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学术成就读书笔记，年度书单张翼在历史切片中发现结构

史记的学术成就读书笔记，年度书单张翼在历史切片中发现结构若是想阅读更重视历史实证和研究的传记，那么罗威廉的《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和黄宇和的《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都是不可错过的作品。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交叉之所以能够造就这样流畅而阅读体验极佳的作品，一方面是由于人类学或社会学的学科特点，另一方面也要感谢历史学的叙事转向。彭刚在《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的前两章中清晰地概括了这一趋势的特征及其给历史学带来的转变。这种转变在人物传记方面最具有应用的价值。罗伯特·迈锡的《叶卡捷琳娜大帝：通往权力之路》（时代华文书局，2018）；阿德里安·戈兹沃西的《奥古斯都：从革命者到皇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马克·莫里斯的《约翰王：背叛、暴政与“大宪章”之路》（中信出版社，2017）和梅里杜尔的《1917

“蒙塔尤是一摊臭气扑鼻的污水中的一滴水珠。借助日益增多的材料，对于历史来说，这滴水珠逐渐变成一个小小的世界，在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微生物在这滴水珠中游动。”

年鉴学派的第三代核心人物勒华拉杜里（Le Roy Ladurie）在其名著《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商务印书馆，2009）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中写下了这段既令人莞尔一笑，又似乎是研究者有感而发的经验之谈。蒙塔尤（Montaillou）是位于法国东南部的奥克西坦尼靠近比利牛斯山脉的一个小山村，这个村子里的许多村民在13-14世纪因为倾向于一种名叫“纯洁派”（Catharism，也称为“阿尔比派”）的基督教异端思想而遭受宗教迫害。负责宗教裁判的雅克·富尼埃（Jacques Fournier）无疑极具调查事实的天赋，他极有耐心地弄清每一个人的生活和思想，以区别谁是异端而谁持正信。在这个过程中留下的资料，随着他后来成为教皇本笃十二世而被保存于罗马，并最终成为今日历史学家珍贵的研究材料。发现了这笔宝藏的勒华拉杜里没有辜负富尼埃，他借助富尼埃的材料，生动而详实地还原了曾生活在蒙塔尤的那些富有个性的生命，让将近八百年后的读者在注视着这个小小的世界时，依旧能因为这些小人物的俏皮话而捧腹，为他们朴素却深刻的人生哲学而叹服。

这种超越时空的共情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珍贵体验，能够达成这种效果则有赖于一种人类学的叙事方法与历史学研究的学科交叉。在今年的阅读中，我发现了不少类似的佳作。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译林出版社，2007）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本。这本书基于对马来西亚吉打州的赛达卡村的人类学调查，指出在经历了农业机械化和绿色革命之后，原本村子内的共同体被瓦解，而阶级差距急剧扩大。不满于此的村民采取的是一种日常的、非正式的抵抗手段，譬如虚假顺从、假装糊涂乃至小偷小摸和破坏行动等等隐蔽且无法根除的小伎俩，虽然无法根本上改变社会变化的趋势，却也能够不断缩小国家可用的政策选项，并以此表现出自己的政治参与感。这种日常的反抗，是只关注因具有戏剧性而被记录于史料中的农民起义的历史学难以察觉的，但是却更为普遍，更为持久，也能够为农民的生存带来更大的受益。

高王凌的《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直接继承了斯科特研究中所采用的理论并将其运用于中国社会，并指出国的农民如何利用这些行动以达成同国家的妥协。类似的人类学调查志还有高默波的《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和郭于华的《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前者关注江西的农村而后者则将视线投向西北中国，二者都是相当具有可读性的人类学-历史学交叉研究。

