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畅与李富春相伴53年（蔡畅与李富春相伴53年）

蔡畅与李富春相伴53年（蔡畅与李富春相伴53年）婚后没多久，蔡畅便怀孕了。她非常喜欢小孩子，但曾经立志要等革命成功再要小孩。如今，一想到革命事业可能会造成孩子的不幸，她的内心便升起惶恐，因此决定放弃做母亲的权利。夫妻之间通常都会有昵称，婚后，李富春称呼蔡畅为“大姐”，很快，这个称呼流传开来，在法的留学生，不论年纪大小，纷纷称呼蔡畅为大姐。1922年，蔡畅在法国里昂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李富春一样都是积极的革命者。一次，向警予和蔡畅带领同学们追讨留法学生的生活费，却招致法国巡警的驱赶。混乱中，李富春为了保护蔡畅被打倒在地，蔡畅对这位小自己8天的同乡顿生仰慕之情。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两人有了密集的交往，加之志趣相投，爱情就这样产生了。本身蔡畅的妈妈葛健豪便非常喜欢李富春，常常夸他人品好、靠得住，只要李富春来串门，葛妈妈必定做地道的湖南菜招待他。这回得知李富春成了自家女婿，葛健豪更是喜不自胜。1923年初，蔡畅和李富春在一家咖啡馆举

“记取铁肩担道义，双飞李蔡两名家—柳亚子”

1900年5月，前后只相差8天的时间里，蔡畅和李富春呱呱降生于湖南。两人不光是老乡，更于1919年前后脚来到法国勤工俭学，缘分，真是妙不可言。

唯一的区别是，李富春是孤身一人来到法国，蔡畅则是在威武的母亲葛健豪的带领下，同哥哥蔡和森、嫂子向警予，全家齐上阵共同留学。

早在国内时，李富春就认识蔡和森，到了法国后，他更是常常跑到蔡和森家里，同他讨论政治经济学等马列主义基础理论，顺便认识了蔡和森的小妹蔡畅。

1922年，蔡畅在法国里昂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李富春一样都是积极的革命者。一次，向警予和蔡畅带领同学们追讨留法学生的生活费，却招致法国巡警的驱赶。混乱中，李富春为了保护蔡畅被打倒在地，蔡畅对这位小自己8天的同乡顿生仰慕之情。

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两人有了密集的交往，加之志趣相投，爱情就这样产生了。本身蔡畅的妈妈葛健豪便非常喜欢李富春，常常夸他人品好、靠得住，只要李富春来串门，葛妈妈必定做地道的湖南菜招待他。这回得知李富春成了自家女婿，葛健豪更是喜不自胜。

1923年初，蔡畅和李富春在一家咖啡馆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几杯啤酒下肚，就算完成了结婚仪式。没有鲜花没有礼物，蔡畅就这么“寒酸”地成为新娘子。

夫妻之间通常都会有昵称，婚后，李富春称呼蔡畅为“大姐”，很快，这个称呼流传开来，在法的留学生，不论年纪大小，纷纷称呼蔡畅为大姐。

婚后没多久，蔡畅便怀孕了。她非常喜欢小孩子，但曾经立志要等革命成功再要小孩。如今，一想到革命事业可能会造成孩子的不幸，她的内心便升起惶恐，因此决定放弃做母亲的权利。

李富春尽管想留下这个孩子，但看到蔡畅态度那么坚决，加之自己与蔡畅的结合，不止是为了男女的爱情，更是为了在理想的征途和革命的道路上携手同行、并肩战斗，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他选择支持妻子的做法。

反对的声音来自于母亲葛健豪。老人家都是隔辈亲，很希望看到儿孙满堂，她表示自己愿意牺牲学业来帮助二人抚养小孩。与此同时，法国法律禁止妇女堕胎，最后，蔡畅还是决定生下这个孩子。

孩子降生后，葛健豪欢快极了，给外孙女起名李特特，据说是取自蔡畅和李富春法国名字的音译。孩子刚刚出生，蔡畅便为了革命事业做了绝育手术，从此，她和李富春只有李特特这么一位独生女。

