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ada服装是哪国的：比起意大利的纺织订单
prada服装是哪国的：比起意大利的纺织订单普拉托的成衣纺织厂，员工多为中国移工。（摄影／REUTERS／Stefano Rellandini／达志影像）在普拉托的4万华人中，这样的基层移工占了绝大多数。「我们哪能算什么华侨，说穿了就是『华工』，」在服装厂打工十余年的姜先生如是说。早期的移工，劳动条件很差，在服装厂每周至少6天，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司空见惯。现在工作条件有所改善，但遇到赶工，连续工作12、13个小时的情况仍然存在。意大利中文媒体《华人街》网站上，除了提供资讯，也供使用者自由发布招聘或求职的讯息，从其「栏目分类」中可以看出，职位几乎都是工厂、餐饮、司机、按摩、保姆、临时工等体力劳动。福建籍的关先生，现在一家普拉托颇有知名度的服装公司担任管理工作。他说：「我记得2005年的时候，我在国内的收入大概是人民币1 500元（约新台币6 000元），到了这里之后，收入是国内的3倍。现在则可以拿到每个月2 000欧元左右（约人
在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50万温州人走向世界，不少前往意大利去经营餐馆和成衣业。意大利目前至少有30万中国人，其中温州是最大族群。而在这场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里，温州人成为可能是把病毒带到意大利、甚至带到欧洲的重点怀疑对象。
我们采访了多位身在普拉托（Prato）的温州人，试图理解意大利境内温州社群的面貌；也试着揭开在多重迷思的夹杀下，以温州人为主的基层华工真实处境。
意大利的服装产业基地普拉托（Prato），是许多著名时尚品牌的生产地，如今工厂里的老板和工人几乎都是华人，绝大部分正是来自温州。（摄影／Claudio Furlan／AP Photo／达志影像
疫情下，成为怀疑对象的温州移民
究竟是谁把病毒从中国带到了意大利、带到了欧洲？中国最著名的移民城市温州成了部分外界重点怀疑的对象。
因为有大量温州人在武汉经商，又在春节前回家过年，温州一度疫情严峻，2月2日即实施「封城」。同时，在欧洲也有大量原籍温州的移民，尤其是意大利的服装产业基地普拉托（Prato），Prada、Gucci等著名品牌和许多「快速时尚」服装均在此生产，老板和工人几乎都是华人，绝大部分正是来自温州。有外国人把这条线连起来，看似逻辑合理。而当疫情重灾区转为欧洲后，也有不少中国人开始指责这些海外移民，平时在外国赚钱，遇到问题又急着逃回祖国避难。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采访了多位身在普拉托的华人，试图揭开在多重迷思的夹杀下，以温州人为主的基层移工真实状况和处境。
停工之后生活停顿
「在普拉托，自己有住家的工人并不多，我目前还是在老板家里搭铺。」「搭铺」是当地华人的「术语」，指的是员工住在老板提供的集体宿舍里。胡先生在这位温州老板的服装厂里干了2年，觉得他人还不错，从3月初停工到现在，「对我们8个员工还是管吃管住。」
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复工，焦虑还是难免的。「我听说，有些厂停工之后，就一直在赶走搭铺的员工。还有一些老板为了赚钱，就算现在疫情严重，也还在冒险开工。不过这两种情况应该都很少见。」胡先生的话得到了其他受访者的印证，另一位普拉托华人表示：「也不能完全怪老板，生意不好，到头来裁员都是难以避免的。」
位于普拉托（Prato）的中国商店，因为疫情严重纷纷停业。（照片提供／Marc）
普拉托是托斯塔尼大区（Tuscany）仅次于佛罗伦斯（Florence）的第二大城市。据2016年的统计显示，普拉托人口约19.2万，其中持中国护照的移民约1.9万人。关于当地到底有多少华人，以往报导的说法从2～6万人不等，几位受访者普遍认为4万人左右，其中原籍温州的不少于四分之三。
因为疫情，热闹的普拉托安静了下来，随处可见中文招牌的街道上，空空如也。从温州来此已经十余年的姜先生说，因为买不到口罩，大家都不敢出门，幸而自己之前囤了不少食物，「足够吃两个月了。」
返中避难？多数只敢想想而已
祖籍温州的90后Marc说：「每天就在家自我隔离，打打游戏看看片，日子也还不算太无聊。」
