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众化学家故事（改变一座城市的狂人化学家）
小众化学家故事（改变一座城市的狂人化学家）在十多年前，中国还处于先发展后治理的完善环保基础设施的阶段。EBJ（Environmental Business Journal）将环保产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早期市场阶段（Early Market Phase）、环保基础设施发展阶段（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hase）、监管加强阶段（Regulatory Enforcement Phase）和提高资源生产率和市场工具加强阶段（Resource Productivity and Market-based Instrument Phase）。这家公司是黄建国距离研究生毕业只有半年左右提出来做的，那时他看到了做废水处理的巨大机会。当时，经过将近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与此同时，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和破坏逐渐显现出恶果，环保和环保产业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
钛媒体注：在当今新一轮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科技正在成为未来企业最重要的竞争力之一。
不同于基于改变商业逻辑的模式创新，也不同于那些埋头于象牙塔里不考虑任何限制条件的学术研究。科技创业者更专注于科学研究和市场需求相匹配的创新，他们要同时兼顾科技与市场，横跨商业与科学两个领域，用新技术、新产品去开发新的市场。我们把这样一批人称作“商业科学家”。这就是钛媒体重磅策划和推出的“商业科学家”系列报道。
接到朱正锋电话的时候，黄建国正在非洲的博茨瓦纳。
当时，他们的第一次创业正在遭遇空前的危机。
这家公司是黄建国距离研究生毕业只有半年左右提出来做的，那时他看到了做废水处理的巨大机会。
当时，经过将近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与此同时，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和破坏逐渐显现出恶果，环保和环保产业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
中国在环境市场发展中还处于初级阶段 来源：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New Trends and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EBJ（Environmental Business Journal）将环保产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早期市场阶段（Early Market Phase）、环保基础设施发展阶段（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hase）、监管加强阶段（Regulatory Enforcement Phase）和提高资源生产率和市场工具加强阶段（Resource Productivity and Market-based Instrument Phase）。
在十多年前，中国还处于先发展后治理的完善环保基础设施的阶段。
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05年，在环境问题上，官方共计收到超过253万封举报信、59.7万名群众的43万次上访。到2004年时，环境恶化造成的损失超过62亿美元，在当年 GDP 中的比重达到3.05%。
2000年到2006年我国危险废物产生和处理情况走势图 来源：《2008年中国固体废弃物处理行业研究报告》
到2005年时，全国产生了超过1162万吨危险废物，处理固废一般采用三种方式，即综合利用（从固废中提取或转化成资源、能源或原材料）、贮存（将固废暂时贮存或堆存在专门的设施或场所内）、处置（使用填埋、焚烧等手段处理并不再回收）。这一年，我国综合利用、贮存及处置的危险废物量分别达到496万、337万及339万吨。
贮存与处置始终存有隐患，对土地资源、地下水会造成持续而缓慢的污染破坏，进而影响损害动植物及人类的健康生存。
