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访谈完整，专访易中天我是
易中天访谈完整，专访易中天我是易中天：环境很宽松。厦大中文系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叫林兴宅。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了，但他在改革开放之初可是风云人物，“走向未来丛书”里面就有他的书。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南林北刘”，把他和刘再复并称。有一次我和林先生散步，他提出一个观点，说我们这些人应该做什么事，“要么你的研究成果可以永垂不朽，要么是能够影响社会，否则自说自话没有意义。”新京报：当时，厦门大学的学术环境怎么样？新京报：百家讲坛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你是厦门大学的普通教授，而此后成为大众熟知的明星学者，前后的影响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能否谈谈你在登上百家讲坛之前，在厦门大学教书的情况？易中天：我是1992年进入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的，当时厦大有一个非常好的氛围，校领导基本上是秉承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我刚去的时候，主管文科的副校长郑学檬很客气地对我说，“你从武汉大学来支援我们，我们提供不了多好的学术研究条件，但是，可
自从2005年登上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汉代风云人物》和《品三国》，易中天一直是国内炙手可热的明星学者。他的麻辣犀利，直率敢言，风趣幽默，为其圈得众多粉丝。从电视时代，到博客、微博、微信和听书时代，他始终紧跟潮流，保持着持久的热度。
年逾七旬，他仍然没有闲着。五年前立志完成的36卷本《易中天中华史》，如今已出版前20卷，写到了元朝；他用十天假期完成编剧的话剧《模范监狱》，正在武汉、广州、上海等地巡演，颇具讽刺意味的黑色幽默。
这样饱满的工作状态已持续多年，他深谙媒体和传播之道，因此能轻松搭上每一趟现代传媒的列车。他也懂得如何让自己舒适，在去意大利旅行的前夕，他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专访。
一、学者就该甘于清贫？“这是没道理的。”
新京报：百家讲坛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你是厦门大学的普通教授，而此后成为大众熟知的明星学者，前后的影响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能否谈谈你在登上百家讲坛之前，在厦门大学教书的情况？
易中天：我是1992年进入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的，当时厦大有一个非常好的氛围，校领导基本上是秉承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我刚去的时候，主管文科的副校长郑学檬很客气地对我说，“你从武汉大学来支援我们，我们提供不了多好的学术研究条件，但是，可以让你做自己想做的研究。”还给了我一个“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头衔，以便对外交流。但他认为，“你们学科反正弄不出什么名堂来。”当时，都觉得艺术学科没有前途，不过我去了以后，还真给他们带来了回报。
我在厦门大学建立了艺术学硕士点，是全国的首批之一，这个学科点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的，后来的硕士点都改由省级学位委员会批。1995年，教育部设立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第一届只有一等奖和二等奖，而且评选范围为过去十年内的学术成果。当时厦门大学一共获得十三四项，我的《艺术人类学》也获奖了，其他获奖者几乎都是教授和博导，是各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只有我是刚从外校调来的副教授。
新京报：当时，厦门大学的学术环境怎么样？
