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计故事解读，潘不安精讲三十六计第四计
三十六计故事解读，潘不安精讲三十六计第四计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在94版《三国演义》中曾有有一段鲁肃和诸葛亮之间的“将帅论”尤其精彩。其实这段在原著中只一句带过，在四十六回：“二簋”其实指的是卦中的二爻，如果我么对其进行改变。损害兑卦（主）中的第二根阳爻，变为阴爻，兑卦则变为了震卦；再增益艮卦（客）中的第二根阴爻，变为阳爻，艮卦则变为巽卦。这样原先山泽损卦，恰好变成了风雷益卦，以最小的变动完成了一次损益转变，胜负互换。所以兵法中的以逸待劳，并非是被动的“以不变应万变”，而是主动抢占先机，利用山川草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以最小的代价，形成对敌人的优劣互换，使敌军为应对你的转变都需要付出数倍的代价，从而达到此消彼长的目的。
原文：困敌之势，不以战；损刚益柔。分析：原文讲述了以逸待劳之计，是不以战斗而使敌人陷入困顿的方法，其要领在于损刚益柔。
“损刚益柔”与借刀杀人之计一样出自于《周易》中的“损卦”，《易传·彖传下·损》：
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如果结合损卦的卦象，这句话其实非常好理解。损卦（客上主下），上卦为艮，艮为山，下卦为兑，兑为泽。即是大泽（主）侵蚀山根（客），呈现出水（主）抑山（客）之象。
“二簋”其实指的是卦中的二爻，如果我么对其进行改变。损害兑卦（主）中的第二根阳爻，变为阴爻，兑卦则变为了震卦；再增益艮卦（客）中的第二根阴爻，变为阳爻，艮卦则变为巽卦。
这样原先山泽损卦，恰好变成了风雷益卦，以最小的变动完成了一次损益转变，胜负互换。
所以兵法中的以逸待劳，并非是被动的“以不变应万变”，而是主动抢占先机，利用山川草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以最小的代价，形成对敌人的优劣互换，使敌军为应对你的转变都需要付出数倍的代价，从而达到此消彼长的目的。
在94版《三国演义》中曾有有一段鲁肃和诸葛亮之间的“将帅论”尤其精彩。其实这段在原著中只一句带过，在四十六回：
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
但电视剧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原创讲解，是这部电视剧能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剧中，诸葛亮就何为将帅之道，以用兵为例子：
兵者有可见之兵，荷戟执戈，肉躯之身乃可见之兵。不可见之兵者，日月星辰，风云水火，山川之灵气，如此万物万象，均可以为兵。
比如这七十二候图，它出自周公，将节气周天三百六十日分类别之，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气成时，将一年之中的节气更替，万物衰荣一一道明，何时虹藏不见，何时雷匿收声，何时土润入暑，何时雾霾蒸腾。如此只需谙熟于胸，融汇于心，运用得当，便可胜于百万雄兵。
为将帅者，不懂天文，不明地理，不晓阴阳，不懂奇门遁甲及阵图兵势乃庸才也。
《孙子兵法·谋攻》曾说过：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如果按剧中的将帅论，只以书上“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的理论，机械的模仿使用，则是庸才。
利用“日月星辰，风云水火，山川之灵气，如此万物万象”不可见者为兵者，无需十倍就可以围之，损敌益己，敌疲我逸，才是合格的将帅。
以逸待劳一词实际正是出自《孙子兵法》，在《军争篇》中有：
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
其中“佚”便是通逸，所以在《孙子兵法》中有非常多描述以逸待劳的内容。如古人按语中所举《孙子兵法·虚实篇》：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也解释了《孙子兵法》中另一核心思想，“兵贵神速”的其中一项含义。古人认为，以逸待劳并不是单纯的以谁先到达目的地。
试想一下，在同时出发，甚至后发先至的情况下，可能有借助熟悉地形，抄近道的优势，但大多情况下，究竟是谁逸谁劳呢？
所以逸劳不能简单的以体力消耗进行区分，致人还是不致于人也不能以谁先达到目的地而区分。
如果提前到达战场却没有因地制宜，和后达到战场没有区别。以逸待劳就是在提前到达战场的情况下，利用地形，提前部署，在开战后争取优势，已方简单的策略，对方必须以更复杂的办法应对，己方只需要轻微的调动，敌方却要大费周章的改变部署。
因此，以逸待劳真正的核心是“致人而不致于人”，致人则可在战争中采取主动，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不致于人则是在战争中落于被动，被敌人牵着鼻子走。
《孙子兵法·作战篇》开篇有言：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可见战争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是，从兵员募集，兵器准备，粮草筹集运输，无一不是困难重重。世界历史上，曾经强大的王朝帝国，因为一场战争而导致衰败，甚至灭亡的，数不胜数。
甚至在粮草充足，物资齐备的情况下，还要考虑百姓是否愿战，募集的士兵是否能战等等情况。因此才会有了《左传·曹刿论战》中的这段对话：