这正是当时的黄建国想解决的问题，他们创立了永康蓝德科技有限公司，从危险废物中提取镍、铜等金属原材料。借着国家大力整治环境污染的决心和整个行业欣欣向荣的局面，仅仅两年间，他们就赚得盆满钵满。于是，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大肆扩张起来，他们花了数千万元添置了一块50亩地，摩拳擦掌要大干一番事业。公司当时采取的都是重资产模式，维持着建厂、设立流水线乃至提炼再到出卖的一条龙运转。
一伙年轻人，一番心潮澎湃，一片新天地。这时的黄建国谁也不放在眼里。
朱正锋回忆到，黄建国有一次颇为自矜地告诉他，化工专业的师兄师弟制造了这么多的污染，我管擦屁股就行了。一做金融的老人家计划要来投资他们的项目，看了公司的势头，好心劝告他们“要悠着点”，黄建国不屑一顾置若罔闻。
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在惨烈的现实面前，黄建国这群年轻人输得头破血流。虽然已经过去了将近10年，但朱正锋对当年的惨状的数字和细节始终熟稔。据他的回忆，当时镍的价格从40多万跌到了7万多，而铜从8万多跌到了2万多。最后，产成品的价格还不够提炼的成本，这个公司已经无以为继。
“那时候就觉得自己神一样，金融危机来的时候，吃进去的全吐出来了，血都要吐出来了。”黄建国苦笑着告诉我，“那个老同志后面就跟我讲，我在金融危机之前只抽软中华，金融危机之后也只抽软中华，你看你们，在金融危机之前和之后差别就很大了。”
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导师希望黄建国留校当老师，他自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此时，导师劝他回学校完成研究生论文毕业。以前，在公司蒸蒸日上的时候，他总是推脱没有时间，但，此时被现实打击得灰头土脸的黄建国终于有了充足的时间来完成延宕了三年的硕士学业。
在论文答辩那天，他遇到以前的同学，对方诧异地看着他以为他早就毕业了。两人都是在这一天来答辩的，唯一不同的地方仅仅是，曾经的同学现在已经要进行博士答辩了。
无论输赢，生活总还要继续。即使第一次创业失败了，黄建国他们也还要继续寻找新的机会，即使那时的他们也不知道下一个机遇是什么。
他们兵分两路，一路人马计划去矿藏丰富的非洲寻找价廉的原材料矿产，只是他们当时查到资料说博茨瓦纳的艾滋病发病率超过45%不免都犹疑踟蹰。最后，还是黄建国自告奋勇奔赴非洲大陆，并在那里花一块钱注册了一家公司。
朱正锋是黄建国的高中同学，他这次选择去往金川。
这座城市直到1981年才从金川镇升格为金昌市的金川拥有极为丰富的镍矿资源，被称作中国的“镍都”，而位于此地的金川集团的镍产量位列世界第三，铜产量则位居全国第三。朱正锋当时也并没有明确的想法要在金川做什么，他只是意识到，在金属矿藏和生产加工如此发达的地区，总会给他们留下些处理废渣废水的机会。
温州人朱正锋在西北最不习惯的还是干燥的气候，住在金川第三招待所里，他一面忍受着流鼻血皮肤瘙痒等不适，一面百无聊赖地随意翻看着一张泛黄的旧报纸。那是一份两三月前的当地报纸，朱正锋并不企图从其中获得多少新知和乐趣，他只是急切地希望以此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而已。
蓦然间，一条新闻在他眼前变得鲜活并活灵活现起来，之前还冰冷散发着淡淡霉味的铅字飘忽若神一般游进他的脑中，在瞬间激起火花，朱正锋立马激动得战栗起来。报纸上提到，金川集团提出“利用三年时间彻底根治环境污染，还大家一个实实在在的蓝天碧水”。
朱正锋立马给还在非洲的黄建国打去电话，在信号越过太平洋的等待对方接通的十几秒时间里，他心中计划着如何在在最短时间里向对方解释清楚，电话接通时，他兴奋地只脱口而出四个字，立即回来。两人在电话上大致盘算了这个机会的难度和创造性，黄建国最后给了朱正锋肯定的答案——努努力应该就可以。
摇滚化学
黄建国学化工，纯属偶然。
1978年，黄建国出生了。那一年，中美发表了建交公报，改革开放成为了既定国策，中国进入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复兴发展期。
他的少年时代，同样也是开放中国的少年时代，两者身上都有着自由、热情、混沌以及最终幻灭的理想主义气质。就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黄建国也痴迷着何勇、崔健和他们的摇滚乐，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喜欢摇滚乐的原因也是为了泡妞。