易中天：环境很宽松。厦大中文系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叫林兴宅。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了，但他在改革开放之初可是风云人物，“走向未来丛书”里面就有他的书。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南林北刘”，把他和刘再复并称。有一次我和林先生散步，他提出一个观点，说我们这些人应该做什么事，“要么你的研究成果可以永垂不朽，要么是能够影响社会，否则自说自话没有意义。”
这番话给了我启发，从1995年开始，我就在探索学术研究如何走向社会和大众，因此才有了“闲话中国人”和“品读中国”系列。那时候说不上是畅销书，但是卖得还可以，上海文艺出版社第一次开机就印了1万套，就算不错的了。
我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合作很早，我的第一本书《<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1988）就是他们出的，那是我的硕士论文，我恐怕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出版硕士论文的人之一。1982年，我还在读研的时候，这篇论文的一个章节就已经在《武汉大学学报》发表，这也是很少见的。所以，后来有很多人骂我，说我没有什么学术研究成果，我笑笑就算了。我心想，我出学术成果的时候，他们还在穿开裆裤呢。
《<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后来1991年，出版了我的第二本学术著作《艺术人类学》，就是获奖的这本书。当时他们给了我两个书号，出了精装和平装两个版本，而且还照付稿费。那时候，学术著作出版已经很困难，实在是因为出版社看上了这本书，才愿意出。不过，还是因为专业太偏，读的人有限，所以这两本都是赔本书。因此，我跟责任编辑发誓，说我一定让你出能赚钱的书，不能老让你们赔。而且，我也不认为做研究的人就该清贫，自己能耐住清贫是个人的事，但不等于说学者清贫是应该的。
新京报：为何过去有这样一种习惯，喜欢把甘于清贫的学者树立为知识分子的典型，甚至动员全社会向他们学习？比如孟二冬。
易中天：这是没道理的。我的师兄付生文的去世，给我触动很大。1981年，我从武汉大学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我连讲师的职称都还没有，就被破格提拔为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当时，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我可能是全国最年轻的副系主任，副处级干部，而且资历那么浅，也不是党员。我在中文系主管科研、研究生、外事和留学生，在我组织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付生文在演讲的时候突然倒在了讲台上。
去办丧事的时候，才发现他家里一贫如洗，这个事情给了我极大的刺激。当时我写了一副挽联，“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叹人间从此惜年少；身跻九流，家徒四壁，问天意何时重斯文”。
还有一个事情是1999年前后的房改，原来的单位房以成本价卖给学校职工。当时，我在厦门大学已经评上教授，我太太也在厦门大学工作，双职工家庭，且工龄又长，以工龄和职称折合房价，最后，一套依山傍海的112平方米的房子，售价只要3万元。但是，我们居然买不起，差一点就放弃了。当时，我女儿在同济大学读城市规划，她成绩好，每年都享受学校的一等奖学金，而且学费全免，她还可以帮老师做事挣点钱。最后是女儿赞助了1万块钱，我才把房子买下来。这件事让我明白，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必须找出路。
二、“品三国”的成功源于“说人话”
新京报：所以，你是比较早出来进行市场化写作的学者？
易中天：“闲话中国人”系列，就是试图通过图书走向市场来挣点稿费。另外，我还开始跟电视接触，在凤凰卫视的大型谈话节目“纵横中国”做了一个系列，一期给1000块钱，这个节目是胡一虎主持，王鲁湘总策划。是王鲁湘的助理陈勤发现了我，他看到我的《读城记》以后，跟王鲁湘说，这个人可以请过来，后来我就去了。每次录节目之前，他们要开策划会，其实是培训嘉宾，教嘉宾怎样说话才有效率，不能在台上拉拉扯扯，没完没了。胡一虎说，“不用跟易老师讲，他一定能做得好，他有电视天赋。”
