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同不相为谋经典好文(冥冥之中的说不清道不明)
道不同不相为谋经典好文(冥冥之中的说不清道不明)前不久我把伍文兄一篇文章分享给一位好朋友。好友随后跟我说邓先生有才气有思想,是奇才一个,且才识相配,因此他对人群或社会有贡献的愿力,他主要还是为思想而奋斗。末了,这位朋友问了我一句,你怎么会认识他啊? 写什么呢?对啦。“说不清道不明”正是我把《补阙并存疑》跟《西安兵变》《绕不过去的点》联系起来合着细读之后的感想! 伍文兄第一次写信给我谈《西安兵变》时就极谦逊地说过“此奉上自印本,虽订正了原书的差错,但谈史论世的基调明显落伍了,已不值得您耗费时日,而李锐老所赐大序,倒是可读之文”。书是好书。而李锐老的序正如邓兄所言自然是烛照幽微启人深思的好文。读《绕不过去的点》时,序文部分海宁鲍先生、朱正、邵建、丁东四位先生的大作亦是绝佳文字,探求历史,观照现实,实事求是,见地深刻,极具理论逻辑振聋发聩的千钧之力。我记得曾在第一时间跟伍文兄说过读鲍序和邵序的感受。 正是通过读《绕不过去的点》又“认识”了一位
文/ 读石人
《补阙并存疑——西安兵变及罗章龙另谈》是邓伍文先生继《西安兵变与前共产党人》、《绕不过去的点》之后第三部在研究整理罗章龙生平、著述过程中写下的随笔札记合集。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伍文兄在罗章龙研究一域最新的发现、推断和由此而引发的更深思考。
《西安兵变》是二零一二年九十高龄的刘淑端女士从西安寄赠予我的。刘是罗章龙最信得过的学生。当年刘淑端大姐偶尔听人说起我很关注乡贤罗章龙研究,便写信给我,复印相关资料给我,并告诉我南京的邓伍文先生是研究罗章龙的专家。就这样,因书结缘,这位被刘淑端大姐称为“侠肝义胆,热心、实诚、好学、功底硬”的邓伍文先生便成了我亦师亦友的好兄长。
这次邓伍文兄要我为《补阙并存疑》写点文字,说是要作为“师友赐序”放在书的前面部分。大家翻翻伍文兄的“研罗”三部曲看看前面两部“师友赐序”的阵容就能理解我此时的惶恐不安了。
伍文兄第一次写信给我谈《西安兵变》时就极谦逊地说过“此奉上自印本,虽订正了原书的差错,但谈史论世的基调明显落伍了,已不值得您耗费时日,而李锐老所赐大序,倒是可读之文”。书是好书。而李锐老的序正如邓兄所言自然是烛照幽微启人深思的好文。读《绕不过去的点》时,序文部分海宁鲍先生、朱正、邵建、丁东四位先生的大作亦是绝佳文字,探求历史,观照现实,实事求是,见地深刻,极具理论逻辑振聋发聩的千钧之力。我记得曾在第一时间跟伍文兄说过读鲍序和邵序的感受。
正是通过读《绕不过去的点》又“认识”了一位值得尊敬的高人邵建!他的序言(源于以前邵先生与伍文兄的一次讨论)所谈到的两个湖南伢子北大学子罗章龙、周德伟与马克思、康德、哈耶克等西方哲学的关系,两人只因读书不同而形成两个方向相反的思想与主义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这不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观念的力量吗。尤其是邵先生序言后大部分非常理性而富于激情的梳理论述让我茅塞顿开,读书人若不能从中感悟出一些道理来那是要辜负邵先生的。还有鲍先生的人品骨气一直让人称道。曾读过一些鲍在位时和他后来的一些文章,深觉鲍先生政见非凡。读过这个序,又感知并折服其史识之卓然不俗。
惶恐之余,颇有几份尴尬。心里头觉得不敢写不好写,伍文兄看得起我要我写点感想,我又不能说不写。这中间很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本来我还想跟伍文兄“说道说道”,以冀能免却出乖露丑,但一接通电话就被对方的真诚和热情所感染,只能满口答应“好好好,我写我写”。
写什么呢?对啦。“说不清道不明”正是我把《补阙并存疑》跟《西安兵变》《绕不过去的点》联系起来合着细读之后的感想!
