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是被低估的城市吗(一个被迫崛起的城市)
成都是被低估的城市吗(一个被迫崛起的城市)不过,问题也跟着来了。 换算到中国概念,就是二线城市中最能打的。排在成都之前的,只有被评为α的北上广深。并且,这是国际公认的能打。自1999年首次发布以来,GaWC的这份名册,就被誉为“全球关于世界一、二、三、四线城市最权威的排名。”
这几天,成都又出息了一把。
在最近公布的最新一期《世界城市名册》中,成都,成为了唯一获得β 评级的中国城市。
别小看β 。
换算到中国概念,就是二线城市中最能打的。排在成都之前的,只有被评为α的北上广深。
并且,这是国际公认的能打。
自1999年首次发布以来,GaWC的这份名册,就被誉为“全球关于世界一、二、三、四线城市最权威的排名。”
不过,问题也跟着来了。
成都,虽然是四川的省会。但是四川,却一直不是什么明星省份。成都,也不是经济特区,GDP也不出色,一直混的都是普通的二线城市圈子。
如果不是2017年赵雷的一首《成都》走红,至今,很多外地人可能都搞不清四川的省会是哪里。
根据地理条件,理论上说,成都也是没什么机会发展起来的。
偏居西南、群山阻隔的成都,相对于北方城市,缺少政治优势;相对于南方城市,缺少经济优势。
而且,在四川盆地中,还有着一大强敌——重庆。
蜀道难是公认的,出蜀和入蜀,本就不易。成都,三面被大山环绕,并且大山的后面是广袤且经济不发达的西北地区。
通往东南经济发达地区的道路,还正好被重庆拦截。
而且,重庆还在1997年被划成了第四个直辖市。在此之前的北京、天津、上海,发展速度,有目共睹。
成为新宠之后的重庆,政治和经济地位空前提升。成为西南地区最具吸引力的城市,资源和人才,都向重庆方面靠拢。
重庆GDP则向一线城市靠拢,2020年上半年,已经正式超过广州。
这对重庆来说当然是大好事,但是对成都来说,确实雪上加霜。
成都,是靠什么逆袭的?
其实网上对成都,一直有很多争论。
比如:四川“以全省之力供养一座城市”,四川大半的好学校、半数以上的科研投入、最好的发展政策,都给了成都。
成都“吸干”了整个四川最好的资源和人才,才变得很能打。代价就是,整个四川不再有第二个能打的城市。
成都,真的吸干了四川吗?
1
要弄清楚成都有没有吸干四川,首先要弄明白,成都为什么突然就变强了。
这场命运转折,要从2008年汶川地震讲起。
乍一看,很奇怪,这一年,成都明明受了灾,却是四川受灾地区中唯一没有接受中央财政补贴的城市。
按照地理位置来看,汶川直线距离90公里外的成都,是距离震中最近的超大城市。这场灾难,成都地区有4300多人死亡,67万户房屋毁损,282万人受灾。
那么,受灾严重的成都为什么不要中央财政援助?
要知道,灾后重建费用并不是小数目,截止到2010年,实际投资已经超过1.7万亿元。
成都,却没有要钱。他们选择要来了一项政策。这对于成都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而谈到这场“抉择”,离不开成都历史上连任时间最长的市长——葛红林。
2001年,当时上海宝钢集团的副总、宝钢研究院院长葛红林,作为西部挂职锻炼的第一批干部代表,在挂职大会上发言。
可能连那时的他自己都没想到,两年挂职期满,技术流的葛红林竟然被选举为了市长。
从技术研究、央企高管到政府领导,这次身份突变,让他产生一个非常规想法。多年后,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理念:“当一个职业化市长。”
再后来,他称之为“城市CEO”。
成都,需要一个善于经营的CEO。
葛红林上任这一年,成都被划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一定程度上说,成都就是被画了圈的深圳。
上任之后,葛红林就开始投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打破成都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
按照规划,成都要从过去城乡杂乱分布的状态,规划成现代化城市格局,并且将农业户口、非农户口,统一更改为居民户口。
作为市长,葛红林可以直接将农民从农村平房“逼上楼”,直接成为城里人。毕竟,农民的房屋价值提升、生活条件更好,也能接受。
但作为”城市CEO“,葛红林很注重“股权”问题。
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的农民,并不是人人都愿意在城里生活,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在城市中活得下去。
所以,葛红林提出:“把农民的权利还给农民,以达到‘还权赋能’的目的。”
农民不是空手进城,而是拿着4张证。农民原本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集体用地使用权、集体资产分红权,依旧还属于自己。
农民成为了新城市的“股东”。
另外,葛红林还特别注重“售后服务”问题。
2003年上任之后,他誓将城乡杂乱分布、基础条件悬殊的成都,变成布局合理、城乡一体式新城市。
发展的路子很对,但是发展要用的钱从何而来?