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可见一场战争，是任何一个优秀的政治家都会头疼的问题。而春秋时期的管仲，作为法家的始祖，通过一系列的变法，寓军于政，以逸待劳的解决了这个难题。
管仲寓军于政的最重要改革，便是“参其国而伍其鄙”。
所谓“参其国”即是对齐国城市的行政划区进行改革，《国语·齐语·管仲对桓公以霸术》记载：
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对曰：“制国以为二十一乡。”桓公曰：“善。”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参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
所谓“伍其鄙”，则是对远郊的百姓，进行军事化的编制和管理。《国语·齐语·管仲对桓公以霸术》：
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
这种改革第一解决了齐国的兵员问题。
在春秋前期，各国的作战主力依然是贵族子弟，普通百姓不仅募集困难，而且没有经过专业的军事训练，除了空耗粮草之外，基本没有战斗力可言，因此当时的作战规模远逊于之后的战国时期。
而管仲的改革可以说是后世府兵制，以及近现代民兵预备役制度的祖先，闲时为农，战时为兵，可以必要时迅速的组织大规模的兵力并立刻投入到战场中。
也就是说，改革后的齐国如果需要发动对外战争，可能在数天内就能集结数十万的军队，这在春秋其他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史记·苏秦列传》中曾记载：
临菑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於远县，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
即是说，在苏秦时期，齐国光首都临淄就可以快速的募集二十一万的兵力，这还不算齐国其他的城市和乡村地区。
第二、解决了指挥问题。
管仲在行政划分中以五家为轨，由一轨长管理；十轨组成一里，由里司管理；四里有一连，由一连长管理；十里组成一乡，由一乡良人管理。
一旦遇到战事，这些行政管理者，马上就会摇身一变成为军事指挥官。这样就解决了临时招募编制的军队，相互之间不熟悉，长官在士兵中没有信用威望等指挥问题。
如在《孙膑兵法》中就有记载：
孙子曰：“都大夫孰为不识事？”曰：“齐城、高唐。”……於是段齐城、高唐为两，直将蚁附平陵。
齐国设有都邑大夫，又简称为都大夫，相当于郡县太守，是一城的最高行政长官。“齐城、高唐”都大夫，即是这两座城的行政长官，而到战时他们就变成了军事指挥官。
这样在齐国的军队中，你前面或身边的战友就是你的亲戚或者朋友，将不会存在所谓的磨合、信任问题。而军队指挥官，就是平时经常接触的地方行政管理者，习惯之下，也不会出现指挥问题。
第三、解决训练问题。
“参伍法”中曾写道：“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其意思是在春秋农闲时期，由当地通过组织打猎的方式，对百姓进行训练。
这和隋唐府兵制，利用农闲时间进行军事训练的方法已经是一模一样了。百姓经过春秋两季农闲时间的训练，已经熟悉了战阵之法，不再需要另外的训练。使齐国百姓成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一直军队。
第四、解决战时动员问题。
在近现代的大规模战争中，国家的工业体系往往会被全面的调动起来，如本来造汽车的企业往往会摇身一变成为坦克制造者。
而管仲改革中将士农工商集中安置，并建立“工商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参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就有着一样的含义。
一旦齐国爆发大规模战争，仕农商等各个行业就会被全面的调动起来，完全为齐国的胜利而运转。这便是为什么管仲能够屡屡对外发起“衡山之谋”等经济战。
在解决了兵员的问题后，管仲又通过一项法令，解决了齐国兵甲不足的问题，《国语·齐语·管仲教桓公足甲兵》：
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间罪。索讼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试诸壤土。
犯重罪的可以用一副犀甲加一支戟来赎罪，犯轻罪的用一面皮盾加一支戟来赎罪。犯普通的小嘴可以用处罚金钱来处罚，疑罪从五。要打官司的，先禁闭三天考虑讼词，讼词不变后交一束箭矢作为诉讼费。好的金属铸成剑戟，用狗马来试验；次的金属做出农具，用土壤来试验。
齐桓公采用了管仲的这些建议，在很短的时间内，齐国的铠甲和武器便非常的充足。这种用“赎罪钱”解决国家兵器和资金的方式，在秦汉以及后世依然被经常的使用。
解决了兵员和兵甲的问题，只剩下最关键的士气问题，《孙子兵法》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士气往往是绝对战争的最关键因素。
在春秋时期，天子自己的军队很少，兵力大多来自于各诸侯；而诸侯自身也基本没有军队，他们的兵力同样来自于卿大夫们领地上的私兵。因而在战争中获得的好处只归于卿大夫，军功对私兵来说基本没有意义，这也就导致了军队缺乏斗志。
为此，管仲突破“世卿世禄制”，在用人上提出三个主张。《管子·立政》：
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以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与重禄；
即品德和地位不相配，功绩和俸禄不相配，能力和官位不相配，这三种人都不能授予高官厚禄。从一定程度上破除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
