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文明是城市之魂（通过城市理解）

如何看待文明是城市之魂（通过城市理解）在汤因比撰写这部《变动的城市》的年代，关于“城市病”或“文明病”的讨论正吸引着许多人的注意力，这种忧虑直到现在我们也并不陌生：一个爆炸性扩张的城市文明，会不会在失控中走向反面？这不仅仅是指城市过度蔓延并吞没了乡村，迫使无数上班族把时间耗费在路上，还指过量涌入的人口所带来的贫民窟，对城市自身也造成了破坏，因为这些人的悲惨生活意味着，他们来到了自己憧憬的应许之地，却并没有得到真正“文明”的市民生活。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任何一座现代城镇，都必须保持24小时不间断的运作，越是在大都市，这种流动就越是快速、密集、庞大，而任何封闭、停顿所可能造成的损失就越是难以承受。汤因比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传统城市，城市的症结是静态人口的淤滞”，城市封闭环境往往因不卫生而带来高死亡率，但“在当今的大都市中，由于人口已经成为流动性的存在，城市的症结已经转变为交通阻塞”。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文明来说，这种理念其实是陌

◎维舟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有一个著名断言：“中国无城市。”这一度让许多人感到费解乃至愤怒。实际上，韦伯的本意无非是说，西方那种基于市民自治权利的有机共同体，才算是“真正的城市”。在这里，“城市”并不只是指一堆非农业人口的聚居点，倒不如说是孕育某种特定文明生活的社会组织形态。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显然也抱有类似的信念，他在《变动的城市》中强调，城市并不只是建筑物的聚合体、封闭的定居点，它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城市居民必须在事实上组成一个社会；他们需要具备特定的城市精神状态；城市必须存在某种有组织的集体生活。不难看出，他对“城市”的理解与他对“文明”的认识存在着内在贯通之处——事实上，在英语里，“城市”（city）和“文明”（civilization）是同源词。

这并不仅仅意味着城市是文明生活的温床，还意味着市民必须有一种不同于周围乡村社会的文化自觉，那就是城市心灵的基础。这就好比人类得产生一种与“自然”分离的意识，才算有了与动物不同的“文化”。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文明来说，这种理念其实是陌生的。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城市生活，但中国社会直到近代之前一直是一个“城乡连续体”，城市并没有从乡土社会中分离出来——至少，中国人历来并没有把城市生活看作是某种“文明”的更高存在或值得追求的理想，相反，那种桃花源般的乡土社会才是人们所向往的。

毫无疑问，在任何一个大型社会里，城市的出现都是相对较迟的，并且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个奢侈品。大脑只占人体质量的2%，但却消耗了20%的能量，城市也是如此，它需要周围的乡村社会有庞大的剩余物资能源源不断地供应，才能支撑起来。这种供应，有时是依靠权力体系的调拨，更多时候则是依靠基于便利交通条件的市场体系。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草原帝国尽管强悍一时，但却很少发展起成熟、庞大的城镇体系，而在近代生产力和物流系统极大提升之前，一个国家也很难供养大比例的城市人口，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

从这一意义上说，虽然很多城市出于防御的考虑，都曾修建封闭性的城墙、堡垒，但任何一座城市如果想要不断发展壮大，那势必就得在安全性的基础上确保通达性，保持自身的对外开放和流动性，成为人口、物资和金钱的汇聚点和管理网络的节点，尤其在古代社会，城市往往由于人群密集而疾病丛生，即便只是为了保持居民数量，都得从周围的乡村补充人口。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任何一座现代城镇，都必须保持24小时不间断的运作，越是在大都市，这种流动就越是快速、密集、庞大，而任何封闭、停顿所可能造成的损失就越是难以承受。汤因比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传统城市，城市的症结是静态人口的淤滞”，城市封闭环境往往因不卫生而带来高死亡率，但“在当今的大都市中，由于人口已经成为流动性的存在，城市的症结已经转变为交通阻塞”。

