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龄剩女为什么相亲都失败（35岁大龄女性被家人嫌弃）
大龄剩女为什么相亲都失败（35岁大龄女性被家人嫌弃）华梅的父母生了5个女儿，没有儿子，但华梅最有出息，考上大学，成为律师，一度让父母在村子里扬眉吐气。可当她年龄迈过30岁后，由于一直未婚，渐渐遭到了全家催促的压力，转眼间成了父母眼中“最不争气”的孩子。34岁的女律师华梅，在北京工作有十年时间了。她老家在山东，节日回家期间，又要再一次面对父母亲戚们的“催婚”。相比于男性更长的适婚时段来说，在人们观念中，女性的适婚时段似乎总是很短促，让她们在职场、生活中难以权衡。这则纪录片《剩女》就以三个北京的职场女性为例，讲述她们的故事。家人催婚，焦虑与失望
在中国，达到适婚年龄的女性如果未结婚，会遇到来自家庭、社会各方面的评价，这种心理压力随着年龄增长而持续加大。
尤其单身女性过了30岁后，在传统观念里，容易会被扣上一顶“帽子”：大龄剩女。
这个词语在中国语境下，夹杂着周围人略带歧视的同情情绪，给未婚女性造成无形的精神压力。
尤其在北京，堪称“剩女”的重灾区，单身女性数量已接近百万。
相比于男性更长的适婚时段来说，在人们观念中，女性的适婚时段似乎总是很短促，让她们在职场、生活中难以权衡。
这则纪录片《剩女》就以三个北京的职场女性为例，讲述她们的故事。
家人催婚，焦虑与失望
34岁的女律师华梅，在北京工作有十年时间了。她老家在山东，节日回家期间，又要再一次面对父母亲戚们的“催婚”。
华梅的父母生了5个女儿，没有儿子，但华梅最有出息，考上大学，成为律师，一度让父母在村子里扬眉吐气。可当她年龄迈过30岁后，由于一直未婚，渐渐遭到了全家催促的压力，转眼间成了父母眼中“最不争气”的孩子。
回到老家，母亲每天唠叨不停：“你说你都三十好几了，还不找对象？不赶紧结婚？你姐姐们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你咋就不急？”
华梅其实也急，可是始终没有遇到满意的男性。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她来说，更想要追求女性的自我价值，她试图让家人理解：
“我不是不结婚，而是要找一个价值观匹配、尊重女性的男人才行。看看你们上一辈的婚姻，大男子主义盛行，女人们没有幸福可言……”
但家人不爱听她这一套，觉得她是“读书读傻了”。母亲不耐烦地说：“结婚就是搭伙过日子，和谁结不是结？我和你爸吵吵闹闹一辈子，不也把你们5个孩子养大了？”
大姐抱着她6岁的孩子，在一旁有些嘲讽地开玩笑道：“你年纪越大，就越难找。村里还有一个50岁的老光棍，要不你就只能嫁给他了。你说什么‘幸福’，不结婚就是不幸福，再多的‘幸福’也不是真的幸福！”
华梅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那你幸福？你和你老公三天两头吵架，孩子动不动哭哭啼啼的，你这样组建家庭难道就幸福？这就是女人该承受的？”
一家人陷入冷战，毫无节日的气氛。大家散去后，华梅独自趴在窗台上，默默流泪。
回到北京后，她开始主动出击，通过各种婚介所，物色合适的男性。华梅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标准：男方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尊重女性，在北京有自己的事业，尤其一点——要愿意承担家务活。
可是婚介所的负责人了解完情况后，希望她把期望值降低一些：“实话跟你说，其实你条件并不算好，长得普通，老家是农村的，最重要一点是——你年龄很大了，这在相亲市场没有优势。”
最后这句话，尤其让华梅不快：“我年龄很大吗？我觉得还好吧，在北京打拼事业的女性，30多岁不是很正常吗？”
“你已经34岁了，谈恋爱到结婚，多少要1年左右吧？然后再怀孕到生孩子，又要将近1年吧？超过35岁，已经是高龄产妇了。”
华梅沉默了，内心受到打击。离开婚介所后，她来到了北京的地坛公园，这里人群熙熙攘攘，早已成为了北京的“民间婚介所”。老头、老太太们带着自家儿女的资料简介，摆在地上，相互间地推荐、介绍，就像菜市场一样的讨价还价：
“女，1982年生，北京户口，有房有车，身高1.6，想找同为北京户口、身高1.75以上的男性。”
“女，1978年生，北京户口，海外硕士毕业，家有两房，希望找硕士及以上学历的男性，不限北京户口。”
华梅看着这一份份简介，听着周围老人们叽叽喳喳的相互介绍，又一次陷入了焦虑之中：“连北京户口的女孩都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我这种老家农村在北京打拼的，该怎么办……”
北京户口，也不好找对象
相比较于华梅，28岁的徐敏条件要好上许多：她是正宗的北京户口，独生女，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电台主播，家庭优越，有房有车。
徐敏觉得自己年龄还较小，但母亲已等不及了，频繁地催促：“我当初生你的时候，是26岁。你现在都28了，还不急？再拖下去就要成老姑娘了！”
从小就是乖乖女的徐敏，在母亲的催促下，无奈地去参加各种相亲活动，并向母亲保证：争取在30岁“成为剩女”前，把自己嫁出去。
