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考古，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

春秋战国时代考古，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4)东北地区、北方地区、新疆地区都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这三个地区的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很早的时候，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在这些区域内，各族人民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实践中交流着经验和智慧，互相汲取着精华。这些地区都发现了大量和内地有关的遗迹、遗物。一些地区，还长时期地在内地政权有效的控制之下，如甘肃西部和新疆的广大区域。这三个地区由于目前工作还做得较少，所获得的系统资料也往往不足，特别是过去帝国列强的盗掘，更给综合研究增加了困难。所以，这三个地区只能作一些工作上的简单概述，提出一些线索。进一步细致的工作，更深入的研究，仍有待于今后我们华夏儿女的共同努力。(3)民族融合进行较为深入的时期和地区，经济和、化就得到发展:西晋政权的腐朽，导致了“八王之乱”，引起了以中原地区中为心的“…月十六国”混战，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遭到了严重的波坏。从四世纪起，黄河流域地区的广大劳动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这个时期，在我国东北、北方、西北地区，就居住着汉族，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羯、氐、羌、车师、高句丽等各族人民。各族人民在他们的居住区内，共同进行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共同培育着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谱写着共同反抗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光辉篇章。这几个地区发现的这个时期的考古资料，从一个侧面如实反映了这一情况。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各族在地域上一个大移动的时期。由于中原地区汉族政权的腐朽，给各个少数民族相继进入中原提供了可能。自西晋开始直迄北魏末拓跋鲜卑绝大部分入塞为止，继续了将近三个世纪。在这三百年中，整个黄河流域和边境地区，除为数很少几个汉族政权外，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二十多个政权。

这些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以前，有的正处在原始社会阶段，有的则刚刚进入阶级社会。由于内部阶级斗争的推动，更加之在向中原迁移的过程中和汉族频繁接触，不断地汲取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他们都较普遍的在社会制度的改变上，出现了一个迅速发展的阶段，并在文化形态上同汉族发生融合。这个融合的初步过程，在这三个地区的考古资料中，也有切实的反映。

这三百年中，中原地区基本上战火不息，在各族统治阶级之间的残酷战斗中，各族人民都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今天，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更楚清地看到这一时期各民族融合的痛苦过程。是受着阶级的、时代的局限 是不可避免的 但它却在客观上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为我国古代史上空前强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隋、唐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这三个地区的考古工作简述，我们想从居住在这地区之内部份少数民族的发展以及同汉族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发生融合的一些表现，来简单阐述一下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一些情况。在介绍这三个地区考古工作概况的过程中，我们初步考虑了几个问题，供收藏家/企业家/艺术家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参考:

(1)各族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从三个地区发现的丰富多采的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无论是物质文化，(从每一件普通的生产工具、日常生活用具，到各种精致的手工艺品)还是精神文化，(大量的壁画、文书、以至佛教形像中的艺术造型等)虽然这些往往反映着统治阶级的意识，但无疑这些文化的创造，都凝结着各族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体现着劳动人民血和汗的结品。这些都是我们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富于创造的真实写照。历史也再一次证明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伟大真理。

(2)民族融合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各民族的大融合，是建立在各族广劳动人民的基础之上的。在长期的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深受着反动充治阶级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中原地区是这样，在上述三个地区，也同样如此。上述三个地区考古资料中，从居住遗迹、墓葬到一件件文书中，都可以看到明显的贫富、森严的等级、鲜明的阶级差别。统治阶级穷奢极欲，广大劳动人民则生活悲惨。不论是哪族的统治者，他们都把剥削、压迫强加于各族劳动人民的头上。纯粹的民族斗争是没有的。“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北魏时期发现的司马金龙夫妇墓，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实物例证。也正是由于各族劳动人民忍受不了这种黑暗的统治。所以他们一次次起来，以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三百年来，各族人民在大融合的过程中，出现的一次次反抗共同统治者的革命斗争，是这一时期推动历史前进，促进各族大融合的基本动力。

(3)民族融合进行较为深入的时期和地区，经济和、化就得到发展:西晋政权的腐朽，导致了“八王之乱”，引起了以中原地区中为心的“…月十六国”混战，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遭到了严重的波坏。从四世纪起，黄河流域地区的广大劳动人民大量向东北、北方和西北迁居。由于战乱波及较少汉族人民同居住在各该地区各族人民的共同辛勤劳动，这三个地区中的辽河流域、河西走廊、新疆吐鲁番一带呈现出了生产。文化繁荣发展的景象，这些从高句丽墓葬的壁画中，魏晋酒泉墓葬的彩画砖和壁画中，新疆高昌遗迹中，都可以看到，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使各族人民在斗争中更加加强了团结，随之而来的是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大规模的恢复、发展。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大融合，不仅为隋、唐时期更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民族基础，而且也为之奠定了坚强的经济基础。

(4)东北地区、北方地区、新疆地区都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这三个地区的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很早的时候，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在这些区域内，各族人民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实践中交流着经验和智慧，互相汲取着精华。这些地区都发现了大量和内地有关的遗迹、遗物。一些地区，还长时期地在内地政权有效的控制之下，如甘肃西部和新疆的广大区域。这三个地区由于目前工作还做得较少，所获得的系统资料也往往不足，特别是过去帝国列强的盗掘，更给综合研究增加了困难。所以，这三个地区只能作一些工作上的简单概述，提出一些线索。进一步细致的工作，更深入的研究，仍有待于今后我们华夏儿女的共同努力。

(一)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主要指辽河以东的广大区域。这个区域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发现，主要是辽河、鸭绿江两水之间的魏晋墓葬和高句丽遗迹。

