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江瑟瑟半江红全诗的风格（半江瑟瑟半江红）

小君 2023-03-20 06:02:26 163

半江瑟瑟半江红全诗的风格（半江瑟瑟半江红）在关于“枫叶荻花秋瑟瑟”中“瑟瑟”的争论中，“言声说”最终占据了上风。但“半江瑟瑟半江红”中的“瑟瑟”是对于碧色江水的描绘，却是无可争议的。当然，无论是“言色说”还是“言声说”，均非本文的关注主题，而是借此说明，“瑟瑟”不仅在唐代的文学作品中广受喜爱，还是唐代一种奢侈的工艺品。也正是这种性质，“瑟瑟”才为唐代诗人所集体钟爱。不过这种观点受到了“言声说”的质疑，“言声说”认为此处的“瑟瑟”应是被作为“枫叶”、“荻花”在秋风乍起时所发出的瑟瑟作响的状声之词，这与“瑟”为古代一种弦乐，所发之音略感萧索有关，表意直白。正如白居易对于“瑟瑟”的钟爱，唐代的其他诗人对于“瑟瑟”也青睐有加，甚至成为了唐诗中的一种现象，如：“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杜甫《石笋行·君不见益州城西门》）；“上皇初解云衣浴，珠棹时敲瑟瑟山”（陆龟蒙《开元杂题七首·汤泉》）；“玉句阑内朱帘卷，瑟瑟丝笼十二楼”（翁承赞《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这首耳熟能详的《暮江吟》，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著名作品。在这首诗中，醉吟先生形象艺术地为读者铺绘出一幅幽美韵绝的秋日暮江图，“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臻于极致，尤其是其中的“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已成为千古流传之绝句。

夕阳西下，晚霞映照，在此佳景妙境之中，以景寓情，由景至情，是诗人特定境遇下审美心理的艺术绽放，其中的“瑟瑟”也成为了整首诗中最特殊的存在。

一、

关于唐诗中“瑟瑟”的争论

正如白居易对于“瑟瑟”的钟爱，唐代的其他诗人对于“瑟瑟”也青睐有加，甚至成为了唐诗中的一种现象，如：“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杜甫《石笋行·君不见益州城西门》）；“上皇初解云衣浴，珠棹时敲瑟瑟山”（陆龟蒙《开元杂题七首·汤泉》）；“玉句阑内朱帘卷，瑟瑟丝笼十二楼”（翁承赞《柳》）；“好教载取芳菲树，剩照岷天瑟瑟波”（萧遘《成都》）；“三四仙女儿，身着瑟瑟衣”（贯休《梦游仙四首》）；“留得溪头瑟瑟波，泼成纸上猩猩色”（韦庄《乞彩笺歌》）等等。其中，白居易可能是唐代乃至历代诗人中最喜使用“瑟瑟”一词的诗人，有统计在其诗作中共使用“瑟瑟”15次，约占《全唐诗》中“瑟瑟”总使用次数的1/5，形成了白居易独特的“瑟瑟体”。

当然，各首诗对于“瑟瑟”的运用，因情境不同，意指也有所不同，以白居易为例，在其著名长诗《琵琶行》中出现的“枫叶荻花秋瑟瑟”，此处的“瑟瑟”与《暮江吟》中的“瑟瑟”代指就有明显差异。这种现象在后代的文学评论中也引起争论，并形成了“言色说”与“言声说”两种观点。“言色说”认为“枫叶荻花秋瑟瑟”中的“瑟瑟”是一种碧绿色的宝石，其固有色与枫叶、荻花之色形成呼应，构绘出一幅萧肃冷寂之画面，非常应景。明代三才子之首的杨慎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其在《升庵集》中，对“枫叶荻花秋瑟瑟”中的“瑟瑟”进行了专门的分析，认为此处的“瑟瑟本是宝名，其色碧。此句言枫叶赤、荻花白、秋色碧也”。杨升庵又列举了白居易《出府归吾庐》中的“嵩碧伊瑟瑟”、《重修香山寺毕题二十二韵以纪之》中的“两面苍苍岸，中心瑟瑟流”、《裴常侍以题蔷薇架十八韵见示因广为三十韵以和之》中的“猩猩凝血点，瑟瑟蹙金匡”、《早春忆微之》中的“沙头雨染斑斑草，水面风驱瑟瑟波”等加以佐证，认为“以瑟瑟对斑斑，对苍苍，对猩猩，岂能萧瑟乎？唐诗惟白公用瑟瑟字多。”