意大利现在形势严峻，中国政府又宣传国内现在很安全，已经实现全国「零新增」，在普拉托的中国人确实有不少想回去，但多是想想就知道不现实，决定放弃，真正能迈开腿的，却没有几个。
28岁的丹丹在微信朋友圈动态里po了一张图，内容是米兰到温州的航班机票价格：
- 经济舱成人票价2 665欧元／人，折合人民币约21 000元／人
- 公务舱（商务舱）成人票价3 643欧元／人，折合人民币约28 700元／人
- 儿童票价为成人票价的75%
这样的机票，每个月在餐馆打工收入1 200欧元（约合人民币9 000元，新台币39 000元）出头的她，买不到也买不起，「而且还有两个孩子，也怕他们万一在飞机上被感染。」
出生在普拉托的Marc估计：「疫情之后，肯定会有很多人失业。」
为了3倍薪水远行的基层华工
福建籍的关先生，现在一家普拉托颇有知名度的服装公司担任管理工作。他说：「我记得2005年的时候，我在国内的收入大概是人民币1 500元（约新台币6 000元），到了这里之后，收入是国内的3倍。现在则可以拿到每个月2 000欧元左右（约人民币1.5万元，新台币6.5万元）。」他也介绍说，从事服装行业的移工，每月收入差不多1 500～2 000欧元。
在中国，很多白领的收入水准也不低，但从事服装、餐饮等行业，确实不可能拿到这样的薪水。丹丹说：「国外花销也会比较多，但节约的话，可以存起来的钱是比国内多。」
普拉托的成衣纺织厂，员工多为中国移工。（摄影／REUTERS／Stefano Rellandini／达志影像）
在普拉托的4万华人中，这样的基层移工占了绝大多数。「我们哪能算什么华侨，说穿了就是『华工』，」在服装厂打工十余年的姜先生如是说。
早期的移工，劳动条件很差，在服装厂每周至少6天，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司空见惯。现在工作条件有所改善，但遇到赶工，连续工作12、13个小时的情况仍然存在。
意大利中文媒体《华人街》网站上，除了提供资讯，也供使用者自由发布招聘或求职的讯息，从其「栏目分类」中可以看出，职位几乎都是工厂、餐饮、司机、按摩、保姆、临时工等体力劳动。
中国人与普拉托产业的爱恨情仇
意大利人对华人的感受，确实复杂。
一方面，华人族裔的经济对普拉托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超过11%，购买力惊人的中国游客和中国市场更对意大利人充满诱惑力。但另一方面，「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严重冲击了小规模家族企业为主的意大利传统产业，纺织、皮革、制鞋等产业「伤亡惨重」。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量当地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一些濒临倒闭的企业主索性把工厂卖给了中国人，普拉托的纺织、时装行业就此被占领。
Made in Italy by Chinese
意大利记者佩拉琪妮（Silvia Pieraccini）于2010年出版了《中国冲锋》（L'Assedio Cinese）一书，讲述了意大利人眼中，温州移民如何在普拉托扎根的故事。其中提到，中国人如何严重冲击了当地传统经济纺织业——他们初来乍到的1991年，普拉托有8 141家纺织厂，时装公司只有2 000家；到了2009年，纺织厂只剩3 300家，时装公司却增加2倍。
担任服装厂管理工作的关先生坦承：「普拉托现在几乎所有的服装企业都是温州老板开的。」
温州移民在普拉托开发一种新产业模式，意大利语叫做「pronto moda」，意味「快速时尚」，其运作模式是：从中国进口廉价布料，以闪电般的速度将布料变成时尚服装，以跟上快速变化的风格，卖给全球低价零售商与市集。
此外，Prada、Gucci等奢侈品牌的制造商也都是当地的中国工厂，虽然这些高端品牌仍然印着「Made in Italy」的标签，但懂行的人心知肚明，完整的表述应该是「Made in Italy by Chinese」。
Marc的父母经营小型服装企业，自己也先后在印花厂、裁剪公司、布行等工作过。他说：「这个我太清楚了，无论大牌还是快速时尚品，应该都是华人制作的，品质差别并没有太大，贵的是牌子，大钱还是他们赚的」。
零号病人是谁？仍证据不足
