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中的善与恶在线阅读：也许人性中的恶超乎你的想象

人性中的善与恶在线阅读：也许人性中的恶超乎你的想象恶的最显见的形式是直接暴力，包括杀人、酷刑、残害、镇压，然而，恶也同样可以渗透到各种相对隐蔽，因此容易被忽视的文化和制度性间接暴力之中。研究和平理论的著名学者约翰·加尔顿把“暴力”定义为“任何使人无法在肉体或是思想上实现他自身潜力的限制”。汉娜·阿伦特在致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里，阿伦特把恶简洁地定义为“把人变成多余”。恶不是一个超现实、超自然的存在，而是极端不把人当人的现实制度罪行。无论是把“有用的人”当作多多益善的“螺丝钉”，还是把“无用的人”当成废料来处理，都是不把人当人，都是把人当成多余之物，都是对人的绝对非人化。恶便是这种非人化的集中显现，它的可怕在于它总是发生在看似正常的制度和社会环境里，成为一种在不知不觉中把人变成要么是施害者，要么是受害人的制度力量。将人非人化是一种制度性的人性戕害，也是对人的个性毁灭。制度性的暴力摧毁和取消人之所以为人的个体价值，使人成为“多余”，阿伦特

对于著名学者徐贲教授来说，他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恶”。“恶”虽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词，但对于“恶”的严肃讨论并不经常出现在经典著作中。相反，在一些并不为大众熟知的作品中，对“恶”的研究更能引人深思。

徐贲教授在他的新书《经典之外的阅读》一书中，通过对《房间里的大象》《酸葡萄》等非经典著作的解读，表达了自己对于人性中的恶的深刻思考。

有关人性的讨论自古至今都没有停止过。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似乎是个无解的问题。然而，在经历了20世纪的战争和大屠杀等人道灾难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人性本善”，转而关注国家之恶以及人性之恶。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是最早、最持续关注“恶”的思考者，直到她1975年去世。随着纳粹极权及其大屠杀罪恶真相暴露，阿伦特提出，恶的问题将成为战后知识生活的根本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恶呢？

在致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里，阿伦特把恶简洁地定义为“把人变成多余”。恶不是一个超现实、超自然的存在，而是极端不把人当人的现实制度罪行。无论是把“有用的人”当作多多益善的“螺丝钉”，还是把“无用的人”当成废料来处理，都是不把人当人，都是把人当成多余之物，都是对人的绝对非人化。恶便是这种非人化的集中显现，它的可怕在于它总是发生在看似正常的制度和社会环境里，成为一种在不知不觉中把人变成要么是施害者，要么是受害人的制度力量。

将人非人化是一种制度性的人性戕害，也是对人的个性毁灭。制度性的暴力摧毁和取消人之所以为人的个体价值，使人成为“多余”，阿伦特称此为“人性的现代放逐”。它经常并不需要真的杀人，而是将人变为非人或废人，剥夺他们做人的尊严和权利，把他们当做予取予求的一次性用具或废弃之物。

把人变成废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根绝人的自由意志，将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想法从他们的头脑清除出去，代之以强行灌输的“正确思想”。这种从最初级教育开始的，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加强的洗脑窒息了人的意识，削弱了人的智慧，消解了人的行动勇气，使人立不起志愿、挺不起脊梁、未老先衰，头脑空空，犹如被主人豢养的家畜或牲口。

汉娜·阿伦特

恶的最显见的形式是直接暴力，包括杀人、酷刑、残害、镇压，然而，恶也同样可以渗透到各种相对隐蔽，因此容易被忽视的文化和制度性间接暴力之中。研究和平理论的著名学者约翰·加尔顿把“暴力”定义为“任何使人无法在肉体或是思想上实现他自身潜力的限制”。

恶与暴力的新形式和新特征是在专制统治方式的演变中形成的。今天专制统治的暴力形式变化多端，直接暴力已经远不是暴力的全部。事实上，人们受害最广、体会最深切的恶往往并不是由直接暴力造成的。

例如，官贵民贱的制度压迫、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遭受制度性的羞辱和权利剥夺、巨大的贫富差异、与暴富同时存在的赤贫、竭泽而渔的发展和对自然环境毁灭性的破坏、法治和公共媒体因少数人利益集团的公器私用而信用全毁，所有这些都是在暴力的间接作用和支持下发生或维持的。

在权力和金钱面前，人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无足轻重，越来越边缘化。这也是最本质意义上的非人化和人的废料化。对此，阿伦特在半个世纪前对“人成为多余”的论述仍然一语中的：“极权解决方案在极权覆灭后仍然有效，只要仍然无法以与人的价值相配的方式减轻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不幸，极权解决方式就一定有强大的诱惑力。”

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就集中体现了这种“极权之恶”。在极权社会中，人们过着双重生活，运转的是双重思维，说的是“真理部”编制的“新话”。出于对极权的恐惧，人们对“敏感”事件、议题、人物保持集体沉默，共同参与营造一个充满谎言和犬儒主义的假面社会，并投入一种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装傻游戏。