在汤因比撰写这部《变动的城市》的年代，关于“城市病”或“文明病”的讨论正吸引着许多人的注意力，这种忧虑直到现在我们也并不陌生：一个爆炸性扩张的城市文明，会不会在失控中走向反面？这不仅仅是指城市过度蔓延并吞没了乡村，迫使无数上班族把时间耗费在路上，还指过量涌入的人口所带来的贫民窟，对城市自身也造成了破坏，因为这些人的悲惨生活意味着，他们来到了自己憧憬的应许之地，却并没有得到真正“文明”的市民生活。

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现代国家都更像是一个由城市细胞组成的肌体，而城市作为其组织单元的健康活力，直接关系到整体生态的丰富性和创造性。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城市生活的未来，差不多就是人类文明的未来，关系到几乎每个人能得到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乃至涉及到对“文明”的重新认识和界定。

作为第一个现代国家，英国的城市爆炸性扩张在19世纪初就开始了。当时克鲁克山曾认为这造成了人类生活中两种主要悲剧：一是人类利用先进技术，使自己成为人造环境的牺牲品；二是人们本可在自身的堕落中预见灾难并实行自救，但却选择等待并延误到事情无可挽回，才去处理自己制造的不幸。

汤因比延续了这种忧虑，因而对世界都市的未来隐含着某种忧虑，在他看来，现代的机械化都市高度依赖于高效的交通运输工具，而“如果机械化交通扩张到使其自身陷入停滞的程度，机械化城市的心脏也将会停止跳动”，与此同时，过度扩张的城市已使得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再没有机会接触真正的乡村，这对人的本性而言可能无异于“失乐园”再现：“对于一位工人来说，在情感上被他所工作、谋生、购物的地方所异化，或善良，或邪恶，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精神灾难。”

虽然他没有明言，但他引用诗人布朗宁的诗“身在田园，心在城中”（Up in a Villa， Down in the city），已经含蓄地暗示出他的倾向：良好生活应该像诗中那位穷困的意大利贵族的内心世界一样，尽可能地生活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并在兼得“田园”与“城市”之中获得人的完整性。也就是说，当他意识到过度的城市化可能走向反面时，城市本身已不再是“文明”的唯一内容，而是转向融合：在田园逐渐被城市化之际，好的城市也应当更像田园。

在有些批评者看来，汤因比的这一论调看起来像是某种别无多少新意的怀旧式思乡情结，似乎将机械化时代到来之前的生活看作是更美好的，虽然他又意识到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而表现出一种对未来世界都市既拒绝又接受的矛盾心情。如何理解他的这种情结？我想这同样是与他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内在相通的，正如他在与铃木大拙等人的对话中流露的，他意识到西方文明整体陷入了危机，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批判性反思的主要来源便是过往的历史和东方文明，那里未必有现成的答案，但至少能找到其它一些可能。

他的这种想法并不是没道理的。在他设想未来的世界城市时，想到的理想形态是威尼斯：机械化交通工具（无论是火车还是汽车）只能到达城市的外围，而其内部则保持水城的样貌。虽然那种庞大的世界城市尚未出现，但他的预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印证：从荷兰、德国开始出现的步行街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是威尼斯的翻版：城市历史与商业的最核心处是仅对行人开放的，并通过让自行车回归城市生活来缓解交通堵塞等现代城市病。

当然，未来不会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没有谁能为城市的未来设计一个乌托邦，毕竟复杂组织会自我演化，未必会按某个事先的计划来发展。不过，在这一点上，汤因比很可能也说对了：现代城市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不会停止，未来的世界都市几乎可以肯定是多中心的，因为商业中心的压力在增长到人们无法忍受的程度前，势必将分散转移。换句话说，这样一个城市形态与其说像一个同心圆结构，倒不如说更像一个多重节点的网络。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开放、分散、多元的复杂城市生态，必将塑造人们对“文明”的不同理解，在这一意义上，城市仍会是我们体认文明生活最重要的棱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