作为城市的经营者,最能拿得出手的本钱,向来都是——土地资源。
但是同样是卖地,方式却是有区别的。土地从何而来?是让一小部分人得利、还是让利于多数人?
企业管理者出身的葛红林,做法就比较高明:通过城乡一体化“挤”出土地,并且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在成都的城乡重新规划之前,农村居民呈现小、散、乱“满天星”的布局,人均建设用地175平米,土地利用率很低。
规划之后,通过公共设施搭建,重新迁居后的农村居民,人均建设面积下降到39平米。资源重新规划,就节约了75%的空间。
农民占地少了,但所占的地价值提高了,生活质量也提升了,皆大欢喜。
这些节省出来的土地,就流入了市场。并且,重新规划之后,价格也大大提升。
2002年8月,成都市首次土地拍卖,蓝光集团分别以585万元/亩、465万元/亩拿下1、2号地的开发权,被称为当日“地王”。
2003年之后,成都市区的土地拍卖,不论数量还是价格都进入巅峰时刻。仅2004年一年,拍卖、转让的土地面积就达到前4年的总和。
到了2007年,成都三环以内已经很难找到1000万元/亩之下的土地。当年的“地王”,已经不值一提。
重新规划了一下城市,能卖的地就多了。贵了,成都就有钱了。
2008年1月18日,成都人大会议上,“点石成金”的葛红林再次连任市长。
然而4个月后,意外发生了。汶川地震了。
成都受灾严重。在全民救灾的同时,葛红林心里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在我的任期内实现灾区的凤凰涅磐。”
然而,当时的成都发展,面临一项重大的难题——土地不够多。
在此两年前,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明确一项方针:18亿亩耕田,是未来5年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城市建设发展,不能侵占耕地。
成都要发展,仅仅靠城乡一体化节省出来的土地,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城区外的耕田红线,又是一道不容商量的紧箍咒。
危难,往往也暗藏机遇。地震来了,是破坏;但是重建,却是机遇。
汶川地震当年,全国财政收入6万亿元,地震灾后重建预算要花一两万亿。同年,还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为此国家又拿出4万亿救市。
成都如果不要政府财政补贴,是给国家减了一个重负。当然,也就换来了一个向国家提要求的好机会。
据称,在此之前,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成都方面还向国土资源部派出了一支考察队,软磨硬泡了2个星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最终,成都的紧箍咒,解开了——率先在全国试行增减挂钩政策。
这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就是成都城区向外扩张,沿着城区向外“借”多少耕地,就在甘孜、阿坝、凉山等兄弟地市开荒多少农田,进行远距离归还。
成都的这一“特权”,效果立竿见影。
截止2007年底,成都城区面积只有408平方公里。2年后,面积就扩大了4.6万亩,达到439平方公里。
如今,成都城区面积已经超过1006平方公里,12年时间,增长了约1.5倍,再造了一个成都。
成都的房价,也从2007年的5000多块一平,一路涨到13000多。
而成都腾出地方之后,就连续出台诱人的招商引资政策,吸引各地企业前来落户。
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跑过来的就是四川本省的企业和人才。
截止2017年,四川全省21个市中,共有104家上市企业,成都独占75家。成都一市占据全省GDP的37.6%,汇聚了全省1/5的人口。
成都,成为了四川境内唯一的超级城市。
这也是为什么,成都以外的四川人,有一个多年的积怨:成都吸干了四川。
这事,为什么就没有人来管一管?
凭什么成都能够这样一直“肆无忌惮”地一边卖地、一边招商?仅仅是因为成都当年没有拿政府补助?