李特特只有八个月时，父母便忍痛离开她，前往莫斯科学习，直到快4岁，才将她接到上海团聚。

最开始，李富春夫妇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他们的家是组织的一个联络点。为了工作的顺利开展，蔡畅将母亲和女儿接来上海同住，同时还接来了哥哥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女儿蔡妮，以及姐姐蔡庆熙的女儿刘昂。

在外人眼中，这是一个普通的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其实，在这个家中，每人都有自己的一份革命工作。“老太太”葛健豪和十七八岁的“小姐”刘昂负责保管党的文件和经费；“佣人”刘端甫是秘密交通员；太太蔡畅担任上海总工会的女工部长；李富春主持江苏省委的宣传工作。

当时，李特特还不满4岁，正是天真烂漫的时刻，却几乎每一天都是在危险中度过的。特别是1928年5月1日，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在武汉牺牲后，李富春和蔡畅只能强忍悲痛安慰哥哥和母亲。

蔡和森向警予

一年后，蔡和森出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他把女儿蔡妮也一同带到莫斯科去读书。不久，葛健豪回到湖南老家，外甥女刘昂也结婚另住，这个掩护革命的大家庭就只剩下李富春夫妇和女儿李特特。

李特特回忆起那段经历时，满满都是心酸，为了避开敌人视线，经常需要搬家，她的童年经历，大多都是在辗转中度过的。

不止如此，每次搬家都要编一套新的身份，改一次新的姓名。年幼的特特感觉很奇怪，就问爸爸妈妈：“我们为什么老是搬家呢？搬家为什么要改姓呢？”她得到的回答总是“不要多问，更不要对外人说”。

残酷的环境不仅锻炼了李富春和蔡畅，使他们学会了应付各种复杂情况的本领。就连年幼的小女儿，也兼任了“观察员”的角色。

大人们在屋内开会时，便打发李特特去外面玩。如果有熟人来，她就唱“小麻雀呀，小麻雀，你的母亲哪里去了......”；有生人来时，就唱“暖和的太阳、太阳，太阳她记得......”李特特就是这样用歌声把门外的情况随时通知屋里的人。

右一蔡畅

尽管环境无比紧张，但三人之间总是互相关心爱护。有一次，蔡畅出门联络工作，将近黄昏还没回来。李富春担心极了，看着女儿一夜都没能入睡。直到第二天早晨，昏迷在路边的蔡畅被送回来，李富春的心总算放下了。

李富春和蔡畅这对夫妻档，在抗战初期常常是夫唱妇随。李富春调到广东时，蔡畅便跟随他前往广东工作。1931年李富春前往中央苏区工作时，蔡畅也化装成老百姓，走小路、穿山沟、风餐露宿，经过二十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江西瑞金。

为了行动方便，在离开上海前，李富春和蔡畅忍痛将六岁的女儿特特送回湖南老家。这次离别时间很长，李富春再见到女儿时，新中国已经成立，特特也从一个小女孩长成了大姑娘。

苏区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大家穿得都是粗布衣和草鞋，晚上铺盖稻草睡觉。尽管如此，蔡畅依旧保持着整洁的仪容，加上她在法国的生活经历，身上有种独特的仪表美，十分给女同志争光。

那时，每人的饭钱每天只有五分钱，主食就是粗糙的红米饭和毫无滋味的南瓜汤，经常要用野菜充饥。即便如此，李富春、蔡畅、陈毅等人还要把饭菜省下来留给年轻人吃。

年轻人体力旺盛，常常吃得菜汤都不剩，遇到没有菜，饭又干涩得难以下咽时，蔡畅他们就找几个辣椒，拿点盐一拌，照旧吃得津津有味。

李富春性格活泼开朗，爱开玩笑，蔡畅温柔细心，但也是豪爽的性格。这对夫妻因为平易近人、关心群众，在苏区相当出名，很多老百姓纷纷打听他们的住处，想要一睹二人风采。

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在苏区开展群众工作依然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当地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妇女应该呆在家里相夫教子，但当时苏区很多青壮年都去当兵，严重缺乏劳动力，所以李富春多次召开会议，进行专题研究，积极鼓励妇女走出家门，担负起农业生产的重任。