在高中时，黄建国自认文章写得很好，在那时就立下了要当一个文学家的理想。高考结束填报志愿的时候，他最先找到的就是语文老师，这位老师告诉他学中文太清贫了，现身说法阻止了这个一心怀揣文学梦的少年。
于是，他又去找到物理老师，老师给这个张狂的年轻人讲了自己的故事，后者终于意识到物理学的复杂超出了自己的兴趣和想象，于是也只能作罢。
最后，黄建国找到了化学老师，这个班主任对学生的想法满口称是。
“我老师就说，‘必须学化学，你现在别看我，我那几个同学拿几个塑料桶大木棍搅一搅都成百万富翁了’。”在九十年代中期，黄建国他们那里还流传着走街串巷卖洗洁精的成了百万富翁的说法，在老师的鼓吹下，黄建国满心欢喜地选择了化学这个“最赚钱”的专业，进入了浙江工业大学。
即使选择了理工科专业，曾经的文学青年也并未荒废，在那个互联网方兴未艾的年代，在无数人都热衷于写博客的网络创世纪初，黄建国在博客中国上的用户名叫做“操场”，他一脸坏笑地补充说，英文名是 fuckfield。
黄建国就像一个肆无忌惮的炼金术士一般，他想把化学和文学结合起来，然后“情色”作为哲人石加入其中，以此锻造出只属于他的作品。他津津乐道地介绍自己的级片得意之作：《论处女膜与阑尾的大同小异》、《论干将莫邪剑是怎么炼成的》。
然而，读到大三的时候，黄建国意识到这个专业只是一种谋生手段，于是，产生了厌学情绪的他宁愿把精力挥洒到玩耍和打工里去，也不想再去读书。到暑假的时候，导师招收暑期实习生去实验室打下手，黄建国做了一个夏天的助手。
夏天结束了，导师却不想放他走，还建议他去考研，黄建国对这个建议嗤之以鼻，他自豪于自己的摇滚乐玩家身份，对学习和研究没有任何兴趣。
当时全班总共只有30多个人，而他的成绩从来没有超过20名。然而，导师却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告诉黄建国是有化学天赋的，因为化学实验需要动手能力，不少实验器材甚至需要自己亲手设计制造，而他从黄建国身上看到了极强的机械操作能力。
“他让我去当科研助手的时候，我猜他可能想的是，这人来读研究生的话，只要我有什么想法，他都能做出来。”
黄建国略显沙哑的笑声就像饕餮一般从身体的最深处挤过喉咙奔涌出来，他被老师说服了，最后选择了报考研究生。
但在此之前，黄建国首先要完成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他选择了热处理方向，曾经的文字游戏之作这时也排上了用场。他解释道，干将莫邪剑最后的祭血实际上就是热处理过程，较之那时一般用来淬火的水，具有粘稠度的血液导热效应更低效果更好。他说，如果当时自己在他们身边的时候给干将莫邪配个淬火剂，他们就不用牺牲了。这篇论文最后上了核心期刊。
周围众人对这个并不经常在课堂出现、打扮作风特立独行的人每每侧目，黄建国感觉但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更像是一个“流氓痞子”。上了大学之后，黄建国从来没有拿到奖学金，直到研究生第二年的时候，班长告诉他可以去申请，他心中一惊“我也可以申请奖学金呀？”。
结果，他也真得拿到了全校唯一也是最高的奖学金，这时候，大家才惊诧地意识到这个痞子的科研水平这么高。
在拿到奖学金之外，最让黄建国愉悦的是，众人看他的眼神在得奖前后的变化。黄建国经常去到隔壁的实验室，但要么把那些研究生带到酒吧里去喝酒作乐，要么就会打听他们的研究方向和材料。于是，隔壁的导师向学生下令，禁止黄建国进到他的实验室去。
其时，和黄建国日常厮混在一起和还有另外四人，他们中既有出身官宦世家的，也有家产丰厚的，每天没事就会聚集在酒吧里喝酒，但是，即使这种买醉寻欢的日子也终于让这群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年轻人感到无聊，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机会去找些事情做。
他们听说过在大学城卖电话卡一年入账百万的故事，于是去做了调研，结果被告知那已经是两年前的老黄历了，他们继而又打算干脆去开酒吧，在一个晚上他们把大学城的所有酒吧都去了一遍，结果发现，酒吧也不过是明日黄花。
夜以继日，日复一日。生活按着既定的节奏上演着波澜不兴的剧情，而其中的转折点和高潮直到多年后才会被当事人迟迟地意识到。
“ 我在学校里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混混，如果没有我的导师，那就做一个化学工程师，老老实实在化工厂里干，不过我怀疑我也不可能老实。”黄建国抽着第第三根烟，淡淡喷出一个烟圈，直到十多年后，他才承认，直到读研后，自己才真正地发现化学和研究化学的内涵，“女朋友早就离我远去了，这个可以作为我终身的爱好，感受里面更多的乐趣。”
