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宝马男与广州宝马男：和他车里的伤心故事
大连宝马男与广州宝马男：和他车里的伤心故事“一会坐公交，人家又得把我叫回来。”店员帮她撩起头发，把老年公交卡戴在脖子上，塞进衣领下。她察觉到旁人眼神里的赞美，立刻回以一个自信的笑容。于是笔者知道了她的故事。她70岁了，那头长发却只有20岁。20岁那年，她把自己的长辫子剪下来，包在报纸里，打算留个纪念。没想到后来患癌，化疗，头发掉光，就拿出来，找王峰做了一顶假发。再后来，她病情好转，头发渐渐长出来，却还是剃光头，就为了继续戴这顶20岁的头发。每次到医院复查，她都会到店里，给头发做免费保养。离开之前，她一边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的头发，一边说：“我坐公交，用老年卡，之前好几次，一转身，司机就把我叫回来，以为我是冒用的。”
如果你在任何一家肿瘤医院附近观察，都会看到很多戴帽子的人。57岁的王峰有一个庞大的梦想，他想让这些人都不用再戴帽子。戴不戴帽子，对于普通的健康人，只是无足轻重的问题，对癌症患者而言，却关乎心态、尊严，甚至更好地活下去的资格。卖假发的王峰，12年来一直在学习做一个“好人”。他想给每一个患癌的客人戴上一顶真头发，还想给他们一台冰箱，和一架钢琴。
舒庭假发店，距离北京大学肿瘤医院20米，从主干道上，看到半空中医院名字的同时，就会看到它的店招。这条巷子离医院最近，商业店铺不多，除了旅馆、粥铺，就是假发店。衣、食、住，从某种意义上说，假发，就是衣服。
店里有一位看不出年龄的女客人，她光着头，发皱的头皮上，有灰白的绒毛、褐色的斑。笔者不敢直视她的头皮，余光扫到，都自觉窥探了她的隐私。对于这样一位看起来身体状况不佳的陌生女士，似乎一个眼神就冒犯了她。
过了一会，店员把头发做好了保养，重新帮她戴上。那是一头乌黑、漆亮的长发，垂到后背，让人忍不住用最俗套的瀑布来做譬喻。
她察觉到旁人眼神里的赞美，立刻回以一个自信的笑容。于是笔者知道了她的故事。
她70岁了，那头长发却只有20岁。20岁那年，她把自己的长辫子剪下来，包在报纸里，打算留个纪念。没想到后来患癌，化疗，头发掉光，就拿出来，找王峰做了一顶假发。再后来，她病情好转，头发渐渐长出来，却还是剃光头，就为了继续戴这顶20岁的头发。每次到医院复查，她都会到店里，给头发做免费保养。
离开之前，她一边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的头发，一边说：“我坐公交，用老年卡，之前好几次，一转身，司机就把我叫回来，以为我是冒用的。”
店员帮她撩起头发，把老年公交卡戴在脖子上，塞进衣领下。
“一会坐公交，人家又得把我叫回来。”
她走出店门，店里人们看着她的背影大笑。
店内一顶待取得“黑长直”，纸片上写着主人的名字。
要做一顶效果这么好的假发，并非易事。这里面的门门道道，王峰用了将近两年，才摸清楚。
头发跟人一样，是有年龄的。王峰看到一顶头发，就能判断它主人的年龄。年轻的头发更粗更硬，水分多，上了年纪，就变细，变轻，变干，“浮起来了”。
所以收购时，他通常只收45岁以下的头发。一开始他从头发商手里买，后来发现，从他们那收不到好头发，就雇人去各地收。
头发最好的是云川渝和北朝鲜。前者气候湿润，水质优良，姑娘天生丽质；后者则是朴素，很少烫染，发质天然。
王峰刚刚收来一顶8000块的头发，80厘米，长在头上，能及腰臀。他还想收一顶1米的，“1万块也值，即使一时半会没人买，摆在店里也好看。”
这些收来的真头发，经过消毒、过酸、去鳞、重新组合毛鳞片等一系列工序，才能用来制作假发。发网是塑胶做的仿真头皮，工人们用钩针，把头发丝一根一根地钩织上去，要用上短则数日，长则半月。
店员在清洗假发。
头发跟衣服不同的是，衣服可以穿大点，头发却不行。
王峰记得一位38岁的女客人，戴一顶不够合身的假发。大风天，头发刮掉了，挂在树枝上，路过几个年轻小伙子，没帮忙，还发出一阵不加掩饰的狂笑。女人蹲在树下哭了半个小时。
想要做一顶合身的头发，王峰需要量三个数据，左右，前后，一周。三个数据下来，头发就会卡在头骨上，像裤子卡在胯上，掉不下来。
但更多的时候，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自然真实、合身舒服，只是客人们最基本的要求，对于身患重疾的人们，一顶假发承载的期待不止这些。