2
要看看成都是否真的吸干了四川,我们还必须要聊一聊,相爱相杀的兄弟城市——重庆。
在汶川地震之前,对四川起到关键节点作用的事件是——三峡工程。
1918年一战结束之后,本着利用西方技术发展中国实业的想法,孙中山发表了关于三峡水电资源的论著,引发中国工商界广泛热议。
然而,直到74年后的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才正式通过了建设三峡工程的决议。
三峡工程的目的是根治长江水患,并充分发挥电力、航运效益,这当然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但问题是,三峡水库淹没区涉及20多个区县、上百万移民。
拆迁一个小区都不是小事,更何况百万移民。直到2010年,耗时18年,移民工作才得以完成。
而对于这些舍小家为大家的移民,政府的目标不仅是搬得出、稳得住,而且要实现逐渐致富。这群人大部分都是重庆人。
移民的重担,自然交给了重庆。
当时的重庆,作为老工业城市,在国企改制浪潮中,数十万职工下岗问题还没有妥善解决。看起来,重庆就是一尊不能自保的泥菩萨。
重庆靠什么承担起百万移民的善后问题?又如何让这些人致富?
时至1990年代,被画圈的深圳,已经开始创造神话。于是重庆,也被悄悄地圈了起来。
早在1985年1月,李鹏向邓总设计师汇报三峡工程移民的安置问题时,邓公当场就表示:“可以把四川分成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
1997年3月,重庆成为北京、上海、天津之后,第4个直辖市。
重庆,正式被画了圈。
光环是有了,但是除了接下移民这个烫手的任务,涪陵、万县、黔江三地也归重庆代管。
当地有一句俗语:“养儿不用教,涪达万去走一遭。”
这是因为,当时,涪陵、达川、万县都是远近闻名的穷窝,去那边待一阵子,过一段苦日子,孩子就变乖了。黔江,也是从涪陵划分出去的。
也就是说,多划过来三个地区,反而让重庆的日子更加难过了。
考虑到这一系列因素,1996年10月,蒲海清领衔的重庆领导班子,被李鹏叫到一起,通知他们中央小组研究后的结果:重庆原本每年上交四川的1.8亿元,免了。每年上交中央的13亿,减免1.5亿。
没想到,蒲海清听完后,却“狮子大开口”:交四川的1.8亿免了,没意见。交给中央的13亿,要减免6亿。
这位重庆直辖市第一任市长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超出所有人预料。李鹏当场批评:蒲海清,你不要讲了。你老是讲困难,现在中央这么支持你,你还是叫穷。
没想到,这个蒲海清不仅不顺坡下驴,还“蹬鼻子上脸”:今天总理、财政部长、计委主任都在,这是我最好的发言机会,现在不说等到哪个时候说?
最后,会议不了了之。
然而,会后吃饭时,蒲海清却围着李鹏道歉,同时,继续哭穷。
很快,李鹏告知了中央第二次研究的结果:重庆每年交中央的13亿减少3亿。
并且,李鹏还从总理预备费中拨出1亿元,作为重庆直辖市的开办费。
12月,吴邦国下来考察,蒲海清继续哭穷。要求很明确:每年再减少3亿。
最终,中央同意了这一请求。开始说是免5年,不过后来财政制度改革,重庆一直没交这笔钱。
除了少交钱,蒲海清还给重庆开了一剂猛药:猛搞建设,猛拉人头。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基建,必须要先搞起来。
1992年,重庆年固定资产投资才刚刚突破100亿元。
到了1998年,划成直辖市的第二年,重庆的固定资产投资就达到了500亿元。
1999年,蒲海清卸任。二任市长包叙定接棒,不仅基建打法不变,他还公开表示:“力争用五至十年时间,建成和具备现代化大城市功能的市政基础设施。”
2002年,包叙定卸任这年,重庆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000亿元。
此后,重庆更换了多任市长,仍是继续搞基建,并且以每年1000亿的速度猛增。
确实,对于一座山城来说,基础建设不行,什么都玩不转。
截至2014年底,重庆已建和在建桥梁已达1.3万余座,数量在全国城市中位居首位。高速公路里长、密度均处于西部地区第一。重庆还是中国长江上游地区唯一汇集水、陆、空交通资源的特大型城市,是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
从设立直辖市之初,重庆就出台了61项招商引资政策。简而言之一句话,来了就是重庆人,税交得少,钱赚得多。
1997年,重庆依靠政策优势,在西部率先引入全球商业巨头——法国家乐福超市。紧接着,太平洋百货、肯德基随之而来。全球500强的世界变压器生产巨头瑞士ABB等制造类企业也开始登陆重庆……
如今,全球500强企业,已经有287家入驻重庆。企业来了,人就来了,从1997年到2017年,20年间重庆人口增加400万。
对于重庆来说,这些都是好事。
不过,对于四川来说,就不全是好事了。
在成为直辖市之前,重庆只是四川的一个市。1996年,重庆GDP只有857亿元,比成都还少12亿元。
1997年之后,重庆直辖,成了“外省”。
如今,重庆GDP已经超过广州,排在北上深之后。快速发展的重庆不仅要“吸血”四川,川外的资源和人才,也很难越过重庆到达四川。
毕竟,这个盆地内,大家的选择并不太多。
要想和重庆竞争,四川,必须有所动作。
3
四川,必须有一个能打的。
否则,有了重庆,为什么还要入川?
