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罗梅君是谁：德国汉学家罗梅君
德国汉学家罗梅君是谁：德国汉学家罗梅君前述由罗梅君教授和其学生完成的报告，共选取了七家德国主流报纸2020年1至8月间747篇以中国疫情发展变化、抗疫措施及疫情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等为主题的报道。在这些报道中，对中国表示肯定或赞赏的只占小部分，仅有4篇以“是否应该学习中国防疫经验”为主题，如强制佩戴口罩、应用数字健康码、建设应急隔离设施等。700多篇报道里大部分都在批评中国，这令她的研究团队感到惊讶：“向中国学习”是一个很少被提及的话题。这一期间德媒固定的报道模式往往是：“尽管中国遏制住了疫情，但是……”在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资助下，罗梅君和其学生新近共同完成了一项题为《新冠疫情危机背景下德国媒体的对华报道》的研究。图为报告封面。中新社发 罗梅君 供图在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资助下，罗梅君和其学生新近共同完成了一项题为《新冠疫情危机背景下德国媒体的对华报道》(译名)的研究，深入探讨了新冠危机下德国媒体描述中国时的选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柏林12月16日电 题：德国汉学家罗梅君：为什么撇开中国建设“中国能力”行不通？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是德国著名汉学家、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及该校孔子学院外方院长。罗梅君20世纪70年代曾留学北大，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德国来华留学生之一，之后又多次到北大研究和讲学。她主要研究19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转变过程，并在中德关系史和德国社会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等研究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长期致力于在德国社会推动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和促进中德学界的交流互动。
在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资助下，罗梅君和其学生新近共同完成了一项题为《新冠疫情危机背景下德国媒体的对华报道》(译名)的研究，深入探讨了新冠危机下德国媒体描述中国时的选题重点和立场倾向，并揭示其与德国国内一些政治力量主张的所谓德国“新”对华政策之间的关联。
针对“如何理解德国媒体上的中国形象”以及“德国如何更好地理解中国”两方面议题，罗梅君近日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她表示，德媒上的“中国形象”更多是关于那些生产形象或传播形象的人，而非关于(现实中的)中国——如何挑选报道主题、如何选取采访对象、媒介呈现新闻的形式等，都反映了作者的预设判断。而针对德国政界和媒体上要求撇开中国、“独立”建设“中国能力”(指对中国语言文化国情的掌握以及广义上同中国打交道的能力)的声音，罗梅君直言这不可能做到，因为学术研究如今已经全球化，每个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自行发展，今天的知识生产整体上是全球化的，不存在某一个国家“本国的科学”。
德媒展现的“中国形象”很大程度上无关中国
在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资助下，罗梅君和其学生新近共同完成了一项题为《新冠疫情危机背景下德国媒体的对华报道》的研究。图为报告封面。中新社发 罗梅君 供图
前述由罗梅君教授和其学生完成的报告，共选取了七家德国主流报纸2020年1至8月间747篇以中国疫情发展变化、抗疫措施及疫情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等为主题的报道。在这些报道中，对中国表示肯定或赞赏的只占小部分，仅有4篇以“是否应该学习中国防疫经验”为主题，如强制佩戴口罩、应用数字健康码、建设应急隔离设施等。700多篇报道里大部分都在批评中国，这令她的研究团队感到惊讶：“向中国学习”是一个很少被提及的话题。这一期间德媒固定的报道模式往往是：“尽管中国遏制住了疫情，但是……”
报告还注意到，德媒使用殖民主义时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用词(如黄祸、间谍、新冷战等)用于构建中国的“敌对形象”。《法兰克福汇报》甚至刊登了一幅具有歧视意味的嘲笑中国人戴着口罩用带“口音”的德语唱《欢乐颂》的漫画。罗梅君坦言，这是种族主义的做法。
如何理解德国社会尤其德国媒体上中国形象的变迁？罗梅君分析，受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驱动，在德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形象经历了如下变迁：在耶稣会士大规模入华和德国启蒙运动时期(17至18世纪)，由传教士和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思想家塑造的中国形象是相当正面的；进入殖民时期，在德国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变得非常负面；魏玛共和国时期，短暂出现过由左翼和左翼自由主义者塑造的正面中国形象，但很快又被纳粹时期希特勒政府所塑造的受歧视的中国形象(以及当时针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政策)所取代。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处于分裂状态的西德和东德的情形有很大不同：西德由于受反共意识形态影响，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形象是负面的；东德则在对华合作和平等互利推动下，对中国有着比较正面的认知和看法。
“但是我想强调，此处所说的仅仅是在特定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形象；在上面提到的任一时期，都同时存在反对当时的‘主流’中国形象的人物或思潮。同时，在任一时期，中国的真实状况和德国对华认知(中国在德形象)之间的差异都客观存在。在中国被介绍和描绘到德国的过程中，‘误解’本身就是‘文化转移’的一部分，因为对中国进行介绍和描绘的人都持有某种特定立场，并试图以某种方式将其立场传达给德国公众。”罗梅君表示，她的论点是，与其说“中国在德形象”反映德国社会对中国的看法，不如说它反映的是该形象的生产者或者传播者的看法。她举例指出，如何挑选报道主题、如何选取采访对象、媒介呈现新闻的形式等，反映的都是作者的预设判断。