在一天晚上，另外四人还在酒吧里，而黄建国却在上课，他们叫他去喝酒，他听着课，告诉他们下完课再去找他们。那天夜里，被课上内容在心里的死水里投下一块碎石子的黄建国到了酒吧，向众人宣布，如果我们要干事就要干一件大事，如果我们要干一件大使，那我们就干环保。另外几人听完后寻问要花多少钱，黄建国盘算一下，告诉他们需要五十万。
“那就搞嘛。”这就是他们的答案和决定。那天晚上，在那节课上，黄建国意外地听到了废水重金属处理。当时才20多岁的他意识到其中的机会，但他并不会料到自己究竟踏上了一条怎样的漫漫不归路。
改造一座城市
很多年以后，金昌的事情并不像黄建国说得那么简单。
黄建国第一次创业的时候，距离国家环保总局首次发布《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环境管理和综合整治年度报告》已经过去了三年时间，金昌连续三年名列全国空气污染最重的十个城市名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报告显示，在2005年，金昌不仅是国家环保重点城市中空气质量劣于Ⅲ级的七个个城市之一，亦是唯一一个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为0、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足 60%、城市的危险废物集中处理率为0及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低于 30%的城市。
十一五规划制定的环保目标与最终成果对照 来源：OECD Economic Surveys: China 2013 (Chinese version)
到了2009年，尽管金昌在“城考”中已经上升到甘肃全省第三，然而全市工业废气排放量超过428亿标立方米，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则达到8.49万吨。
数据显示，全国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超过43.6万亿标立方米，二氧化硫的排放为1865.9万吨，甘肃全省全年工业废气排放量为6314亿标立方米，而二氧化硫排放量则达到40.1万吨。
事实上，金昌在2009年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是北京市排放量的1.4倍。尽管，环境污染治理改善已经在金昌市收获部分成效。但是，严峻的问题依然存在，金川集团不仅是金昌当地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同时也是该地最深刻的污染源头。
镍矿的加工处理是金川集团最主要的业务之一，镍电解生产系统是镍产品的主要生产单位，包括除铁、除铜及除钴在内的三段净化工序又是其中的关键，其生产工艺复杂、控制参数较多、控制精度要求较高。
镍电解精炼主要采用硫化镍阳极电解的工艺生产电解镍。硫化镍电解是将硫化镍阳极与镍片制得的始极片（带隔膜）放入电解槽内，在硫酸和盐酸介质水溶液下电解，在直流电的作用下镍离子沉积在阴极上。
阳极液净化过程为空气氧化除铁—置换沉淀除铜—氯气氧化除钴。在氯化体系电积生产钴过程中，会有大量氯气从阳极区析出，阴极上产生大量氢气放量，从而造成电积过程阴极电流效率低，生产过程中必须对生产设备进行密封，然后配套氯气吸收系统。
在常温下，氯气是一种黄绿色、刺激性气味、有毒的气体。空气中的氯气浓度在100~150mg/m³时，一小时内可致人死亡，浓度达2500mg/m³时，可致人立即死亡。为保障操作人员安全，操作场所空气中氯气浓度要求不得超过1mg/m³。
氯气不仅对人体身体健康和环境有极强的危害，同时也往往是企业生产中的重大安全隐患。它本身虽不燃，但有助燃性，一般可燃物大都能在氯气中燃烧。一旦在日光下与易燃气体混合，就会引发燃烧爆炸，而且几乎氯气对金属和非金属都具有腐蚀性。
环境保护部发布的《镍和钴冶炼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指出，镍、钴冶炼净化除钴及铜渣浸出使用氯气，在铁渣酸溶后采用黄钠铁矾时也要用氯气（或氯酸钠），在使用氧化过程中产生含氯尾气需要治理。这个过程产生的余氯气体由于含氢气量高，一般通过碱液吸收的方式将其沉淀为次氯酸钠，造成二次环境污染。
每吨镍产出含氯尾气量约为0.42m³/h ，尾气温度 70～110℃，尾气含氯量约 10～20g/m³。
因此，国家规定凡产生含氯废气的槽上均需设排风管，使用通风机排风，将含氯尾气集中收集进入尾气吸收系统吸收，吸收系统设计一级水冷却吸收、二～三级碱液吸收方式，选用烧碱作为吸收液，从而使得吸收后的尾气含氯浓度小于60mg/Nm³。
