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真正原因（希恩欧债危机的宗教根源）
欧债危机真正原因（希恩欧债危机的宗教根源）在不同学派的争论中，秩序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质被忽视了：秩序自由主义是一种包含强烈道德伦理的社会理论。其核心在于，秩序自由主义伦理根植于德国新教的社会思想。这一新教起源的学派思想在其他不同传统的地区上显得格格不入，尤其在那些受天主教和正东教影响的地区。在欧陆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秩序自由主义与其他几个新运动同时登上历史舞台。与其他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s）不同的是，秩序自由主义始终怀疑市场的自我监管能力。它认为，自由市场竞争只能通过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执行一套从经济宪法到规则条例的法律制度来加以保证。这套法律制度一方面禁止卡特尔和垄断集中，另一方面限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自由主义已经成为德国思想文化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在最近的危机中，法兰克福汇报等德国文化机构一直捍卫秩序自由主义，反对那些包括“德国平行宇宙的经济衰退”的指责声。相比于“盎格鲁-撒克逊新自由主义”
（图片来源：roll.sohu.com）
法意导言
基督教的三大教派一直在数百年的欧陆风云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时至今日他们的对当下欧洲政治经济格局仍然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力。本文于2019年发表于《共同市场研究》杂志第57卷第2期，作者米兰大学学者约瑟夫·希恩（Josef Hien）专攻政治与历史、政治经济学以及比较政治，他在本文中介绍了秩序自由主义及其与三大教派的宗教历史关系，并以此为视角剖析当下欧洲危机中欧元区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与博弈。秩序自由主义植根于新教，而大多数欧洲危机国家的社会经济伦理源于天主教和东正教。这种分歧是欧洲国家间理解危机的根源，也阻碍了对欧债危机的集体回应。
欧债危机的宗教根源
作者：Josef Hien
编译：杜清流
欧洲的秩序自由主义运动
在欧陆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秩序自由主义与其他几个新运动同时登上历史舞台。与其他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s）不同的是，秩序自由主义始终怀疑市场的自我监管能力。它认为，自由市场竞争只能通过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执行一套从经济宪法到规则条例的法律制度来加以保证。这套法律制度一方面禁止卡特尔和垄断集中，另一方面限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自由主义已经成为德国思想文化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在最近的危机中，法兰克福汇报等德国文化机构一直捍卫秩序自由主义，反对那些包括“德国平行宇宙的经济衰退”的指责声。相比于“盎格鲁-撒克逊新自由主义”，秩序自由主义更加注重对规则和条件的坚持。专家认为这也是德国对待欧洲危机态度的缩影。希腊前财政部长詹妮·瓦鲁法基斯（Gianni Varoufakis）将德国的态度立场部分归咎于在柏林和布鲁塞尔等法兰克福学派秩序自由主义的错误指导。秩序自由主义本身则持相反观点，他们反而怀疑自己目前的影响力不够大，认为德国今后应当更多地采纳他们的观点。
在不同学派的争论中，秩序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质被忽视了：秩序自由主义是一种包含强烈道德伦理的社会理论。其核心在于，秩序自由主义伦理根植于德国新教的社会思想。这一新教起源的学派思想在其他不同传统的地区上显得格格不入，尤其在那些受天主教和正东教影响的地区。
来自德国的新教的理论基础加上秩序自由主义的学术应用，威胁并显著增强了欧洲南部地区文化优势的特质，刺激南方抵御来自北方的文化侵略。这表明，即便基督教文化传承是促使欧洲统一的力量要素，然而在某些危机时期它也能造成欧洲内部的分裂。
本文的其余部分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论证和研究设计。第二部分分析了秩序自由主义作为德国新教理论的历史构成。第三部分考察危机期间德国决策者的秩序自由话语中宗教伦理的特征。第四部分分析了意大利和希腊精英对这些话语的反应，特别关注他们对天主教和东正教概念的运用。第五部分得出结论。
论证、概念和研究策略
这项研究的论点是：秩序自由主义在新教核心概念中具有强烈的道德基础。秩序自由主义与德国新教的传承与发展紧密相连，并且形成了新教派的社会经济理论。当政客们引用秩序自由主义这一概念，他们往往暗指德国新教价值理念。这些都促使秩序自由主义与欧洲南部的精英文化相悖。秩序自由主义自身不承认自己有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文化根基。
本文将继续讨论以下三个话题：
（1）新教理念体现在秩序自由主义思想之中，
（2）这些新教理念仍然存续于当代德国政治话语体系之中，
（3）新教理念和秩序自由主义激发了欧洲南部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强烈回应。