一位来自河北的20多岁女孩，来店里取她的头发。这顶头发已经修改过一次了，上次她嫌鬓角留得太长，“像两个耳朵贴在脸上”。返厂修改后，女孩又嫌鬓角太短，她怕别人看出来是假发，或者头发会掉下来。王峰向她解释，头皮牢牢卡在头骨上，绝对掉不下来。
“安全感你懂吗？这样我很没有安全感！”
女孩的语气中带着埋怨，王峰却一直耐着性子，笑呵呵的。最后他决定，让假发再返一次厂，头皮改大一圈，安全感会更多。
图源 视觉中国
在那一头乌黑的长发中，还有一根白头发，也是王峰特意加进去的，为了更真。
到了中午，王峰领着河北女孩和她母亲，来到隔壁的粥铺，帮她们点好一份鱼头泡饼和八宝粥，结完账，自己却执意要去食堂吃。食堂是旅馆的，假发店员工们被允许在这里“蹭饭”。米饭，炖豆角，简单的一餐。
笔者问王峰，为什么要请客人吃饭。他说，“远道来的，到饭点了，应该。”
90年代，王峰就在北京开美发店，做美发成本低，以总监的身份剪一次头，就是几百块。到45岁，他已经攒够了养老钱，买了辆宝马X5，准备开着回老家，享受生活。
而现在，这辆车被贴上“爱心车”的标志，用于接送患癌的客人。笔者在店里采访的那一天，王峰用它接送了三趟客人。去10公里外的307医院时，在北京的晚高峰里堵了一个小时。
王峰的宝马车
几年前，在医院附近的饭店里，王峰看见一个落魄的男人。王峰有职业病，看人先看头，那人戴着一顶蓬乱、脏旧的假发，一下引起了他的注意。“如果戴的假发，一看就是假的，那跟不戴有什么区别呢？我一看到他，就知道他是我要帮的人。”于是，他把人家叫到店里，送了一顶新的。
这种事情，是他年轻时想都不会想的。他形容自己年轻时，说不上坏人，但绝对不是好人，顶多算个普通人。“让我帮别人？我会问那谁帮我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王峰的人生轨迹，在2009年前后发生了改变。美发店旁边的肿瘤医院接诊规模越来越大，患者越来越多，来店里剃光头的人，也多了起来。
刚开始，他和店员们对癌症都不太了解，甚至不确定这种病会不会传染，给癌症患者剃完头，总会多洗几遍手。但不知从何时起，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完全理解、融入了这个群体。
店员小杨始终记得一对夫妻。她给女人剃光头时，就看到男人坐在一旁，使劲仰着头，望向天花板，喉头不住滚动。她眼泪往外冒，又不想给客人添堵，使劲忍着。后来，给人剃头的时候，她都会把椅子转上180度，尽量不让他们对着镜子。
王峰后来做的很多决定——转行做假发、开始做公益，都是基于这种莫名产生的共情。
一个年轻女孩戴了顶假发过来，嫌发型不好，想让王峰帮忙剪成自己原来的发型。“那顶头发是化纤做的，不能烫、不能染，剪不出她想要的发型。她说，那就简单修一下吧。”
王峰伸手去摘她的头发，女孩突然说，“别动，你给我找个单间。”
女孩进了房间，把门关上，出来的时候，戴着帽子，把假发交给王峰。“她不想让人看到她光头的样子，连男朋友都不让进去。”
另一次来的是母女俩，小女孩剃了光头，妈妈说以后上学要戴帽子，小女孩一下就哭了，说再也回不了学校了。这件事让王峰失眠，半夜里还在想，“我要是能做假发多好啊，要是我说，小朋友戴上头发就好了，不用戴帽子了，她不就不哭了吗？小孩是很有尊严的。”
年轻的时候，王峰吃不得亏，客人凶他，他一定要凶回去，脾气又硬又暴。做了半辈子“普通的利己主义者”，年过四十，这个男人发现自己的心，越来越软。
“爱心驿站”就是这么来的。
几年前有个客人，在医院打免费的实验药品。他早上来挂号，下午打针，中午没地方去，就到店里，坐在椅子上打盹儿。王峰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这些人需要个歇歇脚、喝杯水的地方。
6年前，下着小雨的一天，一个60来岁的女人走进店里，手里拎着大包小包，发出叮叮当当的锅碗瓢盆碰撞声。
“老板，我过去在您这里做过假发，能把东西在这里寄存一下吗？”女人试探着问。
一问才知道，这个内蒙古来的女人是被房东赶出来的。她已经被肝癌治疗耗光了，付不出房租。当时，店面后身的旅馆里，有一间假发店的员工宿舍，王峰就把它腾出来，让内蒙古女人住了半个月。
从此以后，这间屋子，就成了一个收留客人的驿站。
过了好一阵，店里收到一件快递，是从内蒙古寄来的奶糖。
王峰收到过不少这样的礼物，来自东西南北的特产。他形容自己就像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亲戚，“远道来的，过我家门，捎点特产，我也要有个地方招待大家。”
