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献给夏娃的爱情（女性往往更渴望智慧）
亚当献给夏娃的爱情（女性往往更渴望智慧）“所有在父权制下出现的神话里，在梦的象征主义、神学和语言中，有两个概念在并行。”艾德丽安·里奇写道，“一个概念认为女人的身体肮脏堕落，是分泌物的大本营，会出血，有损阳气，是身体和道德败坏的源头，是‘地狱的牢笼’。另一方面，作为母亲，女人又被看作恩人，神圣而纯洁，无性生殖，是生命的源泉。这具潜在的母性身体，这具会出血的神秘身体，是她唯一的命运和存在的理由。这两种想法深深植根在女人内心，即使那些看起来最自由，最独立的女性也如此。”正是由于这番论断，教会才将过错归咎到女人身上，数个世纪以来将她们置于下等吗？甚至连基督教组织内部的女人都被迫受奴役。虽然那些女人象征性地与上帝结了婚，但和圣母玛丽亚一样，她们还保留着处子之身。直到今天，女圣人们仍痛苦...总之，我想，应该确实是夏娃敏捷地意识到了这个获得理解和思辨能力的机会，这使她背负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责任，教会也从未宽恕过她。实际上，她的行为使人类远离
在佛罗伦萨上学时，我开始了痛苦的失眠。夜晚，我常常盯着床头一动不动斜立着的冷冰冰的十字架，陷入漫长的思索：女性的身体是许多表演、文学所解读的对象，这真奇怪。我当时正在读《圣经》。《圣经》里说，上帝用泥土创造了第一个男人和所有动植物之后，他感觉男人太孤独，就用男人的肋骨造出了他的一个同类：夏娃。世上第一对男女在上帝面前赤身露体。他们生活在一座美丽的花园里，那里遍地是奇花异果、虫鱼鸟兽。但是，上帝告诫他们说：你们想吃什么，尽情吃。各种动植物也任由你们处置。只有园子中心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许吃，否则你们将受到惩罚。
就像许多古老的童话一样，越是禁止，越是好奇。可是，我想，当那棵树将它充满诱惑的果子递向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上帝为什么不向两个创造物解释那棵树究竟存在什么危险？当看见蛇盘绕上树干，开始和两个年轻无知的人类攀谈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把蛇赶走？难道不是慷慨的上帝把这第一份无与伦比的礼物送到他们面前的吗？会不会是亚当和夏娃经历了一场对他们自由意志的考验？
面对上帝的命令和蛇的诱惑，亚当和夏娃真的可以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吗？他们当然可以。事实上，亚当抵御住了恶，而夏娃经受不住诱惑，吃了禁果。但那个多汁的苹果里究竟含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上帝没有说。作为补偿，蛇告诉我们：如果你们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们的眼睛将会打开，你们会变得和上帝一样，能够分辨善恶。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上帝下达了这个命令，只是想考验他们的反应？或者，他真的看见智慧树上存在某样东西，将会改变他与人类的关系？这样东西会使人类获得意识，仓促地进入一个由痛苦和战争筑成的世界？也许，沉默的背后隐藏着他的愿望——他希望这刚被创造出来的人类能够在他身边，在他迷人的花园里过着自由平静的生活，一生远离疾病、战争和痛苦。这才是热心的上帝所赠予的礼物吗？
我对那个铁制的上帝喃喃地说：夏娃的举动会被看成一种自由的行为，还是一种任性的违抗呢？蛇为什么先引诱女人，而不先引诱男人呢？也许，狡猾而聪明的蛇凭直觉感到女人更渴望智慧？或仅仅是它觉得女人意志薄弱，很容易就被吸引，违背诺言？这条引诱他人的蛇又是从何而来？我绞尽脑汁，苦思冥想。所以，在天堂这个“无人知恶”的地方，诱惑却已然存在：一个邪恶的爬行动物抛出了一个存心不良的诱惑。
总之，我想，应该确实是夏娃敏捷地意识到了这个获得理解和思辨能力的机会，这使她背负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责任，教会也从未宽恕过她。实际上，她的行为使人类远离了无知，却让她的后代陷入了不幸：仇恨、贪婪、嫉妒、愤怒、报复、妒忌、争夺、战争。这就是她做出邪恶选择的后果：夏娃是罪人。女人还被追加了一项惩罚——天使对她说：“痛苦将伴随你生产。”
因此，艾德丽安·里奇写道，女性一直觉得生产是命中的一道险关，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一刻。因为女人吃了智慧果，这是上帝对她们的惩罚。但智慧为何如此危险呢？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苦苦思索答案而不得。为什么那命中注定的一口苹果会使人不再依附于神呢？恶，模棱两可、矛盾对立、难以理解。它的对立面是宁静美好的善吗？十全十美的善是静止不动、无色无味的，恶则充满了骚动和危险的力量，真是这样吗？
我突然感觉上帝在聆听我的困惑。教会否认了那位上帝的话语，从一开始就蔑视、谴责女性。在那场著名的审判中，阿波罗支持俄瑞斯忒斯无罪的理由建立在女性的本质上，而教会采取这种态度则基于女性应担负的责任。这个责任，一方面给了女人某种形式的自由——一次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却把一个严重的过错推到了她身上，公正的上帝不得不因此处罚她。“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教皇们说，“幸福的丧失，不得不承受的辛劳、痛苦和死亡，皆源自夏娃。”
正是由于这番论断，教会才将过错归咎到女人身上，数个世纪以来将她们置于下等吗？甚至连基督教组织内部的女人都被迫受奴役。虽然那些女人象征性地与上帝结了婚，但和圣母玛丽亚一样，她们还保留着处子之身。直到今天，女圣人们仍痛苦...
