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志明原创相声，马志明口述马派相声回眸

马志明原创相声，马志明口述马派相声回眸那时候没有京剧班，就是梆子班。梆子、评戏。我从小没听过梆子。“这梆子是怎么回事呀？”人家一听我是马三立的儿子，人家挺愿意要的，“梆子和京剧一样，是先有的梆子，后有的京剧，你学梆子基础更好……”反正就是希望我报考。因为我没有嗓子，嗓音条件不好，唱梆子、唱京剧都够呛。尤其是梆子，那个调太高。只能说呢，我喜欢武戏，像什么功架戏……《铁笼山》呐，《英雄义》呀，《艳阳楼》呀，这都是我从小爱的戏，我就奔这方向去的。我是1945年日本投降时生人，7月份。今年我55岁了。后来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那录音，播放过。因为整天在相声场子里熏呀，像什么《十八愁绕口令》呀，有些笑话呀，小段呀，我也会说两段。当时，天津电台有个编辑叫陈洪凯，这人早过世了，他有时候“哎！你来一段！少儿节目……”也有的时候念点新段子，也播。上台也不怵。在小学毕业以后呢，没听大人的，没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我就擅自报考天津戏曲学校

一个相声演员，这一辈子，要是能够……这合作伙伴搭伙啊，合作啊，一个人由始至终，几乎没有。像比较长的，像高英培，范振钰，搭伙四十年——当然最后还是散了——那就很不简单了。

在我印象里头，我父亲这一辈子搭过的伙，临时伙不算，正式搭几年以上的，大体上可以分这么几位，就是刘奎珍、耿宝林、侯一尘、张庆森、赵佩茹、王凤山，可以分这么几个阶段。

刘奎珍、耿宝林那时候，就是刚才我说的，属于这一拨儿人都在一块儿，青年时期，正在磨练的时期，今儿个我给你捧，你给我捧，比较合作长点的，就这两位。后来呢，就是侯一尘了，侯一尘相貌好，胖，剃一光头，口音也好听，他给老爷子捧，艺术上崭露头角了，到北京一炮打响，那时候就是侯一尘。后来也是散了，他呢跳到别的园子去了。

以后就搭上张庆森，张庆森呢完全是老爷子一口一口喂的，基本上，除了他的天赋条件以外，没有什么他个人的东西，是一个好捧哏的。

真正好捧哏的你应当有你自己的东西。所谓捧，就是两个手捧，托着这逗哏的。逗哏的在那儿演，你在那儿既代表观众又是演员，他是双重的身份。他能够烘托气氛，补这逗哏的不足。所以谓能做到这点的，就不要说是你说那段我都会，我都能给你接上来，亘古一人，就是赵佩茹。为什么赵佩茹他作为捧哏的，他在天津市曲艺工作团一定级，他就定为四级，那个时候分十六级，演员级十六级，六级以上为高知，一般来说，就是能够攒底，能够担纲的主要演员，像什么常宝霆啊，小岚云啊，小彩舞啊，这些人，我们老爷子，都在三级、四级。一级、二级最早没有，反右以后有了二级了，小彩舞二级，我们老爷子降为七级，那是另一回事了。

就说最早凭艺术定级，赵佩茹定为四级，那时候李润杰，十级都不止，十一级甚至于，一来时候他六十多块钱，七十多块钱，赵佩茹二百二十四。说“艺压当行人”，你要没能耐，你凭什么定二百二十四？一般的捧哏的，一百一十一块五，他二百二十四，可是没有人咬，“他这不合理”，没有。就说他的艺术，值！他值这个四级演员。他尽管是捧哏，他没傍过次角，侯宝林、小蘑菇、我们老爷子，他正式搭伙，这一生就这仨人。他是个捧哏的，但是他能够给逗哏的说活。对所有的相声他都可以够去评头品足，而且他能够给你指出来，你究竟哪点不对，哪点好，哪点不好，哪点应当怎么努力，哪点根本不能用……他说的一般地都是很正确的。同行没有不服人家的。没有好逗哏的，他逗哏，他拉着李寿增，他逗。而且他的逗哏，那是……地道！绝对是规规矩矩，是老道。赵佩茹基本上跟我大爷是一种思想，比较保守，但是他那东西好，好以后呢，他就不改。他要求别人也是这样。但是后来呢，因为有我爸爸逗哏了，他就放弃了逗哏，他就专心捧哏了。他能逗哏，他能说单口，他能说评书，他能当艺术指导。他这样的捧哏大家我估计是空前绝后了。也许，将来还能有，反正按当代中国说相声的捧哏，超过赵佩如的……甭说超过，接近他的可以说是没有。所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过世，我们老爷子相当难过。尽管从交情上不比张庆森深，但在艺术上是一大损失。