魏晋墓葬:汉魏之际，公孙氏以襄平(今辽宁辽阳)为中心，割剧辽东，前后凡五十年。当时中原地区战乱，山东、河北迁来的大批流民，对辽东的开发，作出了贡献。自沈阳以南发现的数以千百计的大小墓葬，反映了这 个地区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东北地区的魏晋墓葬，以辽宁辽阳为中心，北及沈阳、抚顺，南抵辽东半岛南端。从汉魏之际起，这里出现了不少多室墓，这种多室墓沿自东汉，但在当时已被中原地区所废弃，而这里一直流行到东晋，因此，多室墓就成为魏晋时期辽阳一带墓葬较为显著的地方特点之一。

辽阳一带魏晋墓葬可分三期:汉魏之际、魏西西晋、东晋。

1、汉魏之际的墓葬:

辽阳北郊是东北大型多室墓的集中点，其中1以北园汉墓和棒台子一号墓为最大。都是中部建棺室，四周绕以回廊，回廊左、右后部有的设小室，前端两侧设耳室，全部用石灰板岩砌建。这类墓保存了较早的木椁墓形制，在东汉它比具有前、中、后三室的墓葬的等级为高。高等级墓葬在辽东的出现，是和公孙氏割据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这类墓几乎全部在建后不久被破坏，残存的随葬品不多，值得注意的是墓室的壁画。室后壁一般画深宅高阁，后小室和耳室画墓主人的饮宴，前壁画大场面的杂伎百戏，棺室和左右廊壁画墓主人的出行。出行图中车骑导从的数字，据考证可以说明这类墓主人的官阶在二千石以上。壁画内容丰富，构图复杂，线条、色彩的变化和形象的生动，都达到了当时中原地区的最高水平。从画壁中可以看到，汉末以来迁来辽东的大批中原地区的劳动人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中原地区的文化，促进了这里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艺术的进一步提高。

2、魏西晋的墓葬:

比前一期时间略晚一些，辽阳一带这类大型多室墓简化了，在制度方面发生了紊乱。首先左右廊和棺室分不清了，一座墓不再是墓主人夫妇的葬所 而变成了多人的丛葬处。其次廊侧的小室也取消了，不少中型多室墓出现了，多室墓无论大、中型，壁画都普遍比前期内容简单，构图，线条，色彩也明显草率。辽阳三道壕还出有不少小型石板墓，这种墓有的仅容一棺，有的用石板砌成棺形，其中一墓出有西晋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的纪年瓦当。以上三类墓葬，常见的共出器物多装饰用品，有双股釵、两端作U形的饰件、指环、手鐲、剪、尺、顶针、铜镜、漆奩，还有较粗厚的陶罐、钵和元宝形石灰枕。大中型墓还有陶明器如井、灶、水斗、俎和圆案、耳环、豆、长颈瓶等，但前期常见的陶家畜和陶俑等已不常见了。葬俗方面，流行铺尸床无棺葬，甚至大墓也常出现用苇席裹尸的情况。这个时期大型葬的突然减少，中小型墓的增多，随葬品的实用化，以及在葬俗方面发生的一系列的变化，看来是和中原地区的政治形响有密切联系的。公元二三八年，曹魏消灭了这里的割势力公孙氏，基本上统一了北方。这些魏晋时期中原地区的特点在这里不断出现 反映了公孙氏复灭后 旧的势力在衰退，一个新的和中原联系密切的历史时期--魏晋，在辽东地区到来了。

3、东晋时期的墓葬:

属于这个时期发现的有辽阳上王家村的多室石棺墓。该墓的形制应相当于前期的中型墓。其前室四壁上部用四行石板抹角叠砌 中间形成方形天井的室顶。墓中的壁画出现了莲花的图装饰。随葬品中，值得注意的是有江浙地区烧造的青瓷器，有可能是江浙地区向辽东地区的输入品。通过上述三个时期墓葬中反映的情况，也如实地反映了这个时期，辽东地区、中原地区、江南地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密切关系和频繁往还。

高句丽遗迹:

高句丽“相传以为夫余别种”(《后汉书·东夷传》)其遗迹分布在辽河以东，松花江上游和鸭绿江之间的长白山脉两侧，浑江中游的桓仁和鸭绿江畔的集安，是两处重要的集中区域。桓仁和集安北面的通化附近次之，西至靖宇，抚松，东到新兵、宽甸凤城和丹东一线是它的外围。此外，吉林市、抚顺、沈阳、海城、盖县和金县等地的遗址，则属于高句丽晚期的遗存。

约在公元之初，高句丽即已进入阶级社会。三世纪初逐渐强盛。四世纪中叶，“幽冀流民，多入高句丽。”(《通鉴·晋纪》二八)辽东大族也有奔去高句丽的。五世纪初，高句丽更西入辽阳，此后，高句丽居住辽河以东长达二百六十余年，因此，这个地区广泛分布着高句丽各个不同发展时期的各种遗迹，这些遗迹表明了高句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逐步发展和与汉族之间的交往关系的日益密切。

1、魏晋以前的高句丽遗迹:

长白山脉中段的龙岗山以南 浑江中上游以及所属的大小支流两岸 较为广泛地分布着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从文化的内涵来看，石器大都经过磨制，特别是种类、形制复杂 有的利器还有摹仿金属器的迹象 可以说明它的时间已晚，此种文化的分布又和高句丽的墓葬往往相连，有的甚至发现在高句丽的山城之中 结合文献记载，推论这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很可能是高句丽原始社会晚期的遗迹。时间相当于汉以前的一段时间。

桓仁地区的高句丽遗迹，包括山城和各种类型的墓葬。这个地区的墓葬，根据墓的形制规模和随葬品的多寡，可分为三个等级。反映了这个时期高句丽等级制度的发展。但从这时不同等级的墓葬还较整齐地布置在一个墓地之内，表明还保存着氏族关系的残余。这是进入阶级社会还不很久的迹象。高句丽汉末迁都丸都以前的政治中心即大桓仁地区，估计这里墓葬开始的年代，应相当汉代。

