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教材过度城市化（教材城市化之争）
中小学教材过度城市化（教材城市化之争）实际上 侯长亮真正担忧的不是教科书上几幅图、几个知识点会带给孩子们的困扰 这些问题老师们多花些精力总可以说明白 他担忧的是隐藏在这些表象背后的趋势:“那种潜移默化在引导孩子们的东西 让他们觉得城市是好的 自己的家乡农村是不好的 让农村孩子越来越不愿意留在自己的家乡。”什么是好的乡村教育对于生长在云南大山里的这些孩子 动物园、植物园和游乐园尚可以靠网络短视频去了解和想象 但在城市中常见的河滨公园 却实在超出了他们的生活经验。侯长亮认为 如今的教材“完全是城市孩子的教材 站在城市孩子角度去编写的教材 很少有贴近农村孩子生活的元素”。他觉得应该把符合当地的乡土内容编写进语文、数学等主课中 融合到主课对应的试卷练习中去。长期在云南边陲从教的周锦杭则指出 统一教材本身就是教育公平的基础 至于在教学过程中那些与乡村孩子生活有差异的内容 是教师应当去想办法解释、说明的部分 “不是说教材里面不懂 我们就把
侯长亮在学校授课
侯长亮妻子 也是他的支教同事
在云南昭通彝良县海子镇向阳小学支教的侯长亮 遇到了问题。
一堂二年级的数学课上 有学生拿着教材问他:“什么是河滨公园? ”这位学生看不懂的是一道课后习题 要求孩子们统计班里同学喜欢去的春游地点 给出的几个选项 分别是动物园、植物园、游乐园、森林公园、河滨公园。
对于生长在云南大山里的这些孩子 动物园、植物园和游乐园尚可以靠网络短视频去了解和想象 但在城市中常见的河滨公园 却实在超出了他们的生活经验。
侯长亮认为 如今的教材“完全是城市孩子的教材 站在城市孩子角度去编写的教材 很少有贴近农村孩子生活的元素”。他觉得应该把符合当地的乡土内容编写进语文、数学等主课中 融合到主课对应的试卷练习中去。
长期在云南边陲从教的周锦杭则指出 统一教材本身就是教育公平的基础 至于在教学过程中那些与乡村孩子生活有差异的内容 是教师应当去想办法解释、说明的部分 “不是说教材里面不懂 我们就把它逃避掉 换一个懂的东西来替代 那不懂的还是不懂 这反而是更不好的。”
什么是好的乡村教育
实际上 侯长亮真正担忧的不是教科书上几幅图、几个知识点会带给孩子们的困扰 这些问题老师们多花些精力总可以说明白 他担忧的是隐藏在这些表象背后的趋势:“那种潜移默化在引导孩子们的东西 让他们觉得城市是好的 自己的家乡农村是不好的 让农村孩子越来越不愿意留在自己的家乡。”
乡村教育 不能是让孩子们逃离乡村的教育。侯长亮认为 好的乡村教育应该做到让农村孩子感受家乡的美好 从而热爱自己的家乡 “家乡是一个人的根。”
对于这个观念 谢净羽很赞同。她认为绝大多数乡村的孩子很难靠自己“走出大山” 比起为他们塑造一个“出路” 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发现自己身上的优点 发现自己家乡的山水、田野、人文。
比如谢净羽所在的学校 周边地区盛产茶叶 就可以带着孩子们去了解这里的茶到底是怎么产出的 “新茶、老茶 它的回甘是怎么样的。让他真正了解家乡的特产 对家乡的认同感就会更高 而不是临沧有什么特产茶都不知道。”
周锦杭则认为 乡村教育应该要让中小学阶段的孩子对外界和不同的行业有所了解。比起简单地告诉孩子们好好上学 更重要的是提供需要的知识、视野 让孩子们找到自己的目标 “比如要留在这里跟父辈一样种水果 又或者要当医生、当老师。”
就在几天前 周锦杭走访附近乡镇时遇到几个大学生 这些孩子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 承袭起家里种植芒果等热带水果的活计 虽然辛苦 但一年下来也能有十几二十万的收入 “比在城里过得好很多。”
在他看来 这是乡村教育很重要的成果 让接受过优质教育的年轻人走出去以后 再走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困扰
“老师 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欢乐园”
教材中的城市元素 确实对乡村教育造成了影响。
侯长亮不止一次遇到过这个问题。还是在二年级的数学课上 他讲解教材练习题时 有学生指着一幅配图说:“老师 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欢乐园。”
侯长亮承认 一定的城市元素是山村孩子学习过程必不可少的 对他们的成长也有帮助。但他认为 在语文、数学等科目对应的练习、试卷中 城市元素的比例太高——随便一个习题都是以“高楼、电脑、汽车、超市大商场、娱乐场所、博物馆……”为描述对象来出题 几乎没有以“田野、干农活、放牛、砍柴……”作为描述对象的题目。
这位出身农村的80后还记得 在自己小的时候 教材里有不少贴近农村生活的内容 尤其是插图 每次看到这些插图 幼时的侯长亮都感到很亲切 “自己就在其中一样。”
然而如今 教材的“城市化”越来越明显 这让他感到担忧:如果孩子们通过教材形成了城市优于农村的观念 孩子们要怎么热爱自己的家乡 “怎么可能指望他们去把自己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 团结家乡的人民把生活过得幸福?”