由此可见，杨慎认为“枫叶荻花秋瑟瑟”中的“瑟瑟”是白居易取“瑟瑟”固有之碧色，代指江面的色彩，与红枫、白荻形成色彩上的呼应关系。

不过这种观点受到了“言声说”的质疑，“言声说”认为此处的“瑟瑟”应是被作为“枫叶”、“荻花”在秋风乍起时所发出的瑟瑟作响的状声之词，这与“瑟”为古代一种弦乐，所发之音略感萧索有关，表意直白。

在关于“枫叶荻花秋瑟瑟”中“瑟瑟”的争论中，“言声说”最终占据了上风。但“半江瑟瑟半江红”中的“瑟瑟”是对于碧色江水的描绘，却是无可争议的。当然，无论是“言色说”还是“言声说”，均非本文的关注主题，而是借此说明，“瑟瑟”不仅在唐代的文学作品中广受喜爱，还是唐代一种奢侈的工艺品。也正是这种性质，“瑟瑟”才为唐代诗人所集体钟爱。

二、

何为“瑟瑟”

这种在当时声名远扬的“瑟瑟”，实际上是产自于中亚的一种矿石，是唐代“丝绸之路”重要的贸易品。上世纪五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在中山大学讲述元稹的《梦游春》诗句中的“纰软钿头裙，玲珑合欢袴”时，专门解释了“纰软钿头裙”句后所注的“瑟瑟色”，认为“瑟瑟，乃绿色透明的玻璃，都是外来之物。”[1]而关于其材质，章鸿钊先生在《石雅》一书中也做了考证，认为六朝之际出于西域的瑟瑟，与蓝宝石比较相近。[2]

天青石和天青石材质的首饰

这个有着浓郁异域色彩和名称的石料在唐朝中后期达到其流行的巅峰，至宋以后逐渐销声匿迹，明清时期虽还偶有提及，但其含义已发生了变化。

关于“瑟瑟”的记载，主要见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史籍之中，最早应出现于《魏书·西域·波斯》中：“波斯国，……土地平正，出金、银、鍮石、珊瑚、琥珀、砗磲、玛瑙，多大真珠、颇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刚……。”[3]在随后的《周书·异域传下·波斯》亦有记载：波斯国“又出白象、师子、大鸟卵、珍珠、离珠、颇黎、珊瑚、琥珀、瑠璃、马瑙、水晶、瑟瑟、金、银、鍮石、金刚……。”[4]在上两段记载中，均将“瑟瑟”与珊瑚、玛瑙、水晶、金、银等并列，说明“瑟瑟”也是一种罕见的宝石类矿物。至唐代，“瑟瑟”不仅被作为“丝绸之路”中重要的贸易品和朝贡品，还成为了深受上流社会喜爱的重要的工艺饰品和装饰物，而且也是同时期的吐蕃最为青睐的宝物之一。

劳费尔在其所著的《中国伊朗编》中认为，“瑟瑟”是出产于萨珊朝波斯的宝石，这与《魏书》的记载基本是一致的，其音“sirsir”，可能是康国（今撒马尔罕）语的译音。[5]现一般认为是对应英文单词sapphire（蓝宝石）。

在谢弗的《唐代的外来文明》中，进一步将“瑟瑟”定义为“天青石”，并指出“瑟瑟”是当时石国（今塔什库尔干）巴达克山出产的特有宝石。由于是通过唐代“丝绸之路”重镇于阗的宝石贸易获得，因而唐朝就此认为“瑟瑟”是一种典型的、来自波斯的深蓝色宝石，成为广受其时上流社会追捧的高端饰品和名贵装饰品。