2、集安附近的遗迹:

东汉建安十四年(公元二〇九年)。高句丽迁都丸都，即今集安县城西北五里鸡儿汇东岸山岭南面的山城子山城。(图三十五见第五十页)从公元二〇九年直至公元四二年高句丽迁都平壤，这二百多年时间，集安一带一直是高句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四二七年迁都平壤后，这里仍是一处反映高句丽情况的重要区域，根据迁间，集安附近的高句丽墓葬可分前后两期。

前期壁画石室墓，大约从西晋至东晋十六国。墓室的平面呈方形单室，附有侧室内布有壁画。西晋前后一段时间，墓顶构造原始，壁画内容也比较简朴。

1、角抵两冢为代表，壁画描绘墓主人生活，但从服饰上看，也清楚地反映了高句丽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壁画中很大部分描绘了高句丽的生产狩猎场面及骑射的图像。

第十二号墓、麻线沟一号墓、长川二号墓大约相当于四世纪中叶至五世纪中叶，即东晋十六国时期。墓室平面基本同前，但墓顶都用了四面叠涩起盉顶的新作法。壁画中也反映出许多新生事物，如一斗二升式斗拱、曲柄伞盖、香薰和槽马等，这四座墓顶都出现了莲花的图案，看来和佛教的影响有关 长川二号墓除顶外，四壁还满绘了莲花绵纹。莲花是佛教的象征，这样突出莲花，显然已和前些墓仅莲花绘顶，作装饰不同，应与高句丽佛教的流行相关联。佛教传入高句丽(公元三七二年)和高句丽修建佛寺(公元三七五年)，以及高句丽王室开始提倡佛教，都恰在四世纪中叶以后。

自四世纪中叶起的一个世纪内，是高句丽较重要的发展时期。壁画中具有一定规模的仓廪建筑和狩猎中出现使用鹰鷂的情况，反映了高句丽农猎生产的繁荣;各种铠甲铁兵的图象和墓中发现的多种多样的铁器实物，表明了锻铁技术的发展;一些装饰以金市的精致的铁具，更反映了高句丽的铁器工艺的高度水平。较多数量和种类的黄釉陶器、明器的出现，显示了高句丽陶器制造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对商业往还逐渐频繁，高句丽奴隶主大量输入南方的奢侈用品，壁画中看到的内黑外工的各种漆器图象;墓顶、墓壁描绘的莲花锦纹和长川二号墓棺室描绘的王字锦纹，都摹拟华丽的织锦壁衣，长川二号墓棺床上也正铺着三彩的织锦;墓中的棺木，绝大多改也是漆棺，甚至彩绘漆棺。漆器、织锦很有可能都是中原、江南的产品。这一方面反了高句丽奴隶主阶级的奢侈腐化生活和对高句丽人民的残酷剥削，必然要激起高句丽民的反抗。但也可以看到当时高句丽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自己民族的经济、文化，同时也和中原、江南地区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中原地区、江南地区先进的技术与文化。

后期的壁画石室墓相当于五世纪中叶迄六世纪中叶。五世纪高句丽进入辽东，控制了长白山西侧自汉以来即以产铁闻名的平郭，冶铁手工业得以更加迅速发展，生产力也大大提高。但是这一时期，高句丽内部阶级矛盾也更加尖锐起来，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和追求奢侈生活，麻痹人民的反抗意志，越来越乞灵于佛教。这时期的壁画墓中，佛教的因素越来越浓厚，除象征性的莲花外，具有项光的伎乐天人和化生都出现了 作为护法的力士和狮子的形象也出现了。佛教形象的增多和对护法形象的特殊重视并妄图借以来卫护墓室。

佛教起源于印度，东汉以来，经新疆、甘肃一带，传入中原。高句丽在四世纪中叶开始流行佛教，但从文化上看，也无疑是受了中原地区佛教流行的影响。

(二)北方地区

北方地区主要指辽河以西的内蒙古高原和甘肃西部的广大区域。这个地区内，属于本阶段的考古发现，主要介绍一下在东部的慕容、拓跋鲜卑的遗迹和主要在西部的酒泉，敦煌一带的遗迹。

鲜卑遗迹:

自魏晋以来，鲜卑遂成为北方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十六国中，鲜卑建立的政权有前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此外还有西燕、吐谷浑和代。继十六国之后，整个北朝的主要统治集团也都是鲜卑。这些鲜卑族的遗迹分布广泛，现在可以大体推定的，有辽宁的慕容鲜卑遗迹;有从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约河畔以迄内蒙古河套东部的拓跋鲜卑的遗迹。这些鲜卑族遗迹的情况，可以进一步证实鲜卑诸部南迁过程中的内部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汉族先进社会的影响 是他们从部落联盟迅速发展进入封建的重要原因。

1、北票发现的慕容鲜卑的墓葬:

辽宁北票西南房身村发现的三至四世纪的石板墓群，大约即是三世纪中叶以后南迁到大凌河中下游的慕容鲜卑遗迹。这些墓葬分布在房身村西山坡，都在一米深左右的土圹中，用大小石板、石块拼砌成长方形平顶墓室。墓室的大小和随葬品多少成正比。墓室大的还另备木棺，并填充木炭。反映了这个时期慕容鲜卑贫富整别已很显著，等级制度似乎也在出现，证实了慕容鲜理这时期正迅速地发展着阶级分化，这个发展是和慕容鲜卑进入了辽西，大量吸收汉族流民，开始经营农桑，逐步定居分不开的。三座墓中已经看不到明显的畜牧经济的遗迹。日用器物主要是轮制的陶器和漆器，这些有的是在汉族影响下制造的，有的是汉族地!的输入品。随葬品中有五珠和货泉，级环等铜钱，不仅说明与汉族关系密切，而且反了汉族麈钱的葬俗也流传到这里。豪华的金饰品的埋葬，也有可能是仿效西晋上层统治者的陋习。这些金饰品除了有汉以来中原地区流行的龙和朱雀的纹样外，还出现了匈奴文化中常见的嵌镶饰物的指环。匈奴统治集团分裂后，其人民“十余万落”，皆加入了鲜卑部族，墓中随葬品所反映的这些情况，说明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是互相汲取的。