我呢，从小接触文艺界……具体说吧，就是曲艺、相声。但是我不是从小干这个相声。我最小的时候喜欢听京剧。可以说我小时候的钱没买过零食。那时候家大人给钱很少呀，给几分。在以前吧，给几百块钱，就是几分钱。我小时候100块钱就是一分钱，1000块钱就是一毛钱。给100块钱买零食去，钱都存起来，听戏去。上至马连良、梅兰芳这些大师级的艺术家我都听过，就爱这个。可是听戏呢，是花钱听。听相声呢，是白听。所以，听相声更多一点。听相声就是我哥哥马敬伯，在鸟市，天天在那说相声。我爸爸基本上是每天晚上都有相声。我只要闲下来，就上这两个地方听去。听这个还有好处——相声场子听不到一天的时候，钱下来了，有那破票呀，往一块粘，粘不上的，或者粘的挺乱的那个，也能花呀，“给你吧！”我就拿这一毛钱，出去买个煮梨，买点荸荠，买点糖豆……那时候小，也就是10岁以前吧，七八岁。

我是1945年日本投降时生人，7月份。今年我55岁了。后来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那录音，播放过。因为整天在相声场子里熏呀，像什么《十八愁绕口令》呀，有些笑话呀，小段呀，我也会说两段。当时，天津电台有个编辑叫陈洪凯，这人早过世了，他有时候“哎！你来一段！少儿节目……”也有的时候念点新段子，也播。上台也不怵。在小学毕业以后呢，没听大人的，没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我就擅自报考天津戏曲学校 ，现在叫艺术学校，过去叫戏曲学校，中专吧，就考那了。

那时候没有京剧班，就是梆子班。梆子、评戏。我从小没听过梆子。“这梆子是怎么回事呀？”人家一听我是马三立的儿子，人家挺愿意要的，“梆子和京剧一样，是先有的梆子，后有的京剧，你学梆子基础更好……”反正就是希望我报考。因为我没有嗓子，嗓音条件不好，唱梆子、唱京剧都够呛。尤其是梆子，那个调太高。只能说呢，我喜欢武戏，像什么功架戏……《铁笼山》呐，《英雄义》呀，《艳阳楼》呀，这都是我从小爱的戏，我就奔这方向去的。

考到戏校以后呢……因为咱家里是搞幽默的，就让我归到“丑”组，三花脸。生、旦、净、末、丑，自然而然归“丑”组。在“丑”组学了一年吧，那时候的老先生，陶顺义呀，赵连祥还有王宾珍，这都是我的开蒙老师。学了几出小花脸戏，像什么《女起解》呀，当然女起解是旦角第一啦，我是属于硬里子…后来就学什么……《定计化缘》、《阎王乐》、《教学》、《作文》呀……反正是学了这么几出戏。但是，总感觉力不从心，嗓子不行。我那时候名利思想比较重，一排戏呢，旦角老师总让我“你往后站点……”，让我往后站点，“别挡着角儿……”。比如说《女起解》，我（演）崇公道，按那个“丑”行说，要熬到崇公道就不错了。还让我往边上点，往后点，我心里很不痛快。干脆我不唱小花脸了。我就改了大花脸了，就是“武行”的“摔打花”，我爱这个。因为我当时的“跟斗”不坏，“抢脸猫”、“克子”呀，“倒插虎”呀，什么披着靠，翻跟斗，耍大刀，这个活，我比较得意，我比较爱这样。虽然出一身汗吧，自己感觉很舒服，“傍角儿”的。虽然不是“角儿”，但是，头一场，我得坐当间儿，这也是想成“角儿”。但是，你要让我唱武生，我不够那条件，我只能干这个，硬里子，干了五年。