三、

唐代“瑟瑟”的工艺美术特点

“瑟瑟”流行的高峰期出现于唐中后期，是最受当时上流社会尤其是女性喜爱的高端饰品之一。敦煌写本《敦煌廿咏·其九·瑟瑟监咏》对于“瑟瑟”的功用、色彩、造型都有比较细致、具体的描绘：“瑟瑟焦山下，悠悠采几年。为珠悬宝髻，作璞间金钿。色入青霄里，光浮黑碛边。世人偏重此，谁念楚材贤。”有研究认为《敦煌廿咏》大约成于公元767年前后[6]。也就是说，最迟在玄宗时期，“瑟瑟”就已广泛流行于唐代贵族妇女的饰品之中。

而且，“瑟瑟”在当时还被作为一种高端、重要的装饰材料，在《太平广记》中，详细记载了唐玄宗于华清宫中“置长汤池数十间。屋宇环迴，甃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檀香水船，至於其中。至楫棹皆饰以珠玉，又於汤池中，垒瑟瑟及檀香木为山，以状瀛洲、方丈。”[7]“每十月，帝（玄宗）幸华清宫，五宅车骑皆从，家别为队，队一色，俄五家队合，烂若万花，川谷成锦绣，国忠导以剑南旗节。遗钿堕舄，瑟瑟玑琲，狼藉于道，香闻数十里。”[8]这里的“瑟瑟”是作为一种高端的景观装饰材料，被运用于皇家园林的设计之中。《太平御览》中也有“虢国夫人夺韦氏宅造中堂，既成，召匠圬墁，授二百万赏其直，而复以金盃二、瑟瑟三斗为赏。后曾有暴风拔树，委其堂上，已而视之，略无所伤，既撤瓦以观之，皆承以木瓦，其传作精至，皆此类也”[9]的记载。

综其可见，这个时期的“瑟瑟”，已成为皇家贵族园林设计中的重要装饰物。这种富丽堂皇的景致不仅代表了当时上流社会贵族式园林设计的顶峰，也说明此时的“瑟瑟”加工技术也已极其娴熟，大可“状瀛洲、方丈”，小可制头钗、耳坠，广受贵族阶层的喜爱。

在这种奢侈风气的影响之下，“瑟瑟”受到了上流社会的广泛追逐，《新唐书》中就记有大将高仙芝征伐石国时，“破石，获瑟瑟十餘斛、黄金五六橐……”[10]；唐德宗时期，派遣内给事朱如玉到于阗采购宝物，获“圭一，珂佩五，枕一，带胯三百，簪四十，奁三十，钏十，杵三，瑟瑟百斤，并它宝等”[11]。说明这个时期的“瑟瑟”已被作为国家监管的皇家珠宝，甚至成为了当时官员贪污攫财的目标。唐敬宗时期，“福建盐铁院官卢昂坐赃，简辞穷按，乃得金床，瑟瑟枕(玉枕) 大如斗。敬宗曰:‘禁中无此，昂为吏可知矣’。”[12]用“瑟瑟”制作枕头，实可见卢昂之奢侈和贪婪，不过从工艺美术角度观之，却也是其时精湛的工艺美术能力的展现。

“瑟瑟”还受到了当时西部地区最强大的统治势力吐蕃的喜爱：“在吐蕃人看来，‘瑟瑟’比其他任何物品都要贵重，甚至比黄金还要宝贵。这些西藏人（吐蕃）将天青石看作是蓝天的象征，而且据说他们的女神的头发就带有‘瑟瑟’的颜色。”[13]基于这种认识，“瑟瑟”被吐蕃作为显示官员官衔高低的章饰，“其官之章饰，最上瑟瑟，金次之，金涂银又次之，银次之，最下至铜止，差大小，缀臂前以辨贵贱。”[14]也就是说，只有一品大员才能佩戴“瑟瑟”，“瑟瑟”在吐蕃的地位可见一斑。

受此倾向的引导，吐蕃的上流社会也形成了“其俗重汉缯而贵瑟瑟，男妇用为首饰”[15]的风气，出现于各类饰品之中，“吐蕃男子冠中国帽，妇人辫发，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而易良马”[16]。即此时的吐蕃女性，不仅发髻上以佩戴“瑟瑟珠”为贵荣，而且“瑟瑟珠”甚至有了“马价珠”之称，极其昂贵。

半江瑟瑟半江红全诗的风格（半江瑟瑟半江红）(1)

