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西区未来发展规划（从城市工厂到宜居城区）
铁西区未来发展规划（从城市工厂到宜居城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曾经因为重工业无比骄傲的铁西，开始为重工业所累。工厂倒闭，工人下岗。但经过20多年的调整和发展，铁西已经从阴影里走出来。雕塑的百米外是名为“1905文化创意园”的建筑，钢铁制成的楼体联结各层，支撑顶棚的黑色钢架裸露在外。这里是沈阳市重型机器厂的原址。1949年，这里炼出共和国的第一炉钢；2009年，这里的最后一炉钢水被铸成“铁西”二字，随后迁往新的经济开发区。夜色下的北一路与其他城市的主干道没什么区别。马路宽阔，车辆如梭，道旁万达广场上灯火通明，中老年人在摇摆起舞，年轻人在篮球架下跑动、运球。唯一不同或许就是广场正中的雕塑：两名10余层楼高的工人侧身而立，手持钢钎，线条简洁硬朗。这里是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中国最著名的老工业基地之一。广场上的雕塑名为“持钎人”，意在纪念过去的工人精神。
“1905文化创意园”内保留着铁制楼梯。这里原来是重型机器厂厂房。
8月31日的铁西区，楼顶的招牌反射着夕阳的亮光。 A10-A11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改革物语
沈阳自行车厂从1952年开始生产白山牌自行车，1997年宣布破产。当年，铁西的工人们就是骑着这样的自行车来往于厂区与居住区之间。这辆车生产于1962年。
夜色下的北一路与其他城市的主干道没什么区别。马路宽阔，车辆如梭，道旁万达广场上灯火通明，中老年人在摇摆起舞，年轻人在篮球架下跑动、运球。
唯一不同或许就是广场正中的雕塑：两名10余层楼高的工人侧身而立，手持钢钎，线条简洁硬朗。
这里是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中国最著名的老工业基地之一。广场上的雕塑名为“持钎人”，意在纪念过去的工人精神。
雕塑的百米外是名为“1905文化创意园”的建筑，钢铁制成的楼体联结各层，支撑顶棚的黑色钢架裸露在外。这里是沈阳市重型机器厂的原址。1949年，这里炼出共和国的第一炉钢；2009年，这里的最后一炉钢水被铸成“铁西”二字，随后迁往新的经济开发区。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曾经因为重工业无比骄傲的铁西，开始为重工业所累。工厂倒闭，工人下岗。但经过20多年的调整和发展，铁西已经从阴影里走出来。
如今的铁西，3条主干道上见不到工厂的影子，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曾授予其“2008联合国全球宜居城区示范奖”。但工业之路并未终结，2017年，铁西被评为中国工业百强区，布局其中的“一园一城一谷”将成为未来的工业发展方向。
新老工人村
如今的铁西区北一路高楼林立，商业广场、写字楼和住宅区比邻而起，20年前工厂密集的景象成为历史。只有老铁西人才会指着不同的楼宇，辨析被住宅小区取代的沈阳变压器厂和第一毛纺织厂，被中国工业博物馆取代的沈阳市铸造厂。
这些老铁西多是曾经的工人，十几年前下岗成为出租车司机、修理店店主、商户老板，或者办理退休手续开始晚年生活。
每天下午，铁西区南部少有的保留着旧容的肇工南街上，一幢三层红砖房热闹起来。推开红色的木门而入，经过狭窄的走廊，屋中几个老人围绕四方木桌而坐，低头看牌，无人插话。另一个房间中，小提琴和手风琴和鸣的乐声透过窗户传至宽敞的院落中。冰柜里装着饮料食品，墙上贴着形状方正、印刷仿旧的“老工人超市”字样，旁边是支付宝、微信支付二维码。
崔孝华闲来无事时，常到这里打牌，会会老朋友、唠唠嗑。这幢小楼里留存着她年轻时的回忆。
这是工人村三期中的工人生活馆，由旧居民楼改成。一楼和二楼是退休工人的活动区，三楼开辟为展览区，每个房间如同不同历史时期的剖面图：墙上贴着上世纪50年代“先进生产者”的表彰奖状和60年代的“五号运动”奖状，颜色斑驳的木柜上摆放着70年代中日建交时获赠的和服娃娃，一面石英钟停留在过去的某个时间，不再走动。
上世纪70年代，崔孝华一结婚便搬到了这里，一住就是几十年。当时，这里是工人村三期，50年代建成，仿苏联的样式和结构，相当时髦。
和这里的老居民们一样，崔孝华是在2007年前后从这里迁走的，5年后搬到了马路对面一排18层高的住宅楼里。那是老人们的新家，工人新村。2010年左右，它由宝钢集团建设，是东北首批钢结构民用住宅楼。
老房子转而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仍然保存的32幢楼中，7幢楼被改造成工人生活馆，剩下的25栋中少有人居，部分被出租。