左一李富春

蔡畅为了配合李富春的工作，更是以身作则，挽起裤腿赤脚下田，亲自破除了当地“妇女犁田耙地，要遭雷劈”的说法。

蔡畅时任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兼组织部长，开展妇女工作很有一套。她经常利用省委、县委召集妇女干部开会的机会，把妇女骨干接到家中，招待她们喝茶、吃水果，和她们谈心。通过这种办法，彼此增进了解和信任，工作也就好开展了。

就在现场气氛热烈的当口，李富春常常不请自来加入聊天阵营。面对如此一位“高官”，大家最初都感觉相当拘束。但很快，妇女们就发现李富春平易近人，接触几次后，好多人都敢于和他开玩笑，围着他起哄，让他传授恋爱经验。

凑热闹的人里还包括陈毅。他对恋爱故事没兴趣，却对美食很有兴趣。尽管大家的伙食补助微薄得可怜，但到了年底总能有点富余。李富春和蔡畅属于“双职工”，有双份补助，直把陈毅眼馋得够呛，隔老远就能听见他的大嗓门：“蔡大姐呦，请客喽，给大伙打打牙祭。”

素来不拘小节的蔡畅，立刻会拿出钱来请伙房烧一锅香喷喷的辣豆腐，请大家美餐一顿。直到解放后，几位老同志碰到一起，还时常回味当年蹭饭的乐趣，也回忆着和江西人民在一起的日日夜夜。

在江西呆了没几年，1934年10月，红军进行长征，蔡畅和李富春随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成为长征中为数不多的红军夫妇中的一对，蔡畅也是红军中最高龄的女性。

李富春是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蔡畅主要负责部队宿营时驻地的群众工作，平时形影不离的夫妻，在征途中很难见到面，但他们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托人传口信或是捎书信，互相勉励安慰。老战友们知道这两位情深意笃，见到蔡畅常常开玩笑：“大姐，我得去见大哥，你有情书需要捎吗？”

在部队休整的时候，蔡畅不顾身体疲累，必得与李富春短暂相聚。夫妻见面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有时来了兴致，会用法语高唱《国际歌》、《马赛曲》，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感动了周围的同志。

长征路上条件是难以想象得艰苦，但蔡畅爱干净，衣裤总是穿得整洁利落，就连补丁也缝得齐齐整整。每隔一段时期，她就会催促李富春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女红军们在驻地看到李富春的身影，常常打趣到： “哟，李主任又来换衣服了！”

顺利到达延安后，虽然生活平稳了许多，可蔡畅与李富春却成了异地夫妻。到延安刚一年，蔡畅就去了莫斯科，边学习边治病；她回到延安没几年，李富春去了东北工作；好不容易蔡畅被派到哈尔滨参加东北局工作时，李富春又去了齐齐哈尔。

1947年4月，蔡畅在莫斯科作完《关于中国妇运情况》的报告后回东北，组织上安排她去齐齐哈尔看望丈夫，只可惜，她乘坐的火车到不了齐齐哈尔，只能停留在城郊的一座叫做昂昂溪的小站。

得到消息的李富春，亲自乘汽车前去迎接妻子，分别了一年半的两人，见面后不顾世俗的眼光，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解放后，蔡畅任全国妇联主席，常常就一些事关妇女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向李富春咨询意见。李富春一点大男子主义都没有，他发自肺腑地认为“妇女能顶半边天”，加上才思敏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夫妻二人经常在不违反保密规定的情况下，愉快地就工作进行沟通。

因为李富春帮妇联出了不少力，蔡畅还幽默地称呼他是妇联的“女婿”。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 ，李富春养成了夜间办公、开会的习惯 ，往往通宵达旦地批阅文件。每当这时，蔡畅就会细心地嘱咐工作人员为他准备好茶点，调节好室内气温。有时蔡畅惦记着丈夫，晚上睡不踏实，半夜里常起来看望，劝他早些休息。

李富春只要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瞧瞧蔡畅，然后才回到自己办公室。如果长时间在外地出差的话，李富春一天要打一两次电话，随时了解蔡畅的情况才能安心。