这个节目有一个主持人、六个嘉宾，还有观众，播出时间约50分钟。录了几期节目以后，我发现有的人真是不会做电视，比如，有一个嘉宾坐下来就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三点意见。”然后，“第一点”要讲20分钟，完全变成了他的个人演讲。主持人想把他打断，他说我还没讲完，还有第二三点。后来我问导演，你们碰到这种嘉宾会怎么办？他说，“其实很好办，我一刀全部剪掉，看都不要看，根本不能用。”
我就告诉那位嘉宾，不要讲那么多，节目播出时间50分钟，当中有片头、片尾、片花、隔断、广告，要至少减掉10分钟。剩下40分钟，7个人说话，平均每个人就6分钟。如果你讲得精彩，能播出6分钟；如果讲得不精彩，可能只有3分钟。你讲那么多干嘛？但有些嘉宾真的是不管不顾，也不看镜头和主持人，自说自话，谁都哄不了。有一次，胡一虎实在打不断，就给我使了个眼色，我点了一下头，等着嘉宾喘气的时候，我就带头鼓掌，把那个人的气给弄没了。
《闲话中国人》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
后来，百家讲坛的总策划解如光看到节目，说“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这个人有电视天赋”，就来联系我，是这么个来龙去脉。后来，他们甚至总结出“易中天谈话法”，就是面对电视镜头该如何谈话——一开始，就必须把观点亮出来，然后有时间再论证，没时间就别论证。媒体不是做学术研究，不要从前三皇、后五帝说起，那完全是两回事。
新京报：百家讲坛从2001年就有了，不温不火好几年，甚至有诺贝尔奖得主去主讲，也没能火起来。为什么你的“品三国”、“汉代风云人物”能火，总结过原因吗？
易中天：我自己总结的就是三个字，“说人话”。很多人听了可能会不高兴，难道别人说的都不是人话吗？其实，很多人说的是官话、套话、空话、假话、废话。崔永元当时为什么成功？就是因为他说人话。崔永元的胜利，就是人话对官腔的胜利，这马上又牵涉到体制问题了。
三、“学术明星”就是峨眉山的猴子
新京报：这个节目火起来之后，你开始生活在聚光灯之下，被媒体轰炸。当时是疲于应付，还是能欣然接受？
易中天：2006年和2007年，基本上是被媒体围剿的状态。我只秉承一条原则，就是说真话，不装。有人质疑说，说真话怎么可能？说真话是有危险的。我告诉他，康德说过，“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但是，没有义务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就说那些没有风险的真话就行了，真是底线。
我记得，有一次在央视“新闻会客厅”做节目，主持人李小萌问了我最后一个问题，“自从上了百家讲坛，你就火了，这个现象对于社会可能的不良影响是什么？对你自己的好处又是什么？”我说，“可能的不良影响是大家认为可以不读书，只要看电视就行了；对我的好处，那就是钱多了呗。”她说，“好，谢谢你，我们的采访结束了。”问不下去了。从台上下来之后，李小萌说，“你太厉害了。”
实际上，媒体记者最希望你撒谎，你撒谎，他就好一步步追问下去，如果你一开始把底兜出来，那就只能是“好，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就这么简单。那时候不怀好意的人真是太多了。所以，我现在看到很多人的危机公关，真是觉得好笑，怎么能这么愚蠢。
新京报：你对“学术明星”、“学术超男”这样的标签会反感、抵触吗？
易中天：我干脆给自己贴一个标签“峨眉山的猴子”，我宁肯要这个标签。媒体是一定要给你贴标签的，不贴标签，他就没办法下嘴，因为大家都要吃饭嘛。
我非常欣赏一位电影明星的对话，有记者问他，“你会去看医生吗？”他说，“我当然会，因为医生要活着。”记者又问，“那医生给你开的药，你会去取吗？”他说：“我当然会取，因为药房也要活着。”记者继续问，“那这些药你吃吗？”他说：“我不会吃，因为我要活着。”记者说，“不好意思，请原谅我问这样的问题。”他说，“没关系，因为你也要活着。”非常精彩！
后来，我慢慢地跟媒体达成一种默契，反正我知道你想要什么，如果你真的态度友好，我会配合你，把你要的东西给你，甚至帮你把标题都取好。因为你要活着，我们都要活着。但是，如果来挑衅的话，那我也毫不客气，到最后看谁狼狈。
《百家讲坛》中的易中天
四、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弃民”
新京报：你对媒体非常在行，有没有专门研究过传播？
易中天：干嘛要去研究？这就是天赋，没有办法。我的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篇篇点击量都10万加，我们现在每次发文章只计算一件事情，就是多长时间达到10万 ，最快的纪录是30分钟。我们的粉丝量不大，只有几百万，但是我们达到10万 的速度，不亚于千万级的大号。而且我是服务号，不是订阅号，服务号一个月只有四期，这可跟百家讲坛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传媒有一个演变过程。最早的是报纸，在报纸的黄金时代，“见报”两个字是可以吓死人的。然后进入电视时代，有了电视，报纸就没有那么多受众了。后来进入互联网，有了博客、微博、微信。报纸和电视，我们称之为传统媒体或者大众媒体，博客、微博、微信则是自媒体或社交媒体。