距离侯长亮执教的昭通800多公里外 位于云南最西端的周锦杭 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他才到当地执教的时候 曾经听同事说过一个故事 语文卷子上有一道改错题:秋天到了 人们特别喜悦去香山看红叶。孩子们基本都把喜悦改成了喜欢 但有不少孩子还改了另一个地方——把香山改成高山 “他们没有听过香山 不知道是什么。”
争论
教材是否该针对乡村地区的孩子进行调整
开始教学以后 周锦杭对这类题目格外留心。去年的一节数学课上 有道练习题要求计算地坛的面积。他播放了一段关于北京天安门的视频 一边向学生们介绍天安门和地坛 地坛有几个他们学校那么大 一边讲解面积计算的知识点 顺利完成了这节课的教学目标。
超出乡村孩子们接触范围的信息、知识 被周锦杭称作“超纲题”。他认为如果老师准备得当 这些题目可以成为激发孩子们学习兴趣 丰富他们视野的好机会。
对于教材是否应该进行针对乡村地区孩子的调整 乡村教师们持有的观点大相径庭。
周锦杭开始执教的2019年 部编版小学教材出炉 全国小学教育教材统一 无论北上广深还是偏远乡村 孩子们使用的教材都是相同的内容。对于统编教材 他持明确的支持态度 认为相同的教材是教育公平的基础 “你说把教材换成他们容易懂的 那些不懂的他们还是不懂。”
在他周边的中小学校 专门开设有地方课程 会讲解当地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和模范人物。据周锦杭所知 有些学校还会把当地的特色舞蹈作为课间操 这些都是他认为行之有效的乡土文化传承方式。
而侯长亮则并不认同这样的模式 在他看来 不少地区的乡土教材只是作为副课 或是课外读物 要让学生们确实感知到乡土文化 不能只依靠这些读物 “要把符合当地的乡土内容编写进语文、数学这样的主课中 融合到主课对应的试卷练习中去。”
观察
“很多时候是乡村老师的能力和认知跟不上”
实际上 无论开设地方课程 还是在教学当中结合地方生活特色 都是探索更高质量的乡村教育模式所需要的尝试。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 统编教材不可能满足全国那么多学生的需要 尤其是学校自主办学和个性化教学的需要。
他认为 在统编教材的基础上 应该推出契合地方和学校具体教学需求的地方教材和学校教材 “校本教材有助于形成学校特色教学 也有助于更好地结合实际教学内容。我们要形成国家教材、地方教材加校本教材这样的教学体系。”
然而有过7年支教经验的彭然指出 熊丙奇提倡的统编教材、本地教材模式 虽然可以满足特色教学和个性化教学的需要 但存在一个执行层面上的问题——成本 “不是每个学校、地区都有能力自编教材。这种本土化的教育 更多是靠家长和老师在非正式教育中实现的。”在他眼中 优秀教师资源的匮乏 限制着乡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 基于很多乡村小学招不到学生的实际情况 不少自然村、行政村的小学都裁撤了 村小学变成中心小学 客观上使乡村优势教育资源有所集中 但乡村教师基本素质普遍不高的现状依然存在。据彭然观察 “很多时候不是教材跟不上学生对现代化社会的理解 是乡村老师的能力和认知跟不上。”
彭然看到很多学校 老师上课还是采用传统的粉笔、黑板模式。至于投影设备 往往是被当作放电影、娱乐的工具 在教学场景中很少出现。周锦杭所在的学校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学校里6年前就为手工课配备的锯子 至今也没被使用过。至于在当地乡村小学标配的科学教室 据他所知 普遍使用率都很低 “都没人用 都闲置。”
背后
“走出去”在乡村教育的语境中占据主流
教具闲置 是因为教师资源不足。在云南临沧一所乡村小学支教的谢净羽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 她的学校共有570余名学生 约40名老师 老师平均年龄为40.9岁 年轻教师力量缺乏 “老师年纪比较大 特别老的一些教师 对电子屏这些的使用也不太适应。”
优质教育资源的缺乏 让侯长亮产生了紧迫感——他认为这种缺乏还在加重 甚至有形成“双向恶性循环”的趋势 这也是他呼吁关注教材城市化倾向问题的原因之一。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走出去”在乡村教育的语境中占据着主流地位。在侯长亮看来 这种观念不仅影响着孩子们 也影响着乡村教育工作者 “好像只有走出去才是被认可的 才是有出息的。”这种风气下 老师们也在期待从乡村学校“升”往镇上的学校、县里的学校甚至城里的学校。一些来到乡村的年轻老师 则将乡村学校看作一个平台 想尽办法好好教学生出成绩 作为自己职业发展的“资本”。
这种影响 已经蔓延到了教学之外。由于优秀的师资向城市流动 重视教育的家长也会想办法让孩子进入城镇就读 而容易出成绩的优秀生源 又加大了老师们离开乡村的驱动力 乡村教育由此陷入不断流失的循环之中。
公益组织担当者行动教育基金会总干事张春亮 先后接触过上千所乡村中小学校 也对这些学校面临的困境有所了解。据他观察 国内乡村学校教师资源呈现出一种“不断流动”的特征:一方面 国家的西部计划、各类公益组织的支教项目 以及考入当地教师编制的“来者”源源不断;另一方面 乡村教师 尤其是年轻的乡村教师 又在持续地离开乡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潘俊文
实习记者 周炜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