工人们生活变化的背后，铁西区的经济亦发展迅速：2011年，铁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元，是2002年的13倍，年均增长33%；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突破100亿元，居全省100个区县之首，是2002年的14倍，年均增长34.5%。
曾经的美好与荣耀
工人村里，87岁的尹忠福是名副其实的“原住民”。1953年，工人村才由苏联援建完成，他便随着哥哥、父母一起搬了进来，成了第一代村民。居民们说，60多个国家的人来参观过这个社会主义的模范社区；从空中俯瞰，能见到房屋排布成“工人村”三个大字。
对于工人来说，搬进工人村自然更是一种荣耀。尹忠福说，“那时候能住进来的，至少得是工程师”。
今年59岁的黄立志在工人村出生，长大。在他的印象里，从小家里就“装着红木地板，砖墙厚实，隔音好，冬暖夏凉。”
和崔孝华一样，卢思杰是在1977年结婚后搬进铁西，搬进工人村的。当时，沈阳的民居以平房为主，煤气、暖气、自来水入户的只有工人村。托儿所、卫生所在一楼，大合社一街相隔，鱼、肉和丰富的副食摆放在柜台后的货架上，工厂将剩余材料打造成小三轮车、摇椅，花园里的孩子们便有了娱乐项目。“家家户户日子差不多，大家的酱缸就摆在游乐场旁边，从来没人动。”
在那个人人尊崇“工人阶级老大哥”的年代，铁西的工业区和工人村在小城的一北一南遥相呼应，工业发展和工人村的生活一样美好。
从1952年起，尹忠福便在沈阳市玻璃仪器厂工作，负责产品质量把关。计划经济早期厂里效益很好，医疗仪器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全国各地的医院，明星产品流量计曾获得原轻工业部金奖，年产值一度达到1000万元。
玻璃仪器厂的繁荣，如同铁西的缩影。1949年后的几十年里，沈阳这个工业重镇被称为共和国长子，铁西则是工业心脏，集中了沈阳超过75%的工厂。北一路、北二路、建设路3条主干道上工厂密布，一百余项“工业第一”诞生于此，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国徽亦产自这里。
风光不再
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全国各地的工业企业迅速发展，一些民办企业、乡镇企业崭露头角。逐步放开的市场中，铁西等老牌国营企业的产品也不再是唯一选择。
“（别的厂的产品）有的比我们质量好，有的比我们价格低。”尹忠福，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玻璃仪器厂的产品很快卖不出去了，堆在库房里。
对外开放也让处境更加艰难。1994年，进口机器设备关税壁垒拆除，机床产品的进口关税提前降至9.7%，机床陷入滞销。沈阳第一机床厂高级工程师李晓岩曾说，“不是没有市场，而是产品跟不上市场。”
但铁西仍在努力追赶时代的步伐。工厂里生产的重工业产品，质量仍然很高，1979年至1998年，获得国家质量金奖的“铁西制造”就有15项。1992年，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上市，成为全国第一家真正实行股份制的大型工业企业。
更多的企业试图从开放的环境中汲取活力。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黄立志在沈阳市大拖拉机厂做质检员。80年代中期，他被派往日本、美国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国外工厂的生产条件让他印象深刻，“穿着衬衣进日本生产车间，出来还是白的。车间全封闭，看不着人，全是机器人在干活”。
厂里专门从美国买回4台高功率的大型轮式拖拉机，一台要人民币100多万。他们还引进了相应的技术专利，要求技术工人拆装、学习生产流程。
1986年，大拖厂的轮式拖拉机正式下线，3台机器展示在工厂门口。但黄立志日日从拖拉机前经过，并未看到找上门的买家。没过多久，大拖厂的研发热情不复存在，再也没有新的美国轮式拖拉机走下生产线。
“计划经济时代，拖拉机直接由国家购买，分配给农民。可80年代流行大包干，农民买不起，就算买得起也用不上。”黄立志说，后来大拖拉机停产，造型更小、价格更便宜的手扶拖拉机也因滞销减产，大拖厂开始为其他工厂生产机器部件，以求生存。
除产品销路之外，铁西的大国企还面临着制度困境。中国工业博物馆铁西分馆内，写着这样一段话：进入90年代，冗员、债务和企业办社会成为国企面临的三大危机，当时铁西的国有企业中一线职工不及职工总数的一半，负债率逐年提升，厂办医院、学校和职工住宅的开支也逐年递增。
在铁西长大的张姝对冗员记忆深刻。她幼时陪小姨值夜班，小姨整晚唯一的工作就是拿电笔测一次电压。
随着老国企优势不再，80年代开始，工人村也逐渐走向平凡。那时，附近的平房区开始拆迁，楼房渐起。村内却因为工厂无法负担盖新楼的高昂成本，只能将两层的老房子被加盖成三层或四层。可没过几年，加盖的楼层成为新的负担。居民们注意到，工人村的不少楼房地基下陷。
