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安窖藏出土几件元青花：高安国宝元青花的主人是谁
高安窖藏出土几件元青花：高安国宝元青花的主人是谁至于其子元末“壮游京师道，不谐于俗。后辟为临江经历，八十日即弃去”的记载，那也只能说明其曾有过在京城寻亲或访友的经历，无法成为与其父共为窖藏主人的证据。何况伍良臣元晚期在临江路（今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只为一小吏，且仅80日即辞官归隐。故以“父子二人为官之时与瓷器年代相吻合”认定的结论，与器物烧造的时间存在疑误。刘金成说，原有观点引用的史料，只能说明伍兴甫为元朝世祖皇帝忽必烈在位时期的女婿，伍兴甫其驸马都尉的显赫身份是忽必烈在位的时期，伍兴甫从元贞元年（1295年）至泰定二年（1325年）的30年间，他不再是当朝驸马，况且延佑三年（1316年）之后已离开皇宫为松滋府总管任用，而这一时期窖藏中的青花釉里红等大部分器物应还没有烧造生产。所以文中将窖藏的器物与伍兴甫的驸马都尉身份无法相连。2014年3月，中国古陶瓷知名专家、高安元青花博物馆馆长刘金成接受采访时表示，原有论断有四方面的疑点。例如，原
34年前，在高安城南一基建工地发现大型窖藏，整理出大量元代瓷器，轰动世界。至今珍藏在高安市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元青花19件、釉里红4件，为举世公认的中国第一、世界第三。这些窖藏元青花的主人是谁？举世瞩目之下，研究者们有过论断。
“原有论断存在许多疑点，难以令人信服。”中国古陶瓷知名专家、高安元青花博物馆馆长刘金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随着他对出土器物的深入研究，在大量史料中披沙沥金之后，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窖藏元青花的历史信息。而国宝神秘面纱的揭开，却是与祭祀用礼器有着紧密关联。
窖藏主人为元驸马之说被指有误
1980年11月29日，高安元代窖藏被发现，窖内却未见用来证明主人身份的窖劵。十年后，高安市博物馆有专家发表文章，将元驸马都尉伍兴甫、伍良臣父子二人认定为该窖藏瓷器的主人。
2014年3月，中国古陶瓷知名专家、高安元青花博物馆馆长刘金成接受采访时表示，原有论断有四方面的疑点。
例如，原观点称，高安人伍兴甫，元驸马都尉；伍良臣，元驸马都尉、兴甫之子，“父子二人为官之时与瓷器年代相吻合。”
查阅《伍氏宗谱》可以知道，伍兴甫生于宋咸淳二年（1266年），娶元世祖忽必烈之女也先忽都官为妻，延祐三年（1316年）朝廷钦命驸马都尉伍兴甫为松滋府总管。
刘金成说，原有观点引用的史料，只能说明伍兴甫为元朝世祖皇帝忽必烈在位时期的女婿，伍兴甫其驸马都尉的显赫身份是忽必烈在位的时期，伍兴甫从元贞元年（1295年）至泰定二年（1325年）的30年间，他不再是当朝驸马，况且延佑三年（1316年）之后已离开皇宫为松滋府总管任用，而这一时期窖藏中的青花釉里红等大部分器物应还没有烧造生产。所以文中将窖藏的器物与伍兴甫的驸马都尉身份无法相连。
至于其子元末“壮游京师道，不谐于俗。后辟为临江经历，八十日即弃去”的记载，那也只能说明其曾有过在京城寻亲或访友的经历，无法成为与其父共为窖藏主人的证据。何况伍良臣元晚期在临江路（今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只为一小吏，且仅80日即辞官归隐。故以“父子二人为官之时与瓷器年代相吻合”认定的结论，与器物烧造的时间存在疑误。
此外，从瓷器龙爪数与等级制度关系、伍氏父子生活断代等方面，刘金成研究认为，窖藏器物与今生活在高安境内的伍氏家族没有任何联系，窖藏主人为伍氏父子的论断无据可考。