1995年以后出生的，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1970年到1995年出生的，是PC机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移民”；1950年到1970年出生的，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难民”；1950年以前的，像我这样，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弃民”，已经被时代抛弃了。但是，我能做到篇篇10万 ，而且只计算速度，你不觉得很牛吗？
新京报：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回头来看百家讲坛的经历，它对你人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易中天：我就自由了，至少可以不用为了谋生而怎么着，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现在爱干嘛就干嘛。当然，这种巨大的名声和影响力也是双刃剑，有正面影响，肯定也有负面影响，肯定有人不以为然，各种看不惯。比如，说我是某某某之流。媒体时代，真的是鱼龙混杂。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
新京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在58岁的时候登上百家讲坛，你往后的人生会怎样？会还是一个普通教书先生吗？
易中天：只能这么说，如果没有现代传媒，恐怕是不会有什么变化。要用“现代传媒”来代替“百家讲坛”，包括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报纸。现在进行的《中华史》写作，就跟电视没什么关系，它是属于另一个时代，已经不是电视传媒时代的语言，不过它也不是微信公号体，它应该是介于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之间，更像是微电影。不要把功劳都算到百家讲坛上去了，这要懂得所有的传媒才行，只懂一种传媒方式是做不好的。
从历史来看，传媒技术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改变了我一个人，而是改变了整个社会。你想，宋代如果没有雕版印刷术，朱熹就绝对不是朱熹。汉唐两代为什么没有什么思想家？就是因为没有传播手段，靠抄书是很难传播的。
新京报：那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代，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能够在东西方同时产生那么多思想家？
易中天：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社会转型，一个是言论自由。说“春秋战国”，实际上主要是战国，只有孔子一个人是春秋的，其他诸子都是战国的。战国和秦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知识分子都是“毛”，但是“皮”有很多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战国的“皮”有很多，“皮”要靠“毛”才能牛起来，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至少保证存活，因为那是一个兼并的时代，是你死我活的时代。所以，战国的诸侯、士大夫都要善待那些“毛”，“毛”就能跑来跑去，“朝秦暮楚”，所以能出思想。秦以后，“皮”只有一张了，就很难出思想。
即便出来以后，也还有一个传播的问题。南宋程朱理学之所以能取得那么高的地位，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关系极大。当时，朱熹的书有大量盗版，朱熹为盗版书不知道打了多少回官司，那个盗版集团就在福建。所以，福建是中国盗版集团的发源地。一般，好书的版要用好木头来雕，但是好木头硬，雕起来慢。盗版书商就用最松软的木头，雕得快，又用最便宜的麻纱纸，所以叫做麻纱版。技术真的可以改变传播，不过，活字印刷对中华文明的促进作用，反而不如对西方文明大，因为西方用的是拼音文字，活字用起来方便，拼起来很快，而汉字用活字来拼其实成本挺高的，不如雕版快。
