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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出土的道德经原本(战国道德经出土)

马王堆出土的道德经原本(战国道德经出土)迄今为止,一共存在三版《道德经》,即传世版、汉朝帛书版、战国楚简版。总之,骑牛西去的老子、《道德经》的作者老子究竟是三人中的哪一个,司马迁最终说“世莫知其然”。第一位是春秋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大约相当于周王室的图书馆馆长,孔子拜会的是这位老子。李耳时期,周王室爆发了王子朝之乱(王子朝奔楚),最终王子朝失败,带着周王室典籍投奔楚国。老子与王子朝是何关系,有没有骑牛西去,先秦史书并未记载。第二位是春秋老莱子,楚国人,司马迁对他记载只有寥寥数语,即“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司马迁认为老子也是楚国人,如今学术界争议颇大。老莱子是楚人,而楚人一贯“不服周”,因此周朝衰败与老莱子有何关系,为何骑牛西去?着实让人费解。第三位是战国老子——周太史儋,职务是周朝太史(史官),姓或名为儋。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太史儋面见秦献公。司马迁记载说,“或曰儋即老子,

文献记载,在春秋晚期,老子见周王室衰败,或倍感失望,或出于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于是骑牛西去,路过函谷关时遇到关令尹喜,留下了千古经典《道德经》,即“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由于老子骑牛西去途中留下《道德经》,因此想要搞清楚骑牛西去的老子是谁,就要先搞清楚《道德经》的作者。但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人们发现老子著《道德经》之说越来越可疑,原因在于《道德经》中的很多内容与老子时代格格不入,其中一个致命之处在于“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所谓“三十辐共一毂”,即“三十根辐条构成一个车轮”,这是车轮技术革新,学者郭宝钧的考证,春秋时代没有这种车子,最早出现于战国中后期。战国中后期的车轮,出现在春秋晚期的书中,显然违背基本逻辑。

于是,不仅春秋老子骑牛西去,而且春秋老子著《道德经》,全都饱受质疑。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挺身而出,骑牛西去的老子身份与《道德经》的原作者也都渐渐浮出了水面,原来《道德经》的真正作者的确是老子,但骑牛西行之老子并非春秋之老子。

马王堆出土的道德经原本(战国道德经出土)(1)

01:司马迁笔下的三个老子

秦汉时期,距离春秋老子不过400余年,但当时人们对《道德经》与老子的身份已经不甚了解,所以司马迁笔下用了“或曰”,在《老子列传》中连续记载了三位老子。

第一位是春秋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大约相当于周王室的图书馆馆长,孔子拜会的是这位老子。李耳时期,周王室爆发了王子朝之乱(王子朝奔楚),最终王子朝失败,带着周王室典籍投奔楚国。老子与王子朝是何关系,有没有骑牛西去,先秦史书并未记载。

第二位是春秋老莱子,楚国人,司马迁对他记载只有寥寥数语,即“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司马迁认为老子也是楚国人,如今学术界争议颇大。老莱子是楚人,而楚人一贯“不服周”,因此周朝衰败与老莱子有何关系,为何骑牛西去?着实让人费解。

第三位是战国老子——周太史儋,职务是周朝太史(史官),姓或名为儋。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太史儋面见秦献公。司马迁记载说,“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从史书上看,太史儋最可能是“骑牛西去”的老子,但违背了春秋老子著《道德经》的传统认知。

总之,骑牛西去的老子、《道德经》的作者老子究竟是三人中的哪一个,司马迁最终说“世莫知其然”。

马王堆出土的道德经原本(战国道德经出土)(2)

02:汉初帛书版道德经出土

迄今为止,一共存在三版《道德经》,即传世版、汉朝帛书版、战国楚简版。

上世纪七十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汉初帛书版《道德经》,分甲乙两本,甲本为5344字,乙本为5342字(外加重文124字),传世版为5162字。

与帛书版相比,传世版在帛书版的基础上有过不少篡改、删除等现象,比如“知者弗言,言者弗知”改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将“执今之道”改为“执古之道”(发古法今是儒法之争,汉朝儒家篡改了文本),将“五色使人目明”改为“五色使人目盲”,将“水善利万物而有争”改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等等,总体大约有700处别有用心的改动。

不过,传世版与帛书版大体相同,其中都有“三十辐共一毂”这一句话,可以将传世版视为帛书版的大体继承。除了“三十辐共一毂”这一句战国时代特征的话之外,帛书版中也多次提到“取天下”,甚至还有“将欲取天下也”,以及“绝圣弃智”、“绝义弃仁”,“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等语句,体现了战国时期统一六国的趋势,以及文人学者对“圣人”发动战乱的痛恨,所以才要“绝圣弃智”。与之相反,春秋晚期还处于崇圣崇智的阶段,渴望诸侯学习圣人消弭战争,而且战争力度远不如战国强,更别提当时周王室还受尊崇,根本没有诸侯“取天下”的趋势,因而不可能说出如此极端的话。