2、北燕冯素弗夫妇墓。

分布在北票西北将军山东麓台地的石椁墓群，是徙居慕容鲜卑境内，“遂同夷俗”(《魏书·海夷冯跋传》)，后来又建北燕的信都(今河北翼县)冯氏墓葬。从已光掘的北燕统治者冯跋弟冯素夫妇女两墓(冯素弗死于公元五一五年)，可以看到浓厚的鲜卑习俗;也可以看到传统的汉文化;还可以看到在汉族的影响下，五世纪初，慕容鲜卑居住区域经济发展的概况。

冯素弗夫妇墓两圹并列，在同一坟封之下，这种同坟异穴的葬式，与当时中原地区汉族葬俗不同。圹内围叠石块，砌东西向的长方形椁室，更是这一带的古老传统。椁内棺壁画，椁顶绘天象、日、月、星座，四壁画墓主人家居、出行内容。棺位椁内东侧，首西向，棺外涂朱漆，前绘羽人，后绘云气，两侧绘墓主人生活图，这些都明显地反映了汉族统治者墓葬的习俗。但棺作前部高、宽，后部低、窄形状，则为以前所未见。墓中还出有几件可以确定墓主人姓名、身份的几课印章:龟纽“范阳公章”金印和龟纽“车骑大将军”、“大司马章”鎏金铜印等。这些都是当时汉族上层统治者显示官阶的器物。一套铜、漆食具和用具，有樽、魁、碗、洗、锅、镌斗和漆案、漆方盒等，也是汉族相当官吏才能使用的。许多廪金铜器、错金铁器、金银装的刀、剑和玉器，也都是汉族高级士族的豪华用品。此外，还有文具、 石砚和墨等。

另外一类，则是具有北方游民族风格的的器物，如一套铜铸的带有提梁的罐、壶、镂空高圈足镀等直接接触火的容器和马具，如马鐙、金银带卡等。墓中还出有大量的铸或锻的铁器，大量形制复杂的刀、 鏃，这次发现都是空前的;多样式的铁锻工具，各种细致的铁器及精致的金银工艺，都表表明了这个时期这里的鲜卑地区的金属1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冶铁手工业的兴盛，对鲜卑地区封建制度不断深化起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北方民族对我国铁器制造，特别是铁兵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从三世纪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不断向辽西一带迁徒，一些豪强大族由于西晋政权面临复灭，也有不少投奔辽西的。这些大族在迁徒中，往往大都率领了 他们 的族、乡里、部曲和佃客。迁徙到这里的广大汉族劳动人民都是有着熟练的生产技能的。他们的到来，和本地区的劳动人民一起对于凌河流域的开发，农业生产的提高，各种工业的发展，都是起着决定性推动作用的。汉族人民在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共同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交流着经验，培育着我国丰富多采的古代文化艺术。冯素弗夫妇墓的情况，给我们提供了这一时期汉族和少数民族相互影响的具体例证。

3、拓跋鲜卑的遗迹:

拓跋鲜卑是鲜卑最东北的一部，也是诸鲜卑部中较后进的一支。他们的原始游牧地区在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约河和大兴安岭北段之间。在今黑龙江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完工和新巴尔虎右旗札赉诺尔发现的墓葬群，大约是拓跋祖先推寅(宣帝)“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莫沮洳”(《魏书·帝纪·序纪》)前后的遗迹。从南迁的路线和墓葬中反映的情况来看，完工的墓群时代早于札赉诺尔墓群。仍以“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游牧经济为主，同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阶段。

在完工墓葬随葬品中，发现不少和其他民族有联系，甚至是从较远的外地输入的器物。首先应指出的是具有三个袋形足的陶鬲，陶鬲是黄河流域文化的标志之一 类似这种形制的陶鬲，即使在华北平原的最北部，它的时间也不会迟于公元前三世纪，因此可以推测这里和汉族发生联系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墓中还出有积或麻布制成的衣物残片，絹、麻都来源于汉族地区。完工第一号墓中还出有汉族所特有的漆器的残件。墓中还出有一些作为装饰用的绿松石、玛瑙、珊瑚、海贝和海螺 大约也都来自其南边的汉族区域。此外，从一些铜制的小型饰具如各种式样的环、扣上，可以看到他的西部--匈奴的影响。

在札赉诺尔墓中，一件夹砂大口罐中发现了残存的谷壳，说明这里可能出现了少量的农业。铜器、铁器也在改进和复杂化，出现了多种形制的鏃、环首刀，矛和马衔，都完工时期所不见或罕见的。陶器的种类也在增加，出现了精致的轮制陶器。这些都反决了这时期拓跋社会在前进。这个前进其自身的发展为主要因素，但也反映了他们接受邻在较先进文化的影响，比完工时期又有了发展。轮制的双耳陶罐和角器上刻划的龙形文饰，都标示了鲜明的汉文化的影响。其中几件标准的中原地区的输入品;规矩镜、“如长”铭锦和木胎奩 也可以说明札赉诺尔墓葬不会早于公元一世纪。一些器物还反映了明显的匈奴文化的影响，如双耳铜复、各种动物形铜饰的器物和锻制的马具和武器都和匈奴同类器物相接近。一世纪中叶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分裂，一部分匈奴人民从大漠南北向东北流亡，与正在向西南迁徙的鲜卑相混合，文献记载谓拓跋为鲜卑父胡(匈奴)母，因此，札赉诺尔墓中出现的上述情况，也正反映了两族在当时出现的亲密关系。