那时候我基本上有搭班的条件了，差不多够个演员的水平了。一般的戏我都能演，我曾经演过《黄一刀》演姚刚，《白水滩》、《艳阳楼》都演过，这是我的正戏……

58年，反右派的斗争是57年开始的，57年是曲艺团的这个……是靠后啊，还是后来收尾又发展一批，最后定的，就是58年定的。我那时候我才十四岁，根本不懂，我们老爷子定成右派了，就戴着帽儿下放，送到农场监督改造劳动去了。我呢自认为还挺不错，我在戏曲学校很受重视，因为我爸爸在电台广播团团长、副团长，又是这个劳模，又是那个委员的，很得志。一般地有外交活动，接外宾啊，到车站啊，都有我去，给人鲜花，戴上红领巾，我自己感觉前途是一帆风顺！一年多吧，这么个过程。

后来自己感觉逐渐地冷淡了， 领导对我也不热情，甚至不理我。说个岔曲吧，上文化课，第一次感觉对我打击最大。上文化课有一个班主任兼文化教员的老师叫刘荣昌，讲这个……比较注重文学的吐字发音，戏曲学校分曲艺、唱歌呀，在这方面功夫比较深。讲四声，一个字的四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他举个例子，用一句成语说明是这四声了。是什么呢？山清水秀。他让大家跟着一块儿念：“山、晴、水、秀，山、晴、水、秀。”念着念着，我这人爱钻牛角尖儿，其他学生都跟着念，我呢一想不对呀，山跟清都是一声，都是阴平，怎么会山“晴”水秀呢？应当“山清水秀”啊，“晴”了。我就不自量力了，我举着胳膊说：“刘老师。”“干吗？”“您说那个四声‘山晴水秀’念着不舒服，我感觉这‘清’不是二声，‘清’跟‘山’都是一声，都是阴平，如果要是‘花红柳绿’就差不多了。”哎呀，我这话犯了禁了。当时这刘荣昌“啪！”一拍桌子，我那时候任何思想准备没有，我不知道我是属于二等公民，甚至三等、四等公民。“你是什么东西！这个地方有你说话的场合！同学们，你们大家注意了，他是谁？他是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马三立，他（马三立）的后代，他（马三立）的子女。他对党怀有刻骨仇恨，他利用这个破坏我们文化课。你们以后对他监督，不允许他胡说八道，不允许他乱说乱动……”给我弄了一通，那小孩儿嘛甚至都比我小，都十一、二，“唰……”都看我，我们这儿还有这么一坏人？打我一措手不及，如果我提的不对，“山晴水秀”对，“花红柳绿”不对，也不至于这样啊。从那儿我就开始意识到，只许老老实实，不要再抢出头，不该你说话的时候，千万别说话。说话----自找没趣儿。

