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寄外其一诗文（嘤其鸣兮求其友声）

山中寄外其一诗文（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在最后一个时期，刘禹锡和白居易视对方为排他式知己，“唯君比萱草，相见可忘忧”（《赠乐天》）。白居易也惺惺相惜：“借问萱逢杜，何如白见刘？”（《酬梦得比萱草见赠》）萱草和杜康的消忧解闷，终不及同年同白头的岁月沉淀。在隐逸式的闲居状态下，刘禹锡既消解了豪壮的心性，又通过反复吟写将晚年的诗风改辙为“闲适”，而这正是白居易诗风影响的体现。走向人生终点的六年，刘禹锡最终完成了晚年思想和诗风的转变。如白居易《题酒瓮呈梦得》：“若无清酒两三瓮，争向白须千万茎……更拟共君何处去？且来同作醉先生。”刘禹锡《酬乐天偶题酒瓮见寄》：“门外红尘人自走，瓮头清酒我初开……何幸相招同醉处，洛阳城里好池台。”浅近直白的语言，叹老游宴的主题，闲适无奈的心态，不仅共同筑牢了“刘白”的并称，刘禹锡的形象也在晚年悄然彻底改容。又如白居易《晚夏闲居绝无宾客欲寻梦得先寄此诗》：“无人解相访，有酒共谁倾？老更谙时事，闲多见物情。只应

刘禹锡是中晚唐时代的重要作家，政治上的永贞革新和诗歌界的诗豪美名共同铸就了刘禹锡的雄直形象。研究者多关注他的咏史诗、现实诗、乐府诗等，而其唱和诗也是构成他文学图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宝历二年（826）到他去世的会昌二年（842），即55岁到71岁的晚年，他的诗歌创作中将近70%都是唱和诗。刘禹锡晚年以诗酬唱的朋友圈包括白居易、元稹、柳宗元、牛僧孺、李德裕、令狐楚、窦常等文坛、政坛翘楚。其中，62%的唱和作品是与同龄人白居易的酬和。故下文以刘白唱和为线索来梳理。

宝历二年55岁的刘禹锡和白居易初次相见，在这之后唱和诗交流日渐频繁。虽然早在元和五年刘白已经开始唱和，但数量非常少，平均一年不到一组。宝历二年冬，刘禹锡结束了二十多年的贬谪生涯，与白居易在扬子津首次相遇。白居易对刘禹锡前半生的贬谪充满不平和同情，“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刘禹锡共鸣诞生了名篇《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前半感叹“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的悲怆，后半引吭“沉州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高歌。黄钟大吕的豪迈使白居易三年后记忆犹新赞不绝口，“‘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刘白唱和集解》），并据此类作品总结出刘禹锡诗歌的风格：“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诗豪”一评遂成为后世评刘禹锡诗风的定论。如宋人邵博已指出“诗豪，白乐天目梦得云”（《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九）。当白居易回顾与刘禹锡的唱和历程，“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刘白唱和集解》），确认了刘禹锡在创作和友情上对自己的重要意义，这就是流传后世的“刘白”并称。对此，正史和诗评家言之凿凿，早有定论：“（元稹）卒，（白居易）又与刘禹锡齐名，号‘刘白’”（《新唐书·白居易传》）；“大历后诗，梦得高于文房，与白傅唱和，故称‘刘白’”（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一五）；“人与乐天并称，缘刘、白有《唱和集》耳”（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可见，唱和诗对于刘白这对诗友的意义是何等重要。

从宝历二年（826）到大和五年（831），刘白足未出两京，在宴饮欢聚、饯送酬赠的唱和中，刘禹锡以诗豪为底色的心态和诗风开始逐渐接受白居易的影响，有意识地收敛锋芒，趋向闲适。当白居易以自创的“中隐思想”为指导，分司洛阳闲官：“昔时蹙促为迁客，今日从容自去官……尘缨世网重重缚，回顾方知出得难。”（《长乐亭留别》）刘禹锡受到触动，也有心步其后尘：“九霄路上辞朝客，四皓丛中作少年……洛阳旧有衡茆在，亦拟抽身伴地仙。”（《刑部白侍郎谢病长告改宾客分司以诗赠别》）两京的唱和诗作以闲适的生活、调笑快乐的基调开始侵蚀刘禹锡的豪壮之气。

大和五年，白居易前半生的挚友元稹去世，刘禹锡也受到炙手可热的牛党排挤而出朝，外牧苏、汝、同三州。双方同时受到的打击促成了刘白晚年互为“排他式知己”的契机——“同年同病同心事，除却苏州更是谁？”（《寄刘苏州》）由于政治上的失望和苦闷，曾经坚强豪迈的刘禹锡在60岁的晚年逐渐更加坚定地接受白居易闲适隐居的思想：“终期抛印绶，共占少微星。”（《赠乐天》）“莫嗟雪里暂时别，终拟云间相逐飞。”（《醉答乐天》）“烟波洞庭路，愧彼扁舟人。”（《到郡未浃日登西楼见乐天题诗因即事以寄》）刘禹锡倔强豪迈的诗风虽然并未完全消解，但只偶有发声。《乐天寄重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运用了诗豪式的语调高歌出不向命运屈服的奋进之音：“东隅有失谁能免？北叟之言岂便诬？振臂犹堪呼一掷，争知掌下不成卢？”当时李党暂处下风，刘禹锡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典故激励李党振奋精神，振臂一呼，以待运转。清人何焯赞叹刘禹锡至老不衰的顽强劲头：“梦得生平可谓知进不知退矣。”