秩序自由主义与新教的关系
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魏玛学派和主流的国家经济历史学派没有能力解决当时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秩序自由主义应运而生。这段历史表明，秩序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在危机下诞生的理性的经济理论，它还是德意志理想主义、德国新教神学以及德意志帝国文化三者相互交融下的产物。它铸就了明确的德国新教社会经济理论，旗帜鲜明地对抗经典的自由放任主义，盎格鲁-撒克逊新自由主义、社会天主教以及凯恩斯主义。
弗莱堡学派（Freiburg school）的创始人欧肯（Eucken）认为，新教社会经济理论具有“历史使命”。新教牧师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是新教抵抗运动的核心人物，他的神学理论在战后发挥出巨大影响力；经济学家以及神学家康斯坦丁（Constantin von Dietze）在战后称为新教教会的主要人物；欧肯将这两位视作自己的灵魂伴侣。欧肯认为，新教徒的社会经济理论应该由新教徒而不是教会本身制定。所有秩序自由主义的早期思想家都与新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欧肯（Eucken）坚信魏玛共和国期间共产主义和纳粹的过分高涨是由于过分世俗化导致的，这是可以通过坚定对神的信仰来加以纠正的，只有重新唤起对信仰的崇敬社会和政治情况才能得到改善。在战后的经济秩序中，教会成为了三个主要的调控力量之一。
1942年，潘霍华（Bonhoeffer）要求欧肯（Eucken）、康斯坦丁（Constantin von Dietze）以及兰珀（Lampe）以基督徒专家的角色为战后德国重新绘制一幅蓝图。著名的弗莱堡备忘录（Freiburger Denkschrift）就囊括了该蓝图，继而成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石性文件。新秩序应该使每个人都能像福音派基督徒一样过上自己的生活，以一种福音派的理解方式在基督教中找到其“社会经济伦理”。
新教的理论基础将秩序自由主义和盎格鲁-撒克逊新自由主义区分开来。秩序自由主义与新教徒都知晓人类作为“圣徒和罪人”的概念，他们都遵守惩治罪恶的制度秩序。自利主义有积极的一面：它促成艰苦的工作和节俭的习惯，但它也有消极的一面：促使人们操控扭曲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自由主义认为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在于“疯狂的逐利者们对国家和社会财富的无情剥削”。因此，秩序自由主义与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截然不同，它始终怀疑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对于欧肯而言，自由的边界是秩序。经济自由应当由国家强制力通过经济宪法的方式加以保护。秩序自由主义下的国家应当为市场主体设定正确的制度框架并且执行规则。第一代的秩序自由主义与其他新自由主义者一起在20世纪30年代和 40年代共同形成议程。然而，在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的第二次会议上，欧肯被指责违反了“所有形式的监管市场协议的立法”。第二代的秩序自由主义学者们在与哈耶克的对话中一致认为包括卡特尔和垄断等经济权力的问题是次要的。
秩序自由主义以国家作为经济宪法的守护人这样的观点反映了欧陆新教对人性的态度。虽然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分支发展了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具体概念，有时甚至是彻头彻尾的反国家主义，但欧洲大陆的新教教派一直试图通过创建基督教政体来在体制上重新强化其教徒的正确行为。欧肯的思想代表着潘霍华的神学“权威-父权”的思想，认为“基于法律、责任和权威的秩序比个人自由更有分量”。
奥尔多学派反对魏玛宪法下的国家福利机构，认为它会造成道德风险，设置了错误的激励机制并且破坏了个人责任。由国家权力机构组织的无条件的社会转移最终将导致国家和社会的彻底灾难。相反，国家所做的应仅仅是去建立一个“机会平等”的平台，并促进个体的自发性。国家的福利行为需要有所节制，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让个人采取正确的道德行为，自发的摆脱苦难。国家的扶持必须是有条件的，任何无条件的转移都不是真正的团结，因为它不能激发个体的自发性。
秩序自由团结与欧洲危机分析
与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团结概念相比，秩序自由主义的特殊性更加凸显。天主教认为魏玛时期对自由市场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天主教从魏玛危机中汲取了完全不同的教训。天主教认为需要更多的社团主义和更多的社会转移。国家的福利行为不应当是有条件的，因为根据天主教的人性观，个人并非都具有相同的智力，道德和手工技能。因此，不仅需要提供机会平等的起始条件，社会还同时需要根据个体的需要确保再分配的正义。这种“原始基督教式的共产主义”（韦伯）起源于三个基督教分支，切在东正教中更为突出。东正教表现出“明显倾向于以社区为导向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尖锐地批判与西方发展有关的个人主义思想。