所以，真正起作用的是雕版印刷，它把朱熹这批人的命运改变了，这是第一次传播革命。第二次传播革命是报纸的出现，从鲁迅、张恨水到金庸的小说，都是先在报纸的文化副刊上连载。报纸的版面有限，所以，连载的小说要在每次的结尾留一个扣儿，留个悬念。这种写作方法对我是有影响的。后来电视和互联网的出现，又改了一回。
五、专业的非专业主义者
新京报：你曾经说自己是一个不太喜欢参与组织和团体的人，不喜欢被前呼后拥，当你天天被媒体缠着，会有不适吗？
易中天：那也没有。因为我很简单，媒体不管问什么，我都说真话。只要做真实的我就行了，其他无所谓。但老实说，会因此多一份谨慎。我不喜欢那种场合，但不等于畏惧。兵来将挡，水来土淹，见招拆招。我自己的定位，叫做“吃皇粮”的文化个体户，我还有一份“皇粮”吃，还有退休工资、养老保险，还有体制内的福利分房。
新京报：这种状态挺好的，因为学问不是靠圈子的力量做出来的，真正好的作家、学者都是“个体户”。在我看来，你并不属于哪个圈子，你跟历史学界的交往也并不密切。但在你文集的首发式上，来了很多经济学、法学、哲学家，你的著作里也会广泛涉及经济、政治、法学、哲学、艺术等领域的内容，你的学术旨趣是如何一步步拓展的？
易中天：我觉得是必须通的，当你必须要有某方面知识的时候，自然就会跨过去。比如，写南宋不可能不写经济史，那就要去读经济方面的著作；写关于美国立宪过程的《费城风云》，就必须去了解相关的法律和政治知识。
我一直主张通识教育，反对专业教育。我认为，大学本科就应该全部是通识教育，到硕士、博士阶段才应该分专业。不过，虽然我是一个非专业主义者，但我干什么事情都一定要把它弄清楚，绝不可能说就做自己那一部分，剩下的交给专业人士去做。
比方说做百家讲坛，我就要把电视是怎么回事弄清楚。所以，李小萌问我，“我们电视这一行，你还有什么不懂？”我说，“非线啊。”她惊讶地说，“非线你都知道？”非线，就是非线性编辑的简称。
出书也一样，我一定要把出版的所有环节都弄清楚，这是一个做事的习惯。最近，陈乐民先生的书画集出版，我看到书就跟编辑讲，“这本书16开，裸背，精装，20.5个印张，定价98块，不贵啊。”很少有作者能做到这样。
六、以侦探小说的方式写《中华史》
新京报：我们现在来谈一谈《中华史》，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想法来写这个书？
易中天：很早，我一直想写，其实《帝国的终结》已经是一个大纲，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其实都不了解中国。大多数的中国通史，也都不能让人满意。我一直在做美学研究，我的一个美学观念是：形式是第一位的。这和传统的文艺理论相反，传统的文艺理论是内容决定形式，而我认为是形式决定内容，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形式，那就不要做。
比方说做媒体，很多人是写好文章以后，再去取标题。我不反对标题党，相反，我认为标题党很重要，只有好的标题党和差的标题党之分，不做标题党是不懂传媒。我现在已经发展到有了标题，才写文章，如果没有好标题，这篇文章就不做了。写《中华史》也是，我要找到第一句话，第一句话出不来，是不写的。有了第一句话，才有创作的冲动。这有点像艺术家，艺术家的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
易中天中华史 · 《从春秋到战国》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
新京报：近年，新推出的中国通史，如卜宪群主编的《中国通史》，赵世瑜、王和等人主编的《中国大通史》，以及卜正民主编的《哈佛中国史》等，多为集合众多断代史学者之力的集体工程。你并非历史科班出身，以一己之力挑战通史写作，会不会担心跟断代史学者的作品比不够专业？
易中天：首先，我不会去比，我们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好比说一个要到广州，一个要到上海，只要达到各自的目的就行了，不具有可比性。每个著作都有自己的目的，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就是在书的总序里说的，要搞清楚三千七百年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搞清楚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为什么会这样走。搞清楚以后，我可能还是给不出将来会怎么样的答案，但是至少知道现在是怎么回事，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行了。
