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的离奇事件：揭开历史之谜那个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神秘人是如何被发现的
抗日时期的离奇事件：揭开历史之谜那个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神秘人是如何被发现的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八时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地进来一个陌生面孔、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夜幕降临之后，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马林来了。尼科尔斯基也来了。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忽地大吐大泻，出不了门，只好独自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红漆地板上。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1921年7月30日，闷热的日子。即便坐在屋里一动不动， 那汗还是不住地从毛孔中汩汩而出。
傍晚，彤云四涌，凉风骤袭，仿佛一场雷雨要从天而降。然而，俄顷风定云滞，一点雨也未落下来，显得益发热不可耐。
这些天，薛文淑上楼、下楼，常见到餐厅里坐满了人。餐厅的上半截为木条网格，上、下楼梯时总能看到餐厅里的情形。只是李书城关照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她从不过问。
夜幕降临之后，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
马林来了。尼科尔斯基也来了。
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忽地大吐大泻，出不了门，只好独自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红漆地板上。
八时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地进来一个陌生面孔、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作为屋主，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机警的他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立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平日，是从后门进出李公馆，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打开……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
李达说是“不速之客”；
张国焘说是“陌生人”；
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
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
董必武说是“有人闯进会场，称来找球，眼睛却四下扫看在座所有的人”；
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是“穿灰色竹布长褂”；
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这便是留存在当时七位目击者们脑海中的印象。此外，再也没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了。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破解这个历史之谜的重要线索。
笔者在写作本书时，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那里得知，年已耄耋的薛畊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即于1990年8月9日前往薛寓拜访。
当时薛先生已经八十有六(他生于1904年10月22日)，看上去却只有六十来岁的样子。他前庭开阔，戴一副墨镜，一件白色绸香港衫，正坐在藤椅上看书。知道我的来意，热情予以接待。薛畊莘先生在介绍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时，谈及他的上司程子卿，回忆了这桩重要史实……
据薛畊莘先生告知，1921年7月30日晚，那不速之客就是程子卿，当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中国科科长。
程子卿，字则周，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生于光绪八年正月十四日（1882年3月3日），读过三年私塾，曾在镇江南门越城内何益顺米店当学徒。
在1900年前后，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投靠在四马路（今上海福州路）当妓女的姐姐。他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结识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结拜为帮，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又因为他的皮肤黝黑，绰号叫“黑皮子卿”，属青帮的“悟”字辈人物。
1905年，经黄金荣的介绍，程子卿进入法租界大自鸣钟巡捕房当警士。
程子卿连法语都不会讲，怎么会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呢？原来程子卿身材高大，在米店里不断两臂挟两袋米，奔走如飞，他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
1911年，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做巡捕。黄金荣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后为督察长），程子卿被黄金荣看中，从巡捕升为探目以至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并曾经在上海钧培里黄金荣家长住。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人萨而礼。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
薛畊莘先生给我看了一帧照片，那是他、程子卿和朱良弼(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社会科探长)三人的合影，都穿着海军呢(深蓝色)制服。那是1937年“8·13”事变之后拍摄的。薛和朱胸前挂着银牌，表明他俩在巡捕房工作满十个年头，而程子卿则挂着金牌——只有服务期在25年以上的巡捕才有资格佩金牌。可以看得出，程子卿相当壮实。
薛畊莘先生说，程子卿日常喜欢穿蓝袍黑挂便衣。这细节正合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所忆那个密探“穿灰色竹布长褂”，陈潭秋所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程子卿由于是黄金荣的“帮弟”，跟国民党、跟蒋介石有着密切关系。1927年蒋介石在发动“4·12”政变之前，曾在龙华召见上海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程子卿亦在座。在“4·12”政变中，程子卿出了力。那时，蒋介石手下的两辆军用卡车以及车上六十多名卫兵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受到法租界巡捕房拦阻，不许进入法租界。蒋介石的卫队长和法租界巡捕争了几句，那巡捕连车带人都扣下来，送到法租界巡捕房。经过程子卿周旋，蒋介石的卫队连同两辆卡车得以释放。事后经杨虎（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保举，国民政府颁发程子卿“青天白日”三等勋章。胡汉民、汪精卫还各赠他亲笔字轴一幅，程子卿把字轴挂在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和平坊4号厢房会客室中，以为荣耀而自豪。当时，军事蒋介石、政治胡汉民、党务汪精卫，是国民党的三巨头。
薛畊莘回忆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跟他聊及，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不知是中共一大。首先进入李公馆侦察的便是程子卿！
薛先生有个习惯，凡重要的见闻，必定记录于笔记本。程子卿当时的谈话，亦被他记于本子上。
笔者问及那个笔记本的下落。薛畊莘说，他因曾经长期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后来又担任国民党政府上海警察局黄浦分局局长、上海行动总指挥特警组组长，有着国民党少将军衔，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于1951年4月29日被捕入狱。他的笔记本被收缴。他先是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来关押在内蒙，直到1975年在太原遇赦。他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25年。由于他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以及国民党警察部门工作时，曾经多次帮助过中共上海地下党，所以在1981年他获得彻底平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薛畊莘一案作出“原判不当，应予撤销”的裁决。他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1990年5月起，薛畊莘享受离休干部待遇。薛畊莘说，倘从公安或者档案部门寻觅，当可查到那个笔记本，查到当年他笔录的原文。现在他虽已不能回忆原文，但是程子卿所说首先闯入李公馆这一事，他记得很清楚。后来在他的法文版回忆录里说及，关于闯入会场的事情，程子卿对他说过很多遍，因此记忆非常清晰。
薛先生还说，因为他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那里的法文档案，例如政治性案件归在“S”类，捕人报告归在“R”类。关于搜查中共一大会场的情况，可能会在法租界巡捕房当年的“S”或“R”类档案中查到准确的原始记录。这些法文档案应当仍在上海，需要精通法文又熟知内情的人去查找。如果需要的话，薛先生愿尽微力，以求彻底查清这一重大的历史之谜。薛先生再一次重复母亲的遗训：“你应当爱你父亲的祖国。”能为祖国做点有益的事，虽已年迈，他仍在所不辞。
我问起程子卿的后来的情形。薛先生说，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意识到可能被捕，求助于宋庆龄。那是因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时，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这样，宋庆龄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也就没有被捕。程子卿在家闲赋，依靠房租收入维持生活。1956年（叶永烈注：薛畊莘先生此处记忆有误，应是1961年9月27日）因消化道、泌尿系统的疾病，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去世，终年79岁。
——摘自《红色的起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