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看的回忆录：我的成年与家乡

70后看的回忆录：我的成年与家乡客‬厅是间简朴上房：一张木桌，两把藤椅，三个遮着毛巾被的旧沙发，四盆花⋯⋯足见主人节俭的生活习惯和当年红军八路的传统作风。1986年3月14日，下午。在北京一条小胡同拐角处的四合院里，记者采访了解放后第一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钟‬子云同志。四十年后，1986年4月28日，中共哈尔滨市委和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举行盛大庆典活动，纪念这个光辉日子。《哈尔滨日报》开办《回顾与展望》专栏，特派记者赵连城、李兰颂赴京采访，历时一个月，克服重重困难，向十几位老同志聆听教诲，所获史料，弥足珍贵，发表特写，反响颇大。特派记者采访历史风云人物，尤其党政第一把手，本身就是新闻，文章甚为耐读。钟子云

【传媒故事类话题】

我到俄罗斯联邦滨海边疆区，从抚远联检大楼出境坐船，到黑龙江对岸下列宁斯科耶口岸联检入境；乘车至比罗比詹犹太人自治州；再由此乘电力机车赴哈巴罗夫斯克。返回时，由哈巴罗夫斯克联检乘水翼艇至下列宁斯科耶离境，再乘船过黑龙江登抚远港联检入境。对岸的人们，称黑龙江为阿穆尔河，称东北虎为乌苏里虎。想必沙俄时期，大致上就如此。

我要说的是，俄罗斯方面，对哈尔滨知之甚少，一提到佳木斯却十分地兴奋。事实上，1945年9月，家严李又然与何士徳夫妇、麦新夫妇等六人行军组，由延安行军一路至阜新，在此分手后，李又然、何士徳经宾县而抵达佳木斯，为赴合江省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延安人最早到的是合江省会佳木斯市，就叫这里是小延安。而后，延安人才奔赴的哈尔滨。

从此解放

四十年前，1946年4月28日，在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上，都是一个难忘日子。这是我党领导人民第一个接收的特大都城，是革命与建设的最重要转折点：哈尔滨当时作为特别市从此解放。

四十年后，1986年4月28日，中共哈尔滨市委和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举行盛大庆典活动，纪念这个光辉日子。《哈尔滨日报》开办《回顾与展望》专栏，特派记者赵连城、李兰颂赴京采访，历时一个月，克服重重困难，向十几位老同志聆听教诲，所获史料，弥足珍贵，发表特写，反响颇大。

特派记者采访历史风云人物，尤其党政第一把手，本身就是新闻，文章甚为耐读。

钟子云

“我那时从延安来”——钟子云访谈录

1986年3月14日，下午。在北京一条小胡同拐角处的四合院里，记者采访了解放后第一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钟‬子云同志。

客‬厅是间简朴上房：一张木桌，两把藤椅，三个遮着毛巾被的旧沙发，四盆花⋯⋯足见主人节俭的生活习惯和当年红军八路的传统作风。

“好！”操一口河北乡音的钟子云同志，高兴地回答记者问话。

他‬首先‬讲‬到自已对哈尔滨的印象和感情，特别是在解放后最初几年的经历。他说：“1945年9月初，中央派陈郁、孔原和我，以中央代表和八路军总部参议的名义去东北。这是日寇投降后，党从延安派往东北的第一批干部。当时毛主席已去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由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他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到东北后，在与苏联红军取得联系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军队和地方政权。9月5日（或6日），我们从延安出发，9月下旬到达沈阳。抵沈后才知道彭真、陈云同志已先到了。几天后，彭陈等同志与我们谈话，并分配了任务，要我带领由张家口来的一些干部去哈尔滨。10月中旬我与王建中、李桂森等20多个同志一起到了哈尔滨。此后，在苏联红军军管时期和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一直在哈尔滨工作。”

他继续说：“记得那天我带着21名同志从哈尔滨火车站下了车，天快黑了。我们只知道有个李兆麟，到哪儿联络和落脚儿，一概都不清楚。然而，就在日伪统治14年后丢下的烂摊子上，我们一方面坚持更为复杂的对敌斗争，另一方面还要组织群众恢复生产，建立可靠的大后方，以支援前线。当时，我们思想准备都还很不充分。比如，不少同志认为苏联红军接收了东北，我们一到，完会可以接收现成的；共产党为人民办事，我们来了，自然会受到理解和拥护；既然来接收，什么都能有。可是，吃、穿、住，煤、水、电，却成为困难，我们甚至连机器都没有，更多的只是进城的乐观情绪。”