而且，在达到目的的同时，不能有任何学术硬伤。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做的很多东西不比搞专业的人差，比如写王安石变法，我做的年表都精确到日了，哪年哪月哪日发生了什么事都弄清楚了，有几个人做过这样的功夫？有什么可挑剔的？总不能要求我扛个锄头去挖东西吧？我基本只看一手资料，《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肯定要看，史学界一些靠得住的学者的研究也会看，且都会有注释。那些通俗的历史书，则肯定不看。
新京报：你说是以侦探小说“走格子”的方法来写这套书。在每一节的结尾都会设置悬念，在下一节的开头再把问题给解答了，这样环环相扣，能让人一口气把书读完，而且它也不厚。
易中天：对，当时我和果麦公司的路金波商定，把每本书的厚度设定为从北京到上海一个航程可以读完，包括书的大小轻重全部都考虑进去了。我不敢说这是截至目前为止写得最好的中华史，但我敢说是最贴心的，处处都替读者想到了。这是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不是做不到，而是根本没有这么想过。我一定会去想，这个地方读者会不会有阅读障碍？需不需要解释？会不会疲劳？需不需要让他解除一下疲劳，加个小段子或者有点趣味的东西？当然这些东西也一定是历史上有记载的，不是我编造出来的。
新京报：设置结构和悬念，有没有什么独门秘笈？
易中天：实话说，那是从上帝那里下载的，真的。就是突然脑子里会蹦出一句话，没人知道是哪里来的？我就认为是上帝那来的。比如《三国纪》的第一句话，“汉灵帝去世那个月的洛阳，满城都是杀气”，这句话就是突然间从脑子里冒出来的。你如果去采访一些诗人，诗人都会这样回答你，他可能也不知道灵感从哪来的。
新京报：所以会有诗人说，“上帝啊，求你赐我一句诗吧。”
易中天：对。当突然间有这么一句话，我会把它记下来。
七、如何写出既可靠又好看的历史
新京报：在你看来，作家写史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易中天：一般来说，我不建议作家写史，因为容易跑偏，写史还是要有专业训练。我虽然不是历史系毕业，但我学的是文学史，也是史嘛！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要求很严格。论文当中，写“汉代”、“晋代”或“宋代”都算错误，必须写清楚是西汉还是东汉，西晋还是东晋，北宋还是南宋。写先秦还必须有文字学和训诂学的功底，这种严格的训练，非科班出身的作家多半没有。写作既可靠又好看的历史读物，纯作家不行，纯学者也不行，必须是学者型作家或者作家型学者。
纯学者的著作，可以只在小范围内传播，供同行阅读，不需要大众阅读，而作家是需要大众阅读的。真正的作家，一定是洞悉人性、注重细节、和读者贴心的。这就是作家写历史的优势，但是必须警惕一条——不能够随心所欲地虚构，不能想当然，一定要做笨功夫。在我这儿，第一个“笨功夫”就是年表。我的《中华史》，每卷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做年表，这也是从侦探小说那里学来的。我不记得是哪一本书小说，侦探反复地调看录像，后来发现店里的录像和街头录像差了几秒钟，发现做了手脚，从而把案子破了。
做历史研究也是如此，比如，史学界都认同一个说法：吕惠卿出卖了王安石，证据就是吕惠卿给宋神宗上了奏折，提供了王安石给他的私信，私信里面有“勿使上知”（不要让皇上知道）四个字，这是欺君之罪。很多学者都采信这个说法，我做了年表以后发现，所谓吕惠卿的举报和王安石被罢相差了半年。这么大的罪名，半年以后才处分，是讲不通的。我马上又查到资料，陆游的祖父陆佃当时就不相信，他打报告给太皇太后，（神宗皇帝去世以后，哲宗年幼，太皇太后执政）说能不能把所有的档案调出来给我们看一看，太皇太后同意了。档案调出来以后，翻遍了都没找到这封信。太皇太后是不喜欢王安石和吕惠卿的，如果吕惠卿真的干了这么一件缺德事，这个证据怎么会销毁呢？不可能嘛，所以，可以断定这封信是假的。
新京报：写作《中华史》，你对自己有些什么要求？
易中天：第一个要求，是要像好的侦探一样，具备直觉、逻辑和证据；第二，是要像考古学家一样，去找到实实在在的可靠的证据，如果证据本身存疑，那我会向读者交待有各种可能，读者可以自己去做判断，我绝不下结论，而且，我对所有历史人物，包括被负面评价的人物，一律遵从无罪推定的原则；第三，是要求整个故事结构要像电影，要借鉴电影的艺术手法，要有蒙太奇，要有画面感和氛围。
像《百家争鸣》的第一句话是，“庄子一身剑客装束，大步流星走到了王的面前。赵王按剑以待。”画面感是很强的。我也可能采取倒叙，比如《女皇武则天》的第一句话，“据说，女皇陛下又要选美了。”从武则天选男宠入题，这是一般学者不会采用的手法，在我这却百不惊奇。