拓跋鲜卑的西南迁徙，使生产和社会形态都逐渐得到了发展，并在迁徙过程中，不断吸取其他民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使各族人民之间的融合更为普遍。在今辽宁省巴林左旗、内蒙古和林格尔的盛乐城遗迹、呼和浩特东南凉城县境内、呼和浩特西南美岱村附近的拓跋鲜卑遗迹中，都反映了这个问题。这里便不详细介绍了。值得指出的一点，在美岱村发现的北魏初期拓跋贵族墓葬中，从随葬品上看，都已和当时汉族上层统治者没有太大区别了。并出现了拓跋制造的河内、博陵、上党、辽西等地太守的虎符;离石、吐京、阳曲护军虎符，表明这时拓跋族已开始了封建政权的建设。文献中记载，这个时期，拓跋贵族曾驅使各族人民在套河地区进行大规模屯田，这也反映了在经济生活中，农业开始占了优势，更加促进了拓跋鲜卑的封建化。

公元三九八年，拓跋珪称帝，定都平城。差不多整个五世纪，平城一直是拓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平城遗址在今山西大同城区及其附近，历年来，在这一区域内，发现了不少北魏的波纹、连珠纹，忍冬纹的灰黑色陶片，布纹大瓦和连纹、“富贵万岁”、“传祚无穷”隶书体铭的瓦当。城内还发现了残存的建筑遗迹。五世纪以来，北魏境内各族人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以拓跋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为求“国祚永康”大力提倡佛教，在平城内外大事兴建佛教建筑 工程巨大的云冈石窟，即是公元六〇年以后不久开始雕凿的。

平城附近的墓葬现知的有方山和平城东郊两处统治集团上层的陵墓。方山在平城北，北魏拓跋宏(孝文帝市)葬其祖母文明太后冯氏于此。孝文帝也在这里修建了“虚宫”。这两座大墓未经发掘， 但从墓前地面上散布的建筑遗迹，包括布纹大瓦、莲花瓦当、琉璃瓦件和大型石础、不石材，可以推测其规模弘大。文献记载冯氏墓南“有永固堂……堂之内外两侧结两石趺， 张青石屏风，以文石为缘，并面起忠孝之容，题刻贞顺名之……”(《水经注水㶟》)。可以看到，这时儒家的“忠孝”“贞顺”意识已渗入了鲜卑统治阶级思想之中，可以估计到这类大墓已经不会保留多少拓跋的旧制度了。

在大同东郊石家寨村，发现了北魏延兴四年至太和八年(公元四七四 --四八四年)的司马金龙夫妇墓。司马金龙是投降北魏的晋皇室的后代。墓室砖建，具前、后、耳室，皆方形。后室、耳室壁向外砌出弧线。随葬品异常丰富。棺下设石棺床，床上除残棺木外，有石砚一方。床前原设漆画屏风。后室前部和过道后部置日用器物如陶壶、青瓷唾盂、漆多子盒和铁剪、铁马鐙等。过道前部东侧竖石制的司马金龙夫妇铭表。过道入口正中立石灯座。后室和过道部分的布置和同时的南方地区以及魏晋时期的中原地区的较高的统治阶级的墓葬基本一致。前室后部扼过道口处置大形武士俑和镇墓兽，其西侧有陶犬、马、牛、羊、酡、猪、鸡一群。前室前部满布陶俑，位置已扰乱，计有男俑、女俑、着甲骑俑、武士和木俑共三百二十余件。此外，还有大型陶马、驮粮马、木马等三十余件。耳室出女乐坐俑三。全部俑群除数量较多外，内容也和同时的中原地区的类似墓葬相近。其不同处，牲畜的成群存在，并未见有庖厨有关的其他明器，因可推测这有可能是平城时期北魏上层统治集团还保存着一部份畜牧经济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陶俑的面貌即不象汉族，也不象中原地区常见的胡俑，可以设想这是拓跋人民的形象。司马金龙是汉族统治阶级的后代，投降北魏，死后又被赠以王爵。俑的形象可以说 明他们生前死后都和拓跋贵族同样奴役剥削各族人民。毛主席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司马金龙夫妇墓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实物例证。各族统治阶级的目的都是剥削、压迫各族劳动人民，这是他们的根本利益。在各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有时尽管演变为激烈的民族斗争，但斗争最后终要归结于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和起义，各族统治者形成联合专政;在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斗争中，各族人民因所处的阶级地位都是一样的，从而使种族之间的隔閡日益减少，形成共同反抗压在他们头上的统治阶级的斗争。在斗争中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大融合，大团结。北魏末年爆发的农民大起义，看到的便是各族人民反抗共同统治者的一致斗争了。

