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年轻时当土匪（沈从文笔下的爱情不止是异性）
沈从文年轻时当土匪（沈从文笔下的爱情不止是异性）那么在《喽罗》中，四㑚的形象可以进行一个简要剖析，大概是以下三点：譬如在古代这题材的作品中，作者通常喜欢将男性描写尽量女性化，这也就表达了作者本身是在将男性异化的过程。因为《喽罗》属于冷门作品，很少有人会去分析这篇文章里面作者的情感和动机，所以我结合着沈从文的其他作品，为大家介绍一下《喽罗》以及对于沈从文为什么写《喽罗》进行自己的一个分析。在分析沈从文为什么要去写《喽罗》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对《喽罗》中“四㑚”的形象进行一个简要的分析。通常在分析同性作品中，对于作者所描写的主体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作者的动机。
在网络上流传的民国文人也写过同性故事的书单里面，除了郁达夫，还有三位大家耳熟能详的作者：鲁迅、沈从文和老舍，之前关于鲁迅先生文章的澄清已经发表，鲁迅先生的《铸剑》实与同性题材无关，而我今天要介绍的是沈从文先生的作品《喽罗》。
沈从文先生的《喽罗》发表于1927年，这篇故事讲的内容非常简单，里面作者用第一人称“我”来讲述，讲的是“我”作为一个富家少爷，被当地的土匪绑架到山上作为“肥羊”等家人赎回，但因为“我”非常善于刻木雕，所以受到了土匪的礼遇，除了土匪头子以外，“我”在山上还遇到了“三㑚”“四㑚”两个兄弟，尤其是“我”和“四㑚”的相处，沈从文先生用了暧昧的笔调去写：
由他身上我开了我自己生命的大门，放爱情进心中了。想来还使人忸怩。在我同他到一处，有一次，因为上树去摘林檎子，我抱了他上到树桠去，我觉得我是用抱一个妻的章法去抱他才应如此的。我私下就红了脸。
毫无疑问，沈从文先生在《喽罗》中运用了暧昧的笔调去写两个男生的情谊，但是比起同期的其他作家，譬如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了日本男校的影响，沈从文这个平日里喜欢刻画女子的作家为何会写一篇这样的文章？
因为《喽罗》属于冷门作品，很少有人会去分析这篇文章里面作者的情感和动机，所以我结合着沈从文的其他作品，为大家介绍一下《喽罗》以及对于沈从文为什么写《喽罗》进行自己的一个分析。
在分析沈从文为什么要去写《喽罗》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对《喽罗》中“四㑚”的形象进行一个简要的分析。
通常在分析同性作品中，对于作者所描写的主体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作者的动机。
譬如在古代这题材的作品中，作者通常喜欢将男性描写尽量女性化，这也就表达了作者本身是在将男性异化的过程。
那么在《喽罗》中，四㑚的形象可以进行一个简要剖析，大概是以下三点：
首先，从外表上面看，沈从文形容四㑚是：
就是手同脚，也一点不见得同一个普通乡下人两样。虽是破旧的却干净的衣裳，把袖子卷起到肘以上，配上那副苍白的常有笑容的脸。
这个是沈从文对于四㑚的描写，比起一般作家的描写，沈从文笔下的形象要更加的“男性化”，同时他在描写中突出了“乡下人”这一点，一个干净的乡下少年就被他活生生地勾勒了出来。
其次，再从四㑚的言语行动上看，沈从文在描写四㑚的言语行动上，也不像创造社作家那般会将男性弱化，四㑚作为一个喽罗，在山上摘果子，说话也直爽，是“生来说笑的天才”，没有忸怩姿态，活泼阳光。
最后，从四㑚的身份和志向上看，在《喽罗》中，四㑚一开始就是个看着“我”这个人质的喽罗，而他的志向便是在山上当个大王，哪怕“我”建议他去学戏或者是学文，可是四㑚仍然希望留在山上当个山大王。
从这三点，以及《喽罗》小说中体现出来的点可以明显看出：这个“我”所倾心的四㑚是个在山中生长的淳朴的少年，他一直受到的是山里土匪的教育与规则，所以他与城市里的规则格格不入，也因为他没有被这种城里的气息沾染，所以他健康、活泼且直爽，没有女性的忸怩，也没有精明人的算计。
二． 沈从文笔下的那些“美男子”其实对于男性的描写，沈从文并非第一次这么写：
在他的作品《媚金·豹子·与那羊》中，沈从文对于男主角的描写就是“凤凰族相貌极美又顶有一切美德的一个男子”。
其实可以看到一个共通点——那就是沈从文对于男性的外貌描写（对他赞赏的男性形象描写）是没有性格的粗犷。
但是，熟悉沈从文的人都知道，沈从文一向喜欢写湘西乡村淳朴的民俗风情，他笔下的男人直率、勇猛，但是他笔下男人的外貌从不是粗犷的彪形大汉。
沈从文的男性形象背后，其实有两层寓意：
第一层寓意是，沈从文笔下的这种男性形象是湘西文化的最高体现。在沈从文的《神巫之爱》中，他笔下的“神巫”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男子，白且拥有美好的身材，而“神巫”本身就具有一种古老的宗教意味，在湘西人民看来，“神巫”带给他们美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男子形象，本身就带着湘西民族的审美，在湘西代表着远古又神秘的美好。