环视四川,最能打的市,就是省会成都了。成都,必须露出来。
而且,国家也不会坐视重庆吸干四川,2003年,成都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似乎宣告着,被画圈的成都,要和重庆进行赛马了。
成都,可谓是全四川的希望。
与“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重庆相比,位于四川盆地冲积平原的成都,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
重新归置一下城乡划分,明确一下一环、二环、三环,按环标地价,钱就来了。
不过,失去先发优势的成都,仅仅靠卖地,是很难打得过重庆的。作为后进者,必须更努力,才能被人看到。
幸运的是,重庆暂时的喘息,给成都创造了机遇。
重庆曾是显赫一时的摩托车之都、汽车之都、笔电之都,但是如今的重庆,却变得有点不太能打了。
1996年-2006年,是重庆摩托车的黄金十年。这期间,重庆每年摩托车产销量超1000万台,发动机超2000万台,占我国摩托车产业半壁江山。
1999年之后,力帆、宗申、隆鑫、嘉陵等重庆摩托车品牌进入越南等东南亚市场,快速占领了当地80%的市场份额。
然而,由于“自己人”的无序竞争,价格越来越低,偷工减料越来越多。中国摩托车在东南亚市场成为“低劣”的代名词,逐渐被挤出市场。
随着国内城市管理条例变革,各大城市陆续禁摩,市场再次萎缩。摩托车之都,也随之改换了支柱产业。
2009年之后,重庆大举招商引资,引进汽车和笔记本电脑生产线。
直辖市的魔力,非同小可。2009年之后,汽车和笔电,每年增速都在20%以上。到了2016年,重庆工业产值2.4万亿,汽车和笔电就占到1万亿,近半壁江山。
然而,2016年巅峰时刻之后,遭遇天花板的汽车和笔电产业,都开始走下坡路。当年的老工业城市,再次显现老态。2018年,重庆全年工业增加值5997.7亿元,却是2001年以来的新低。
旧引擎失灵之际,重庆也开始布局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等新引擎。不过,新引擎还没有跑起来。
而另一边的成都,却早就押注了高新技术产业。
就在重庆汽车、笔电巅峰之年,成都已经成了软件大户。2015年,成都软件服务业营收超过3000亿元,规模体量约占全国的4.8%、西部地区的45.9%。
这组数字背后,是微软、思科、IBM等世界500强,以及华为、中兴、腾讯国内软件强企业,不断在成都投资建厂。
2020年,增速迅猛的软件服务企业,很可能是成都首个万亿级产业。
除了软件企业,成都也成了新经济企业在西南地区最大的俱乐部。
随着腾讯全国新文创总部、网易成都数字产业基地、快手直播电商全国总部等,纷纷落户成都,如今,成都新经济营收已经突破4000亿元。
在全球疫情阴云未散的当下,成都还拥有另外一项让其他城市羡慕的产业——医药健康。
成都境内不仅有科伦药业、倍特制药、康弘药业等一批本土行业领军企业,还吸引了赛诺菲、艾尔建等世界500强企业。
在成都的产业规划中,2020年医药健康产业营收将达到5000亿元,2030年这一数字将变成2万亿。
除此外,成都已经突破了“地理封锁”。
成都青白江片区坐拥亚洲规模最大的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从成都开往欧洲的班列,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这不仅从根本上打破西部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必须依赖港口的历史,也让成都成为联通中欧的桥头堡。
不仅如此,成都还已经搭建了一条空中丝绸之路。开通国际航线102条,位居中西部第一,覆盖了北美、欧洲、大洋洲、非洲以及亚洲的国际大城。
近年来,成都双流机场不仅是国内吞吐量Top10 的机场,2020上半年,甚至还超过北京、上海,排到了第一。
因此,在今年的《世界城市名册》中,成都成为唯一入选β 评级的二线城市。这是在GDP之外,成都国际影响力和经济潜力的证明。
即使拿GDP来比较,与重庆相比,成都也并非完全落于下风。
2019年,重庆GDP为23605亿元,成都为17012亿元。重庆远高于成都。