我们联络到的这些受访者均表示，自己在意大利的亲友中，还没有听说有被传染的。意大利《华人街》网站的一位工作人员向我们透露：「官方不公布国籍讯息，没有确切的数字。被传染肺炎的意大利华人，我知道的有十几位，不知道的还有很多。」但在已确诊的6万多人中，这个比例并不大，由此推出是温州人把肺炎带到意大利，证据不足。
事实上，到底谁是意大利的「零号病人」，仍存在不同说法；究竟疫情是如何传入，目前尚难厘清。但较为明确的是，意大利疫情爆发始于北部伦巴第大区（Lombardy），难说和中部的普拉托间有怎样的直接关系。
在北意大利一间医院紧急设置的区域中，一群病患等待初步的疾病评估与治疗。义大利已成为全球COVID-19疫情第二严重之地。（摄影／AP Photo／Claudio Furlan／达志影像）
防疫意识的「比赛」
在意大利人看来，华人的防范意识远比本国人要强。丹丹说：「毕竟我们一直在关注国内的状况，早在2月底，意大利感染者超过500人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很警惕了。我打工的餐饮店，老板已经开始提早关门。」
姜先生记得：「当时有华人在路上派发口罩，还被意大利人嘲笑。」
意大利《世界中国》杂志社社长胡兰波在《南方周末》撰文说：中国人特别聪明，早就觉得意大利那么不重视疫情不行，自己先把自己武装好了，备好口罩，关上店门居家。⋯⋯意大利人就是太不在乎了，我想，大部分的西方人都该有偏见，觉得传染病只会发生在第三世界。⋯⋯
早几天免费发给意大利人口罩，他们都不要，现在有的直接敲中国邻居的门讨口罩。
多位受访者也表示，目前都处于在家自我隔离的状态中，「但有些意大利人，还没有完全隔离，有些至今也不戴口罩。」在社群媒体上，则热传一段影片，内容是说意大利一位市长，以近乎咆哮的方式向市民喊话，呼吁大家不要出门。针对一些市民每天出门购物、跑步甚至开派对的情况，市长怒呛：「我们城市常年跑步的人最多20个，现在全都变得热爱跑步了？」
不想扎根欧洲，仍盼落叶归根
长期在普拉托的移工，有不少拿到了意大利绿卡，但是入籍的比例很小，不仅仅是因为意大利移民政策收紧，也由于他们并不想在欧洲扎根。
「我不喜欢入籍，因为我是中国人，而且很多家人也都在国内。」丹丹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意大利，但拿的却是都是中国护照，她甚至想过把孩子留在中国。「公公婆婆平时要管孩子，只能做每天4、5小时的办公，我自己收入也不多，老公稍微多一些。但一家人租套房子，加上电费垃圾费，每个月1 000欧元（约人民币7 600元，新台币32 000元。）也不够。」丹丹和老公的老家都在温州的乡下，他们一直想赚钱在老家买套房子，但因为收入就这些，还有两个孩子要养，所以一套房子人民币3、40万元的首付，他们也还没有攒够。
这些温州移工，只是身在欧洲的漂泊者，希望赚到足够的钱，回家买房子，做点小生意，最后落叶归根。
仇富情结下，被「跑毒」批评夹攻
胡兰波写到：「意大利温州人多，过去叫负债逃跑的人『跑路』，现在叫逃回国的人『跑毒』，中国语言太有意思。早点做『跑毒』还好，现在真要穿过万千封锁线，一路上随时可遇毒弹，到了祖国还得到指定酒店隔离。在意大利也有几个华侨染病了，好在第一个病人已经离开重症监护室，病情好转了。」
当疫情在中国趋缓、反在欧洲爆发后，中国人又开始担心病毒从境外回流。一些人把矛头指向了海外侨民，觉得他们想赚钱的时候就去国外，遇到麻烦了就想躲回国。
这种情绪，可能也和很多中国人认为「温州人都很有钱」的迷思，所导致的「仇富」心理有关。一位温州籍的资深媒体人表示：世界各地差不多有60万温州人，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有人透过偷渡出国了，但那是因为温州实在没什么资源，太穷了。普拉托的温州移工，几乎来自温州市辖的几个县，根本不是许多人想像中的"土豪"。
姑且不论一张回国的机票，抵普通劳工2个月的收入。“我们是一家人，所以留在原地，如果只有一个人在欧洲呢？如果他又没有住家的话，肯定会选择回去（中国）。”丹丹觉得，中国人会指责旅欧同胞，也是因为根本不了解国外的制度，在中国生病了至少去医院还是可以挂上号，但意大利实行的是家庭医生制度，从预约到看病时间漫长，她以前得病，都是自己在家吃药，「即便回国的人，绝大多数也是服从政府安排，接受检疫、隔离的。而且这是他们的权利啊。」
但愿，疫情早日结束，世界尽快康复！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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