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革命的模式：我读莫比乌斯带

苏联革命的模式：我读莫比乌斯带革命的政治地理学服饰是第二个方面。同语言一样，服饰的意义也在于被织进了象征世界中，似乎日常的穿戴一下子成了关键，“颜色的不同、裤子的长短、鞋的款式，或者帽子错戴了，都有可能引起争吵、拳斗，乃至街头巷斗。”（56页）此时的服饰不再是简单的物品，而是有了革命的象征意义，外在的穿戴反映内心的信仰和指向，这是服饰政治意义的逻辑所在。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三色帽、自由树、印章等等物品都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不独法国大革命是如此，中共革命也是如此。笔者曾研究过抗战时期华北八路军士兵的衣装问题。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的一场风波就是换装，外在服装和帽饰的变化激起红军战士内心的波动，不仅红军战士如此，以致有的民众看到红军换装后，也发出疑问。另外，士兵衣装对外有标识身份的作用，但在内部，这种作用又消失了，象征作用有与无之间的转换提示我们中共政治文化的特质。因此，不管是历史当事人，还是后来的

宋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

革命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法国革命、英国革命与中国革命都是研究者笔下重要的研究对象。因其内容丰富复杂，加之史学研究理念转换的影响，革命史研究的议题、方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诸多研究范式的变化中，仍需思考的是：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革命史？这一问题的答案，也是见仁见智。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林恩·亨特著，汪珍珠译：《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以下只标明该书页数）是著名历史学家林恩·亨特的代表作。林恩·亨特是新文化史的旗手，将新文化史的理念运用到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中，这部著作是其代表作之一，因此具有研究和分析的重要价值。进一步而言，林恩·亨特不仅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和观点，而且探索了革命史的整体书写模式。

政治与社会是革命史研究中的一对重要关系。鉴于以往常常将两者割裂的情况，作者表明，本书的阐释不是通常所指的政治史或文化史，而是对形成革命政治的社会模式和文化假设所做的一种分析。（序言）她还以“莫比乌斯带”来比喻这种理念：带子的一面是政治，一面是社会，“两者相互纠缠盘绕，无法分清它们在何处开始，何处终止。”（序言）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见识的看法，政治与社会本就是一体两面，像风一样相互缠绕、纠结，无法截然分开。这提示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过于重视单一的因素可能离事实很远。那么，作者是如何落实这种“莫比乌斯带”式革命史的呢？

象征世界与真实世界

对象征世界的关注并非自革命史开始。有哲学家就指出，人的特质之一就是能够创造一些有意义的符号，当这些符号成为人类共享的信息时就会彰显它的意义，人就是在一个个符号中生活。因此，除了要关注真实的物质世界外，还要了解、研究象征世界。顾名思义，象征世界不是真实的，是象征的、观念的、想象的，这些虚拟的问题在以往的史学研究中也并不是没有人关注。王汎森观察到，近代学人刘咸炘就注意到了察势观风的理念，研究历史不仅要研究物质的世界，也要研究“势”和“风”。

对象征世界的探索似乎非常适合革命史。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法国大革命产生了词汇、语言、服饰、徽章、雕像等一系列的物质及其象征世界。这些象征世界变成了一个新的战场。林恩·亨特之所以研究这些问题，缘于她对政治的理解：“政治不是发生在限定的领域里，而是侵入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59页）其中，语言是第一个方面。书中表示：“革命语言不是简单地去反映革命变化和冲突的现实，而是将自身转化成一种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工具。”（25页）换句话说，革命语言并非是亦步亦趋地跟随现实，语言的力量也可能超越现实，建构现实。因此，对革命语言的研究就不能沿着对比现实的思路，而是将语言本身视为一个语言系统，一种文学批评的文本，观察这一文本的生产、建构过程，乃至语气、语言的氛围等等。语言的力量似乎从未受到如此重视，与实践中的革命斗争不同，新词语的发明即意味着革命的开始，“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形成两个分裂的绝对概念。”（52页）不过，分析革命修辞又不能完全离开现实世界，我们仍然需要知道革命语言的持有者、环境氛围及所指之物。

服饰是第二个方面。同语言一样，服饰的意义也在于被织进了象征世界中，似乎日常的穿戴一下子成了关键，“颜色的不同、裤子的长短、鞋的款式，或者帽子错戴了，都有可能引起争吵、拳斗，乃至街头巷斗。”（56页）此时的服饰不再是简单的物品，而是有了革命的象征意义，外在的穿戴反映内心的信仰和指向，这是服饰政治意义的逻辑所在。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三色帽、自由树、印章等等物品都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不独法国大革命是如此，中共革命也是如此。笔者曾研究过抗战时期华北八路军士兵的衣装问题。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的一场风波就是换装，外在服装和帽饰的变化激起红军战士内心的波动，不仅红军战士如此，以致有的民众看到红军换装后，也发出疑问。另外，士兵衣装对外有标识身份的作用，但在内部，这种作用又消失了，象征作用有与无之间的转换提示我们中共政治文化的特质。因此，不管是历史当事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不能不考虑服饰背后的象征意义。徽章、雕像也是如此。

革命的政治地理学

地理因素如何影响革命？这是近年来革命史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近些年来，革命史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拿出一个因素来看这个因素对革命的影响，如理性因素、情感因素、地理因素等，这样的思路能够帮助我们看到它在革命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及其影响。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这样对单一因素的强调是否会偏离了历史运动的实际情况？历史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的合力，需要考虑多种因素的发展，只考虑一个变量，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历史的复杂性。