传统的善恶观认为，恶的根源是与社会规范绝对相悖的“邪毒”欲念或行为。对恶的“后灾难”思考与传统善恶观不同，它具有明确的现实问题意识。它强调，极权之所以能存在，并造成大屠杀这样的人道灾难，是因为它营造了一种新的社会规范，而绝大多数遵纪守法、安分守己的“好公民”对之泰然处之、被动自愿服从，不能做出独立的思考、判断和质疑。

发生20世纪那些不可思议的人道灾难，不只是因为少数人丧心病狂的邪恶，而且也是因为生活在“体面社会”里的“善良民众”以无条件的忍耐、配合和支持来共同作恶。

著名的米尔格伦实验（也叫“米尔格拉姆实验”）就揭示了人们会出于对权威的屈服而作恶的现象。这个实验在1961年由耶鲁大学心理学家米尔格伦设计主持。他通过发放广告招募了一些参加实验的人，这些参与者的年龄和教育背景等情况都各不相同。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被告知他们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另一位参与者——“学生”，而实际上学生是由实验人员假冒的。

“老师”和“学生”分别身处不同的房间，他们看不见彼此，但是能够隔着墙壁用声音交流。“学生”手中有一份试卷，而“老师”手中有答案。“学生”回答试题，如果回答正确了，就继续回答。如果回答错误，“老师”就需要通过一台连接着“学生”的电击控制器来电击“学生”对其进行惩罚。每逢回答错误，电击的伏特数就会提高一些。随着电击伏特数越来越高，“学生”就会感到疼痛，发出叫喊，表示想要停止测试。

事实上“学生”并没有被电击，这只是呈现给“老师”的假象。“老师”听到的是实验人员根据不同伏特数提前录好的反应声音。例如75伏特时嘟囔，120伏特时参与者就听到了被电击者的惨叫，150伏特时就听到被电击者说想退出实验，200伏特时大叫“血管里的血都冻住了”，300伏特时拒绝回答问题，超过330伏特时静默。

许多“老师”在到达一定伏特数之后都对实验表示质疑，希望暂停实验。但是在获得了他们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保证，且在实验人员要求他们继续实验之后，他们继续了实验。

实验人员规定，直到电击达到450伏特并持续三次后，实验才会停止。而在实验结束后，40个参与者中有26个人都达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尽管他们都表现出不舒服或者质疑，或中途要求暂停，但他们最终还是继续了实验。没有参与者在到达300伏特之前坚持要求停下。

尽管这一实验遭到了科学伦理的批评，但也直观生动地反映出了人们不敢违背权威(也就是实验中实验人员的要求)的心态，为了服从权威，人们甚至会作出一些违背人性的事情。

这一实验发生在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的耶路撒冷审判之后。在二战时，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和屠杀作业大部分都是由艾希曼负责的。但是在审判中，艾希曼面对罪行的控诉，都是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来回应。于是，米尔格伦设计了这个实验，试图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地服从了上级的命令”。

然而，即使他们只是在单纯地服从命令，也不代表这不是一种罪恶。针对艾希曼的审判，阿伦特曾写过《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来专门讨论此事，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的概念。简单来说，“平庸之恶”是指因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

集中营是罪恶的集中

平庸的恶不是人们传统理解的那种邪毒和阴险动机的作恶，而是一种在“作恶动机”缺席的情况下所犯下的可怕罪行。这种罪行是在政治统治制度和社会话语中被“正常”化的，因此更加残忍，也更难以察觉。

阿伦特强调，不能把恶的行为只是当做人性内在败坏的外部表现，而是应当认清，恶是具体个人实实在在的社会和政治行为。这种行为的动机经常是平凡寻常、平庸无奇、司空见惯的。这样的动机让此行为成为“平庸之恶”。

之所以会出现“平庸之恶”，是因为人的天性就是求自保自利，因此在面对强大的权威时一般都不敢以自己弱小的力量来与之对抗。而且，对于小人物来说，他们还需要权威为其提供庇护。

但是，绝不能因为恶是人性使然就将恶合理化、平常化。我们能够理解恶的产生，但绝不能纵容恶的存在。把恶人认作为恶，而不是淡化为平常、单纯的过错、失误、不成功、交学费，是为了看到，恶对于人之为人，对于人应有的生活品质都是极为严重的破坏和摧残。

恶既然并非由至恶的魔鬼所造成，抗恶就不可能由至善的上帝来完成。人抵抗邪恶需要人自己作出鲜明的道德判断，只有人把某种威胁判断为恶时，他们才能坚持拒绝与它合作。

而鲜明的道德判断则需要自由的选择和理性的思考来保障。正如徐贲老师在《经典之外的阅读》一书中所说的：“人的自由是对抗恶的唯一力量，思考和判断是自由手持的矛和盾，阅读可以成为淬炼思考之矛的炉火。”

简单来说，自由的阅读和思考是对抗恶的对强有力的武器。因此，让我们一起用阅读对抗人性之恶，坚守人性中的善，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吧！

《经典之外的阅读》

作 者：徐 贲 著

通过阅读

判断恶、洞察恶、抵抗恶

- 版权信息 -

编辑：黄泓 子水

本文观点资料来自

《经典之外的阅读》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