甘肃酒泉、敦煌一带的魏晋墓葬

1、酒泉的魏晋墓

北方地区的西部，即河西一带，魏晋之际经济所有恢复，西晋末年的混战，也很少波及这里，所以酒泉发现了不少这个时期至十六国前期的墓葬，墓葬中规模较大的是一些多室砖墓。酒泉魏晋墓分布在酒泉城东和西北。城西北属嘉峪关市新城公社的三号墓和中原地区第I型墓相似，具前、中、后三室、前室两侧各有二耳室。一号墓相似于中原地区的[型墓具前、后两室，前室两侧各有一耳室。这批魏晋墓和中原地区的区别:①墓门上砖建高大而复杂的门楼，不见于中原，这是渊源于汉末关西一带的墓制;②乾传相叠和前、中室作盉顶，也为中原所罕见，这可能是由于这个地区墓室建于地下砾岩中，不需要砖结构负荷较大的重量而出现的一种地方作法;③、前、中室左右壁砌出半开小门和墓室盛饰彩画砖和小幅壁画，都是以前所末见;④中原葬具保存很少，葬具内画伏羲女娲的形象，极为罕见。以上情况中最重要的是内容丰富的彩画砖和小幅壁画，举一号墓彩画砖的分布为例，画砖的内容，有反映生产活动的男耕女播、场上打谷、放牧成群牛羊的场面，有反映生活的事和主人饮宴、出行的情况。坞壁中的高墙厚壁、高耸的门楼，则反映了这里的政治特点。东汉以来，各地豪强普遍筑坞，他们凭偕坞壁割剧一方，奴役人民，奢侈纵欲，曹魏时期，中原地区经过农民大起义风暴的冲击，已经衰微，但“大姓雄张”(《三国志·魏志·仓慈传》)的河西，却还在发展这种割据式的封建组织。这也证明了农民革命的铁扫帚不到，像这类落后的东西是不会自己跑掉的。墓中画砖充分反映了这个地区的地方特点。

在三号墓的画砖中，还出现了步兵行军，营垒和骑兵队的形象;前室的西、北两壁画四处建有碉楼的城领，北壁上的两处城堡外面，还画有大约是为了守卫而设的帐幕。这些图画给我们提供了不少非常难得的骑兵和营死的具体形象，更重要的是描绘了当时这里的军事活动。城堡都画在西、北两壁，应该不是偶然的安排，它清楚地表明了这里的军事活动:是卫护西通新疆的大路和作为西海郡后方的酒泉，时刻在戒备着北面的西部鲜卑。

2、敦煌一带的遗迹和墓葬:

敦煌西据交通新疆的门户，曹魏兴复河西，酒泉、敦煌并是重镇。西晋沿魏制，从敦煌西北汉玉门关东侧的一座仓城(大方盘城)里发现的晋泰始十一年(公元二七五年)石刻中，知道当时还在修建、使用这座仓城。这即表明了西晋在敦煌的积极建置，也反映了对新疆地区的急切关注。

敦煌发现的墓葬，以城东南辛店台、佛爷庙两处最为集中。墓室和酒泉一样，建于地下砾岩洞中。这里的墓葬较酒泉墓葬要稍小些，其中较大的，类乎于中原地区的I型墓。有具有前、后室或单室附耳室的砖室墓，也有不用砖砌，径以洞室为墓室的。砖室墓的砌砖方法也和酒泉相同，乾砖相叠不施粘土。小墓和中原的Ⅳ型墓相似，只在墓道底端横挖一仅容葬具的长方形墓圹。这这类小墓大都排列在大墓的前方或两侧。敦煌墓葬茔域分明，这种族葬风俗正是当时这里豪宗大姓继续发展的标志。

佛爷庙发现的一座单室附耳室的砖室墓，墓门上部和酒泉魏晋墓相同，砖砌高门楼，(高约3.5米)其上满嵌人物，兽禽彩画砖，画砖间也嵌有雕砖施彩的门闕或斗拱，这类雕砖比酒泉更复杂，特别是出现了一斗二升重拱形式的仿木结构，显然是受到中原地区术结构建筑的影响。该墓早年被盗，墓内的情况已被扰乱，但残存的三件多子陶盒，确为中原晋墓所常见。

在辛店台发现的这类单室附耳室墓，不见门楼，但保存完整。随葬品中有圆案、碗和园形多子盒等陶器 还有陶灯。耳室贮陶樽和直壁陶罐。棺内外多置铜钱，有的一座竟多达千余枚，其中有少量的“剪轮五銖”和“太平百钱”。另外，这类墓还出有残漆器。从陶器上的朱书字迹来看，这些墓在当时也都是些巨姓大族的茔室。

这两地区的墓葬和敦煌附近的仓城，一方面反反映了一直到十六国前期这个地区的大姓宗族还在发展。中原地区的汉族政权还控制着这这个地区;文化上也反映了和中原地区的密切关系。

(三)新疆地区

现知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新疆考古资料，主要集中在若羌、民丰(当时属善善)吐鲁番(当时车师和高昌)和库车、拜城(当时属龟兹)。这些地方，四世纪叶基本上还在西域长史和戍已校尉的卫护下 缓慢地发展着奴隶制。公元三二七年前凉高昌设郡，公元三五八年吕光开通伊吾路，高昌和内地的联系日益密切，此后一直到世纪中叶，高昌始终为甘肃西部的政权所直辖，因此，新疆地区首先在北道的高昌一一带发展了封建关系。五世纪中叶以后百余年间，自北、自东、自西侵入的游牧民族长期抗夺了几乎新疆的全部，先是柔然、高车、吐谷浑，后来是吠哒，更后是突厥，这些游牧民族氏族社会的残余还很严重，他们的上层统治集团残酷地奴役、抄掠、使新疆不少地区生产荒废，人民逃散，当时破坏比较轻的只有龟兹和麹氏高昌。新疆地区的长时期动荡，给佛教盛行提供了条件，我国内地这时佛教大泛滥，和新疆的情况有着极为密加的关系。下面主要介绍一下鄯善和高昌的遗迹。

