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过年的小伙伴们，我和我的哥哥们

回家过年的小伙伴们，我和我的哥哥们（离“鸿德里”不远的“阜成信西记”至今还在）临近过年，奶奶的小脚就步履蹒跚地忙碌起来。为什么我没有爷爷？这个问题很小的时候就困扰着我。父亲说：“你爷爷死的时候，我才四岁，我的记忆里都没有你爷爷的印象。”父亲每当说到这里，声音中都会透出一丝伤感。后来我才慢慢知道，爷爷早年在老家济宁太白楼当厨师，1936年黄河决口，济宁城被淹，全家逃荒到济南，爷爷为人忠厚老实，想做点小生意又不会，就拉起了洋车，后来身体不行了，爷爷死的时候我大爷六岁，父亲四岁，还有个几个月大的小姑还在吃奶，家里穷的连口棺材都买不起，当时还是日寇统治时期，保长领着大爷和父亲两个孩子在街上挨家挨户地给人家磕头，才凑钱买了口薄皮棺材把爷爷葬在了义地。没了男人，一家人没了活路，老奶奶骂奶奶是扫帚星把他儿子克死了，她就这一个儿子，以后靠谁养老送终？奶奶跪在婆婆面前说：“您放心，您儿没了，我就是您儿，我给您养老送终。”这话说得掷地有声，几

前几天，已经退休的二哥在家庭微信群里晒出了几张最近的画作，二哥从没有学过画，这几年身体不太好，五十多岁心脏就放了好几个支架，前年办了退休手续，因为身体原因也没法出去打工，就在家看孙子，现在孙子也上幼儿园了，闲的没事儿，就自己琢磨着画画打发时间，画晒到家庭微信群里，亲戚们都一片赞扬声，二哥不满足，点名让我评价，说我是搞美术专业的，我的评价才最权威，我说：“四十多年前你就画过武松打虎，那时候可是让我把你崇拜的了不得，我觉得你从小画画就挺有天赋的”，二哥听了很是得意，我这么说当然有奉承的成分，不过当年他画的那张武松打虎确确实实让我觉得挺震撼。

二哥其实是我的堂哥，父亲兄弟两个，到了我们这一辈成了堂兄弟四个，我排行老四，上面有三个堂哥，二哥大我七岁，三哥比我大两岁，我们三个从小跟着奶奶长大，我一直到上学才回到父母身边，所以，二哥、三哥和我虽是堂兄弟，但至今就像亲兄弟一样。画武松打虎的时候二哥还在上小学，我和三哥也就四五岁的样子，有一天二哥不知道从哪里弄回来一张很大的白纸，还有一些颜料，铺在他的小床上画起来，那时候就喜欢画画的我觉得很奇怪，从来没见二哥画过画，今天怎么突然对这个感兴趣了？

二哥从小就极为淘气，别人家的熊孩子三天不打就上房揭瓦，二哥属于天天挨打天天揭瓦。他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和三哥揍哭，仿佛这是他每天的家庭作业，我俩一哭，奶奶听见就知道老二回来了，抓起扫帚疙瘩就就要揍他，二哥猴子一样躲过，转身就跑出去，奶奶的小脚追不上他，就用老家的方言骂：“你个二熊，恁奶奶的龟孙，你别回来吃饭。”把打我们当成家庭作业的二哥，真正学校的作业是从来不写的，老师让请家长，他说我奶奶不识字，来了也听不明白，最多回去揍我一顿，您就是不请她来，她一天也得揍我好几顿，气的老师干瞪眼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有一年学校开运动会，他屁颠屁颠跟着老师，非要帮老师拿发令纸，其实目的是想趁老师不注意偷几颗回来玩儿，结果，天气炎热，不知怎么一盒子发令纸在他手里炸了，手炸的全是燎泡，疼得他一溜烟直接跑回了家，这下苦了我和三哥，二哥让我们给他打来一盆凉水，他把手泡在水里降温止疼，可是水得经常换，不然一会儿不凉了手还是会疼，那时候整个胡同就一个水管，在胡同口那里，一个人去胡同口端水的时候，另一个人用扇子给他扇手，慢了屁股上就会挨一脚，把我们两个小的折腾的一下午脚不沾地的忙活。

当二哥把画好的武松打虎贴到墙上的时候，我和三哥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这张画是比着《武松打虎》连环画画的，以我们当时的欣赏水平觉得简直和原画一模一样，我说：“二哥，你太厉害了，以前还不知道你这么厉害。”二哥啪的给我头上一巴掌：“这算什么，你二哥厉害的地方多着呢，今年过年不用买年画了，就贴这个”。我说你哪里弄得这么大的白纸还有颜色，二哥神秘兮兮地说：“趁美术老师没注意，在他办公室拿地。”我说：“你这叫偷，我告诉奶奶去。”他啪的又是一巴掌，然后指着我们两个：“你们两个，谁要是敢说出去，我揍扁了他。”