如果我们以“团结”这一概念为线索，沿着基督教的不同分支探索下去，我们会发现东正教和新教逐渐走向两个不同的极端。东正教最具集体主义色彩，包括兄弟之爱和神秘，新教最具个人主义色彩，包括去神秘化和理性主义，而天主教和路德教处于二者之间。
三大基督教分支有关于“团结”的概念直到今天仍然在暗暗影响着公共舆论的方向。天主教徒和那些生活在天主教国家的民众比新教徒更支持再分配政策。天主教徒强烈支持欧洲一体化，而新教徒则持怀疑态度。
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和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延斯·魏德曼（Jens Weidmann）的讲话中出现了秩序自由主义团结观及其背后的新教团结观。我分析了朔伊布勒在2010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1日的80篇演讲、采访和社论，并发现他在同一个句子或段落中至少会联系团结一词一次。朔伊布勒认为欧洲各国的生活水平超出了其负担能力是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包括社会保障过高、人均GDP过高、开销过大。作为“团结”的先决条件，以上行为必须停止。同时，朔伊布勒强调个人责任、纪律，呼吁通过道德诉求和制度激励来实现节俭行为，这不仅接近于秩序自由主义，而且体现了新教改革中的个人主义责任原则。
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延斯·魏德曼因其“在欧洲债务危机期间一贯的政策立场”于2012年获得沃尔夫拉姆·恩格斯奖。2013年，在弗赖堡举行的年度瓦尔特·欧根演讲中，他引用了欧肯研究所所长拉斯·费尔德的话，建议“所有政治家在他们的床单之间放一本欧肯的书《经济政策的原则》。自成为德国央行行长以来，魏德曼发表了106次演讲。在其中的33次演讲中，他使用了秩序自由的术语“秩序政治”(Ordnungsrahmen)和“秩序政治”(Ordnungspolitik)。魏德曼提出了几个基于秩序自由制度逻辑的制度建议。他提倡取消对成员国的预算监督，并将过于政治化和自由裁量的委员会分配给一个新的独立机构。像朔伊布勒一样，他也支持宪法债务减免，认为这将“缩减预算政治的操作空间”。
南方道德价值中的团结与信仰
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Schäuble）和他的对手瓦鲁法基斯（Varoufakis）尽管都常常在讲话中使用“团结”一词，但各自出发的角度截然不同。前者认为自己的条件方法有助于“欧洲团结”，后者称之为“财政水刑”。
具有马克思主义背景知识的希腊知识分子们重新审视东正教，并将之与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古希腊哲学思想融合，他们称新的综合体为“新东正教（neo-Orthodoxy）”。这场改革的主要人员是教育部副部长科斯塔斯（Kostas Zouraris）和哲学家兼神学家亚纳拉（Christos Yannaras）。
92%的希腊公民是希腊教会的成员，在宗教同质的基础上，他们反对由北欧价值观推动的欧洲一体化。科斯塔斯和亚纳拉利用了一种反西方的情绪，这种情绪深深根植于对西方现代性的拒绝。对他们来说，两个起源于正统神学的概念奥伊卡（Oikonomia）和阿勃伐（Apophatic）在区分北方新教和希腊文化时起着核心作用。奥伊卡（Oikonomia）指对法律、规则和法规的变通解释方法；阿勃伐（Apophatic）的意思是生活中的所有事物都是模糊且边界不明晰的，因而量化和相似性不应当一板一眼，而只能求得一个“大约”；这两点深深影响了科斯塔斯（Kostas Zouraris）和亚纳拉（Christos Yannaras）的观点。他们二人时常在公开场合讲北欧价值中的呆板性、传统性以及法律主义和希腊价值中的灵活性、自发性和坦诚性结合起来。
亚纳拉认为希腊人并不认同“永续生产的奴隶制度”，他们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而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因此，尽管存在经济问题，在采取紧缩措施之前的希腊人仍然比西欧其他人活得更幸福。希腊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Varoufakis）在救助谈判期间经常提到古希腊哲学，将伊壁鸠鲁学派的快乐、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以及索福克勒斯的不屈（Antigone）和边沁的实用主义结合起来讨论。
西方文明的绝对理性、个人主义与东正教的集体原则（communality）对比鲜明。“西欧文明是野蛮部落的产物，而希腊人才是真正的贵族。”自从1981年希腊加入欧盟以后，希腊人的信仰在政治层面以一种反西方主义的色彩发挥影响。
无独有偶，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认为欧洲过度偏重经济一体化将会伤害到欧洲文化和精神的根基。欧洲的真正实力在于艺术、哲学、政治和宗教，这些与欧盟“仅以欧元和统一市场的基础”相对立。2013年债务危机爆发的时候，阿甘本提议建立一个“拉丁帝国”来阻止欧洲的“德意志化”。阿甘本认为“人们不能要求意大利人、希腊人都像德国人一样生活”，并且提出了“退出的哲学（philosophy of exit）”中的“贸易降级（slackness in trade）”，以反对北欧的追逐利润倾向和生产力高速发展。
