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张敏的故事（张敏与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故事）

战国时期张敏的故事（张敏与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故事）1959年12月的一个清晨，东方刚刚亮起鱼肚白，车洪才穿着母亲缝制的棉背心，外面套着国家给置办的深蓝色西服和呢子大衣，登上了伊尔18飞机。同行的另外4人，都是肩负着国家使命去阿富汗学语言的。此时，车洪才仍然对普什图人、普什图语一无所知。1959年10月的一天，系党总支书记找到3年级的车洪才，说：“国家要培养一批小语种的人才，现在选派到国外留学的人员中有你。”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国家为了开展同更多国家的交往，从全国设有英语和法语专业的重点高校抽调学生去亚欧等十几个国家学语言。“阿富汗当时找不出懂汉语的人，只能通过英语作桥梁语言，英语专业的学生就是首选。”车老回忆道。目前世界上使用普什图语的人口不足3000万，在中国只有近百人略知一二，使用者更是寥寥。78岁的车洪才，是国内最精通普什图语的长者之一。年轻时的3次机缘巧合，令他此生必将与这种古老的语言结缘。1957年的一天，备战高考的车洪才接

2月9日，一本承载着国家使命，耗时36个春秋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问世了。普什图语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普什图族的民族语言，与波斯语同为阿富汗官方语言。词典收录了5万个词条，涵盖了大量普什图族的谚语、俗语和日常生活用语，反映了普什图族的文化概貌。

词典的出版，了却了主编车洪才和张敏两位老人的夙愿。词典编撰的背后，满含着他们不为人知的故事。

《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资料图片

这辈子注定要邂逅它

目前世界上使用普什图语的人口不足3000万，在中国只有近百人略知一二，使用者更是寥寥。78岁的车洪才，是国内最精通普什图语的长者之一。年轻时的3次机缘巧合，令他此生必将与这种古老的语言结缘。

1957年的一天，备战高考的车洪才接到一张准考证。原来，热心的同学平日里了解到车洪才对外语兴趣浓厚，替他填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志愿。“那届北外只在北京、天津、上海等5个大城市招生，生源实力强，我权当练练手。”出乎意料，一天晚饭过后，车家来了一位邮递员。正纳闷的车洪才打开厚厚一沓信，里边装着录取通知书、学生会和团委的祝贺信。

开学的日子到来，车洪才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报到了。“你考取的是法语专业，一个越南归国华侨考取的是英语，他有法语基础想学法语。你们俩换换专业，行吗？”当教务处的领导找到车洪才商量时，他不假思索同意了。正是这次换专业，令其有缘邂逅普什图语。

1959年10月的一天，系党总支书记找到3年级的车洪才，说：“国家要培养一批小语种的人才，现在选派到国外留学的人员中有你。”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国家为了开展同更多国家的交往，从全国设有英语和法语专业的重点高校抽调学生去亚欧等十几个国家学语言。“阿富汗当时找不出懂汉语的人，只能通过英语作桥梁语言，英语专业的学生就是首选。”车老回忆道。

1959年12月的一个清晨，东方刚刚亮起鱼肚白，车洪才穿着母亲缝制的棉背心，外面套着国家给置办的深蓝色西服和呢子大衣，登上了伊尔18飞机。同行的另外4人，都是肩负着国家使命去阿富汗学语言的。此时，车洪才仍然对普什图人、普什图语一无所知。

接下这个大部头

阿富汗的官方语言是波斯语和普什图语，他们此行5人自然是二选一。到达喀布尔后，5人草草分了宿舍，车洪才、张敏和一名同学把行李卸到一间大屋子里，另外两人住进隔壁的小房间。次日，使馆人员宣布：“你们仨住大屋的，学普什图语，另外两个学波斯语。”“学哪种语言，按宿舍分，这么简单就把一个人的命运定了。”这次分配，注定那些弯弯曲曲的普什图语字母，像牵牛花一样牵系着车洪才的一生。

3年学成回国后，车洪才马不停蹄地到外交部报到了，他急于把自己在阿富汗取的“经”奉献给祖国。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部还未开通普什图语频道，外交部把车洪才借调到那里帮着筹建。不多时，中华大地的见闻就传送到了远在阿富汗的听众耳畔。

当年在喀布尔大学学习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一本普什图语和汉语对照词典。为了查一个词，车洪才和同学们必须从普什图语查到俄语，再从俄语查到英语，有时还要从英语查到汉语，一来二去，英语是记住了，想要查的普什图语却忘得干干净净。“我后来编词典之所以能有那么大劲头，就是深知没有工具书的苦。”车洪才说。

1978年的一天，商务印书馆编辑室主任朱谱萱找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车洪才和张敏所在的普什图语组，说明来意：国家为了提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地位，制定了辞书出版计划，《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编撰出版任务交给了商务印书馆。“我们懂是懂，可我们哪里编过词典啊？”“那好办，我们负责讲解词典怎么编、体例怎么搞以及编写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国家需要咱就弄吧。”一应一和之间，词典编撰工作启动了。

车洪才向阿富汗总统赠送词典。资料图片

10万张卡片背后的故事

如今，记录词典最原始模样的一捆捆卡片整齐地码放在车家的柜子里。出版界前辈陈原说：“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是圣人干的。”车洪才说：“圣人不敢想象，但不是人干的，我深有体会。编词典，不允许丝毫差错，很苦也很单调。”

车洪才当初接下这个大部头时，以为两三年就可以完成。他和助手宋强民干了4年，做了10万张卡片，才相当于全稿的70%。“编词典，不是一个字对应一个字地翻译出来就行了，遇到很多历史、文化、民族和宗教词汇，背景知识不清楚很难翻译准确，这时就必须查资料，没有捷径。”在车洪才当初的办公室里，5本大辞书一字排开。“查完了这本查那本，经常一天弄不出一个词条。”车洪才干累了总会站到窗前，眼看着窗外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自己的词典连影子还没摸着。“一个词一个词地抠，几年都不出成果。”车洪才心里着急。

到了1982年，学校对车洪才另有工作安排，编词典被搁浅。1989年，车洪才被借调到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1992年1月又转馆去了阿富汗。阔别33年之后，张敏在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做代办，车洪才负责办公室事务。异国他乡的两位老同学重新燃起续编词典的念头：“这次可以更方便地搜集资料了。”然而，阿局势发生了变化，首都喀布尔燃起战火，每天流弹横飞。“一天，在使馆的一个单人沙发里发现一枚子弹，那儿正是我经常坐的地方。”想起那段不同寻常的日子，车洪才至今仍心有余悸。

“回望我七八十年的人生过往，始终觉得与祖国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车洪才讲，“9·11”前后，阿富汗问题进入国际视野，普什图语人才培养成为多个国家的任务。继1964年北京广播学院最后一次招普什图语学生之后，2000年中国传媒大学恢复了招生，聘请时年64岁的车洪才为教授。2008年下半年，送走自己所教的最后一个班学生之后，72岁的车洪才和张敏全情投入到编词典中。车洪才找出跟他搬过3次家的那10万张卡片，心头一阵感慨。“从卡片制作到保存，再到后来录入电脑排版，如果这中间有一个环节稍微动摇一下，词典就流产了。”

2015年1月19日，车洪才第三次踏上操着普什图语的那个国度。20日，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亲自向这位终身致力于浇灌中阿友谊之树的老者授予一枚国家最高勋章，车洪才则将承载其一生心血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赠送给了总统先生。为了永久纪念这部词典的来之不易，阿富汗国家博物馆收藏了车洪才记录有“普什图人不成文法典”和“友谊”等词条的4张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