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苏联攻势（西方险恶攻势廉价却难防）

防御苏联攻势（西方险恶攻势廉价却难防）再例如在1954年，西方国家借助“自由匈牙利”频道广泛播撒“革命言论”。他们无限放大匈牙利改革措施中的不足，挑唆官民间的关系，最终导致匈牙利改革陷入泥潭。为挽回败局，当局不得不进行尺度更大的调整，时任匈牙利部长议会主席的纳吉·伊姆雷抛出“新方针”，对苏联在红色阵营中的绝对权威提出了挑战。这种极端的方式给阵营内部的双方都带了严重后果：匈牙利事件使“老大哥”的威信受到极大动摇，它给“大家庭”内部埋下了极为危险的裂痕；匈牙利则蒙受了惨重伤亡，国家陷入了衰退，百姓生活水平反倒下降，这更加滋生了民众的负面情绪，一切进入了令人绝望的恶性循环。更可怕的是，彼此的离心离德使得西方阵营获得了更大的操作空间。例如在1953年6月，东德爆发了一场工人大罢工。他们以反对突然增加的约10%工作量为借口，趁机向政府提出提高工资水平、改善生活条件等要求。这场罢工运动在两天内波及了整个东德，最终有超过500家企业的超过3

大概在二三十年前，收音机还流行的时候，或许有不少朋友会偶然听到一些“奇怪”的内容。事实上，这背后可能藏着一段险恶的历史。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在自己的著作《1999：不战而胜》提到了这样一件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曾针对苏联及其东欧盟友们做出了许多“和平演变”的尝试。从资料来看，从20世纪80开始，美国政府批准投入的用来在苏联社会培养“利益代言人”的资金累计就多达约900亿美元。这显然是个烧钱的工程，但话说回来，虽然这些豪掷重金的措施对搞垮对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许多相对廉价的办法反而取到了更加出其不意的效果，其中就包括（我们姑且称之为）“广播攻势”。所谓“温水煮青蛙”，苏联人就没少遭受这些东西折磨，同时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随着铁幕降临，在同敌对阵营展开对峙之时，不少美国媒体纷纷开设了一项“特殊业务”。以大名鼎鼎的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为例：冷战开始不久，自由欧洲电台就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开设了新的总部。名义上是在扩展业务，实际上，他们针对东欧各国都量身定做了新的广播内容，并想方设法在东欧各国设立了分部。

1950年7月初，自由欧洲电台借助特殊波段，用捷克语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试播。在获得成功后，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等国民众也“享受”到了这些特殊节目。此外，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等也纷纷效仿。相比于派间谍盗取机密、收买要害人物等，这种“广播攻势”乍看十分温和。有朋友要问了：西方国家胡说八道，咱不信不就完了？事实上，对方的狡猾也令人有些防不胜防。

根据资料来看，这些广播的内容绝非空洞的说教，相反，西方国家抓住了苏联百姓的命门，他们伪装成普通劳动者，以常人的视角一遍遍讲述着西方国家和政府中所谓“自由民主”的故事。在一般人看来，这不过是在聊家常，根本没什么值得警惕的。殊不知基层民众很容易对这些内容产生认同感甚至是同名，不知不觉就被套牢，直至对当局产生负面情绪。

它究竟有多险恶呢？作为“广播攻势”最重的受灾区之一，匈牙利受到的影响最大。

从资料来看，自由欧洲电台专门成立了“自由匈牙利频道”，几乎全天候地向匈牙利基层百姓讲述西式“自由民主”的美好。西方国家不厌其烦地试图唤醒匈牙利民众对政府的负面情绪，他们教唆民众向政府提出提高工资、开放言论自由、自主择业、废除强制集体化等要求，用这种方式在匈牙利制造内部分裂。这种“平易近人”的手段拢获了大批忠实听众，他们大多是小商人、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在不断的轰炸下，“广播攻势”很快就取得了效果。

例如在1953年6月，东德爆发了一场工人大罢工。他们以反对突然增加的约10%工作量为借口，趁机向政府提出提高工资水平、改善生活条件等要求。这场罢工运动在两天内波及了整个东德，最终有超过500家企业的超过30万工人参与到其中。很显然，西方国家的教唆也起到了关键作用，罢工运动开始不久，一部分参与者就将矛头对准了莫斯科政府与驻德苏军，双方爆发了激烈冲突，造成了沉重的伤亡和经济损失。

再例如在1954年，西方国家借助“自由匈牙利”频道广泛播撒“革命言论”。他们无限放大匈牙利改革措施中的不足，挑唆官民间的关系，最终导致匈牙利改革陷入泥潭。为挽回败局，当局不得不进行尺度更大的调整，时任匈牙利部长议会主席的纳吉·伊姆雷抛出“新方针”，对苏联在红色阵营中的绝对权威提出了挑战。这种极端的方式给阵营内部的双方都带了严重后果：匈牙利事件使“老大哥”的威信受到极大动摇，它给“大家庭”内部埋下了极为危险的裂痕；匈牙利则蒙受了惨重伤亡，国家陷入了衰退，百姓生活水平反倒下降，这更加滋生了民众的负面情绪，一切进入了令人绝望的恶性循环。更可怕的是，彼此的离心离德使得西方阵营获得了更大的操作空间。

当然，苏联当局并非不知晓西方国家的险恶计谋，只不过实在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想要彻底断绝对方不怀好意的广播宣传，显然是不可能的。

苏联方面最初采取广播干扰的方式进行屏蔽，西方电台见招拆招，他们频繁地更换频率，使得苏联人疲于应付。不仅如此，他们更是将广播讯号铺设到了苏联最偏远的乡村，甚至在这些地方，百姓只能收听到西方电台的节目。眼看干扰信号治标不治本，苏联当局痛下决心对设备进行了一次“大换血”：1953年，高层明确规定禁止生产和出售能够收听国外广播的短波收音机。无奈百姓手中存有的“旧货”实在太多，根据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项不完全统计，苏联民众至少拥有大约2000万台老式短波收音机，这便意味着当局“治本”的措施也无法获得预期效果。

无奈之下，当局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经费干扰外来讯号，他们在全国各地建设起密密麻麻的信号干扰塔。甚至在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召开时，一家宣传杂志不经意拍下了位于莫斯科市区的一座干扰塔，为此，当局要求杂志社进行修图，在修掉了这座塔后才批准刊登照片。仅1955年，苏联政府就白白浪费了数亿卢布用以进行广播干扰，要知道，这一数字已远超当局在广播宣传上的投入。但令人担忧的是，虽然下的本钱够重，但局势依旧在恶化：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政府采用的干扰信号的强度已经达到了正常信号的十数倍，它甚至已影响到了民众对正常广播节目的收听。

1956年，部分东欧国家对基层民众展开调查，发现竟有近七成听众在收听“境外广播”。而到了70年代，克格勃在一份官方调查中明确指出：在首都莫斯科，有超过80%的大学生和绝大多数技术型人才“光明正大”地收听西方广播，在他们看来，这根本没什么好避讳的。到了这一步，西方国家的“广播攻势”早已大获全胜，小小的收音机严重影响了苏联民众的基本认知，苏联在这场战争中输得惨败。

鼎盛时期的苏联被认为拥有平推整个西欧的军事实力，他们在外交场上咄咄逼人，很多情况下令美国都不得不忍气吞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居然被简单又廉价的广播搞得狼狈不堪，这实在是出乎意料。也正是因为在应对措施方面的不足，使得相当一部分基层民众对祖国和体制产生了怀疑，国家内部的凝聚力大大下降，从而给了外来势力可乘之机。正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段历史至今仍能够给我们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