鄯善遗迹

那善原名楼兰，西汉元凤四(元七七年)名善。善西境抵尼雅河流，东5敦煌，首邑即今若羌，是自敦煌西行南道上的第一站。公元一世纪，东汉开始在此屯“鄯善为丁零(高田设西城长史，西域长史的设置，直迄十六国前凉时期。五世纪末，鄯善为丁零（高车)所破，人民散尽”(《南齐书·芮芮传》)。各地遗迹的绝大部份，千余年来保存好。本世纪初，英、日等帝国主义派遗的“探险队”，窜来鄯善地区，大肆盗坏，西域长史治所、若弟一带和尼雅遗址，都惨遭魔手，他们从这里掠夺去大量珍贵自鄯善史料。

1、罗布泊畔的西域长史治所遗址

魏晋时期西域长史驻扎在鄯善境内的海头，治所遗址在今若羌东北，罗布泊西，是一处被风沙半掩没了的近乎方形的古城址。城址内外分布有不少建筑遗址，二十世纪初，曾屡次遭受帝国主义分子的盗掘，出土了不少丝、毛织物、木器、铜镜片、铜铁镟、大小五銖钱和用汉文、佳卢文、粟特文写在絹、木、上的各种文书。汉文文书记载了这个地点的性质和名称--海头。文书中的纪年，以瑞典人斯文赫定盗掘去的，有魏嘉平四年(公元二五二年)三月字样的为最早，最晚的是晋建兴十八年(公元三三〇年)，这些纪年文书说明了这座古城使用的年代。文书内容涉及的方面很广泛，从中可以知道这里南和楼兰(鄯善)、东和敦煌、酒泉、姑臧、(武威)，北和高昌(吐鲁番)，和焉耆、龟兹(库车)都有较密切的联系。特别是日本人桔瑞超掠去的公元三六四年左右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的四件信稿，表明了四世纪中叶西域长史还有效地控制着中道上的焉耆。西域长史不仅有卫护西域的责任，而且还有很重要的经营屯田的任务。当时，海头附近设置了不少屯田地段和机构，开渠引水的工程相当大，文书中记录了一次筑堤用工五百余人。堤有专名。守堤、灌水都有专职。并反映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用牛、犁的农耕技术已传布到这里。有一件残简中还反映了当时内地向西输出的丝织品还保持着巨大的数字，“口人三百一十九匹，今为往(?)人买(?)缲四千三百二十六匹”，这些文书和文物的发现，也进一步反映了魏晋时期，这里和中原的密切关系。

2、民丰的鄯善遗址和出土的古代文书:

部善从一世纪中叶起，向西控制到精绝，即今民丰(尼雅)一带，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三世纪中叶。民丰北150公里的古代遗址，即是当时鄯善西端的一处要镇遗迹遗址中心建置了一座方型基座的佛塔，清楚地标志着佛教当时在这里的特殊地位，遗址发现不少建筑遗迹。成组的建筑中，大型居室和窄小房间的对照，反映了当时鄙善的等级差别和奴隶制的阶级关系。在大型居室的遗址中，出土有“长宜子孙”铭的铜镜残片和大小五銖钱，还有大量的雕刻木器、陶器、铁器和毛织物;室内还有画卷花图案的壁画。除居住址外，还发现一处冶铁遗址，有烧结的铁块、矿石、灰渣和一件小坩埚。成堆的粟粒，完整的麦穗和干萝卜、盐块的发现，反映着这个时期鄯善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情况。

民丰一带的遗址也遭到了帝国主义者的破坏和盗掘。英国人斯坦因在尼雅破坏了不少大型居住址，并掠去了不少重要文物，特别是一处仓房中的大批古代文书，近千件用去卢文书写梵文俗语的木牍，帛书、羊皮文书和四十多片汉文木简，这批文书是了解民丰遗址的年代和当时社会情况的珍贵资料。

汉文木简都是三世纪中叶的遗物，其中年代最清楚的是晋泰始五年(公元二六九)敦煌太守的文书。此外，有凉州剌史的文书，西域长史营转写来的晋朝的诏书和晋朝给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五国国王的诏书的抄件，还有河西州郡行文到这里逮捕人的文书和敦煌太守发下的过所(通行证)以及这里的关吏所过录的过所底薄等。文书中还记戴了当时反映阶级斗争和生产发展的情况。这批汉文木简，有力地说明了当时中原和鄯善的关系，当时西晋王朝的政令在这里是行之有效的。

高昌遣迹

吐鲁番枢纽中、北两道，是新疆地区通向内地的重要地点。县城东南约50公里的哈拉和卓古城(高昌城)，是魏晋戍已校尚治所和前凉以来的高昌郡冶、北魏以来的高昌都城的遗址。县城西约10公里的雅尔湖古城(交河城)，是汉以来车师前王庭和麹氏高昌时期的交河郡城的遗址。这两座重要城址，唐以后经过几次改建，已经失去了早期的面貌。更令人愤慨的是，十九世纪末，从老沙皇派遣的所谓“探险队”开始，各帝国主义分子又连续不断地进行了盗掘，更给之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两城外的一些墓葬和其他佛教遗迹，也同样惨遭了各帝国主义分子的魔爪，有的帝国主义分子甚至将若干洞窟壁画全部剥劫而去，有的竟公开公布盗掘墓群的计划，真是毫无忌惮，比明火执仗的匪徒为尤甚!