其后又提出“三选法”，《国语·齐语·管仲佐桓公为政》：
桓公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且选，选其官之贤者而复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悫以待时，使民以劝，绥谤言，足以补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与之语，訾相其质，足以比成事，诚可立而授之。设之以国家之患而不疚，退问之其乡，以观其所能而无大厉，升以为上卿之赞。谓之三选。
要求乡中长官推荐“慈孝”、“拳勇”、“聪慧”的人才，授予官职，并由官长每年记录当中的有功之臣，从中遴选有才能的官员上报给齐桓公。齐桓公亲自面试，如果满意，就会晋升他们为上卿的助手。这种方法被称为三选，是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
通过这种方法，管仲改变了齐国普通百姓无法晋升，改变地位的情况，即为齐国选拔了人才，也促进了百姓生产战斗的积极性。
经过以上一系列的改革，齐国在短时间内拥有了称霸的基础。公元前685年，齐桓公以管仲为相，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与诸侯在鄄（juàn）会盟。
短短六年时间，成为天下霸主，齐国正是依靠了管仲这种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化繁为简，以逸待劳使齐国迅速强盛。
1933年9月25日开始，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地区的大规模入侵，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集结10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
但是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实际掌握了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他拒不接受毛主席正确的意见，抛弃红军擅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转而选择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以敌人擅长的“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
这种选择正是《孙子兵法》认为的兵家大忌，主动放弃自身优势，而选择敌人擅长的战斗方式与其作战，从“致人”变为“致于人”。结果自然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退出根据地。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地区时，已经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了3万多人，并且还面临着蒋介石集结的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于是就在遵义，召开了一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性会议，纠正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
会后，中央红军决定由遵义北上，从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入四川西北部建立新的苏区。而蒋介石也预料到红军的企图，不仅封锁长江，加强沿岸的防守，更调集嫡系薛岳兵团，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和川军、湘军、桂军各一部形成口袋阵，对红军进行围剿。
1935年1月下旬，为了北渡赤水，然后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再北渡长江，红军对赤水重要渡口土城发起攻坚。但是遭到川军郭勋祺部的顽强抵抗，经过一昼夜的战斗，红军损失惨重，但敌人却依靠熟悉地形，又有坚固的工事，以及源源不断的援军，反而越打越多。
在这种不利情况下，毛主席果断选择主动退出战斗，改变北渡长江的计划，改为西渡赤水，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川滇黔边境发展。2月9日，红军向西进入云南扎西地区。
而此时蒋介石，依然以为红军的目标依然是北渡长江，一方面继续向长江各渡口派遣重兵，另一方面调滇军和川军潘文华部向扎西地区逼近。
从破译的电报中获悉了敌军动向后，毛主席决定二渡赤水，以王家烈的黔军为主要打击目标，重返敌人防御薄弱的黔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2月18日，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2月24日，红1军团占据桐梓，25日，红5、红9军团于桐梓以北阻滞川军，红1、红3方面军进攻娄山关及以南黔军，并于当晚攻占娄山关。在击溃黔军的数次反扑后，红1、红3军团向遵义方向乘胜追击，27日在遵义以北击溃黔军3个团的阻击，28日晨占据遵义城，并趁机歼灭前来增援的国民党第一纵队第59师，第93师，俘敌3000余人。
