金瓶梅》中的性描写,除了韵文部分的意在渲染,可以全部删去之外,都与刻画人物性格密不可分。
李瓶儿之温顺,潘金莲之狡诈,王六儿之贪财,宋惠莲之「占高枝」,无一不在性生活的描写中,鲜明地展现出她们的这一性格特色。
而所有这些人物,又并非仅仅是个淫妇形象,而是那个历史条件下的妇女典型形象,概括出那一特定时代的某些特征,是「着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以宋惠莲为例,尽管她在小说中所占篇幅不多,但却是《金瓶梅》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典型形象之一。
她的被侮辱与被损害,她的行为放荡与善良心地,她的觉醒与抗争,通过多侧面、多层次(包括与西门庆的几次性关系)的皴染,这个复杂的人物性格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发人深思,引人叹喟。
如果全然抽去她的性生活的描写部分,毫无疑问,这个「辣菜根子」性格,必然会黯淡失色,单薄苍白。
《京本通俗小说》第十四卷
同样的道理,作为一个新兴市井人物形象的西门庆,抽去了这一部分,也破坏了这一形象的完整与丰满,尽管他还是个西门庆,但绝不是《金瓶梅》中的西门庆。
淫书与非淫书,在这里有了一个明显的分界:前者「专在性交」,而后者则作为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手段,由于不着意于此,所以在性生活描写的同时,插进去很多其他事件。
曾有人作过这样的统计:有关《金瓶梅》的这类描写,全书共出现一百零五处,其中大描大写者三十六处,小描小写者三十六处,一笔带过者三十三处。
以性描写最为集中的第二十七回〈李瓶儿私语翡翠轩潘金莲醉闹葡萄架〉为例,开始的环境点染,用了一长段「留文」,闪烁着愤世悯人的民主思想光辉;
接着用「私语」和「醉闹」反衬出李瓶儿和潘金莲两种绝然不同的性格,而且交待出李瓶儿已怀身孕,为她们日后的矛盾发展,特别是潘金莲谋害官哥埋下了伏笔;
而「醉闹」一节文字,用潘金莲丢了一只鞋这个细节,勾出毒打秋菊,并衬出陈经济与潘金莲的关系日趋表面化,用陈经济的一句话说:「不怕他不上账儿」;而秋菊此日之含恨,铸成她日后在月娘面前一而再、再而三的「泄幽情」,直置潘金莲于死地。
可以看出,第二十七回,是诸多矛盾绾接、生发之回,在全书中举足轻重,岂是一「淫」字概括得了的?《金瓶梅》之不「专在性交」于此可见,一目了然。
再次,评价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都不可脱离开这部作品产生的特定时代。
《金瓶梅》诞生的时代,正好是中国社会大转折的时代,漫长的封建社会开始走上了总崩溃、总瓦解的衰亡道路,而带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经济,尽管还处于萌芽状态,却作为一股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登上了社会舞台。
为了廓清它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朝着一切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宗法道德观念,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尤其与宋、明以来鼓吹的「存天理,去人欲」的虚伪道学,针锋相对;情与性就是它们手中的两把锋利匕首,投向禁锢人欲的封建礼教。
反映在文学领域内,《金瓶梅》与《牡丹亭》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专就这个意义上说,《金瓶梅》中的描写,从大胆肯定人的性欲出发,进一步肯定人的生存价值,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标志了一个时代的觉醒。
而《肉蒲团》一类淫书的恶性泛滥,对这个刚刚觉醒的时代来说,又恰是一个反动,是对人的存在价值的一次
否定。《金瓶梅》与《肉蒲团》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全然不同的,不容混淆,更不可等
量齐观。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
曲折,或刻露而无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
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着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18]
因此,视《金瓶梅》为一部淫书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肉蒲团》在具体描写中,并不把《金瓶梅》视为「淫词亵语」之书。
这里有两例可寻,第一例在第三回:「未央生要助他的淫兴,又到书铺中买了许多风月之书,如《绣榻野史》《如意君传》《痴婆子传》之类」。
第二例在第十四回:「那丈夫所买之书,都是淫词亵语,《痴婆子传》《绣榻野史》《如意君传》之类。」
淫书之作者,尚且不把《金瓶梅》视为淫书,仅此一点,难道不耐人寻味吗?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艺术》
四
辨明《金瓶梅》并非是一部淫书,不等于说《金瓶梅》中就没有淫秽描写;肯定情与性的进步历史作用,更不是为《金瓶梅》的严重缺陷曲意回护,人世间的任何事物从来就没有那样单纯。
我认为《金瓶梅》中的性行为描写,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是与刻画人物性格密不可分;
二是为写性而写性,带有严重的低级欣赏情趣,其韵文部分的肆意渲浸尤甚,成为赘疣,把这一部分删去,对这部小说的美学价值不会有丝毫影响;
三是重复雷同过多,完全可以一笔带过。
即便是第一种情况,里面也掺杂了一些纯动物性的露骨描写,亦可删削。因而,从总体看,《金瓶梅》中的性行为描写,是不成功的,恰是这部作品的严重缺陷。
问题主要在于作者的欣赏趣味低下,只要一涉性行为描写,便把人的价值降低到一般动物的层次,而未有美的升华,《金瓶梅》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区别,正在于此。