前不久我把伍文兄一篇文章分享给一位好朋友。好友随后跟我说邓先生有才气有思想,是奇才一个,且才识相配,因此他对人群或社会有贡献的愿力,他主要还是为思想而奋斗。末了,这位朋友问了我一句,你怎么会认识他啊?
伍文兄居南京,比我年长十岁还多。他是典型的官二代,父亲在文革前就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文兄经历坎坷,下放,当兵,转业待业,摄影摄像,做编辑做学问。我是湘东浏阳乡下人,地道农家子弟,大学毕业后一直蜗居家乡这座小山城,是典型的“三门干部”。照道理,我和伍文兄成为莫逆之交的概率确实是极小极小。朋友一问,我便脱口而出:这是冥冥之中的说不清道不明啊。
罗章龙是我们浏阳人,我一直对这位乡贤既感好奇又心存敬意。邓伍文是研究罗章龙用力最勤拥有资料最全成果最丰硕的专家——这是我后来与其交往十余年得出的结论。我们两个相识相熟相知成为兄弟朋友,冥冥之中自然会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促成?我把前面提到的刘淑端大姐热情引介一节告诉了朋友。当初谁跟西安的刘大姐说起了我,已无问处,大姐都已经逝世多年了。思之不免戚然。
其实,邓伍文先生走上研究罗章龙的路子也是很偶然的。罗居北京,邓居金陵,素昧平生,并无交集,罗老本要找一个能帮他保管、整理文献资料的人,被找到的人说,干这个活我南京的兄弟比我更合适。邓伍文兄跟罗相识时,罗已是耄耋老人,邓正当盛年,两人一见如故。最后,罗章龙把自己手头所有的手迹、照片、文稿等文献资料全部交给了邓伍文。伍文兄帮他整理出了 八十余万字的回忆录《逐臣自述》,整理、校对并推动正式出版了罗的经济学代表性著作《中国国民经济史》。伍文兄把罗交给他的文献资料视作学术公器,与学界同仁共享。干这个活,伍文兄确实是最合适的人。
罗章龙是一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绕不过去的人物。按伍文兄自己的话来说,自己一不小心被绕进去了,就几十年绕不出来了!研究罗章龙真的不容易。需要胆识。主观上大家都心照不宣自觉不自觉地尽力绕开他。需要襟怀。熙熙攘攘都为名利;只为学术无涉名利,甘坐冷板凳,痴心于吃累不讨好的事没有襟怀做不到。需要才情智慧。大家都绕开了,里面肯定情况不明。需要物力财力。伍文兄干这个活全是业余,是义务,是民间立场和姿态。大家都绕着走开了,怎么偏偏就把本不相干而又最合适的邓伍文绕进去了呢?伍文兄跟我说过,跟罗老的缘分、跟罗章龙研究的缘分是注定的,绝对是冥冥之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使然。
其实,罗章龙本人——这位党史上负面符号式的代表性人物身上“天生”就笼罩着一种冥冥之中说不清道不明的迷雾,不但终其一生未曾散去,就是今天——罗已离世快三十年了,我们再去回望审视这位著名的“前共产党人”依然有种云遮雾罩的感觉。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读高中准备参加停了十年刚刚恢复不久的高考时,政治课中有个极重要的知识点便是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第四次路线斗争错误的一方就是罗章龙的分裂主义路线。罗章龙这个负面符号由此刻进了我心里。只是那时还不晓得这个分裂路线的“坏头头”是我们浏阳人。上了大学,那时候有一门公共课叫做现代革命史(实际上就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党史)。记得上课的是一位女教授,很负责,上课很有激情。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学教育还是以传授特定的知识(特定的知识有些是错误的,比如把账全算在个人头上的所谓路线斗争的提法后来就被抛弃了)为目标,而不是着力培育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但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已经开始学会独立思考了。
对着讲义听完女教授讲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那一节,我就犯糊涂了。
罗章龙坚决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米夫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不择手段地保举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新组建的中央通过决议,公开点名批判罗章龙等人,撤了罗章龙的职,开除了罗章龙的党籍。随后罗章龙牵头组织了反四中全会的“花园会议”以及“中央非常委员会”为部署进一步反王明而召开的东方饭店会议。罗章龙从此成为我党历史上第四次路线斗争——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从政治生涯的顶峰跌到了万丈深渊。
离开共产党后,罗章龙隐姓埋名潜心向学,世间少有人知道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等高等学府任教的著名经济学家、一级教授“罗仲言”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早期杰出领导人罗章龙。
就是从大学期间上“中国现代革命史”这门课开始,我就一直为我们这位老乡抱不平。心里疑问多着呢。
王明破坏组织危害革命的极左路线是错误的,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导是脱离实际瞎胡闹的,整个六届四中全会是被彻底否定的,为什么拿胳膊扭大腿奋起反抗王明、米夫而且被对方要置于死地的罗章龙又成了分裂路线的代表“永世不得翻身”呢?