大和五年底（831）到大和九年（835）的四年间，刘禹锡辗转苏、汝、同三州，与闲居洛阳的白居易较少宴饮游赏，所以唱和诗风在闲适情调中融入了友情的温度。刘禹锡《秋夕不寐寄乐天》：“何人谙此景？远问白先生。”白居易《酬梦得秋夕不寐见寄》：“何言千里隔？秋思一时生。”人虽远隔南北，情却不分西东，这份友情在互诉衷肠般的轻言慢语中透露出重于千钧的深沉，且只限于双方。又如白居易《立秋夕有怀梦得》：“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所思渺千里，云外长洲城。”刘禹锡《酬乐天七月一日夜即事见寄》：“外物岂不足，中怀向谁倾？秋来念归去，同听嵩阳笙。”脉脉友情温暖着两个知交的心灵，这种温暖甚至已经演变为互相依靠的一种惯性力量：“独吟谁应和？须寄洛阳城”（刘禹锡《冬日晨兴寄乐天》）；“诗成遣谁和？还是寄苏州”（白居易《初冬早起寄梦得》）。人生的晚年，政治的困境，重重的压力下，刘白最有温度的友情，在唱和诗中弥漫着馨香。

也正是这种惯性，与刘禹锡倔强和刚强的性格发生了最后的交锋，带来刘禹锡最终出处矛盾的抉择：“背时犹自居三品，得老终须卜一丘。”（刘禹锡《酬乐天见寄》）“还思谢病吟归去，同醉城东桃李花。”（刘禹锡《郡斋书怀寄河南白尹兼简分司崔宾客》）这一受白居易影响而产生的退隐优游卒岁的念头与秉性中“愿托扶摇翔碧虚”的矛盾，在大和九年的政局动荡——甘露之变后顺其自然而化解，刘禹锡出处的摇摆、创作的转向最终尘埃落定，而与白居易合流——分司洛阳，闲散至终。

甘露政变后，从开成元年（836）到会昌二年（842）去世，刘禹锡在洛阳和白居易、裴度、令狐楚、李德裕频繁唱和，集中呈现了诗酒赏玩、叹老调笑的晚年生活。在洛阳，刘禹锡与白居易、裴度等核心诗友们过着悠闲的半隐居式生活，因此多有诗酒宴集和酬和赏玩之作。比如开成元年刘禹锡一回洛阳，就迫不及待要和老友们诗酒欢聚，正巧裴度的别业绿野堂刚建成，三人纵享会聚之乐。《自左冯归洛下酬乐天兼呈裴令公》：“新恩通籍在龙楼，分务神都近旧丘。自有园公紫芝侣，仍追少傅赤松游。华林霜叶红霞晚，伊水晴光碧玉秋。更接东山文酒会，始知江左未风流。”刘诗将裴度比作谢安，又盛赞他们的宴会比谢安的江左风流有过之而无不及。白居易《喜梦得自冯翊归洛兼呈令公》：“上客新从左辅回，高阳兴助洛阳才。已将四海声名去，又占三春风景来。甲子等头怜共老，文章敌手莫相猜。邹枚未用争诗酒，且饮梁王贺喜杯。”白居易对“甲子等头”的老友归来表达了热烈欢迎，终于可以朝朝暮暮相伴，对于刘白来说意义重大，“文章敌手莫相猜”即以诗相互唱和交流甚至比拼的知己非对方莫属。开成二年，刘、白、裴等又于三月三日修禊洛滨，“群贤胜会稽”，赋诗游乐，“墨客竞分题”，盛况堪比兰亭。

走向人生终点的六年，刘禹锡最终完成了晚年思想和诗风的转变。如白居易《题酒瓮呈梦得》：“若无清酒两三瓮，争向白须千万茎……更拟共君何处去？且来同作醉先生。”刘禹锡《酬乐天偶题酒瓮见寄》：“门外红尘人自走，瓮头清酒我初开……何幸相招同醉处，洛阳城里好池台。”浅近直白的语言，叹老游宴的主题，闲适无奈的心态，不仅共同筑牢了“刘白”的并称，刘禹锡的形象也在晚年悄然彻底改容。又如白居易《晚夏闲居绝无宾客欲寻梦得先寄此诗》：“无人解相访，有酒共谁倾？老更谙时事，闲多见物情。只应刘与白，二叟自相迎。”刘禹锡《酬乐天晚夏闲居欲相访先以诗见贻》：“酒醅晴易熟，药圃夏频薅。老是班行旧，闲为乡里豪。经过更何处？风景属吾曹。”刘禹锡对白居易的回应，题旨重复、辞藻雷同、思想相近，可见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全面合流。

在最后一个时期，刘禹锡和白居易视对方为排他式知己，“唯君比萱草，相见可忘忧”（《赠乐天》）。白居易也惺惺相惜：“借问萱逢杜，何如白见刘？”（《酬梦得比萱草见赠》）萱草和杜康的消忧解闷，终不及同年同白头的岁月沉淀。在隐逸式的闲居状态下，刘禹锡既消解了豪壮的心性，又通过反复吟写将晚年的诗风改辙为“闲适”，而这正是白居易诗风影响的体现。

总之，刘禹锡晚年主要创作唱和诗，以叹老调笑、闲适游赏的日常生活为内容，不再如以往关注时政刻意讽刺。“诗豪”形象的消解既是中晚唐时政大潮的客观裹挟，也是他出处思想的主观选择。而刘禹锡晚年从出处选择到精神思想、从诗歌形式到诗歌风格的选择和转变都与他最主要的诗友白居易有密切关系。正是与白居易的唱和诗，润物细无声地影响了刘禹锡人生心态和创作风格的改变，这个改变既属于刘禹锡个人，也预示了晚唐时代的到来。（作者：赵乐，系内蒙古元代文学研究基地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