人与人的关系是一段故事，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样是另一段精彩的故事。大卫·布拉克伯恩在《征服自然：二百五十年的环境变迁与近代德国的形成》（远足文化，2018）中详细地考察了德意志民族对其境内自然环境的改造工程。莱茵河以北的德意志历来都是沼泽与森林的天地。18世纪以降，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普鲁士就致力于大规模排干沼泽，整治河道，以在有限的国土内养活更多的民众。普鲁士之所以能够践行改造自然的理念有赖于其作为“经济的飞轮”的普鲁士军队和庞大而精于统计与管理的官僚系统，二者在后来无疑都是普鲁士得以缔造统一德国的支柱。

改造河川是看得见的征服，而消灭疾病则是无硝烟的战斗。刘绍华的《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后帝国实验下的疾病隐喻与防疫历史》（卫城出版，2018）就以详实的笔触全景式地记录了新中国根除麻风病的艰苦历程。对于如此体量和人口的国家而言，在短时间内几乎消灭这种困扰人类上千年的顽疾至今仍是受全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疾病防治中采取长时间，大规模隔离医治这种“强制人道主义”的做法也对麻风防疫产生正负交错的影响。

尽管不受控的河川和疾病似乎正在离我们远去，然而人类已经征服了自然吗？裴宜理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中华书局，2017）中所描述的与自然环境相伴随的周期性叛乱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自然气候对于农业的决定性影响却并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郭益耀在《中国农业的不稳定性（1931-1991）：气候、技术、制度》（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运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图表，令人信服地说明直到1990年代以前，气候变化对于中国农业收成的影响依旧是决定性的，因此三年困难时期更可能是“七点五分天灾，二点五分人祸”。而这一趋势直到1990年代后才被农业技术的对冲所抵消。

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交叉之所以能够造就这样流畅而阅读体验极佳的作品，一方面是由于人类学或社会学的学科特点，另一方面也要感谢历史学的叙事转向。彭刚在《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的前两章中清晰地概括了这一趋势的特征及其给历史学带来的转变。这种转变在人物传记方面最具有应用的价值。罗伯特·迈锡的《叶卡捷琳娜大帝：通往权力之路》（时代华文书局，2018）；阿德里安·戈兹沃西的《奥古斯都：从革命者到皇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马克·莫里斯的《约翰王：背叛、暴政与“大宪章”之路》（中信出版社，2017）和梅里杜尔的《1917列宁在火车上》（猫头鹰出版，2019）都是兼具可读性和历史学价值人物传记作品。

若是想阅读更重视历史实证和研究的传记，那么罗威廉的《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和黄宇和的《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都是不可错过的作品。

以殖民与帝国主义为主题的研究亦有类似的佳作。今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无疑就是亚当·霍赫希尔德所著《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贪婪、恐惧、英雄主义与比利时的非洲殖民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虽然性格有些古怪，但是在比利时国内和欧洲却是所谓“进步君主”的典范。然而，他却又是所谓的“刚果自由邦”——这一史上最大“私人殖民地”的拥有者。《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就讲述了这位披着仁慈外衣的暴君如何通过种种肮脏的手段在瓜分非洲的狂潮中分得一杯羹（或者更准确地说，在非洲的心脏狠狠地咬上一大口）。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犯下的人道主义罪行在整个人类殖民史上也是罕见的，但讽刺的是，这些暴行被揭露除了要感谢勇敢地站出来的莫雷尔外，作者认为还是因为比利时在欧洲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对于比利时的群起围攻事实上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其他列强在全世界各地的屠杀和掠夺因此遭到忽视，或干脆直接被称作“文明开化”。

在劳伦斯·詹姆斯的《烈日帝国：非洲霸权的百年争夺史，1830-1990》（马可波罗文化，2018）中包括比利时在内的欧洲国家对非洲的统治与掠夺得到了相当全面的介绍。不过作者也并未忘却英国废奴运动的贡献。关于土地掠夺与种族屠杀议题的长时段、全球范围内考察，班·基尔南所著《血与土：一部种族屠杀与灭绝的世界史》（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值得一读。作者回顾了从古希腊至今，人类屠杀同类的累累血迹。现代文明事实上正是这些血所浇灌出来的，正如16世纪的西班牙垦殖者所言：“如果没有足够多的水，那么就用印第安人的鲜血来浇灌他的田地。”这一悲惨历史的美洲版本，在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南方家园文化，2013）得到了极具有感情色彩的再现。