不过,重庆是省级单位,拥有3124多万人。成都只有1658万人。重庆人数,接近成都的2倍。
如果计算人均GDP,重庆为7.6万元,成都为10.3万,成都要高于重庆。
更何况,成都的电子、新经济、医药都处在快速增长阶段,而重庆旧产业已经衰老、新产业还未长大,成都的“内力”已经超过了重庆。
一座城市的竞争力大小,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年轻人是否愿意背井离乡到此做“漂客”。
2017年,我国主要城市人才净流入排行中,东部的杭州位居第一,南部的深圳排第二,西部的成都名列第三。
而在同年的《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中,成都以6.6%的占比,仅次于北京上海位居全国第三。
至此,可以说成都长大了,有了和全国甚至世界城市争雄的能力。
这份能力,的确来自于整个四川。
要想富,先修路。占四川总面积2.5%的成都,各级公路、高速公路里长,是兄弟地市的数倍甚至数十倍。
其次,是人才。
纵观四川,共有42所本科院校,23所在成都。其中,6所顶级教育资源的院校,5所在成都。整个四川近一半的研发人员、科研投入都在成都。四川境内存款、贷款等各项金融指标,成都也占了一半。
2000年-2016年,四川全省人口减少了145万,成都人口却增加了578万。
GDP不能代表一切,却能反映出财力的差距。
2017年,成都一市GDP达13889.4亿元,占到整个四川近37.6%,
成都的经济体量,是四川第二大城市绵阳的6.7倍,是最后一名甘孜的53倍。
没有整个四川的全力支持,成都的确不会有今天。
尾声
不过,成都并非就是一只“吸血鬼”。或者说,“吸血”并不是它故意为之。
试想当年,如果不是为了根除长江水患,试行水力发电、探索清洁能源,就不会有三峡工程。
如果没有三峡工程,就没有百万人移民,或许重庆也不会在1997年划成直辖市。
如果重庆不划成直辖市,重庆和成都这对四川双子星,就不会在短期内快速拉开差距。
那么,国家以及四川当地,也不会这么着急要为四川谋求出路。而这个出路,如今看来,就是让省会成都先富起来。
退一步说,如果当初选择的不是成都,而是绵阳或者甘孜,那么,“吸血鬼”的帽子或许就要戴在绵阳、甘孜的头上。
但是历史不允许假设。小到个人,大到城市,都会被历史裹挟,做出不得不做的选择。
我们能做的,就是用一个接一个补丁,不断修补历史潮流中涌现的Bug。
从2017年的人才净流入,就看得出,成都已经很能打了。成都也开始进入修补Bug阶段。
过去,成都是吸四川获得能力,然后和外省打。而此后,成都是吸全国甚至全球,来反哺四川。
2018年6月,四川提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的发展战略,被外界解读为要打破成都一家独大的局面。
不过,打破,并不是通过瓦解、缩小来实现,而是共同壮大。
同年9月28日,成都市政府与绵阳市政府签订《关于加快推动成绵一体化发展合作协议》。
1个月后,成都又与宜宾、泸州签订类似“一体化”协议。
之后,成都以每个月联手一两个兄弟地市的速度,不断签订合作协议。成都的重大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港运等产业不断向兄弟地市转移。
让重庆先富起来,引入竞争;让成都后富起来,再引入竞争,让成都带动更多后富。这或许才是当初设计者的初衷。
这些年,很多人对成都羡慕嫉妒,甚至咬牙切齿。
但对四川来说,也许这是寻求突破的最好路径,也是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当年,成都和自贡,也曾是齐名的双子星。然而时隔多年,没有发展起来的自贡,渐渐在竞争中被甩在了后面。
胜败乃兵家常事。和平年代,没有战争,但是经济竞争,也是同样的残酷。
四川和重庆的竞争,也像当年的成都和自贡一样,假如不行非常之事,或许自贡,就是四川的另一条命运。
这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相同的城市。
感恩不同城市间的差异,让我们看到千姿百态的世界;也感恩激烈的竞争,让中国的城市变得更强大。
有机会,我想去重庆吃火锅,让你吃火锅底料,说一句“勒是雾都”。
再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