（连环画《武松打虎》）

我和三哥是从来不打架的，两个人睡一个被窝筒儿，一头一个，我们这里叫通腿儿，现在的孩子恐怕不会有通腿儿的经历了。我们俩一块点心一人一半，一块水果糖也能咬开分着吃，一只冰糕放到小茶碗里插成两半你一口我一口，一直到我们都已经年过半百的今天，也没从闹过矛盾。冬日的阳光暖暖的，我和三哥就一人拿一个小板凳到胡同口外的马路边上晒太阳，过了小年儿，有人开始放鞭炮，鞭炮声一响，硝烟的味道一飘起来，就有了年味儿。济南的小街名称有学问，如果叫某某街，不管多窄，肯定两头都能走通，如果叫某某里，那就一定是死胡同。我们住的胡同叫“鸿德里”，这条胡同里一共三个院子，住着十几户人家，但是只有一个公共水管在胡同口，平时水龙头上的是没有阀门的，怕外人偷水，每户人家都有一个自己的水龙头阀门，打水的时候用自己的阀门打开水管接水，接完水再取下。用一根木棍抬着一只水桶到胡同口打水是我和三哥每天的功课。我俩坐在马路边晒太阳的时候是没人敢欺负我们的，因为整个一条街上都知道我们有个厉害的二哥，二哥曾经给街上的熊孩子们说过，俺家老三、老四，我可以揍，但是你们谁要是敢动他们一手指头，我就把他脑袋拧下来。我和三哥坐在小板凳上，看着街上的行人和各种车辆，那时候汽车极少，主要是卡车、吉普车，要是偶尔能看见一辆伏尔加轿车能让我们兴奋老半天。这条经二路老百姓都称做“二大马路”，向东连接到泉城路、解放桥，向西延伸到西市场、十二马路，二大马路的沿线，父母的家在纬三路，奶奶这里是纬八路，再向西，我的姥姥住在纬十路，一条二大马路就像一根线，穿起了我童年所有的记忆。从门口坐上1路汽车，向东过了西门就到了泉城路，老百姓管这个叫“进城”，也叫“上城里”，因为那里是以前济南的老城区，而二大马路这边就是商埠。济南因为在清朝末年自开商埠，才成为了津浦和胶济铁路交汇点上的商业重镇，也才有了这一片城外的繁华。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的“鸿德里”拆迁，建起了商场，但是马路边上的法桐树却保留了下来，前几天去看，那一溜法桐树已经老的树皮都掉光了，我童年的记忆，都长进了老树的年轮里。

（经二路上的法桐树）

临近过年，奶奶的小脚就步履蹒跚地忙碌起来。为什么我没有爷爷？这个问题很小的时候就困扰着我。父亲说：“你爷爷死的时候，我才四岁，我的记忆里都没有你爷爷的印象。”父亲每当说到这里，声音中都会透出一丝伤感。后来我才慢慢知道，爷爷早年在老家济宁太白楼当厨师，1936年黄河决口，济宁城被淹，全家逃荒到济南，爷爷为人忠厚老实，想做点小生意又不会，就拉起了洋车，后来身体不行了，爷爷死的时候我大爷六岁，父亲四岁，还有个几个月大的小姑还在吃奶，家里穷的连口棺材都买不起，当时还是日寇统治时期，保长领着大爷和父亲两个孩子在街上挨家挨户地给人家磕头，才凑钱买了口薄皮棺材把爷爷葬在了义地。没了男人，一家人没了活路，老奶奶骂奶奶是扫帚星把他儿子克死了，她就这一个儿子，以后靠谁养老送终？奶奶跪在婆婆面前说：“您放心，您儿没了，我就是您儿，我给您养老送终。”这话说得掷地有声，几天后，那个还在吃奶的小姑突然莫名其妙地死掉了，奶奶把死去的女儿埋掉，就去给人当起了奶妈，一家人才度过了难关，小姑的死，一直都是个迷，奶奶此后余生中，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奶奶生的第一个孩子其实也是个女孩儿，大姑是在日本鬼子轰炸济南的时候被吓死的，奶奶自己死了两个女儿，特别想要个孙女儿，可是一下子来了四个孙子，奶奶一直觉得她这个女人命太硬了，女孩儿在这个家里活不了，直到后来有了我妹妹，老太太乐的嘴都合不上了，珍珠宝贝一样的宠着她的小孙女儿。兵荒马乱的年月，一个小脚女人，上面有个老婆婆，下面两个年幼的孩子，要活下去有多么艰难，可想而知，可奶奶硬是用她的一双小脚为这个家撑起了一片天，她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据说老奶奶走得很安详，邻居来串门，和老人家聊了一上午天，中午人家回去做饭，奶奶送走客人，回来，发现老奶奶坐在椅子上已经没有任何痛苦的走了。1984年奶奶去世后，每年的清明，给奶奶扫墓成为了家族的节日，将近四十年过去，现在，大爷大娘都去世了，我的父母也都已经是耄耋老人，可是我们兄弟几个还是坚持每年清明去给奶奶扫墓，奶奶坚毅的性格，永远是这个家族的图腾信仰，我始终觉得，奶奶身上有我们这个民族的缩影。