至此，经历5天的战斗，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桐遵大捷。此次胜利重新建立了红军的信心和希望。而红军二渡赤水的一系列活动已经彻底迷惑了敌人，蒋介石依然误认为“红军徘徊于此地，乃系大方向未定的表现”，自己亲自从汉口飞抵重庆指挥，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结合的战法，继续向红军逼近。
介于该情况，3月16日，红军经茅台三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地区，使蒋介石错误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所有部队向川南进攻，企图于古蔺地区围歼红军。
之后，毛主席将计就计，命令红1军团1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以迷惑敌人。主力则突然折向东北，于3月21日晚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四渡赤水河。又于31日南渡乌江，将数十万敌军远远的甩在了乌江以北。
4月2日，红军以一部分兵力佯攻息烽，主力则逼近蒋介石所在且兵力空虚的贵阳。蒋介石一面做好随时逃跑的准备，一面命令各部火速增援贵阳。4月4日，红8军团击溃打鼓场以东的黔军5个团，歼敌2000余人。
就在滇军增援贵阳之际，红军主力乘虚进军云南，并于5月9日渡过金沙江，彻底甩开了国民党反动派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跳出了蒋介石的口袋阵。
一般人认为坚守阵地，消灭远来的敌人才叫做以逸待劳，但四渡赤水才是代表了以逸待劳的最经典战役。毛主席以弱势兵力，通过不断的运动，穿插于敌人的薄弱环节，破坏敌人每次精心布置的封锁圈。使数十万敌人不断的跟在数万红军的背后，被牵着鼻子走，
正是以逸待劳中所说的“困敌之势，不以战。”
《道德经》认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水看似是最柔弱的，但是他顺势而动，无孔不入，善于变化，又能水滴石穿，因此能够以柔胜刚。
而四渡赤水中，毛主席用兵正如行云流水，通过在不断运动中寻找战机，损刚益柔，变损为易，从自身困境中寻找突破，变成敌人的困境。正是《孙子兵法》所说的“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进入二十一世纪，液晶屏幕开始取代CRT显像管，在国外轻薄的液晶彩电的冲击下，国内传统的那种笨重的大彩电，迅速被市场淘汰。
为了解决困境，2005年下半年，国内的彩电巨头TCL、创维、康佳、长虹与深圳政府合资成立聚龙光电公司，联合寻求液晶屏生产线。但是当时掌握该技术的国外企业或是不愿转让技术，或是要收取高昂的转让费。
无奈之下，它们又将目光转移回国内，并发现京东方具有建设生产线的能力和知识产权。于是在2006年5月，京东方以占股40%为聚龙光电提供技术支持，而深圳政府也许诺将重金投入生产线的建设。
这项合作一旦达成，不但中国的液晶彩电将打破国外的垄断，京东方也能借此实现更先进产品线的建设。可是，由于参与资本过多，在合作的初期产生了很多的分歧，在上液晶面板还是上液晶模组、是上6代线还是上7.5代线等问题上争论不休。
也就在这个时候，有着“液晶面板之父”称号的日本夏普趁虚而入，突然找到深圳政府，主动表示愿意提供7.5代线，并称京东方的技术不行。
由于夏普的介入，深圳政府开始动摇，聚龙联盟很快破裂，京东方也失去了在深圳建设6代线的机会。可就在联盟破裂后，夏普一改之前的承诺，要求在控股的情况下才会转让技术，双方经过一年多的谈判，终于在2007年9月宣告破裂。
而此时，京东方正在和上广电洽谈合作建设6代线，闻讯的夏普再次故技重施，找到了上广电。就在上广电被夏普的花言巧语迷惑，抛弃京东方后，夏普又随便找了个借口终止合作！
两次高次代线的建设失败，京东方接受成都的橄榄枝，无奈选择建设一条风险更小，但不具备技术优势的低世代4.5代线。不过这项决定，在未来智能手机市场爆发后，却为京东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收益。
可就当时来说，夏普的两次搅局，被认为将中国液晶屏行业整整拖后了2~3年的时间。其实从现在来看，夏普的企图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就当时来说，7.5代线的诱惑实在是太大，所以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成功。
夏普无疑是“阴险”的，如果当时选择和京东方正面对决，固然京东方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但是夏普的投入也不会小，而京东方也可能在压力下涅槃重生。而夏普选择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不断的搅局，可谓是以逸待劳，京东方不仅要为此不断奔波，更浪费了大量发展的时机。
以逸待劳之计来自于《周易》中的损卦，通过最简单的变化，将山泽损变为了风雷益。昭示了计谋的根本不是“逸”，而是通过最小最简单的改变，撬动敌人最大的力量，使其不断的疲于奔命。
在第一个案例中，管仲通过寓军于政，将另各国最为头疼的兵力、兵甲、士气等问题融入到百姓日常生活中，通过潜移默化简单的解决，使齐国在短时间内快速强大。
第二个案例中，毛主席在困境之下，通过不断的运动，寻找敌人的薄弱点进行攻击，使敌方大军疲于调动，达到“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目的。
第三个案例中，夏普利用自身科技的优势，不断的搅局，轻而易举的就狙击了京东方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