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有社会历史条件的客观局限,也是与《金瓶梅》的成书过程密不可分。
前已论及,处在中国历史大转折的明代社会,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新兴经济,仅仅处于萌芽状态;而资产阶级远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存在。
它要与旧的封建势力决裂,但又缺乏一个自觉的明确方向,触目所及,腐朽烂滥,漆黑一团,滔滔尽是,看不到自己为之奋争的光明前景。
反映到小说《金瓶梅》中,则表现为:对旧的传统的封建礼教,辛辣讥讽与无情抨击有余,而对美的理想追求与建树不足;仅仅满足于对丑的揭露或陈列,而不能打碎这个丑恶毕露的展览橱窗,另铸一个美的高尚的境界。
也正因为这股新兴的势力,脱胎于旧的封建营垒,当它还在幼弱之时,又必然在很多方面依附于旧的传统观念而不能自主,这一点,在对待妇女的态度上,反映得格外明显。
传统的封建观念,一向视妇女为「尤物」「祸水」,到了《金瓶梅》中,她们一变而成为反对禁锢人欲的泄欲工具,表现形式不同,而观念的实质则一。
待到二百年后的《红楼梦》问世,这一观念才得到彻底转变。
可以说,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历史,不仅没有为《金瓶梅》创造出一幅美的蓝图,而且也不可能为它指出美的有景。具体论述这方面的历史局限,不是本文之主旨所在。
另一方面,与《金瓶梅》的成书过程有关。
我从来不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文人作家独创的长篇小说,而是民间艺人世代相传,集体创作而成,成书过程相当复杂。
尤其在那个社会风气低下的圈内广为流传,难免泥沙俱下,良莠混杂,从小说《如意君传》对烧香这一细节具体描写,就可见一斑。
原来烧香竟是「民间私情,有于白肉中烧香疤者,以为美谈。」
《金瓶梅》三次写了烧香,即由原来的民间风俗而来。设若再佐以「荤口」,用来招徕迎合部分读者,造成《金瓶梅》中的部分淫滥描写,也是不难想象的了。
杂以淫秽描写和审美情趣低下,正是《金瓶梅》的严重缺陷所在。
时代发展到今天,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实社会,对《金瓶梅》的性行为描写更应当采取审慎的态度。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应当让他们接受一切可资利用的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精神陶冶,增强民族自信心;同时又要免除一切淫秽的东西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尤其是对青年的影响。
把《金瓶梅》中所有的淫秽描写全部删节出版,不失为两全之道,我举双手赞成。
而作为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专门从事小说的研究者来说,他们都已具有独立的鉴别能力,应当为他们创造通读全书的条件,再也不能让老师给大学生讲《金瓶梅》而教师却没有看过《金瓶梅》的不正常现象存在下去了。
《金瓶梅论集》
历史反思,不是为了追怀逝去的悠悠岁月;他山攻磋,而在着眼于当今之小说创作。
当前,社会上流行着「性文学」的说法,作为一种观念来说,在中国小说史里确是不存在的,找到的只能是《肉蒲团》一类伤风败俗、乱伦无德的淫书。
至于在一些小说名著如《金瓶梅》中杂有一些性行为描写,也断然不能名之为「性文学」。它写性,是为了反对禁锢人欲的封建礼数,而且早已完成了在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历史使命。
何况,与它们的历史使命伴随而来的性行为描写,都具有不可弥补的严重缺陷,包括《红楼梦》的个别类似细节描写在内,都是作家审美情趣低下的败笔,丝毫不值得去效法。
而那些狂描滥写的淫书,也早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因此,在文学作品中,性行为描写是永远不值得提倡的。
如果有人想以此来刺激人的感官,招徕读者,不仅是自己才华枯竭的表现,而且也是对艺术美的践踏和亵渎,必然走进创作的死胡同而抱憾终身。
一部明代小说史已经作出了历史回答,可供鉴诫和深思。
一九八七年六月初稿于京郊思敏斋
一九八八年九月改定
《会评会校金瓶梅》
注释:
1《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
2《味水轩日记》。
3《袁石公遗事录》。
4《锦帆集》卷四。
5〈金瓶梅跋〉,转引自《中华文史论最》1980 年第4 期。
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本《金瓶梅词话》。
7《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北京大学藏本,第一百回眉评。
8同上,第二十八回眉评。
9康熙乙亥本《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
10见拙著:《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11同上注。
12己未孟冬仿宋刻本《京本通俗小说》。
13见王利器先生藏本《京本通俗小说》。
14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15《中国小说史略》。
16《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17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版)。
18《中国小说史略》。
文章作者单位: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收录于《刘辉<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