“然而，”钟子云同志喝了口茶，又说： " 四二八之后建立的哈市委和市政府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一切从长计议，在放手发动和依靠群众的同时 ，严格掌握各种政策界限，积极谨慎有效地进行了建党、建军、建政工作。应该说，在当时那个相对和平的环境里，哈市委和市政府领导全市各阶层人民，不仅对东北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使我党初步摸索和掌握了一套管理大城市的办法和经验。更详细的情況，我已写在《肩负历史重任》回忆录中， 前不久转交李兰颂同志编发在《哈尔滨日报·我和哈尔滨》上了。”

他说：“我们共产党第一个接收的大城市就是哈尔滨，这座英雄而美丽的城市在人民手中四十年来的情况，由负过一定责任的同志作些回忆，是大有经验和教训可谈的。”

的确，今年恰好74岁的钟子云，早在1929年就由河北老家来到哈尔滨，并很快参加了共产党。几十年的革命经历，几‬十次‬的别离‬重访‬，他心中始终没有忘记过哈尔滨。他由煤炭工业部副部长任上离职休养后，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作为一个无畏而又正直的革命根据地的开拓者，他将对哈尔滨市人民说上一句怎样祝福的话呢？在离开那间客厅的前5分钟，钟子云同志应记者请求挥笔写道：“祝愿哈尔滨市解放四十周年，希望哈市全体人民再接再厉，取得重大的胜利！”

刘达

“我们总会有自己的尊严和礼仪的”——拜访刘达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在‬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找到‬点‬习惯性‬的小动作，而对于某些著名人物，这种习惯性的小动作一旦发生，很可能就构成新闻了。

北京的春天，温拂而和煦。我们极费周折地在颐和园后身，中共中央党校院内，找到了他的寓所。在一座小二楼的一个大单元里，他同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交谈。延安——哈尔滨——北京‬——哈尔滨，他向我们讲述了他所经历的动人心魄的战争与和平。他就是哈尔滨人大多知晓的刘达（刘成栋）同志——我们这座共产党接收的第‬一个特大城市的第一任市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清‬华大学名誉校长。

他大概刚睡‬醒午觉，或许是被我们惊扰后才起床 正式见我们之前，他在内室着实地整理了一番装束，一身板板正正的浅灰色毛料服，把这位老革命打扮得尤其庄重。他先递给我们名片，是他从上衣左上兜掏出的，那神态、举止，俨然似当年在哈尔滨与苏军官员接触时所用的外交礼仪。我们刚从东城跑到西郊，从解放后第一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钟子云家来，他说当年我军与苏军官员会晤时，对方军官身着将校呢制服，见我军官兵穿得像叫花子一样，对我们能否建设和管理好大城市持不信任态度。可我方有人当即回答说，十月革命前后，你们红军中的男子还有人穿老娘儿们的花衣服呢。放心吧，我们总会有自己的尊严和礼仪的，我们一定能建设和管理好大城市。说完这话，苏军官员放下架子而笑了，表示我们的干部很懂联共党史，此人也许正是我们服前的这位长者，当时的市长。

拜辞的片刻，我们提议为他到室外拍一张照片。在门前村下，镜头刚对准他，他突然说： “请稍等一下⋯⋯”说完，他再一次把手伸进自己上衣左上兜，娴熟而习惯地取出个小梳子，看了看从万寿山方向吹来的春风摇曳的树梢，认真地梳理了几下自己头上稀 疏的银发，又拽了拽上衣的衣襟才说，照吧！嘿，貢没想到这位大人物的习惯性小动作，竟如此考究以及有趣。人们印象中的革命者、建设者，或动刀枪，或持锤斧，哪怕别支钢笔或者架副眼镜之类呢，也极少见谁从衣兜里先掏名片又掏梳子。这大人物的小动作只是一般的习惯么，不。我们愈想愈能感觉出个中奥秘。在哈尔滨市，乘坐公共电车或汽车，经过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中医学院(原农学院）、黑龙江大学和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时，总要听到乘务员报站名，这些高校的响亮称谓，看那造型各异却都壮美伟岸的建筑群体，就自然会使人联想到这众多校舍的始建人刘达，办大学就造大楼的刘达，还有他的小梳子。他拿着那不能离身的心爱物品，也准会时常梳理大脑中沸腾而又奔流的思绪⋯⋯哈尔滨的吸引力真在于有这些名牌大学。