1、吐鲁番地区的墓葬属于唐设西州以前的，可分为两期:前期是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和车师墓葬;后期是高昌麹氏墓葬。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多分布在哈拉和卓古城之北的哈拉和卓和西北的阿斯塔那两地。目前发现最早的纪年墓，出有晋泰始元年(公元二七三年)买棺木券。最晚的出有北凉缘木六年(公元四三七年)衣物券。这期墓有大、小两型。

大型墓 前设斜坡墓道 墓道后凿土洞墓室。墓室有方形和前窄后宽的方梯形两种，都长三米左右。方形的有的附耳室。两种墓室的室顶多作盈顶。有木棺，棺盖作两坡式，也有用铺芦柴的梯架式的葬具，较晚的多无葬具，尸体横陈在后壁前。随葬品:较早的多木器，有盘、耳杯、碗、勺、灯座、衣架，有的还有彩繪木俑、木马、木牛车。较晚的多用陶器，有盘、碗、壶、罐、釜、甑、灯等，部份陶器外壁出现了彩绘的莲瓣纹饰。纺织品多麻、毛、棉织物和单色絹。较早的有刺绣、织成履。斯坦因盗掘的升平八年(公元三六四年)墓还出有云气虎纹锦;较晚的则多出绞缬和蜡缬的絹片。此外，还出有五銖钱等。斯坦因盗掘的一批大墓中，有的还绘有壁画，有的随葬主人生活的纸本“画稿”。“画稿”中的牛车、厨事、侍从、舞女的形象，反映了统治阶级占有大量奴婢不劳而获的寄生腐朽生活;“画稿”中的一女侍向主人进食的形象又鲜明地反映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阶级关系。大型墓的情况也和下面小型墓的情况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小型墓:一般是竖穴土洞墓，个别用棺，有的竟用破毡、柴草裹捆入葬。一般没有随葬品，有的也不过是陶罐、碗、盘之类。

整个来看，墓葬类型差别显著和内地情况相似。大型墓壁画内容与酒 泉 魏 晋墓接近，随葬品如木制器皿、明器和丝织品，也和酒泉魏晋墓、武威东汉晚期墓的发现相似。这些都如实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前半期，大约有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高昌直接、间接为凉州所属的历史事实。

2、车师人墓葬:

分布在雅尔湖古城北的墓葬，多西北、东南向的竖穴，尸体头向西北，直卧穴底，无葬具。随葬一陶把杯，或一浅陶钵，有的还有一内置双杯的盘形钵。这类墓的墓制和随葬品彼此差别不大，反映了当时这部份居民贫富分化还不显著，它和哈拉和卓古城北大小贫富相差悬殊的墓葬相比，清楚地有着族别的区别。文献记载这里是车师前王庭所在地，推测这类墓大约即是“有城郭田畜”(《汉书·西域传》上)的车师人墓葬。从墓中收集到的带有莲瓣装饰的陶钵和上述与西晋时期流行的一盘二耳杯相类的钵杯组合，大概可以反映这类墓葬年代下限不会迟到北朝以后。

3、麹氏高昌时期的墓葬:

鞠氏高昌始于北魏景明元年(公元五〇〇年)亡于唐贞观十四年(公元六四年)。遍布于哈拉和卓古城和雅尔湖古城西、西南两面的麹氏高昌时期墓葬 和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最大的不同点 是较普遍的出现了家族茔地，即大都是二座以上到数十座排列有序的墓葬成群存在，环绕墓群的地表上还砌建了砾石围墙、这种家族茔地的普遍出现，说明了麹氏高昌也和内地一样，一些豪宗大姓世代相继地控制着这里的政权和经济权。

大型墓中，墓道后常有墓表，记录墓主人的姓名、官职、履历和入葬的年月。从中可以了解高昌的官制、纪年和识别等级差别的情况。高昌墓的等级差别，看来在墓室形制上，反映较为清楚。高昌中央级第二级官吏的墓室，平面方形，边长四米左右。自第三级以下，则以长三米左右前窄后宽的方梯形为多葬仪和随葬品方面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但和前期相比，木棺稀见，墓室中出现了粉饰的土尸床，户体陈床上，有的尸下垫莱席;墓室顶或尸体上钉悬或铺盖了大幅絹地的伏羲女娲彩绘像;有的墓壁还悬有絹制的壁衣;丝织织品中较多地出现了六世纪中叶以后内地织造的锦、綺之类的高级织物。陶器质量粗劣，形体变小，但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多，罐、瓿之类向高发展，小型陶器如碗、盏、灯之类在增多，出现了和内地相仿的一系列变化。麹氏高昌的统治阶级大都出自甘肃大族，高昌王室麹氏即原籍金城榆中(位今兰州东南)，此外如墓表所示有金城张氏、敦煌张氏索氏、张掖袁氏巩氏，因此，这类墓葬的变化情况和内地关系密切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这个时期的墓葬中，还出有不少完整和剪残的公私文书，对当时此地的阶级压迫和生产情况都提供了切实的材料。

高昌土地良沃，自汉屯戊以来，这里农业得到发展。这个时期，麺氏仍继续了以前的屯田制度，派有高级军职“冠军将军兼屯田事”“虎威将军兼屯田事”并设有“屯田将”“屯田参军”“电田吏”等直属机构。这个时期，由于农业的发展，丝织手工业也发展起来了。文书中有不少关于“桑田”的记录。

高昌这个时期农业和丝织手工业的发展，是居住在这里的各族劳动人民辛勤劳动所创造的。但是，富饶的产物，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果实在这里也是完全被豪宗大族所霸占。王室翻氏则是这里最大的豪强，不仅中央设田部，地方设田曹，到处搜敛田谷，而且直接占有大量土地，为了修建佛寺，王室麹氏可以一次舍十四亩田地。王室、豪强之外，佛教寺院也占有大量土地，建有渠碓，并拥有牲畜，有的僧人还私自拥有菜园。三件租田契，说明了高昌这时的土地租佃关系，其中两件租渠田契约所列一亩田的平均年租，和从一件《买马奏文》中折算的平均一匹马的价格的比例是一:五·五;一件和平元年(公元五五一年)的《举叠、锦契》表明了惊人的高利贷，年利竟高达百分之百。反映了高昌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也反映了不论内地还是新疆，地主阶级都同样地对佃户进行着极其苛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创造着我国古代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并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交流着经验、智慧，谱写着我国多民族国家古代历史文化的壮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