崔孝华家住一层，地面越来越潮湿。起初是床底的鞋子开始长毛，后来地板泛湿，一到夏季雨天地上就成了浅滩。每到这个时候，她就要在门口和床之间用长木板搭出一条栈道。
然而工人村的住户却无暇顾及生活条件。2000年，已过不惑之年的崔孝华突然得知，丈夫、儿子同时下岗——沈阳冶炼厂倒闭了。
90年代开始，75万人口的铁西成为中国下岗者最集中的地带。据2002年铁西区劳动局统计，铁西区下岗职工累计15万，失业人员5万。
东搬西建，腾笼换鸟
但铁西的工厂并未消失。
如今，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屹立在铁西区的西南部，与铁西合署办公。过去建在北一路、北二路和建设路的240多家工厂，如今在440平方公里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找到栖身之地。
这得益于2002年开始的“东搬西建”工程：东部企业搬往地价更低的西部，地价上的差异成为企业调整改造的运行资本。
2016年，有78年历史的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新厂区建成，成为最后一户从老铁西工业区迁出的大型企业。这标志着“东搬西建”工程全部结束，始建于1905年的老铁西工业区彻底成为历史。
“原来老城区的工业区才12平方公里，且烟囱林立、污染严重。现在装备制造业聚集区拓展到65平方公里，占地50万平方米的重点企业达15家，基础产业集群的企业达381家，而且完全清洁化生产。”时任铁西区区长李松林在2012年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说。
据人民网2015年的报道，这次“腾笼换鸟”的老工业基地盘活国有资产500多亿元，变现资金300多亿元，累计筹集改造发展资金上千亿元，也使得破败多年的旧区迎来改造的可能。
与此同时，与老工人相关的民生工作也在开展。
2003年，在国家实施东北振兴战略的第二年，铁西区委领导来到崔孝华家中探访，要帮助工人村的老工人们改善居住环境。崔孝华高兴得直作揖，“那老好了”。
2007年，工人村内的1700多名居民聚集在附近一处尚未拆除的大礼堂里，得知了即将动迁消息。第二天，就有好长一串人去排队报名。
“以前住在厢房里，采光不好，现在家家都是南北房，多敞亮，”5年后，崔孝华和丈夫搬进工人新村60多平方米的新家。与家人在18平米的房子里挤了半个世纪的尹忠福，也搬进了三室一厅。
新的招商对象：隐形冠军
2018年8月，铁西西南部的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延锋彼欧公司的第二间厂房装配完毕，投入生产，第三间厂房正在加盖。
这是由上海延锋和法国彼欧合资成立的延锋彼欧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铁西工厂负责为同在开发区的华晨宝马提供保险杠。
厂房内，数根金属管道将塑胶颗粒送入模具，塑造成形，机器抓手将半成品取出、打磨，摆进货架。车间中鲜有工人。只有几个开叉车、挪动货架的人穿蓝色工服、套明黄防护衣在划定的线路上穿梭。
“2013年第一间厂房投产时，我们只有70名工人。现在出货量大，人数增多到400人，主要负责物流。”延锋彼欧的行政助理陈健说，因为机器的精确度比人高很多，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无人生产。“现在工厂二楼的密封房间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机器会按程序喷漆绘图。”
这是延锋彼欧公司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中德园的投资项目。现在，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有“一园一城一谷”正在建设，中德园的定位是高端制造业，中法生态城的核心是环保产业，金谷要打造服务业。
中德园并非只邀请德国企业，但借用了德国管理学思想家赫尔曼·西蒙提出的概念。“工业企业中有一种叫‘隐形冠军’，这些企业可能不被外界关注，但生产规模却在市场中数一数二。”中德园管委会招商服务局局长卞松林说，这就是中德园的招商对象。
吸引高端制造业企业入驻的重要原因，是同样坐落在经济技术开发区中的华晨宝马沈阳工厂。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华晨宝马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的工厂正式开工，首期工程竣工仅用18个月，如今车身车间拥有将近1800台机器人，自动化率高至95%。
宝马产生的磁铁效应将配件厂商吸引到中德园，延锋彼欧就是其中之一。工厂建在距离宝马铁西工厂1.6公里的地方，保险杠从延锋彼欧出厂后，即可进入宝马的装配流水线。“宝马的257家配件企业中有100多家来到铁西区，已经形成以汽车为龙头的企业集群，未来将成为3000亿产值的企业集群。”卞松林说。