窖藏瓷器背后的瑞州府官员身影
窖藏主人究竟是谁？窖藏中没有直接证据，刘金成把目光投向了高安的历史文献。
刘金成此次对窖藏主人的研究，是以高安明正德十年所撰《瑞州府志》有关元代记述的《瑞州路重修郡学记》为轴线，结合《元史》，从中分析窖藏与其主人存在的关系。
对于瑞州，《元史》说：“唐改建成县曰高安，即其地置靖州，又改筠州。宋为高安郡，又改瑞州。元至元十四年，升瑞州路，领一司、三县（今高安市、上高县、宜丰县）。”瑞州路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在元政府统治下影响近一个世纪，尤其在宗教方面。元政府颁布政令，全国诸路立社稷坛围及祭祀场所，设祭祀仪式，瑞州路的祭祀场所及祭祀文化等也因此兴盛。
刘金成介绍，《瑞州府志》中有关瑞州路元代与祭祀相关史料纪实片段，指向了窖藏器物。
至正八年（1348年） 这年十月，官员禹苏福即赴任掌管瑞州路一切事务。禹苏福到任之初先是拜谒文庙，巡察那些破旧残缺的（文庙）建筑，为统治教化汉地民众，他将重振宗教的工作放在了首位。在禹苏福励治之下，元末瑞州路出现短暂兴盛。
也就在这一时期，高安窖藏中的器物与其发生着直接关系，并因此浮出水面。且这一时政，被时任江州路（今江西省九江市）总管的李铺以《瑞州路重修郡学记》一文载录于元代瑞州路政绩史。
到任后，总管禹苏福随即查看瑞州路的财政收支情况，来到露天的谷仓一看，谷仓是空的；到收钱的府库一问，府库没钱。禹苏福便说：“要掌握财政的支出与收入，清理拖欠的税赋债务。除祭祀、官员的俸禄所需确保供给外，其他方面即使用钱很少也要计较，以阻止那些奸诈、欺骗套用财政的人和事发生。”
从记述中不难发现，元晚期的瑞州路尽管财政严重赤字亏空，禹苏福为保“祭祀”这一国之要务，费用开支明确用府库财政作为保障，并位列官员的俸禄之前。由此推论元至正年间，瑞州路的“祭祀”已成为地方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窖藏瓷器与祭祀礼器惊人吻合
郡学校门、讲台之上各有楼层，凡腐烂倾斜倒塌的部分，总管禹苏福将其全部扩展修整，使它焕然一新。在礼殿西面的祭祀场所，朽木将压至高架的支撑梁，于是砌砖墙用以支撑屋架，书籍、祭器就设专库来收藏。这些在《瑞州府志》中均有记载。
刘金成认为，这也就是说，至正年间瑞州路一批用于祭祀的礼祭器和书籍有专用库房保管，但史料中没有交代其所在的位置。
《瑞州府志》又说，“至正八年达鲁花赤禹苏福前后修葺，元末灾难，文庙讲堂仅存”，可以知道明代府学所处的位置，也是元代《瑞州路重修郡学记》中提到的郡学、文庙讲堂、祭祀库原址所在地。由此可见，元晚期瑞州路有一批供官员祭祀用的礼祭器就存放于此。
彼时，作为一名西域身份的官员，禹苏福从江州路达鲁花赤之职改任瑞州路总管，其西域人的身份与大元帝国将国民分为四等任用相一致。在科举时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为二等作一榜选拔任用，北方汉人为三等、南方汉人为四等作二榜选拔任用。元代瑞州路不仅有一等任命的蒙古官员，还有来自元代西域四大汗国、类似于禹苏福这样的色目官员。他们在落实元政府宗教政策的同时，不排除一些来自西域汗国的少数民族官员、将西域祭祀中的部分文化元素融入中原，助推了元代祭祀文化的发展。
由此不难看出，祭祀文化兴盛的瑞州路，衍生出来一批祭祀用礼器。
那么，接下来刘金成从高安窖藏众多器物来分析，发现它们的特征与祭祀用礼器有着惊人的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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