宗教与信仰作为南方文化认同的标志重新登上舞台，为欧元区的未来提出了不同的制度建议。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的政治家们提出了一个财政联盟，它与德国的方案大不相同。法国国家银行行长弗朗索瓦（Francois Villeroy de Galhau）在2015年表示赞成建立“经济联盟”，以补充货币联盟，包括欧洲经济政策的协调。同年，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当时的经济部长马克龙呼吁推选欧洲委员会的欧洲财政部长。意大利财政部长皮尔（Pier Carlo Padoan）提出，货币联盟将需要某种方式的财政转移，汇集欧洲的共同财务和税收。
这些提议使得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感到震惊。克莱门斯·福斯特（Clemens Fuest）和贝克尔（Becker）在《法兰克福汇报》中警告道：如果德国没有足够快速将德国财政联盟制度化，那么南欧将以“团结联盟”以及“协调欧洲经济政治层面”的姿态抢先行动。为了反对南欧的“团结联盟”，德国经济学家发起了一次非凡的防御行动，一个基于“奥尔多政治改革理念”的智库克朗伯格（Kronberger Kreis）提出了一份拒绝债务合并的报告，并提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稳定联盟”与“坚不可摧”的财政规则。与此同时，德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福斯特一再辩称，德国版的稳定联盟必须“不对公共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是一个拥有大量公共预算的中央政府”。
尾声
在本已世俗化的欧洲，宗教在危机期间作为一种文化标志重新出现了。德国关于救助政策的论述，仍然深受北欧和新教伦理思想的影响。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价值观与受天主教和东正教思想及其团结观念影响的南方社会经济伦理并不协调。学者们很快就以宗教为基础驳斥了分裂的欧洲，认为这是对韦伯理论的误读，或是对亨廷顿文明冲突的错误应用。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Schäuble）在2013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我们并不希望欧洲变得“德意志化”，我们也不要求其他人像我们一样生活，而且我们正在努力改变“新教伦理下不快乐的资本家”这一德国人的形象。
本文表明，危机和带有新教内涵的狂欢式德国话语，在欧洲南部公共知识分子中引发了宗教文化争论的复兴。在德国，这场危机导致了自1945年以来被视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国家保障的秩序自由立场的复兴。公共话语中文化多样性的复兴导致了欧洲国家之间严重的理解危机。秩序自由主义、天主教与东正教的社会思想由于对人性的假设不同而难以调和。然而，从历史上看，他们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妥协方案。二战后，“德国模式”作为一种“教派间”妥协出现，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社会经济结构，允许大量的社会保障和市场竞争。现在，欧洲需要的是类似的教派间妥协。
文章链接
翻译文章：
Josef Hien The Religious Foundations of the European Crisi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19 Volume 57. Number 2. pp. 185-204.
译者介绍
杜清流
毕业于重庆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现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学院，2017级法律硕士研究生，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坚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基础理论研究能力从根本上决定社会未来发展水平。
人生信条：创新者敢于直面冷嘲热讽，探险精神和挑战精神铸就世界的未来。
法意荐书
继《西方的重建与美国的危机》后，汇聚法意读书2017整年翻译精华的《法意看世界》（2017-2018年卷）终于推出。通过对欧美主流媒体的编译、介绍和评论，《法意看世界》旨在记录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的政治和思想变革，其关注的议题覆盖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具有很强的公共性，是一部了解西方当代思想和文化辩论的通识读物。
《新欧亚时代：危机与愿景》
（法意看世界2017年卷）
孔元 韩笑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法意看世界》集合了当代欧美世界最新的思想讨论，是了解当代政治思想走向不可多得的作品，也具备较多的收藏和资料文献价值。寒来暑往，冬去春来，法意愿意做您的一扇窗户，帮您观察记录外面的世界。您可点击新春献礼丨新欧亚时代：危机与愿景（法意看世界2017-2018年卷）了解详情，如果您感受到这份温馨体贴，那就点击“阅读原文”，剁手支持我们吧！
《法意看世界（2016年卷）
——西方的危机与美国的重建》
主编：孔元 彭飞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法意看世界——西方的危机与美国的重建》(2016年卷），仍然有少量余货，欢迎您继续选购，您可点击《法意看世界》出版｜记录动荡世界的“思想年鉴”了解详情！
责任编辑：吴彤
技术编辑：阿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