总之,从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版道德经来看,与传世版一样,都具有强烈的反战、反圣等思想,体现出了浓郁的战国特征。

从字数上看,帛书版恰好符合司马迁记载的“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从思想上,帛书版契合战国时期文人强烈的反战思想等。因此,结合司马迁对周太史儋的记载,帛书版道德经的出土,基本可以说明是周太史儋骑牛西行,遇到关令尹喜而留下帛书版《道德经》五千言。然而,马王堆汉墓发现二十年后,在湖北省荆门市发现了郭店战国楚墓,其中出土的一份楚简版道德经,让《道德经》作者问题又生波澜。

马王堆出土的道德经原本(战国道德经出土)(3)

03:战国楚简版道德经出土

上世纪九十年代,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战国楚墓中,出土了大量竹简,共计1.3万多个楚国文字,包含多种古籍,其中就包括《道德经》,共计2000多字,大约是帛书版的40%。

从时间上看,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大约在公元前350年—290年,出现在周太史儋见秦献公之后。因此,这就无法通过楚简版道德经的出现时间,来判断周太史儋之前有没有道德经。

不过,楚简版道德经的内容,却暴露了写作年代是春秋时期。也就是说,文献记载的春秋老子著《道德经》是可信的,战国之后周太史儋对之有所改动,烙上了时代印记,并将之扩充到了5000多字。对比以下两个版本的一些语句描述,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随着时代的变化,道德经的内容也出现了相应变化。

马王堆出土的道德经原本(战国道德经出土)(4)

楚简版:“故曰兵者非君子之器。”帛书版:“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从“非君子之器”到“不祥之器”,反战力度明显加大。

楚简版:“不欲以兵强于天下。”帛书版:“不欲以兵强于天下,师之所至,荆棘生之。”传世版本说:“不欲以兵强于天下,师之所至,荆棘生之,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越往后,越反映出作者对战争的痛恨,希望君王行德,而不是以强兵攻略天下。

楚简版:“绝智弃辩,绝诈弃伪。”并未反圣,并未否定仁义礼,只是春秋晚期“诡道”盛行,楚简版作者对此深恶痛绝。帛书版:“绝圣弃智,绝义弃仁。”将天下战乱归咎于打着仁义旗号的圣人之乱,所以对圣人无比痛恨,表达得更为极端。

楚简版:“天地之间犹如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帛书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犹如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楚简版本意是天地之间像一乐器,你不吹它不动,你一吹它就动,动它的人就是王侯,帛书版直接加了一句“圣人不仁”。

马王堆出土的道德经原本(战国道德经出土)(5)

楚简版:“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唯一一处“取天下”的表述,取天下的主人是周王室。帛书版作者多次说过取天下,如“将欲取天下也,恒无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等,取天下的主人肯定不是周王室。

另外,楚简版中没有“三十辐共一毂”这一句话。

显而易见,楚简版道德经大约写于春秋晚期,当时已经显示出了战争对百姓的伤害,帛书版道德经写于战国时代,惨烈的战争引起文人强烈的反思,所以才写下很多反战、反圣等的极端语句。对应司马迁的记载,楚简版道德经的作者是李耳或老莱子,由于孔子拜见的是李耳,推崇的是李耳,因此《道德经》原著只有二千多字,作者应该是李耳,帛书版道德经的作者是周太史儋,骑牛西行去见秦献公时,在函谷关留下经过改写的五千言《道德经》。

马王堆出土的道德经原本(战国道德经出土)(6)

关于春秋老子的去向,孔子问礼老子的记载或许能揭开谜团。

公元前516年,王子朝叛乱,携带大量典籍奔向楚国,作为图书馆馆长的老子被罢职,就回到了故里居住。

公元前501年,51岁的孔子来到老子故里,向老子问礼。《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老子严厉地对孔子说:“子所言者,其与人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看起来像是教育晚辈。近代学者胡适在经过大量考证后推测:“老子比孔子至多不过大二十岁。老子当生于周灵王初年,当西历前570年。”

如果这一观点正确,那么已经70岁的老子,还有可能骑牛西行吗?老子是人不是神,2000多年的道路崎岖,恶兽出没,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骑牛西行走千里路实在过于惊世骇俗。因此,老子最可能的不是骑牛西行,而是最后善终在故里。

当然,孔子向老子问礼是否存在、老子生卒年月等,学术界都还有很多争议,但就骑牛西行留下道德之意五千言的这一传说而言,的确更符合周太史儋的经历。

参考资料:《道德经》、郭店楚简、马王堆帛书、《史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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