（离“鸿德里”不远的“阜成信西记”至今还在）

忙年的时候，最忙的是二哥，别看他淘，可干活一点儿也不马虎，扫屋子、糊顶棚、擦玻璃，忙上忙下从不喊累，我和三哥就在旁边帮着端水盆、递抹布、刷浆糊，打着力所能及的下手。父亲曾经说，家里老二是最不吃香的，上面老大是长子长孙，家里人都高看一眼，老三年纪小都宠着，就老二从小脏活累活没少干，当初从北大槐树搬到弘德里的时候，二哥才六七岁，是他和父亲用一辆地排车搬的家，父亲拉车，二哥帮着拉套子，父亲说：“你们兄弟四个，数你二哥吃的苦多。”后来二哥长大以后，因为没读过多少书，做人又不够圆滑，厂子倒闭，他和二嫂都下岗，为了糊口当过电焊工、装修工、做过防盗门、开过黄面的，几乎什么都干过，吃了很多苦，不像三哥和我，三哥脑子活络，后来生意做的挺好，我上了大学，有个稳定的职业。因为淘气，二哥从小挨的打最多，但是奶奶、大爷、大娘，最后都是他在床前端屎端尿送的最后一程，他比谁为老人尽的孝都多。现在看着满头白发，体态臃肿还有些木讷的二哥，无论如何都无法和当年那个整天爬树上房的混小子联系起来。

年三十最兴奋的时刻到来了，父亲拿出一挂五百响的鞭炮，放在桌子上一个一个地拆开，再分成均等的三份，兄弟三个每人一份，拿到自己的那一份，小心翼翼的装进棉袄口袋里，再拿一根棉绳在炉子上点着了，就出去啪啪的放起鞭炮了。整挂的放鞭炮是不可能的奢望，别的孩子用小棍儿挑着一挂鞭炮噼里啪啦的拉挂的时候，我们只能眼馋地在旁边看着。人家说小时候缺什么，长大了就会特别喜欢收藏什么。多年以后，哥哥们都工作挣钱了，年三十的鞭炮都是整箱整箱地放，甚至有一年大哥竟然卖起了鞭炮，不知道是不是对小时候亏欠的一种补偿。这个家族在一起过年的习俗持续了很多年，奶奶去世以后，每年年夜饭我们一家还是要到大爷家去，随着孩子们的长大、成家、第三代的出生，人口越来越多，年也就越过越红火。

物质匮乏的年代，一年当中吃的最好的一顿就是年夜饭，开饭前奶奶会到胡同口烧一刀草纸，这是请家里过世的老人回来过年的意思，那还是文革后期，牌位是不敢摆的，堂屋里墙上贴着毛主席像，于是一家人就在他老人家的微笑注视下开始吃年夜饭，鱼和肉一定要有，有时候甚至会炖一锅猪头肉，光闻味儿口水从下午就没停过，当然最好吃的还是奶奶做的老家济宁口味的粉条炖鱼，不知道是不是曾经当过厨师的爷爷教给奶奶做的。我和三哥始终认为，我们的一定遗传了爷爷当厨师的基因，不然怎么会这么喜欢做菜？

吃过饭，再包完饺子，大人们和大哥就都走了，家里又只剩下奶奶和我们三个小的，奶奶就早早地让我们上床睡觉，她一个人守岁。我和三哥从被窝的两头钻进去，互相抱着对方冰冷的脚丫子，一翻身，看到对面二哥的床上面挂着那张武松打虎，老虎腾空跃起扑向武松，武松侧身弓步，双手挥舞哨棒向老虎打去，武松可真厉害，二哥可真厉害，这样想着，慢慢睡去，初一早上，第一个来拜年的，一定是隔壁的金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