中德园在为陆续到来的外资企业搭建更好的环境。“德国企业关心的不是地价、税收，而是有没有学校。他们工业生产中重要的一点是工人保持学习，工作之后，需要回炉读书几个月，再继续工作，”卞松林说。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德园开始构建“1 1 X”（一所高职学院、一个跨国企业实训中心和若干企业实训基地共同组成的培训体系）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与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共建中德学院。
另一方面是知识产权保护。“这些小型家族企业，几代人都在研究某个产品，他们很担心自己的核心技术丢失，”于是中德园成立知识产权法庭和法律援助中心，并在2017年发布《中德园知识产权白皮书》。
由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管委会、中德（沈阳）国际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三家合作打造的北方药谷，则体会到招商流程的简洁。“东北冬天长、工期短，以往建厂需要走繁琐的行政审批流程，可是办着手续就错过动工的季节。但中德园可以简化流程，办理‘承诺制审批’手续，向企业发放施工预许可证，边施工边办手续。”北方药谷的工作人员说。
如今，中德园已布局智能制造、先进机械制造等项目。世界著名的机器人制造商库卡已经完成选址，美国江森乘用车铅酸蓄电池生产基地、德国绿城能源环保有限公司也已与中德园签约。卞松林说，园区将推动沈阳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成为沈阳市创新驱动和绿色集约的发展引领区。
改革亲历
梁启东 53岁，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沈阳生活、学习，体会很深的就是东北的工业文化是很浓厚的。南方的乡镇企业主到沈阳来参观都很羡慕，说他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工业文化也不如这里——门口修自行车的都是八级工，一家四世同堂都是工人，孩子们从小长大听父母说工厂的生产标准。沈阳的工厂多数在铁西，铁西区就更加典型。
80年代的10年，沈阳是改革的典范，第一张股票、第一个破产企业都出现在这里。当时人们想，社会主义的企业哪有破产的？但还是破产了。为啥？深层次的改革没有进行。一直到90年代末好多商品还是按指令价格卖，当时市场价高啊，我们还是得赔钱卖，国企得听国家的。这就相当于咱是大儿子，弟弟妹妹都去读大学了，咱得在家伺候爹妈。
90年代铁西陷入了东北现象（东北地区以辽宁为代表的工业经济陷入困境，国有企业停产、半停产，亏损面和亏损额居高，职工下岗失业的现象）。后来国家实施三年东北脱困计划，帮助170万人再就业，老工业基地扭亏为盈，东北就算活过来了。
铁西活过来了就要考虑发展，开始东北振兴，要解决的是4个问题：产业怎么摆，工业怎么改，企业怎么改，包袱怎么甩。这些问题在铁西很典型。
产业怎么摆？烟囱总是冒烟，工厂都在城里，服务业咋能发展起来呢？靠着“东搬西建”，铁西老区变成商业区。腾出来的地，对商业企业来说很有吸引力，哪有大城市找得到这么便宜的地？
工业怎么改？没工业也不行，西边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布局工业。工业也要有挑选，老工厂时期，环境污染严重，空气味道很怪，现在大量上新兴工业——宝马，全世界最先进的，这在过去是没法想象的。
企业怎么改？搬迁过程是在做企业的改制、改造、重组，在不停做改造，不是东处到西处。扩大企业自主权，像三项企业制度改革，企业如何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包袱怎么甩？要解决企业办社会的问题，以前的企业除了火葬场，别的什么都管——好比人家的民企外企都穿着游泳衣，我们就是背一个、抱一个还穿着棉袄游泳，怎么比得过？这个还没有改干净，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问题依然要深化改革，像企业的“三供一业”，供水供电供暖、物业管理还有待解决。
改革辞典
腾笼换鸟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战略举措，把现有的传统制造业从目前的产业基地转移出去，再把先进生产力转移进来，以达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
新京报记者 庞礴 辽宁沈阳报道 实习生 齐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