花园会议、非常委员会议、“非委”组织召开的东方饭店会议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王明之流排斥打击异己在前罗章龙们被迫“分裂”于后还是我们原来以为的罗章龙因“分裂”党而被开除出党?
为什么跟罗章龙一起反王明的“中央非常委员会”的几位骨干成员后来死得非常蹊跷突然?
东方饭店事件后,王明一伙和国民党两方都对罗章龙痛下杀手,非委骨干折损太半。罗章龙被国民党那边抓捕拘押。仅次于罗章龙的“分裂路线”二号人物史文彬当时逃脱,隐姓埋名生活,若干年后主动跟八路军联系后在前往党的区委机关路上突发疾病离奇死亡。李梅羹也是我们浏阳人,北大读书时就是李大钊最得力的助手,是罗章龙六届四中全会反王明最坚定的支持者。罗章龙被捕后,李梅羹奔走呼号四处联系,设法营救,是他请蔡元培出面担保,罗章龙才得以保释出狱。事后李梅羹在儿子刚刚出生的第三天便莫名其妙地死了。李梅羹儿子李慰严先生前些年回浏阳我们还见过面,现在还保持联系。慰严先生认定父亲是被人蓄意谋害的。
那么,“狄伦次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河南大学外籍教授狄伦次在河南开封中黑枪遇害。狄在当地无冤无仇,那天傍晚本约好跟同事罗章龙外出散步,罗因故未能成行,结果身材穿着跟罗很接近的狄被人暗中开枪射杀。罗认定那黑枪本是要杀自己的,狄无辜而不幸罹难。罗章龙的回忆可信度几何?
(在河南大学任教授时的罗章龙)
在河南大学教书时,罗章龙如何跟张学良见面的,落魄的几位“非委”成员、前共产党人如何暗中帮助组织擘画了那场震惊中外的兵变?
在苏区在延安都坚决反对王明的毛泽东为何也不能理解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跟王明唱对台戏的罗章龙?新中国成立后罗章龙跟毛泽东见过面吗?“不晓得罗章龙为什么在上海另立中央,不管那时中央怎么不行,有话可以讲嘛!你也在中央嘛!你搞两个中央,不是多了一个嘛?”毛泽东这个话是什么时候跟谁说的?罗章龙当年在长沙读书时第一个响应毛泽东“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的征友呼号,毛欣然语罗:“愿结管鲍之谊”,毛泽东还称赞罗章龙“年少峥嵘屈贾才”。两人没有任何过节却有如此情谊,为何毛未能施以奥援帮其脱离窘境?若真无帮助,“恶名”贯耳的罗章龙在接连不断的运动中屡受冲击为何能冲而不倒熬过“十年”直到一九九五年以百岁高龄寿终正寝?