20世纪民族主义的觉醒敲响了帝国主义的丧钟，各大帝国情愿或不情愿地开始了去殖民化的过程。各大殖民帝国各有其不同的命运，但从帝国沦为附庸国的日本无疑是其中最具戏剧性的。就日本如何走向和中国及美国的全面战争赫伯特·比斯克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新华出版社，2004）和入江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是必读的两本经典作品。日本对“ABCD同盟”（即美、英、中、荷四国）开战的决定几乎可以说是绝望中的孤注一掷，这种绝望的绝佳体现就是战争后期的“神风特攻队”身上。但是与一般人认为的“神风特攻队”是被洗脑的日本青年对国家的愚忠行为不同，大贯惠美子在《被扭曲的樱花：美的意识与军国主义》（联经，2014）中，在检视了大量“神风特攻队”队员留下的手札和信件后指出，许多参与特攻的队员事实上是东大、京大的精英，他们之中甚至掌握多种外语，并且大量阅读西方哲学、社会学的原文作品。从他们的日记和手札来看，这些人既反对军国主义日本，也反对资本主义的美国。这虽然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渗透力的极限，但也从反面说明在日本社会严格的同僚压力中，纵使思想独立驰骋者亦难以选择自己的命运。而这些关于哲学与自我的思考，或许正是出于试图逃避无法逃避之现实而留下的吧。

随着日本的战败，曾经的帝国沦为盟军控制下的占领区。约翰·W·道尔的《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详实地述及日本从战败到美国人强加的新宪法开始执行期间，日本社会方方面面的变与不变。而面对重新成为美国重要冷战盟友的日本，美日之间如何调试彼此的关系则成为又一难题。涩泽尚子在《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型塑敌国日本》（远足文化，2017）中指出美国用“女性与儿童”的隐喻来合法化美国对日本的保护和教导，日本战后的形象是美国国内种族及性别关系变化所引起的思想转型的产物，也是美国开始以世界强国的姿态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集团的战略产物。但是对于一般的日本人而言，麦克阿瑟那句“日本人只是12岁的孩童”只会引起些许的不满，大多数日本人的心声是：“如果民主就是电冰箱，那我们什么时候能用上？”

战后日本的复兴也确实令人瞩目，傅高义的《日本新中产阶级》（立绪文化，2015）就是对日本的高速增长时期，东京都郊外的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一份精彩的人类学考察。日本的工薪阶层，也就是上班族所代表的新秩序不仅在大型组织上班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而是一种对其他人有着影响力的楷模。就社会的其他人来说，上班族提供了一种生活的典范，调和了西化与工业化的直接冲击，其中庸，是足以实现的梦想；其现代，是值得追求的最高愿望。

然而日本本土的繁荣掩盖的，是美国直接统治下的冲绳人的悲惨命运。加文·麦考马克的《冲绳之怒：美日同盟下的抗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就叙述了冲绳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之下受到东京和华盛顿的双重歧视。冲绳人既无从享受高速发展带来的经济利益，还不得不背负起不成比例的军事负担。当地居民的抗争也从未得到真正的解决。可以说冲绳至今依旧是日本的附庸地位和新帝国主义在亚洲的象征。冲绳，也就是琉球自有其作为“万国津梁”的辉煌历史，这在高良仓吉的《琉球的时代：伟大的历史图像》（联经，2018）中有很好的体现。然而近代不容许丝毫模糊的领土意识导致了琉球“两属”状态无法继续，继而遭到了日本的吞并，西里喜行的《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一书是对这一过程的全方位、系统性回顾。