不过，仍需承认的是，这种对单一因素的强调确实拓宽了我们对革命的认识。从本书的叙述来说，革命的政治地理学处理的问题主要是革命的传播问题，所以林恩·亨特问的问题是：“革命在何处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具体在什么地方，被哪些群体接受？谁对新价值观最感兴趣？谁负责将它们付诸行动？”（130页）为解答这些问题，她用量化的方法对选举的政治地理学做了详细的统计，最后发现，革命往往在边缘地区更受欢迎。“革命的修辞吸引了法国的边缘地区，以及居住在经济、社会和文化落后地区的人们。”（154页）不过，她也非常明白，这种量化统计数据是有缺陷的，以量化的方式统计动机固然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但无疑只能说明一部分问题，但她仍指出，对革命进行地理学的处理所引发出的相关问题仍是值得思考的。

不独法国大革命中有政治地理学问题，中共革命也同样如此。近年来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趋势，重视地理因素在中共革命展开中的重要作用。但限于材料，对于地理与革命间的链接点究竟在哪里尚有不少可挖掘之处。就地理因素而言，地理影响的好与坏本就是辩证的，随着时空的转换，地理的阻碍作用有可能变成弱者应对强者的“帮手”之一。笔者曾探讨过抗战时期冀中根据地的交通战，地处平原的游击队如何施展？如何面对强敌？这是处于相对弱势的游击队必须考虑的难题之一，于是直接处理地理问题的交通战就应运而生。不过，从这个处理过程可以看到，中共处理的是地理问题吗？真正面对的是人，是生活在一个区域上的人。梁启超在界定史学的范围时曾将天象、地形等自然界现象排除在外，其理由在于这些不是“人类情感理智所产生”。但林恩·亨特的考察提示我们，地理学因素真正发挥作用还是要在与人的互动过程中才能产生作用。地理因素的作用也要在人的因素参与进去之后才能发挥。我们固然可以考察地理因素在革命中的作用，但仍不要忘了其中的链接性角色——人，因此我们问的问题不是地理因素如何发挥作用？而是为什么地理因素会成为影响因素？

“中间人”

人不仅在地理与革命中充当链接性角色，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在研究革命的传播过程中，林恩·亨特发现，局外人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群体，他们“成为中央政府与地方人民之间的重要连接者”。（191页）

所谓“局外人”并不是一个地域或职业范畴，书中列举了局外人包括宗教局外人、社会局外人、地理局外人等。其实，局外人也可以理解为边缘人。不过，在一个范围内是局外人，在另一个空间内就可能成为局内人。这些局外人在革命的扩散过程中承担了政治和文化中间人的角色。当然，反过来说，政治和文化中间人并不都是局外人（边缘人），也可能因为其职业属性。如中小学教师很容易承担这种链接性角色，他们沟通了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传递了革命的讯息。林恩·亨特在文中举了一个卢瓦尔省的例子，这个地区的农村市镇被描绘成“公共观点的杠杆无法撬起的大山”，而要想撬动他们，就需要杠杆，而杠杆“就是像罗凯特一样的权力中间人和文化调解员所采用的微妙力量”。（199页）

这些中间人要发挥作用，自然不能单靠自己，还需要调动相关资源。书中提到了家庭、居民区、行业网络、共同的组织经历等网络的作用，其中既包括情感的联系，也包括工作空间的联系。这些资源都成为中间人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与法国大革命相同，中共革命中也有很多这种中间人角色，中小学教也是其中一种重要的职业。有研究者已注意到这一群体，称其为革命的“普罗米修斯”。不过，我们仍需提问的问题是：这些中间人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什么？固然，我们可以列举出那些社会网络的作用，但社会网络本身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人与人的接触、碰撞才是实践过程中真真切切要解决的。但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微妙的“动员术”整合到一个大的机制、大的框架中。

结语

“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成就在于构建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这是林恩·亨特对法国大革命做出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正因为这个判断使得她放弃了地域政治史的研究计划，转而研究政治文化。为了研究政治文化，她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象征政治，一个是社会网络。她认为政治与社会并没有一个先后次序，而是相互缠绕的关系，因此她想书写的是一种“莫比乌斯带”式的革命史。但这种理念的难度就在于如何落实到具体的写作中，“印刷书籍中的文字必须以线性次序出现，所以我必须选择是从政治还是社会，从文化假设还是社会模式开始。”（二十周年庆版本序言）这显示出文字书写的矛盾性。所以，要完整地理解作者所说的政治文化就要把象征与社会两个层面结合起来看。

对象征层面的探讨至今仍是革命史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之一，但随着研究内容的增加，我们要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其实，对象征层面的强调主要是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现实世界的反拨，而经历了一个时间段后，还是要回到现实世界的层面来。象征世界的元素如何影响现实世界，或者说象征世界真的一定要影响现实世界吗？

对社会层面的探讨也同样如此，笔者长期关注革命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因此对革命与社会的关系尤其关注。革命需要进入社会才能充分发挥革命的力量，社会对革命的下探有所回应才算是革命的成功。不过，这种“下探”与“回应”是不是还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呢？象征、思想、观念、想法、日常生活等等种种因素对于革命意味着什么？种种因素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或许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追寻的“莫比乌斯带”式的问题。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