第二层寓意则是基于这种理解，沈从文对于这种男性形象是有着自己的理解的，这种男性形象不再是单纯描写，而是寄托着沈从文对于人性之美的承载。就像是沈从文曾经说过：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而这种苍白、瘦却内心活泼直率的男性形象，也就是沈从文对于人性的理想寄托，也因此，这种男性形象都是正面的，沈从文从来不会用负面的笔触去书写。
三．沈从文描写男性暧昧情谊的背后接下来就简单讲一下关于沈从文的这篇《喽罗》的复杂暧昧情愫背后。
其实也就是从作者的动机来分析作者描写的这种感情的隐喻。
曾经郁达夫在写同性题材作品“茫茫夜”的时候，郁达夫“只是想说‘现代的青年对某事有这一种倾向’”，再加上郁达夫日本留学经历，在男校见闻过这种事情，以及国外文学以及清末文学的影响，才有了他的一系列文章。
而沈从文的动机明显不是在于“告诉大家湘西地区有这一现象”，结合上面沈从文对于男性的形象描写来看，《喽罗》中的“我”喜欢上的四㑚——正是沈从文对于地域以及人性最为推崇的男性形象。
所以沈从文写“我”不分性别去“爱上”四㑚，也就是变相地表明了自己对于人性之美的赞颂。
这种健康的人性完全超越了人的性别，让我“不由自主”地爱上。
当然，沈从文对于湘西人性之美的描写自古以来一直都有着很多的作品，熟悉他的读者相信都不陌生，但是很多人认为沈从文的小说只基于歌颂人性之美，但其实远远不够。
沈从文在《喽罗》中，描写男性暧昧情愫的用意之二，就是批判现代城市人性之丑。
在故事里，“我”是个城里的富家公子，故事是从回忆的角度来描写的，因此开始“我”就从“肥羊”讲起：
每到冬天我们住在北京不拘那一块地方，不是都可以见到一群或一只毛长长的身体胖胖的绵羊么？有些人，无事闲着闷得慌，走到东四、西四或别的有小馆子的门前，不是就有杀羊剥皮的热闹给瞧一个饱么？我就是那类羊。
继而又讲到了“我”曾经被绑架到山上的经历，在山上被绑架的时候，“我”虽然被人看着，但是因为好的雕工受到了赏识，并且备受款待，十分自由。然而在城市中，虽然看似“自由”，却被无数无形的东西束缚住、绑架住，成了“肥羊”，同时雕工也被荒废得差不多了。
这一段沈从文非常清楚地将现代城市人性之“丑”展现了出来，正是因为丑，所以才更加衬托出了“我”对于人性之美的渴望。
正因为“我”对于城市人性的丑陋，所以“我”才希望得到一个和“四㑚”一样好的妻，这个“好”，其实人性之美。
在《喽罗》的结尾，回到都市的“我”对于四㑚依旧念念不忘：
四傩的像，是雕在我的心上的，我将带它在身边，到老死。
当然，“我”念念不忘的不仅是四㑚，同时也是四㑚所代表的人性。
除此之外，沈从文不仅单单是描写了人性之美与丑，他描述地更多的，是现代与远古文明的一种入侵。
沈从文的小说一直都是在思索着关于现代文明与远古文明之间的关系以及入侵，最典型的《边城》里面就提到了这一点，在《边城》中，正是因为现代文明与翠翠爷爷代表的远古文明产生了冲突，所以如此美好的人性下，却成了一出悲剧。
而在《喽罗》中，除了人性以外，作者也对现代文明与山上的“原始”文明做了探讨。
在小说中，不仅讲述“我”和四㑚的故事，同时也讲了两个人的两个对立的人生。
四㑚一心想要当大王，我想要当官，我建议四㑚去唱戏，也告诉四㑚去读书也许能当官，可是四㑚本人是拒绝的，因为他所生存的环境决定了他的人生——那就是原始文明中的山大王。
但是“我”代表了现代文明，梦想是考试当官，因此两个人谁都没有说服谁，而沈从文将这种冲突放大，这是他的一贯思考。
比起其他同性题材中的悲剧，那些悲剧更像是被社会所不容的悲剧，探讨的更多的是性的社会性质，但是沈从文的《喽罗》里面，“我”和四㑚的分别是一种极其自然而然的结果：两个人代表着不同的文明，两个人不会选择同一条路，在“我”被赎以后，“我”不会到山上当大王，四㑚也不会下山来当官。
而这种寓意也消弭了传统同性故事里面的禁忌感以及社会压迫感，我和四㑚的结局也就预示着两种文明的冲突，以及这两种文化没有办法融合的结局，作者虽然没有在小说里提到四㑚最后如何，但是言语中透露着对四㑚的怀念的同时，也暗示着这种原始文明消失的必然性，“我”只能将其带在身边，却无法再相见。
文后话：这篇《喽罗》是一篇沈从文极其冷门的小说，而这篇小说其实所有人最为关心的点都在于“为什么沈从文会写这样一篇小说”，沈从文是一直描述“田园牧歌”生活的作家，在他的笔下完全是男耕女织的图卷，所以比起其他作者，这种透露着男性暧昧的作品背后的动机以及其寓意当然是很重要的。
然而没有人去分析过《喽罗》，其实我认为民国作家中，沈从文的这篇似乎更应该分析，因为沈从文写得极其“不同”，他的这种感情是完全将“社会”“旁人眼光”等社会性的东西放置一边去写这样的题材，比起其他作品，这篇作品“作者为什么这样写”似乎更值得让人品味。
另外，关于这篇小说的界限，我认为绝对是透着暧昧情愫的，不是单纯的友谊，不过这种暧昧情愫不是单纯的感情，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值得思考。
参考文献：
《喽罗》 沈从文
我是陆月圆，关注书、影中女性以及少数群体生存状态，并致力将其分享给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