2018年，“遇见中国——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系列中国文化展”在马克思故乡德国特里尔市举行。中新社发 李哲 摄
展现真实形象，中国为何被冠名“施加影响”？
一个屡屡被德国媒体和政客翻炒的话题是“中国在德影响力问题”。但有观察者发现，美国在德国和欧洲施加强大影响却并未成为话题。上述关于德媒涉及中国疫情报道的研究证实，德媒在报道时大量使用“体制竞争者”、“体制性对手”这样的“他者框架”，显然受到美国的影响。
柏林自由大学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Eberhard Sandschneider)近日向中新社记者表示，一个国家试着尽可能展示其正面形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正常不过的做法：美国是这么做的，欧洲是这么做的，现在中国也开始这么做，“我们不该为此批评中国”。
2019年5月，“中国故事”主题摄影展在德国柏林开幕，主办方代表在开幕式上致辞。2019年是中德两国首都北京和柏林建立友好城市25周年。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
针对这一问题，罗梅君认为，“施加影响”仅在一方与被影响的另一方存在(或声称存在)共同利益、后者愿意接受影响时才可能实现，这在当代就表现为“价值共同体”这一概念。“我只想谈论德国的情况——尽管与美国有着若干共同之处，但如今在德国媒体上要求欧盟建立一套更加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声音渐强。这表明德国对华政策中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
倘若中国在德国动辄得咎，那么改善形象又从何谈起？针对这一问题，罗梅君认为，要想短期内改变德国媒体上主流的中国形象并非易事。长期看，她希望德媒的涉华报道可以越来越平衡。
具体而言，罗梅君建议中国媒体尝试从那些被德国媒体忽视的议题，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巨大努力、成功实施规模庞大且具可持续性的植树造林计划等着手，也可选取更多能具体阐释中国消除贫困政策意义的案例。
2017年拍摄的塞罕坝林场。中新社记者 魏晞 摄
她同时建议，考虑到德国驻华记者在涉华报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一群体在中国能够获得哪些信息、见到哪些采访对象也很重要。“德国和中国记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能有助于打通双方之间不同的认知和报道传统。”
2018年10月18日，在湖南长沙参加“德国媒体湖湘文化行”大型采访活动的10家德国媒体记者走进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参观。中新社记者 杨华峰 摄
德国建设“中国能力”，撇开中国行不行？
近来，德国国内关于孔子学院的质疑声又起。如何看待德国国内一方面要求提升“中国能力”(指对中国语言文化国情的掌握以及广义上同中国打交道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要求在撇开中国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点的声音？
“我认为这不可能做到。”罗梅君直言，这就像世界各地的日耳曼语言文学(Germanistik)学科无法在脱离德国同行、或是与德国不展开交流的前提下进行建设一样。
2016年3月18日，中德两国的奖学金新生和校友代表等参加在柏林举行的中德奖学金生及校友招待会。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
她表示，合作始终非常重要，以北京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为例，早在1981年两校就建立合作关系，一开始是学者间的交流，后面又有了学生交换项目。“两校的合作非常成功，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柏林自由大学的汉学学科和北大的日耳曼语言文学学科各自的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向前发展。其它学科的合作也是如此。”
罗梅君强调，学术研究如今已经全球化，每个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自行发展。今天的知识生产整体上是全球化的，不存在某一个国家“本国的科学”。再如，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也让世人看到全球医学界如何高效紧密合作。“我认为这种国际合作的精神不能只是学术界将其视作理所当然，也有必要尽快体现到媒体上。”
2018年9月22日，柏林孔子学院日活动期间举办了“中国书法艺术工作坊”。
“我所理解的孔子学院是一座桥梁，是一个对话的论坛，代表不同的声音可以在此展开讨论。”罗梅君表示，学者本身作为桥梁和中间人的角色同样重要，“我们寻求交流，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即使是在冷战那样最艰难的时期也如此——我们还将继续坚持这么做。”(完)
专家简介：
2021年6月26日，罗梅君在施特拉尔松德孔院担任第十四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德国区决赛评委。中新社发 罗梅君供图
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德国著名汉学家，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以及该校孔子学院外方院长。罗梅君20世纪70年代曾留学北大，是新中国时期最早的德国来华留学生之一，之后又多次到北大研究和讲学。她主要研究19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转变过程，并且在中德关系史和德国的中国形象等研究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长期以来致力于在德国社会推动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和促进中德学界的交流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