从那时候以后，再排戏呢……说下一个戏，咱们排《金钱豹》，《金钱豹》我一想这戏那当之无愧是我的了。因为什么呢，我跟天津曲艺团有个耍叉的，一个老演员叫张涛，我跟他关系呢那时候不错，我跟他学过。说这杂耍里边的耍叉，比京剧戏里的耍叉，那要更多得多，样子也多，难度也大。如果把他的东西借鉴过来，放到西里边，那绝对是锦上添花，更好。我有这底儿，早先我又练过，我认为是我的。（结果）就是A、B、C，我连C都不是。排戏都没我的，以后凡是轮到我头上的戏都是什么四个兵啊，四个边将啊，龙套啊，摔打啊……《雁荡山》这活儿有我，摔、打都是我的，但是我决没有名儿。我就有点腻了，腻了这时候派我到天津市京剧团，那儿人不够，他们成立两个队，下手活的人少，借戏曲学校四个人，把我借去了。像什么《盗御马》啊，我就是看马的，《挑滑车》啊，我拿那轮儿，那车旗儿站在上头，让高宠一挑我就下去，就去这个。这时候认识了厉慧良，厉慧良就在我们这个演出队，角儿，那艺术绝对是高啊！一般人他也不爱理，因为有人提：“这小子是马三立的儿子。”他也就多跟我说两句，说：“你在这唱这个武行，你说你干这活儿，有什么发展？你啊听我的，干脆别干了，你回家学相声去。你放着你爸爸那相声你不拿，你在这儿学？你就是学出来，你成不了角儿。搭班吃饭没问题，但是谁不想好？你不会太好。”他一说这个，我在那混得又不好，我就幼稚了，我认为挪个地方可能政治气氛就好一点了。哎，对，我一想，我不干了，跟我爸爸一商量，到家……礼拜放假了，我说我不干了。“哎，别不干。”我说我得进曲艺团，我跟你学相声。这时候是62年，1962年。我爸爸是坚决不同意，因为我没有体会，他太有体会了。他在曲艺团的处境，要比我在戏曲学校的处境，要难得多啊！他上了台，他衣服在后台，愣让人家拿熨台给成心烫一大窟窿。他的皮猴，挂那，摘下来，拿熨台烧，烧一大窟窿，在前胸这儿，下来：“哎我皮猴……”“怎么着？我烧的，你愿意吗？你还不老实？我拿它垫着熨衣服来着。”就是欺负人。也没敢言语，就拿回来了，衣服也没法穿了。他是这种处境，他再把他儿子弄进来，他肯定不会好得了。但是我决心已下，我倒没把这看得挺重的，我把艺术上，将来发展前途上，看得很重。所以我就坚决找我们戏曲学校的领导，刘海坤啊……这些个干部，跟他们谈：“不干了，您给我转到天津市曲艺团。”当时有的 领导还是挺好的，就说：“行，我给你转，按道理你也应当是那儿去。”要说这一步走得对不对呢，现在我也不好说。因为什么呢？如果要在戏曲学校，恐怕我后来的处境要比在曲艺团强得多。终归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嘛，是属于“地富反坏右”的子弟，本人不是“地富反坏右”还是可以给出路的，党的政策还是可以给出路的。当时咱不懂政治，所以就来了。事实证明呢，还真不如在那儿，干到现在最低也是二级演员哪，二级演员要比说相声轻省多了，从个人的身体上要比现在强。因为相声这个行业外人看，很容易：嗨，不就是说话么，说话谁不会呀。尤其你要不是南方人，也不是什么农村人，你说天津北京话的都可以说相声，他这口条基本都对。看着很容易，可实际上这行越干越难学，越干越难干，越干越感觉这个深不可测、无边无沿，从艺术上来说是这样。要从人的心情上说呢，要是干别的可以表面和心理可以是两打子，不统一也可以。比如说我干手艺活儿，我缝鞋，我妈死了，我在那儿照样针针儿扎，就是不乐吧在那儿还能干活。你要说相声呢，我妈死了然后我赶上演出，我得去站到台上逗人笑，我心里是难过的，这自己跟自己相左，这可是不好受。就何况在那时候那种情况下，我就体会我们老爷子在后台是受那样的待遇，上台不报名，后台活儿都得他干，然后他又是角儿，又大轴攒底，说相声台底下再一鼓掌，他心里是酸的，脸上是乐的，要说这滋味恐怕一般人尝不到。而且干完这行以后呢，他把这个笑料、幽默的东西，他自然而然心里就比观众多得多，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求这个——包袱儿，在找笑料。找来找去就等于您在点心铺呆，天天吃您可就吃腻了，这个口福可就没了，等于缺了一福，自己这乐儿没了，然后光剩逗人乐了，这对自己来说不老太合算的。

63年正式调入曲艺团，到了曲艺团以后，开始从事相声这个行业。我基础比较好，听得太多了。我小时候就跟着周蛤蟆，周德山，周爷爷，那是我们师爷。跟着他一天到晚地生活。在我小的时候周老就不上台了，就在我们家吃饭，他是我爸爸的师父嘛。我呢，一天就跟着他。有时候他就给我说个笑话呀，他给别人说段子，别人谁说得好、坏，他评论。我多少的受到了熏陶。另外呢，跟我爸爸不是平辈，但是是同年，岁数差不多的演员都有关系，都很好。比如说刘宝瑞、耿宝林、冯立铎、张宝茹，在比我长一辈的，张寿臣，张大爷，对我都很喜欢。我也爱上别人家里串门，别人说呢，我耳朵长，多听，多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