在处理氯气尾气过程中，最终产生的次氯酸钠是不稳定的化合物，在温度较高或日光照射下容易发生光分解反应，易生成氯酸钠、氯化钠 、氢氯酸等，这大大降低了次氯酸钠强氧化性的利用率，在分解过程中产生的氢氯酸还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危害。
同时，过量的次氯酸钠在水溶液中会产生致癌物三氯甲烷，所以将其进行分解处理是工业生产的必须要求。
金昌曾经饱受空气污染之苦，但现在已经是全国宜居城市
曾任金川集团公司镍冶炼厂二车间副主任的胡继刚这样回忆氯气横行无法根植的情形，以前遇上风向不好或生产不稳定的时候，从厂区大门进来，所有人都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扶着自行车。在厂区转必须得戴着口罩，有的岗位一个月就得更换一次。
金融危机之后，黄建国他们创建了新的浙江钛合仪器有限公司。
在金川让朱正锋感到意外之喜的是二车间镍二期余氯吸收系统项目，在给黄建国打电话时，他估计整个项目在500万元左右。对当时还没从金融危机雪崩中缓过劲来的众人，这无疑能够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
然而，摆在他们面前最大的难关首先是资金难题，手上的钱已经全都在金融危机里付诸东流了，而为了做这个项目，他们至少需要来买原材料、去谈配套服务，更不用说工人人工成本了。
于是，已经而立之年的他们最后只好去和亲戚朋友借钱，在最多的时候，他们身上的负债超过2000万元，而在最窘迫最紧急的时候，他们甚至不得不去和高利贷借款，这笔50万的高利贷，他们花了四五个月时间才最终全部还清。
有钱之后，他们终于可以大展拳脚了。
然而，数十年来，从来没有人能真正解决氯气尾气处理这一问题。黄建国一行第一次去实地考察的时候，是带着防毒面具的，他看到氯气尾气处理设备破败的模样，以为那已经有四五十年的历史，厂方告诉他实际上投入应用不过只有两三年而已。
“我看了这个项目之后，对这些中国公司非常失望，他们就是没有想真正把一件事干好，化工行业如此，其他行业更是如此。”黄建国不怀好意地笑着说道，“我就说，这群人不把他们弄死，简直对不起中国人民。”
金川集团原来的供应商有十家，而参与这次竞标的有六家，大家摩拳擦掌以为这是一次和以往没有多少差别的游戏。黄建国想从中脱颖而出，于是，他决定研发出一种别人都没有提出过、新的催化剂。
次氯酸钠可发生的分解方式一般行遇酸分解、热分解、光分解和金属催化分解。而次氯酸钠遇酸会重新快速分解分解生成氯气，热分解和光分解的速度慢，不能满足工业生产的需求，同时会产生对环境有害的氯酸钠。
于是，解放方案最终落到了催化分解上，利用催化剂可以使次氯酸钠分解为对环境友好的氯化钠和氧气。
然而金属氧化物对次氯酸钠有较好的催化效果，但其活性较高，但价格昂贵，成本高，难以在实际生产中应用。锰、铜、镍等金属的氧化物对次氯酸钠有加速分解的作用，镍离子和铜离子与次氯酸钠会形成较好的错体，可以实现对次氯酸钠的催化分解。
但是单独的铜和镍的氧化物对次氯酸钠的分解需要较高的温度，并且速度慢，效率低，限制了其应用。次氯酸钠的分解反应为一级动力反应，降低温度和浓度都能使其的分解反应速度减慢，而实际生产中一般产生的是低温和低浓度的次氯酸钠。
这要求催化剂具有低温、低浓度条件下实现快速分解次氯酸钠的特性。铜和镍的复合氧化物催化剂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并实现次氯酸钠的快速、高效分解。
黄建国他们设计施工的尾气处理设施全景
黄建国最终开发出了这种催化剂。当时已经近乎山穷水尽的他甚至没有实验室来做研究，最后只有厚着脸皮回学校蹭导师的实验室来做实验。
在黄建国看来，以前的投标中标不过是一群公司风水轮流转的过家家，他告诉我，以前那些公司一般投标额都是五六百万甚至低到两三百万元。这一次，别人报出的竞价最多只有八百万元，而黄建国他们则信心十足地报出了2500万的天价。
惊诧与暗流涌动之下，投竞标过程持续了三回合。
第一轮，专家都认可了黄建国的设计方案，但是一封举报信却让他们空欢喜一场，到了第二次投标，纪委主事者来了，黄建国耐着性子列出一份单子一项一项给对方解释自己报价那么昂贵的原因，对方不懂技术细节但只要黄建国解释为什么那么贵，专家们依然站在了黄建国这边。
第三次投标，厂方的高层来了，他们也想看看这个小小的没有任何业绩的公司从何而来的勇气报出比其他竞标者高出三倍的报价。
“多精致啊，你拿起来，看到每个东西都很亲切，这每一根管道在干什么，每个点是用来干嘛的，我都很清楚。”黄建国轻轻地抚摸着氯气处理设施的银色模型，如数家珍地给我们介绍上面的设计用途。
初来乍到的黄建国在当时最擅长的就是虚张声势，遇见化工行业的老兵，他就口若悬河跟人家大谈自动化，而遇到做工程自动化的公司，他便兴致勃勃地和对方聊起化工，把他在自动化、机械和化工领域的本事全都用上了。
