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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da服装是哪国的:比起意大利的纺织订单

prada服装是哪国的:比起意大利的纺织订单普拉托的成衣纺织厂,员工多为中国移工。(摄影/REUTERS/Stefano Rellandini/达志影像)在普拉托的4万华人中,这样的基层移工占了绝大多数。「我们哪能算什么华侨,说穿了就是『华工』,」在服装厂打工十余年的姜先生如是说。早期的移工,劳动条件很差,在服装厂每周至少6天,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司空见惯。现在工作条件有所改善,但遇到赶工,连续工作12、13个小时的情况仍然存在。意大利中文媒体《华人街》网站上,除了提供资讯,也供使用者自由发布招聘或求职的讯息,从其「栏目分类」中可以看出,职位几乎都是工厂、餐饮、司机、按摩、保姆、临时工等体力劳动。福建籍的关先生,现在一家普拉托颇有知名度的服装公司担任管理工作。他说:「我记得2005年的时候,我在国内的收入大概是人民币1 500元(约新台币6 000元),到了这里之后,收入是国内的3倍。现在则可以拿到每个月2 000欧元左右(约人

在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50万温州人走向世界,不少前往意大利去经营餐馆和成衣业。意大利目前至少有30万中国人,其中温州是最大族群。而在这场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里,温州人成为可能是把病毒带到意大利、甚至带到欧洲的重点怀疑对象。
我们采访了多位身在普拉托(Prato)的温州人,试图理解意大利境内温州社群的面貌;也试着揭开在多重迷思的夹杀下,以温州人为主的基层华工真实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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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服装产业基地普拉托(Prato),是许多著名时尚品牌的生产地,如今工厂里的老板和工人几乎都是华人,绝大部分正是来自温州。(摄影/Claudio Furlan/AP Photo/达志影像

疫情下,成为怀疑对象的温州移民


究竟是谁把病毒从中国带到了意大利、带到了欧洲?中国最著名的移民城市温州成了部分外界重点怀疑的对象。
因为有大量温州人在武汉经商,又在春节前回家过年,温州一度疫情严峻,2月2日即实施「封城」。同时,在欧洲也有大量原籍温州的移民,尤其是意大利的服装产业基地普拉托(Prato),Prada、Gucci等著名品牌和许多「快速时尚」服装均在此生产,老板和工人几乎都是华人,绝大部分正是来自温州。有外国人把这条线连起来,看似逻辑合理。而当疫情重灾区转为欧洲后,也有不少中国人开始指责这些海外移民,平时在外国赚钱,遇到问题又急着逃回祖国避难。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采访了多位身在普拉托的华人,试图揭开在多重迷思的夹杀下,以温州人为主的基层移工真实状况和处境。



停工之后生活停顿


「在普拉托,自己有住家的工人并不多,我目前还是在老板家里搭铺。」「搭铺」是当地华人的「术语」,指的是员工住在老板提供的集体宿舍里。胡先生在这位温州老板的服装厂里干了2年,觉得他人还不错,从3月初停工到现在,「对我们8个员工还是管吃管住。」
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复工,焦虑还是难免的。「我听说,有些厂停工之后,就一直在赶走搭铺的员工。还有一些老板为了赚钱,就算现在疫情严重,也还在冒险开工。不过这两种情况应该都很少见。」胡先生的话得到了其他受访者的印证,另一位普拉托华人表示:「也不能完全怪老板,生意不好,到头来裁员都是难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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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普拉托(Prato)的中国商店,因为疫情严重纷纷停业。(照片提供/Marc)
普拉托是托斯塔尼大区(Tuscany)仅次于佛罗伦斯(Florence)的第二大城市。据2016年的统计显示,普拉托人口约19.2万,其中持中国护照的移民约1.9万人。关于当地到底有多少华人,以往报导的说法从2~6万人不等,几位受访者普遍认为4万人左右,其中原籍温州的不少于四分之三。
因为疫情,热闹的普拉托安静了下来,随处可见中文招牌的街道上,空空如也。从温州来此已经十余年的姜先生说,因为买不到口罩,大家都不敢出门,幸而自己之前囤了不少食物,「足够吃两个月了。」

返中避难?多数只敢想想而已


祖籍温州的90后Marc说:「每天就在家自我隔离,打打游戏看看片,日子也还不算太无聊。」
意大利现在形势严峻,中国政府又宣传国内现在很安全,已经实现全国「零新增」,在普拉托的中国人确实有不少想回去,但多是想想就知道不现实,决定放弃,真正能迈开腿的,却没有几个。
28岁的丹丹在微信朋友圈动态里po了一张图,内容是米兰到温州的航班机票价格:

  • 经济舱成人票价2 665欧元/人,折合人民币约21 000元/人

  • 公务舱(商务舱)成人票价3 643欧元/人,折合人民币约28 700元/人

  • 儿童票价为成人票价的75%

这样的机票,每个月在餐馆打工收入1 200欧元(约合人民币9 000元,新台币39 000元)出头的她,买不到也买不起,「而且还有两个孩子,也怕他们万一在飞机上被感染。」
出生在普拉托的Marc估计:「疫情之后,肯定会有很多人失业。」



为了3倍薪水远行的基层华工


福建籍的关先生,现在一家普拉托颇有知名度的服装公司担任管理工作。他说:「我记得2005年的时候,我在国内的收入大概是人民币1 500元(约新台币6 000元),到了这里之后,收入是国内的3倍。现在则可以拿到每个月2 000欧元左右(约人民币1.5万元,新台币6.5万元)。」他也介绍说,从事服装行业的移工,每月收入差不多1 500~2 000欧元。
在中国,很多白领的收入水准也不低,但从事服装、餐饮等行业,确实不可能拿到这样的薪水。丹丹说:「国外花销也会比较多,但节约的话,可以存起来的钱是比国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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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托的成衣纺织厂,员工多为中国移工。(摄影/REUTERS/Stefano Rellandini/达志影像)
在普拉托的4万华人中,这样的基层移工占了绝大多数。「我们哪能算什么华侨,说穿了就是『华工』,」在服装厂打工十余年的姜先生如是说。
早期的移工,劳动条件很差,在服装厂每周至少6天,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司空见惯。现在工作条件有所改善,但遇到赶工,连续工作12、13个小时的情况仍然存在。
意大利中文媒体《华人街》网站上,除了提供资讯,也供使用者自由发布招聘或求职的讯息,从其「栏目分类」中可以看出,职位几乎都是工厂、餐饮、司机、按摩、保姆、临时工等体力劳动。



中国人与普拉托产业的爱恨情仇


意大利人对华人的感受,确实复杂。
一方面,华人族裔的经济对普拉托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超过11%,购买力惊人的中国游客和中国市场更对意大利人充满诱惑力。但另一方面,「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严重冲击了小规模家族企业为主的意大利传统产业,纺织、皮革、制鞋等产业「伤亡惨重」。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量当地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一些濒临倒闭的企业主索性把工厂卖给了中国人,普拉托的纺织、时装行业就此被占领。
Made in Italy by Chinese
意大利记者佩拉琪妮(Silvia Pieraccini)于2010年出版了《中国冲锋》(L'Assedio Cinese)一书,讲述了意大利人眼中,温州移民如何在普拉托扎根的故事。其中提到,中国人如何严重冲击了当地传统经济纺织业——他们初来乍到的1991年,普拉托有8 141家纺织厂,时装公司只有2 000家;到了2009年,纺织厂只剩3 300家,时装公司却增加2倍。
担任服装厂管理工作的关先生坦承:「普拉托现在几乎所有的服装企业都是温州老板开的。」
温州移民在普拉托开发一种新产业模式,意大利语叫做「pronto moda」,意味「快速时尚」,其运作模式是:从中国进口廉价布料,以闪电般的速度将布料变成时尚服装,以跟上快速变化的风格,卖给全球低价零售商与市集。
此外,Prada、Gucci等奢侈品牌的制造商也都是当地的中国工厂,虽然这些高端品牌仍然印着「Made in Italy」的标签,但懂行的人心知肚明,完整的表述应该是「Made in Italy by Chinese」。
Marc的父母经营小型服装企业,自己也先后在印花厂、裁剪公司、布行等工作过。他说:「这个我太清楚了,无论大牌还是快速时尚品,应该都是华人制作的,品质差别并没有太大,贵的是牌子,大钱还是他们赚的」。