张平化

“无论是谁都应该学习一辈子”——张平化采访记

“老啊，不是个好事情，但谁不想老也不行！” 张平化同志在自家中国传统式四合院里接见记者时说。1986年3月22日，北京风和日丽。

“我今年79岁。”他说，“身体不坏，也不很好。越远的事情越记得，越近的事情越忘记。我在写回忆录，可脑子迟钝了，笔也不太听指挥。你让它画短点，它反而划出很长。至于腿脚嘛，也不灵活啰。”

“但是，”张平化同志操一口浓重的湘音，实在是一个风趣的尊长，打着手势继续说，“我们老同志可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呀！党的历史长，革命历史也长，老同志自然多，原本是件好事，调查、研究、顾问、回忆等一类事情很做得来，但第一线是应该让优秀的中青年干部上的，所以，党中央很准地抓了干部新老交替工作，在对于部 ‘四化‘的要求中特别列了一个 ’年轻‘⋯⋯”

“哦！”张平化同志扳着手指询问我们的年龄，“你30(李兰颂），你38（赵连城)⋯⋯我呢，在哈尔滨市做市委书记时39。这以前，我在西满分局和晋绥；再以前，是长征、井岗山，还有北伐，那就更年轻啦，一个未读完师范的学生娃。当年在哈尔滨总要下乡搞调查，不分昼夜，说走就走。走夜路，没有车子拄棍子——不是加条腿儿，而是添只眼睛。”

张平化同志说：“我去哈尔滨养病，却被指令当市委书记，管理这么大的城市，我可有点胆战心惊，好在钟子云同志诚心诚意地合作并且配合，同志间关系很正常，有不同意见就讲，定下的事办起来从不畏难。我主要是抓政策，情况复杂，经常下去搞调查研统。但有一个方便条件，东北局设在哈尔滨，请示工作容易，经常有领导同志到市里来。林枫同志虽然在东北局分管组织工作，但有一段时间，他很重视哈尔滨市郊区的土地改革，每次总是来市委一下，就到当时还属于郊区的香坊去。他有深人基层调查研究的习慨，没架子，平易近人，讲老百姓好懂的家乡话，对我们帮助很大。

“但是，” 张平化同志打着手势讲：“当时我们也碰到了两大难题：一个是减租减息的时候，农民要进城里来，到了土地改革，这就闹得更大了。从对地主来讲，租该诚，地该分，我们没意见。对地主兼资本家呢，农民坚持要在分地后进城来算剥削账，我们很被动。请示东北局城工部长王稼祥同志，他态度明确地说，这样要乱的，农民不能进城。另一个也棘手，不知谁在东北局提出发展党员要‘自报公议‘，我们下边就为难了。党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发展党的组织要遵循党的章程。‘自报公议’，只适合群众团体，这一条我们不赞成。王稼祥同志又一次支持了我们提出的正确意见。他很敢说话，以城工部长的名义向东北局反映了这一严重的问题，终于改变了一度出现的错误做法。”

“您离开哈尔滨是什么时间？”

“1949年，南下。”张平化同志满怀依恋之情地说：“哈尔滨是个很有风格和气派的特大城市，风景很好，松花江，太阳岛⋯⋯很早游泳的人就很多，我那时候也经常到水里泡一泡。这个城市，我们得来不易，管理得好更难⋯⋯”

记者乘特快列车北归，依然不时回味张平化同志寓意深长和充满情趣的谈话，伴着列车奔驰的节奏声，耳畔似乎总能听到这位井岗山时期我党的第一位县委书记，对昨天的感慨、今天的分析和明天的希望。

他的谈话，好不幽默，多有哲理，所以我们冲口而出，说：“那么，您说，你们的时代，我们的今天，所要努力的共同点是什么？”

“一个学字，足以表达。”张平化同志力劝我们茶冷换掉喝热的，又说，“孔夫子，我开始拜的。你们不会拜过。他有段自述比较符合人生法则，驳斥了一些无端的吹捧者，弟子们说他先知先觉，他自己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知天命，不逾矩。‘这话是说，我（孔子）从十五岁开始下决心学习，三十岁说话做事有了把握，四十岁知识多了，不至于迷惑；五十岁，得知天命，六十岁，逆耳之言听得进去，不是义气很大；到了七十岁便随心所欲，任何念头不越出规矩⋯⋯哈 ！前边几句很好，惟独后一句 ‘从心所欲‘，我看就有点牛皮了。总之，无论是谁都应该学习一辈子！”