除了美日这一极为特殊的帝国-附庸关系外，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至少在形式上）摆脱了殖民统治最恶劣的形式。全球性的去殖民化趋势也推动了所谓的“后殖民理论”的发展。从法农和萨义德开始，后殖民理论的研究从英美文学领域扩散到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宋国诚的《后殖民论述：从法农到萨义德》（擎松出版，2003）在导论部分相当全面地概括了这一学术倾向。不过，相对于一些比较优秀的采用后殖民理论作为研究（或批驳）对象的历史作品，例如玛丽·路易斯·普拉特的《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译林出版社，2017）和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亚洲的去魔化：十八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左岸文化，2007）。

我更欣赏阿里夫·德里克对于“后殖民理论”中对于历史虚化和过于依赖文本的批判理论。他的两本论文集《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和《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虽然读起来相当晦涩，但阿里夫独到的视角和思辨功力确实给人以相当的启发。总而言之，无论是怎样的理论，都必须厘清基础的概念，同时在诠释上符合逻辑，遵循一定的限度。就这一问题，雷蒙·威廉士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巨流，2003）和艾柯的《诠释与过度诠释》（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将给我们予以启示。

尽管批评者甚众，“后殖民理论”还是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至少对我而言，其提出的“混杂”概念在研究19世纪中外关系时依旧是趁手的工具。举例来说，Pär Cassel的作品Ground of Judgment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imperial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Japa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就是混杂社会内关于治外法权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治外法权一直被视作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中一个危害甚深的条款，然而事实上传统中国在涉及外族的司法纠纷中一直秉持的是“各国各官各管各人”的原则。尤其在清代，正如欧立德在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和鹿智钧的《根本与世仆：清朝旗人的法律地位》（秀威资讯科技，2017）二书所述及事实，由于满族在中国内部就具有和汉人不一样的司法地位，满族所统治的帝国更是涵盖了大量权利义务各异的族群，清朝在事实上不得不遵循的是一种多元司法的理念，也就是对于不同的民族可以采取不同的司法处理方式。这一原则同样适用在对外关系上，清廷认为让各国领事处理各国人民无论是传统还是实践上都是可以被接受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清朝所秉持的“属人原则”由于欧洲（还包括日本）的滥用而遭到破坏，这种滥用才是治外法权被认为丧权辱国的原因。

外交层面上的礼仪问题也是如此，尤淑君的《宾礼到礼宾：外使觐见与晚清涉外体制的变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当具有新意的讨论。在混杂性的社会中，除了政治-外交层面的碰撞外，文化上的交融更是异彩纷呈。朗宓榭、阿梅龙、顾有信等编的论文集《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和《呈现意义：晚清中国新学领域》（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为我们介绍了诸如“劳动”、“社论”、“逻辑”以及诸多自然科学名词的引介过程。而新近荣获列文森奖的雷勤风的《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国新笑史》（麦田出版，2018）则围绕着“幽默”这个概念，讨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笑话与讽刺作品的历史。这种混杂性在当代中国依旧瞩目，彭丽君的《复制的艺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就是对此相当精彩的研究。

走笔至此，我已把今年读过好书佳作大致梳理了一遍，当然也有一些值得一读好书，比如梁柏力《被误解的中国：看明清时代和今天》（中信出版社，2010）乌特·哈内赫拉夫《西方神秘学指津》（商务印书馆，2018）和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实在无法塞进叙事里，只好在此单独列出。

虽然上文列出的这些书涵盖不同领域，内容千差万别，但是终归而言，是一种人与其所创造的结构，无论这结构被加上的是“社会的”亦或“自然的”定语。这一结构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中的论断：“人类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他们自己不能选择创造的条件，而是只能在直接面对的，已成事实的，从人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那些已经离去先辈们创造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地埋藏在世人的头脑中。”这一论断时刻提醒着我既不要忽视每一历史事件背后“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脉络，也不要用今日的观念对古人的决断随意地下达价值判断。

历史研究如同在千头万绪的结构中截取一段薄薄的切片，正如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中所做的那样，这切片中，既得见个体之微，却也不忘宇宙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