零号病人是谁?仍证据不足


我们联络到的这些受访者均表示,自己在意大利的亲友中,还没有听说有被传染的。意大利《华人街》网站的一位工作人员向我们透露:「官方不公布国籍讯息,没有确切的数字。被传染肺炎的意大利华人,我知道的有十几位,不知道的还有很多。」但在已确诊的6万多人中,这个比例并不大,由此推出是温州人把肺炎带到意大利,证据不足。
事实上,到底谁是意大利的「零号病人」,仍存在不同说法;究竟疫情是如何传入,目前尚难厘清。但较为明确的是,意大利疫情爆发始于北部伦巴第大区(Lombardy),难说和中部的普拉托间有怎样的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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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意大利一间医院紧急设置的区域中,一群病患等待初步的疾病评估与治疗。义大利已成为全球COVID-19疫情第二严重之地。(摄影/AP Photo/Claudio Furlan/达志影像)


防疫意识的「比赛」


在意大利人看来,华人的防范意识远比本国人要强。丹丹说:「毕竟我们一直在关注国内的状况,早在2月底,意大利感染者超过500人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很警惕了。我打工的餐饮店,老板已经开始提早关门。」
姜先生记得:「当时有华人在路上派发口罩,还被意大利人嘲笑。」
意大利《世界中国》杂志社社长胡兰波在《南方周末》撰文说:中国人特别聪明,早就觉得意大利那么不重视疫情不行,自己先把自己武装好了,备好口罩,关上店门居家。⋯⋯意大利人就是太不在乎了,我想,大部分的西方人都该有偏见,觉得传染病只会发生在第三世界。⋯⋯
早几天免费发给意大利人口罩,他们都不要,现在有的直接敲中国邻居的门讨口罩。
多位受访者也表示,目前都处于在家自我隔离的状态中,「但有些意大利人,还没有完全隔离,有些至今也不戴口罩。」在社群媒体上,则热传一段影片,内容是说意大利一位市长,以近乎咆哮的方式向市民喊话,呼吁大家不要出门。针对一些市民每天出门购物、跑步甚至开派对的情况,市长怒呛:「我们城市常年跑步的人最多20个,现在全都变得热爱跑步了?」

不想扎根欧洲,仍盼落叶归根


长期在普拉托的移工,有不少拿到了意大利绿卡,但是入籍的比例很小,不仅仅是因为意大利移民政策收紧,也由于他们并不想在欧洲扎根。
「我不喜欢入籍,因为我是中国人,而且很多家人也都在国内。」丹丹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意大利,但拿的却是都是中国护照,她甚至想过把孩子留在中国。「公公婆婆平时要管孩子,只能做每天4、5小时的办公,我自己收入也不多,老公稍微多一些。但一家人租套房子,加上电费垃圾费,每个月1 000欧元(约人民币7 600元,新台币32 000元。)也不够。」丹丹和老公的老家都在温州的乡下,他们一直想赚钱在老家买套房子,但因为收入就这些,还有两个孩子要养,所以一套房子人民币3、40万元的首付,他们也还没有攒够。
这些温州移工,只是身在欧洲的漂泊者,希望赚到足够的钱,回家买房子,做点小生意,最后落叶归根。

仇富情结下,被「跑毒」批评夹攻


胡兰波写到:「意大利温州人多,过去叫负债逃跑的人『跑路』,现在叫逃回国的人『跑毒』,中国语言太有意思。早点做『跑毒』还好,现在真要穿过万千封锁线,一路上随时可遇毒弹,到了祖国还得到指定酒店隔离。在意大利也有几个华侨染病了,好在第一个病人已经离开重症监护室,病情好转了。」
当疫情在中国趋缓、反在欧洲爆发后,中国人又开始担心病毒从境外回流。一些人把矛头指向了海外侨民,觉得他们想赚钱的时候就去国外,遇到麻烦了就想躲回国。
这种情绪,可能也和很多中国人认为「温州人都很有钱」的迷思,所导致的「仇富」心理有关。一位温州籍的资深媒体人表示:世界各地差不多有60万温州人,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有人透过偷渡出国了,但那是因为温州实在没什么资源,太穷了。普拉托的温州移工,几乎来自温州市辖的几个县,根本不是许多人想像中的"土豪"。
姑且不论一张回国的机票,抵普通劳工2个月的收入。“我们是一家人,所以留在原地,如果只有一个人在欧洲呢?如果他又没有住家的话,肯定会选择回去(中国)。”丹丹觉得,中国人会指责旅欧同胞,也是因为根本不了解国外的制度,在中国生病了至少去医院还是可以挂上号,但意大利实行的是家庭医生制度,从预约到看病时间漫长,她以前得病,都是自己在家吃药,「即便回国的人,绝大多数也是服从政府安排,接受检疫、隔离的。而且这是他们的权利啊。」
但愿,疫情早日结束,世界尽快康复!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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