这些还只是我心中疑问的荦荦大端,小焉者也则不胜枚举。
罗章龙是个负面“符号”,符号看似简单,实则太抽象了,符号一个,数字无穷,加减乘除各种运算,答案太多了!研究罗章龙,罗章龙就是云遮雾罩的一个谜,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麻,就是冥冥之中的说不清道不明!
邓伍文先生这些年把自己的才情智慧、时间精力几乎全都耗在这件事情上了,凭着坚韧的意志努力地破解这个谜,理这团麻,说道这冥冥之中的说不清道不明。
冥冥者,幽深、幽暗也。再深再暗,过往的历史都为人物和事件所构成,便注定有痕迹,有逻辑,有规律,有它的内外经纬。从痕迹、逻辑、规律和历史的内在经纬入手去做严肃认真的研究,说不清道不明的人和事也终究会越说越清越道越明。伍文兄对罗章龙的研究正是如此;《西京兵变》《绕不过去的点》和这部《补阙并存疑》便是如此严肃认真研究罗章龙的心血之作。
就是今年五月份的事。中央党校的胡为雄教授一直怀疑毛泽东赠诗罗章龙、与罗章龙吟诗联句这个事,便凭自己的梳理分析,便大胆推断这个事不存在,写下并发表了题为《罗章龙忆毛泽东赠诗及二人联句诗是真的吗》的一篇长文。跟伍文兄有过深入交流尤其是看过伍文兄查找出来的资料以及伍文兄的相关考证文章之后,胡教授坦然承认自己的论断确实过于轻率站不住脚。
我跟朋友说过,也跟伍文兄说过,我特别喜欢伍文兄这些治史过程中写就的随笔。这次细读《补阙并存疑》,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了伍文兄这些文字两个特别让自己心生欢喜的地方。
一个是基于民间立场民间姿态才可能有的鲜活生猛的表达。《补阙并存疑》,从书名的拟制,我们就能感受到伍文兄这些文章在表达上的内敛和克制,把书打开随手翻翻,我们更能体味这些文章义里考据辞章相统一的严谨雅致。但这仅仅是我们感知的一面。治史随笔,理应如此。待我们静下心来沉到书里面去,我们便不难发现伍文兄的表达其实是了无挂碍率性而出。这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面。内敛克制与直白坦荡之间便形成一种张力,这种张力让我们在佩服作者分寸捏拿十分准确所致的含蓄中感受其表达的痛快淋漓。我个人觉得这个特色跟作者所取的研究立场和姿态有关。以民间立场、民间姿态来做罗章龙研究,才可能实事求是,才可能如此接地气,有真气,表达起来鲜活生猛直白无碍。
(邓伍文(右)2015年9月在非洲旅游时跟昔日战友在一起)
另一个就是知类通达由此及彼的随机妙论。这个功夫真的了不得。我只能羡慕,学不到手。伍文兄出身书香世家,就是在家庭因运动落难他们兄弟年纪轻轻要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时,家里还可以任由各自选带一些政经文史各类好书随他们一同“下放农村”。自幼便博览群书,数十年打下的学问功底异常扎实。经历坎坷阅历丰富,再加上父辈的人脉,交游广阔,伍文兄又把社会这本书也读通透了。书本读通透了,社会读通透了,穿透历史隧道,伍文兄在自己重构的历史场景中便能不时自觉地跳出问题看问题跳出问题想问题。这种思考成果的本质应该属于史论吧,这就是我之所谓知类通达由此及彼的随机妙论。在读《补阙并存疑》过程中这是最让我心动的文字。比如伍文兄在书中谈到的“宪政”与专政、领袖人物功业成败与人格分(人格牌)、逆现代政治体制与组织内部斗争的严酷等等都闪耀着批判思维的光芒。读这样的治史随笔,往往是俟其终篇,回头一望,看似已经离开主干旁逸斜出的一枝竟是格外生机勃勃格外引人注目格外惹人流连忘返。治史的意义在哪里?读史的作用在哪里?我以为都在这旁逸斜出的随机妙论里。单纯的弄清过去的真相意义终究有限,把冥冥之中的说不清道不明尽最大努力说得更清楚更明白,其终极价值应该在于更好更顺地走向未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