“所有在父权制下出现的神话里，在梦的象征主义、神学和语言中，有两个概念在并行。”艾德丽安·里奇写道，“一个概念认为女人的身体肮脏堕落，是分泌物的大本营，会出血，有损阳气，是身体和道德败坏的源头，是‘地狱的牢笼’。另一方面，作为母亲，女人又被看作恩人，神圣而纯洁，无性生殖，是生命的源泉。这具潜在的母性身体，这具会出血的神秘身体，是她唯一的命运和存在的理由。这两种想法深深植根在女人内心，即使那些看起来最自由，最独立的女性也如此。”
在伟大的文学、绘画、诗歌传统的哺育下，区分女性的说法也由此而生。它并不存在于每个女人的身体里，可是当人们区别好女人和坏女人时，它就会显现。一边是被鄙视、受惩处的女人——她们恶毒，魅惑人心，引发混乱与衰退（古典世界里有克吕泰涅斯特拉、美狄亚，今日有维尔加的《母狼》和邓南遮《约里奥的女儿》，这样耳熟能详的例子不胜枚举）；另一边是神圣的女人，首先是具有牺牲精神的母亲，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姊妹，守贞守节的女儿。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我想，这种区分最终难道不会形成一种划分女性、压抑女性的道德恐怖主义吗？我们女人将父权制下的价值标准内化为自我要求，难道不是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吗？数世纪以来，这都是唯一一个存活下去的条件：你要么适应，要么受谴责、被排挤。你生来就是女人？那就守好你的本分！世界是属于男人的，你只是某样令人不安、危险而具有威胁性的东西，是我们应该控制和压抑的东西。
“假若人类能看到隐藏在他们皮囊之下的东西，那么当人看到女人的时候，一定会呕吐。如果我们连同指尖都拒绝触碰粪便的话，我们怎么会想拥抱一个女人呢？她们可是用粪便做成的。”这些极端的话语并非出自一个毫不起眼的狂热的基督教信徒之口，而是一位富有智慧、受人尊敬的神甫——克吕尼的圣俄多（Oddone di Cluny）。他被教会封为圣人，是克吕尼改革的首要发起人。那场改革重整重建了全世界的修道院。作为教皇，他有权监管众多修道院的合并，也有权在克吕尼接收来自其他尚未改革的本笃会修道院的僧侣。这些特权演变为之后数个世纪寺院制度的典范。
“正如父权制所理解的那样，与强暴、卖淫、奴役相比，母性不再是人性的条件。”里奇的这番话很像波伏瓦说的一段同样清晰明确的话：“没有生下女人，只有成为女人。”这不恰恰表明了我们是文化和历史的子女吗？很明显，本质存在且产生影响，即便我们竭力避免，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和随之而来的行为依然被历史所制约。历史根据当时的意识形态改变、解读、扭曲本质。在历史的一片黑暗中，出现了星星点点的光的出口。
总之，我得出的结论就是，遭受监禁与排斥构成了女人的历史。或许，在遭监禁和受排挤的境况下，女人还是找到了提升地位的力量，也就是压制自己与生俱来的侵略性。她们有能力提升自我，因此，比起男性，她们受到的教育更多，这不是说她们更博学，而是指她们更懂得关注他人，更关心弱者，关注情感。这就是高尚的力量吗？
我们可以在那些监禁场所找到证据：修道院、精神病院、一些常常违背女性意愿而强制隔离她们的地方。安娜卡拉·瓦莱里亚诺[1]曾长期研究关在泰拉莫精神病院里的女性的病历卡，写了一本很精彩的书。这本书完美地论述了福柯的观点——并不是由于疾病和异常的存在，才诞生了惩治性的机构，而是惩治性的机构制造了疾病和反常。
需要有一个开明且敏锐的人明白，一个违背社会行为规范的人，很容易会被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需要一个为关闭所有精神病院——十足的简易监狱而斗争的人。精神疾病和其他疾病一样，应该在医院和家里接受治疗。被允许自由活动的病人并不比那些被认为是“正常”的人危险。为此，我们要永远感激佛朗哥·巴萨利亚[2]。看看报纸，满是“正常人”所犯下的罪行，而他们前一秒还是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正常人”。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反复强调，让更多的武器和军需品流通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就像美国一样。
[1] 安娜卡拉·瓦莱里亚诺（Annacarla Valeriano，1979—），意大利当代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精神病学史、社会文化史。
[2] 佛朗哥·巴萨利亚（Franco Basaglia，1924—1980），意大利精神病学家、神经病学家，也是一位精神病学改革者，曾倡导废除精神病院，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意大利精神病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