易中天中华史 · 《百家争鸣》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
新京报：太强的艺术性，可能会让读者担心内容的真实可靠性。
易中天：我全部加注，像博士论文一样密密麻麻地加注，所有的出处都标出来。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我不能保证它就是历史真相，因为当事人的记录可能就有误，但是我保证每一个说法都是有来历的，而且是相对可靠的来历。我尽量不用野史，如果用野史的话，也是这个地方需要轻松一下，但我也会标注出来。
新京报：《中华史》最难写的是哪个部分？
易中天：最难写的经济史，经济史要写得好看实在太难了。比如，《大宋革新》《风流南宋》里面讲宋代人如何炒股，那都是有证据的。我的经济史会这样写，“林冲出场的时候，手上拿了一把折扇。”林冲是大家熟悉的《水浒传》中的人物，他拿了一把扇子出来。然后我说，这把扇子是进口货，这说明宋代的海外贸易是很繁荣的。在宋代以前，中国的扇子主要有两种，一种叫羽扇，所谓“羽扇纶巾”，是男人用的；还有一种叫团扇，是女人用来遮面的。而折扇是日本人发明的。用这样的一个细节来引出宋代的海外贸易，这就很有意思。
往往写经济史的人会写一堆数字，读者怎么看得懂呢？我如果要写数字，一定会有一个类比。比方说面积，我会告诉读者，“就相当于十个篮球场”；写到年份，我会交代一句，“也就是孔子七岁那年”，这样大家就能有个大致的概念。
八、守住人类共同价值和底线
新京报：曾有人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吸取任何历史教训。”你也反复引用《阿房宫赋》里的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中国人自古有重视历史的传统，希望能以史为鉴，却又常常“重蹈历史覆辙”、出现“与历史惊人的相似”的局面，从功利主义角度来看，以古鉴今是可能的吗？
易中天：找到借鉴当然是可能的，至少理论上是可能的，就好比从理论上讲，所有的案子都是能破的，但不等于实际上所有的案子都破了。为什么历史上的很多错误都在重演？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案子破不了或者最后搞错了。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其中一种原因是，人们在找经验教训的时候是有选择性的，总是去找那些自己听起来顺耳的部分，那样肯定不行。我们经常说“盲人摸象”，摸的虽然是真象，但只是局部，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不对的，很少有人能把象全摸一遍。
而且，如果决策者都要依靠别人去帮他寻找历史教训，而这个“别人”又是揣摩上意的，那还会产生误导。实际上，历朝历代在总结前朝教训的时候，真的都是盲人摸象。比如，宋代总结唐代灭亡的教训，是军队权力不能太大，结果宋代把军队搞弱了；明代又总结宋代的教训，是文官的权力不能太大，结果把宰相制度废除了。人们总是在错误地总结教训，所以我要写这部《中华史》，做一个纯粹只以破案为目的的侦探，把全部历史过程都弄清楚。
新京报：你研究过中国和美国史，中国有3700年未中断的历史，而美国只有200多年的建国史。你觉得“悠久”的历史到底是一种资源，还是一个包袱？
易中天：用的好就是资源，用得不好就是包袱。要想用得好，就是得找到中华文明当中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相通的东西。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来看中华文明，把人类五千年文明作为背景，守住共同的底线，找到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我称之为“共同价值”。如果能守住中华文明当中的这部分人类共同价值，那我们的历史就是宝贵财富。一旦要故意跟人类文明拧着来，那就一定是包袱。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实行何种制度和主义，都会有一些共通的价值取向。比如，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又比如说提倡爱，不要提倡仇恨，也是全世界都会同意的。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佛教讲“慈爱”，基督教讲“博爱”，伊斯兰教讲“至仁至慈”，都是讲爱的。也就是说，爱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