叶骥对于黄建国的这种跨界才能深表佩服，“我们参加IDEA的颁奖，三天论坛他全程去听，台上嘉宾都是谈论用科技拯救世界的话题。我的英文比他好，都坐不住了。他却如鱼得水，抓住任何一个什么领域的专家都可以和别人聊的不亦乐乎。”
2015年，叶骥才从朋友的朋友圈了解到黄建国，随后以投资人身份进入公司并成为首席战略官。
黄建国在手舞足蹈地介绍尾气处理设备
靠着无懈可击的方案论证，黄建国他们最终有惊无险地顺利拿下了这个项目。
投入运行后，这套氯气处理设备的年非计划性检修时间平均不超过20小时，每年可多生产电解镍约180吨，电积钴余氯吸收设施改造项目每年减少故障停车时间144小时，可多生产电积钴72吨，其价值超过300万元。而根据监测，应用这套装置后，空气中的氯气含量只有不到20mg/Nm³，大大优于国家标准。
之后，黄建国又和金川集团镍冶炼二厂合作了三段净化自动化改造项目。
“我们使用了18个自动安全阀门，原有的系统只有5个。我们做完之后就只有一个人坐在那里，啥事也不用干，就盯着那个屏幕。原来需要两个壮汉，现在招一个女工就行了。”刚讲到一半，黄建国就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到了2014年，他们终于把当初借的钱全都还清了，第二次创业终于走上了正轨。
日以继夜，日复一日。
从杭州到金昌，路程是漫长的2300多公里。而在金昌，黄建国度过了超过365个日夜更替。在大西北，黄建国连着吃牛肉面，到最后甚至连当地人都感到厌烦了，央他换些别的东西吃。生活循序渐进有条不紊。
然而，这并不是黄建国钟意的。
可以用一百年的空气净化器
解决了金昌的氯气污染之后，黄建国他们终于回到可杭州，却发现空气污染问题却如影随形一般。这次，他们不得不和曾经的金昌人一样亲身感受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害。
基于年平均浓度，世卫组织对于颗粒物的空气质量准则值和过渡时期目标 来源：WHO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其《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颗粒物、臭氧、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的空气质量准则 2005 年全球更新版》中将空气颗粒物准则值定位为PM2.5年平均浓度10μg/m³，24小时平均浓度25μg/m³。
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称为细颗粒物（PM2.5），10μg/m³这一浓度则是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 ACS）开展的研究中所观察到对生存率产生显著影响的浓度范围的下限。ACS 和哈佛大学的研究都表明，PM2.5的长期暴露与死亡率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
在2013年初，中国遭遇了有观测记录以来最严重的雾霾天气，罕见的连续高强度大气污染席卷了整个中东部，污染最严重的京津冀地区日均PM2.5浓度高达500μg/m³。
2014年中国主要城市年均 PM2.5浓度空间分布 来源：《2014年中国城市PM2.5浓度的时空变化规律》
研究指出，以 PM2.5年均值为标准的话，胡焕庸线和长江是中国 PM2.5浓度高值区和低值区的东西和南北分界线。
胡焕庸线以东和长江以北的环渤海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等地区是2014年 PM2.5的高污染城市聚集地，年均值72μg/m³以上的城市均在此范围内。
按 PM2.5浓度全年日均值超标率统计，全国城市平均超标93天。京津冀及长三角地区经济和工业发达、城市规模大、人口众多分布密集，PM2.5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不便及对身体健康造成的损害尤其引人注目。黄建国他们作为受害者，对此也仅仅只有只有逆来顺受而已。
事情的转机由一封电子邮件带来。
就在这一年，美国一家公司主动联系公司，表示他们的催化剂处理甲醛、苯及氮氧化物的效果颇好，希望能寄一些让自己研究……这让黄建国他们颇为自得。
但是，之后立马就警觉起来，于是婉拒了对方的请求。他们内部开始讨论切入民用市场的机会，如果自己能把一个城市的空气问题都治理好的话，那么，解决一个家庭的室内空气质量问题又算什么难事？
到了2014年初，PM2.5问题更加严重与触目惊心。