在家里，妈妈总会提醒她：“你要在30岁前找到结婚对象，早点生孩子，我和你爸还能帮忙照顾。不然再过几年，我们老了可就带不动了。”
当然，在相亲活动匹配中，徐敏的要求也不低：“我要找公务员/金融/IT行业的男孩，他要有房，家境不能比我差，身高要175，最重要一点——我不能接受农村家庭。”
当然，凭借着徐敏的年龄优势、北京户口，以及不错的家庭条件，她还是颇受男性们欢迎的。
在一次相亲活动中，她结识了一位男生小张，非常投缘，对方各方面条件很不错：“他是海归，公务员，工作稳定，在北京有近十年了，身高有1.8米，帅气，是我喜欢的类型……”
两人私下里交谈甚多，半个月来，相互间的好感渐渐上升。
吃晚饭时，爸妈向她询问起了那位“对象”。
“最近聊的这个男孩子，做什么工作的？是北京人吗？”
“他是公务员，但不是北京人。”徐敏又补充了一句，“但他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他父母以前也在北京工作过，后来回老家南京了……”
岂料妈妈眉头一皱，立刻摇了摇头：“不是北京户口，那不行，你一定要找个同为北京户口的。”
爸爸在一旁问道：“他在北京有房吗？北京有家人亲戚吗？”
“没有，他自己一人在北京……”徐敏声音降低了许多，“外地人现在在北京，哪容易买得起房啊？”
“你也知道他是外地人，要是以后你们结婚了，你们生活成本该有多高？”妈妈直截了当表明态度，“我不赞成你和他谈，我的要求很明确，一定要找个北京户口的。”
父母只看北京户口，这让徐敏很无奈。可是，她并不敢坚持自己的主张，从小到大，徐敏都听从妈妈的安排，并没有自己的想法，包括婚姻大事，她觉得自己也像个木偶一样。
不久之后，徐敏就和那个男生断了联系，按照强势母亲的意见，继续在新一轮的相亲活动中，物色“有北京户口”的男孩。只是，何年何月能相中令自己满意、同时又让妈妈满意的，徐敏心里也觉得遥遥无期。
诗和远方，最终向生活妥协
大学老师盖琪，出生书香门第，教的又是文学，一直梦想着诗和远方，多年以来坚持追寻女性的自我意义。
只是，随着年龄增长，她已经过了35岁，无形之中也越来越焦虑。之前，父亲重病花光了家庭积蓄，这件事对她打击很大，尤其是父亲去世前对她的期望，想让她早点结婚，让她备受现实压力。
看着周围许多比自己年龄还小的同事，都纷纷步入婚姻殿堂，盖琪也开始四处相亲，急切地想要把自己嫁出去。
她在日记里写下一句话：“生活不止有诗和远方，也有对现实的妥协。”
只是，由于年龄偏大，大多数男性对她兴趣不大，这更加重了她的焦虑感。
最终，一个年龄比她小5岁、在北京工作但老家是农村的男人，主动向她示好，让她在意外不安中仿佛抓到了一根稻草。
“其实最初我内心是拒绝的，毕竟我比他大许多。而且，他不懂文学，我们没有太多精神层面的交流……”
但是，这个男人的踏实、诚恳、以及爱做家务，还是让她看到了不少的闪光点。
最终，抵不过时间的催促，以及家庭条件的拮据，她决定对现实妥协，答应结婚。
回到丈夫的农村老家结婚，穿着大红色的婚纱，坐在男方家中空荡荡的房间里，盖琪等待着婚礼仪式。看着简陋的装饰，砖墙，水泥地，她心中觉得这不是自己期望中的婚礼。
窗外，是村里人的围观，窃窃私语。人们听说了她和丈夫的年龄差距，免不了有各种闲言碎语。盖琪也只能默默承受，暗暗安慰自己：毕竟，这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诗和远方已经渐渐远去了，35岁之后，面对的将是生活的现实。北京的生活成本太高，盖琪后来辞职，和丈夫去了广州生活，在一所职业学校任教。
她生了孩子，这对她的人生观影响很大，虽然丈夫并不是一个富有诗意的人，没能满足她想要的浪漫，但对于家庭和孩子，还是尽可能地满足了物质需求，她已经不会再想太多奢求了。
在一次课上，学生问了她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是否总是在我们暗示，只有结婚才是人生最好的结局？
她想了想说：“生活总是要有所舍弃的，尤其对于女性来说。”
单身，对于女性的压力更大
目前，中国的单身人口数量已达2.4亿，如此巨大的数量，超过了许多国家的人口数。
相比于男性来说，女性由于最佳生育期的问题，决定了她们在心理上会承担更大的压力，尤其一旦过了30岁，容易被老一辈人认为是“剩下”，这个负面的词语更加制造焦虑感。
但同时，随着女性本身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越来越多女性对于婚姻的要求，是要人格平等、男女平权，能追求自我的价值，相应对于择偶的标准也水涨船高，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所不可避免的趋势。
于是，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就越拉越大。
每个女性都憧憬着美好的爱情，没有人天生愿意“被剩下”，却有越来越多人不知不觉中错过了。这既需要自身思维的转变和接纳，更需要全社会的思想观念的更新升级。
随着单身女性越来越多，这一群体现象背后的价值观因素、心理因素都值得全社会去思考，也许，这就是人类演化过程中，一代人的人生课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