驿站里，有一张床、一张双人沙发，还有一台冰箱和一架钢琴。冰箱里，存放着病人们的药品。钢琴是从一个音乐老师那里买来的，“给他们弹着玩，心情能好点。”
如今，假发店老板王峰一边做生意，一边做好人。
在舒庭假发店里，贴着这样一些标语：“医院患者免费理发”、“特别贫困的医院患者，买假发需要救助的，请联系舒庭假发爱心驿站”。
店里还有个规矩，患癌的客人，如果是低保户，或者月收入低于3000，可以免费送一顶假发。如果不属于这两种情况，但经济确实困难，填一张表格，也可以申请补助。
王峰的“好人”名声打了出去，但是，好人难当。
假发店时常有各家媒体记者光顾。有过去的客人看了报道，给他打电话道谢；也有人慕名而来。
在另外一些时候，王峰被当成好捏的软柿子。对于定制假发生意来说，最大的风险莫过于顾客的反悔。定制一顶假发，有时要等一两个月，如果头发做好了，客人说不要了，王峰就要承担成本的折损。大部分时候，他坚持按合同来，不予退货。但有时，也会有人大闹特闹，闹到消协、工商局，甚至法院。
“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心软的人，都想让你开这个口子。”他讲起这些事，无奈，疲惫，也直言经常想放弃。
最近几年，王峰自己的头发几乎全白了。他像个陀螺一样，不停地转。房子租在假发店旁边，早上五点多起来，就上了发条。笔者所目睹的王峰的一天，给一位客人的假发做了拉直，免费；给几顶假发做了护理和洗剪吹，免费；接送客人三趟，免费；请客人吃饭一顿，花费91元。晚上七点，他又要开车到20公里外的另一家店铺，还有人在等他。
王峰在给一顶假发做拉直
王峰的血糖达到了13点，还没有吃药。店员、客人、记者，都在催他去医院检查。
店员说他：“天天就知道忙忙忙，挣钱挣钱挣钱。”
他笑着问：“挣到钱了吗？”
很多人以为王峰是个大款。
在北京开着十来家假发店，开着宝马接送病人，慷慨疏财，请吃请住，他符合人们对于“为富则仁”的想象。曾经有客人指着他的宝马，问：“你是不是挣了很多钱？”
而实际上，疫情爆发之后，王峰几乎养不起“爱心驿站”了。他的分店倒了好几家，直到现在，还没有扭转亏损。他甚至把燕郊的房子挂上了出售平台。家人埋怨他，折腾了20多年，都没在北京混上一套房子。快60岁了，还在租房住。
王峰的想法早就变了。做假发远不如做美发赚钱，但是他现在工作更带劲，更有成就感和价值感。
他的假发店，现在更像是一个沙龙。不少客人成了他的朋友，每次到医院复查，都要来坐一坐。
肿瘤医院的很多医生也是他的客人，他曾经帮着人生地不熟的外地患者，找到了主治医生。一位社科院的经济学老师，生病后找他做过假发，现在每次复查，还会过来看他，给他开分店的事出谋划策。
还有位北京大爷，做了新假发后，非要把自己之前那顶留下，让王峰帮忙捐给其他病人。“看了你的作品，别的都没法看了。”让王峰在某个临界点撑下去的，可能就是这位大爷的这句话。
他靠着这些正反馈往下撑，他还要挣钱，因为他还想把“爱心驿站”养起来。在构想中，每一个分店，他都要在旁边的居民楼上租两套房，用来收留客人。
“如果我有一个亿，就把医院旁边这一栋楼买下来，免费给病人们住。”说出这个想法后，他自己也很惊讶，不好意思地笑了。“年轻时哪会这么想啊。”
王峰说自己一直在学着做一个好人，现在刚入门，远远没毕业。因为能力有限，他时常觉得力不从心。
王峰在给一顶假发做造型
那天，一位看上去40多岁的女士走进舒庭假发店，没有化妆，面色略显疲惫，但衣着体面，黑色的长卷发有些毛燥，戴一顶黑色毛呢帽子。化疗之后，头发掉得很急，她没有提前做好准备，只好临时在网上下单了一顶便宜的假发。那顶头发不够好看，在经验丰富的人眼里，一看便知是假的。于是她只好再戴上一顶帽子。
她慕名来到舒庭假发店，想定制一顶更真的头发。按照常规，王峰让她先选价位，价位决定发质和工艺，“头发选好了，想要什么发型，我给你做。”洗、剪、吹、染、烫，他能做出客人想要的任何发型，这是20多年发型总监履历给他的自信。
听到这话，女士终于露出了笑容，“那太好了，我不用担心要换发型了。以前一直是长发，这么大岁数，突然剪个短头发，有点怪。”
但很快，这位女士又陷入新的担忧。因为头发的长短，和价格息息相关。基础长度是15厘米，每增加5厘米，都要涨一份价。她不是低保户，也不是月收入3000以下的贫困者，但是，“自费药太贵了，我是因病致贫。”
王峰遇到过很多这样的病人，他每一个都想帮，但他知道，帮不过来。
最后，那位女士听他的劝，选择了一顶短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