报告显示，在环保部设立空气监测的190个城市中，仅有四个城市的第一季度均值低于GB GB 3095—2012 标准，在2014年前三个月中，一半以上的城市经历了 PM2.5日均浓度高于250μg/m³的严重污染情况。与此同时，柴静的《穹顶之下》引起了全社会对空气污染问题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讨论。
在做了大量的调研和研究后，黄建国他们意识到，转进民用空气净化器市场的成熟时机终于到了。
“我做空气净化器非常痛苦，我本来觉得我们非常牛，做出来的东西所向披靡。消费者应该瞬间来买我们的东西，老子瞬间就可以变成全球知名的公司。”黄建国把塑料打火机扔到桌子上，深深地吸了口烟，说道，“狗屁！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市面上的空气净化器在净化 PM2.5上花样翻新各逞其巧，作为一个在这块市场上没有任何经验和影响力的公司，黄建国他们唯有另辟蹊径。
他们认为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才是 PM2.5的主要成因，于是，黄建国开发出新的纳米复合材料（CN 105107524 A），以此来达到在常温下快速高效催化常见的室内空气污染物甲醛分解的目的。
毫无意外地，黄建国的空气净化器依然并不便宜，最贵的一款将近一万元，最便宜的也超过两千元。在天猫上，即使是最廉价的那一款空气净化器的总销量也只有9台而已，相形之下，售价699元的某国产空气净化器的销量将近45万台。
“我就是喜欢他妈的用一百年，用一百年能不赚钱吗？我在第二十年的时候不做空气净化器我去做其他的。”黄建国颇有些委屈地告诉我，他设计的催化剂寿命长达一百年，但是担心消费者认为自己在说大话，最后只好主动缩水到30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一百年以后有个家伙抱了空气净化器过来给我说，‘妈的这个东西才用了一百年就坏了’。我就太高兴了。”
他直咧咧地告诉我，好不容易来一趟地球，要好好把自己活一下，让自己爽一下。在他看来，金川的东西玩起来更刺激更好玩，因为不可控因素更多。
消费级的产品卖相很重要，在初期公司找不到合适的设计师。于是黄建国在在公司里开始扮演双重角色——既是 CTO 亦是首席设计师。
他捧着厚厚的一本设计画册，津津有味地展示介绍铅笔勾勒和塞满说明的设计草图。他指着一副设计图告诉我，专利审查员在审查的时候反馈说这个设计不符合当前社会价值观，黄建国则要求同事去申请的时候告诉对方那即将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在完成空气净化器的设计后，他找到专业是学工业设计的年轻同事，问对方世界上都有哪些最好的设计大奖，年轻人将 IF、红点等一股脑地告诉他，他不当回事地要年轻人替空气净化器报名参加所有的设计奖。
“小伙子就说老大这个很难呀，我老板搞了一辈子也才拿了一个。建国就说不就一个奖，去报就行了。”朱正锋回忆起来当时的情景，不禁莞尔。
在2015年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Industrial Designers Society of America，IDSA）评选的 IDEA 设计奖“家用及浴室”门类，T1 空气净化器获得铜奖，在2016年的红点奖“加热和空调”门类，共有28款产品获奖，T1是其中之一。
实际上，早在在2014年，黄建国设计的将桌面照明和空气净化结合的产品 Air Lamp 还获得了红点最佳设计奖。
黄建国团队获得了2014年的红点大奖，他们的造型也颇受瞩目
人前人后，黄建国总是两幅形象，他说一个是“商用型”，一个是“家用型”。他告诉我说自己是一个蛮真诚的人，但在上大学时，好多人看到他这张脸时却并不这样认为。
黄建国清楚地知道，什么才能吸引住人们的眼球，而这正是他从内心身处渴望并期待的。
在领红点奖的时候，对大场面乐此不疲的他为团队设计了一副人人戴巴拿马帽的形象，甚至在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就言之凿凿地告诉对方自己一定会是第二天的头条。
最后的结果也确实如此。
“消费者终将会接受，终将会知道我是一个好人，而他们是坏蛋。这个过程我看来还会有点长，但是往这个方向速度在增加。如果在十年前你这么想你肯定会死，现在应该这么想，中国制造的品质正在上去。”
黄建国如是说。
顿了顿，他补充道，总要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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