饶斌

“我常想该为哈尔滨做点什么”——追访饶斌

记者从哈尔滨找到北京，又由北京追至哈尔滨，终于，1986年4月26日傍晚，在松花江畔见到了正在散步的饶斌同志。这位73岁的早期市长，微笑着对记者说：“我这个人，就是爱动，成年在外面跑，四个月两进哈尔滨，让你们追得辛苦哇！欠了你们的债，今天一定信守前约，给予补偿。”

在哈尔滨友谊宮内，来客盈门。饶斌同志和我们坐在走廊一角畅谈起来。侃侃的话语，如同历史的长卷展现在我们面前。

饶斌同志本是吉林籍人，学医的，先在沈阳，后到上海。1933年开始搞党的学运工作，1937年在太原参加了八路军一二〇师。他说：“我在1947年底到哈尔滨，开始任市委组织部长，几个月后，到政府当市长。最初，我就遇到大家普遍认为苦恼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搞大城市的经验。事情又挺复杂，有人说左，有人道右，到底怎么办？我们非弄明白才好开展工作，就首先调查工商业之间及其内部状况，统计分析了大量数据，发现主要存在五种经济形式，即，国营，私营，国家资本主义，合作社和个体户。这些调查和研究是在东北局李富春、王稼祥同志领导并指导下进行的。这时，几种经济形式的概念基本清楚了，扶持谁和制约谁等政策问题都在实际工作中陆续弄个水落石出，经过东北局负责同志准许，就没必要为 ‘左’和‘右’的问题而苦恼了。当时我们有一个信念，经济工作只要对支授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有利，真正执行公私兼顾、 劳资两利的原则，方向就是正确的。

饶斌同志说。“在‘左‘和‘右’的问题刚争论过后，有人又提出五种经济形式要以国营企业为主，给予全力的支持，反对支持私人工商业，还有个奇怪的论点是要在东北地区首先实现社会主义。我门认为五种经济形式都有存在的必要，都需要给予支持，违法者都要给予打击。后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排除了这些论调的干扰。1948年，王稼祥同志在哈尔滨主持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我有个发言，特别强调按党的七屆三中全会精神开展工作，作为经验，在会上介绍了我们抓城市经济工作的情况，尤其明确了对 ‘国家资本主义‘的工商企业政策，我们要领导、支持和控制。”

接着，饶斌同志回忆了一件在当时和现在看来都挺有识胆的往事，说：“解放初期，我们一没资本，二没技术，就决定把上海的资本家请来建厂，这也算作是改革开放吧！我邀请上海铅笔工业的民族资本家吴羹梅先生到哈尔滨来，当面向他保证原料和市场等方面的条件，鼓励他来哈尔滨做些对国家和人民更有益的事。他是开明的，我们成交了。去年，在北京召开的同济大学校友会上，才得知吴也是校友。他还表示怀念在哈开办铅笔工厂的往事呢，尤其记得我们分别以政府和私人身份谈判时的重要细节。”

饶斌同志离开哈尔滨后，大半辈子搞汽车工业，他是我国汽车工业的创始人之一。他说：“今年，我先后两次来哈尔滨，就是想在汽车工业上打主意。我初步走访子星光、伟建、林机、齿轮、客车等厂家，虽然哈尔滨汽车工业起步晚，但底子打得不错，也初步建立了基础。我认为有必要扶持一下哈尔滨的客车制造业，全国缺少客车专用底盘，现在我们的客车勉强使用‘一汽’和‘二汽’的货车底盘，耗油水平、排污能力和舒适程度都远不合乎国际标准。在全国七十几家客车厂中有11家是骨干，我看哈尔滨只要重点去抓它，很有希望从这方面搞上去。另外，东北有大森林，哈尔滨上林业专用汽车也有可观的前景，至于微型汽车，就全国来讲，天津和哈尔滨都在抓紧搞。—句话，我国汽车生产现代化，哈尔滨只要重视与全国有关汽车厂的联合，并设法把本市几家组织联合起米，将来会起很大作用的。我回北京后，要对此进行呼吁和协调。”

采访结束时，饶斌同志拉着我们的手说：“我不是客人，而是哈尔滨市人民的一员，松花江水哺育过我，我常想该为哈尔滨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