正所谓少年夫妻老来伴，这对以革命为毕生事业的夫妻，年轻时忙着各自的工作，独女都顾不上管，夫妻之间虽然时时挂念着对方，却没有多少相处的时间。

步入晚年时，二人依旧工作繁忙，但只要遇到周末李富春不出门的情况，那天就成了老两口的节日。他们畅谈各自的工作情况，也闲聊奇闻趣事。每逢星期六晚上，小礼堂常常放映新电影，李富春便拉着蔡畅和小外孙一路有说有笑地前去观看。

遇到蔡畅兴致不高的时候，李富春就诙谐地说：“走吧 ，公婆公婆 ，公不离婆嘛。”逗得蔡畅哈哈大笑。

不论工作多忙，遇到妇女节和蔡畅的生日，李富春必定会送上一把鲜花。每当这时，老两口就会亲热地拥抱并接吻，这是他们在法国养成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

李富春晚年时患有肺气肿、气管炎和牙病，很受折磨，痛起来时连觉都睡不了，身体十分瘦弱。蔡畅对他的起居饮食分外操心，经常亲自和厨师商量菜谱，给他调配适合胃口、富有营养的饭菜。

每周李富春都能吃到一盘烧得烂熟的红烧肉或红烧猪蹄，这是他最爱的菜，总是吃得格外有味。蔡畅在一旁看了就取笑他是老小孩、嘴馋。

为了帮助丈夫消解病痛，蔡畅经常陪他看乒乓球比赛，天气晴朗时就拉他散步，下雪时则陪他一起在院子踏雪赏梅。

可惜岁月不饶人，李富春的病未见好转，蔡畅又患上了眼病，连正常的读书看报都很难进行。李富春又转而照顾蔡畅，亲自给她念文件和报刊上的好文章，还时不时讲几句笑话逗蔡畅开心。

有人送给李富春一套《西游记》，他如获至宝，常常念里面的故事给蔡畅听，希望用孙悟空同妖魔鬼怪斗争的故事来帮助妻子激励斗志、坚定信心。

就这样，李富春和蔡畅在相互关爱、相互扶携中迎来了他们的金婚纪念日。这对73岁的老夫妻特地换上干净的衣服和布鞋，在庆云堂的房前合影留念。

李富春和蔡畅，尽管夫妻二人都身居高位，内心却无比敞亮，有一次，老战友曾山和夫人邓六金要来看望他们。在客厅等待时，李富春同蔡畅谈起，自己当年在江西工作期间，曾错误地批评过曾山，过去自己一直没找到机会赔礼道歉，希望这次能够了解心事。

蔡畅大力支持丈夫的做法，在与曾山闲聊时，李富春果然诚恳地向老战友道歉，其胸怀的坦荡令人无比佩服。

1974年春，李富春健康状况突然恶化，最终被确诊为肺癌。蔡畅每次来医院探望时，谈论的都是国家大事和建设前景，几乎涉及不到个人的病情。元旦时，蔡畅还特地带来鲜花，向丈夫祝贺新年，李富春乐观地说：“你放心，马克思还没有下请帖呢！”

因为得了感冒，担心会传染给李富春加剧他的病情，蔡畅按照医生的建议呆在家里，每天通过电话问候李富春，谁知，元旦这次见面竟成为二人的永别。1月9日凌晨，和蔡畅相伴53年的李富春与世长辞，他没有留下什么遗言，只在住院期间反反复复拜托工作人员：“你们好生照顾大姐，我永远感谢你们。”

蔡畅赶来见到丈夫的仪容，哭得肝肠寸断，悲痛地呼唤着：“富春啊，我来晚了！”此后的很长时间里，蔡畅一直为自己未能在最后时刻陪伴在他身边而抱憾不已。每每念及此事，就忍不住潸然泪下。

尽管悲痛不已，但坚强的个性又促使她化悲痛为力量，继续为丈夫和自己共同执著的事业而不懈奋斗。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蔡畅积极响应关于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号召，主动辞去一切领导职务。1982年8月6日，十一届七中全会向蔡畅发了《致敬信》，以表达对她的崇高敬意。

1990年9月11日，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蔡畅大姐安详离世，享年90岁，她最后的遗愿是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也难怪美国著名作家尼姆.韦尔斯(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在她的《续西行漫记》一书中写到：“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产生一个比她更优秀的女革命家和比她更美丽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