莫高窟16窟甬道北壁女供养人，瑟瑟串珠头冠与瑟瑟项链五代-宋，

此外，由于材质的晶莹剔透和光彩照人，“瑟瑟”还常被用于佛教装饰器物的制作之中，如当时的景教教友常将“瑟瑟”输入中国，用作寺院的装饰。“瑟瑟”也广泛应用于佛教器物的制作之中，如被镂刻成幡幢坠饰，与真珠、珊瑚等宝石组合，以彰显佛教的庄严和威仪。《杜阳杂编》卷下记载：“（咸通）十四年春，诏大德僧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遂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舁，仍用孔雀鹬毛饰，……其宝帐香舁不可胜纪。工巧辉焕，与日争丽。又悉珊瑚、马脑、真珠、瑟瑟缀为幡幢，计用珍宝，不啻百斛。”[17]

从上文的分析可见，流行于唐朝的“瑟瑟”，主要具有两种功能，第一，作为非常高端的装饰材料，用于皇家园林设计之中，类似于后来的太湖石，但在材料的珍稀性上完全不同；第二，制作成各种串珠作为女性饰品，如五代衣妆仍袭唐风，唐末五代初的词人欧阳炯在其《南乡子·其五·二八花钿》中也出现过对于“瑟瑟”饰品的描写：“二八花钿，胸前如雪脸如莲。耳坠金镮穿瑟瑟，霞衣窄，笑倚江头招远客。”

对于“瑟瑟”的矿石品种，历代也存有争议，主流观点认为“瑟瑟”是一种被称为“天青石”的矿石，既可垒“瀛洲、方丈”，又可“斗盛”，也有人认为高仙芝所获的十余斛“瑟瑟”是一种产于阿富汗的古称“璆琳”的青金石，还有人认为“瑟瑟”其实就是从西亚进口的一种质量精良的玻璃制品，因为当时唐朝的玻璃生产还没有能力制造出类似的蓝色透明玻璃器。因此，南宋高似孙在《纬略》中就认为：“今世所传瑟瑟，或皆炼石为之也。”陈寅恪先生认为“瑟瑟”是一种外来的绿色透明玻璃，可能也是基于此因。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瑟瑟”即今天藏区的天珠，其藏音发“丝丝”，与“瑟瑟”类似。不过这种观点相对牵强。

唐代的“瑟瑟”至宋代在中原地区就已失传，只在西南少数民族依然还保留佩戴“瑟瑟”的风俗，当时聚居在岷江上游维州的羌人“妇人多戴金花，串以瑟瑟，而穿悬珠为饰。”[18]维州区域曾属于吐蕃统治区的东缘地带，习俗同吐蕃，因而在服饰风格上还保留有当年吐蕃的特点。虽然此时的吐蕃已完全衰落，但文化的影响在此地已成为一种传统。对于此时羌族人佩戴的“瑟瑟”的材质，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这个时期的“瑟瑟”可能是一种天青石的替代品，因为12世纪流行的“瑟瑟”已逐渐被一种蓝色的人造玻璃质混合物所取代，而这种假冒的天青石很可能唐朝就已制出。这种质疑是否成立，还需进一步加以佐证。

至元代，“瑟瑟”之名称又有复兴之势，“詹事院臣启金州（属盛京，今沈阳）献瑟瑟洞，请遣使采之，帝曰：‘所宝惟贤，瑟瑟用焉。若此者，后勿复闻’。[19]”此记载一方面表现出了元仁宗的勤政廉洁，另一方面也说明至元朝，社会上对于“瑟瑟”的重视程度已大不如前。而至明代，“瑟瑟”仅成为含糊地传古时宝石之意的名词而已，被转用于人工制造的有色玻璃珠或烧料珠之类。[20]

这种来自西域的精美石料，因其优异的材质和亮丽的色彩不仅成为了高端的工艺饰品，还成为了这个时期文学作品中的颜色代指涵盖了碧、青、绿、蓝等不同层次的色彩，“半江瑟瑟半江红”也正是在这种语境之下应运而生，并作为泛指色彩的常见隐喻而被后代诗人延续，如“花梢已点猩猩血，水面初生瑟瑟纹”就是出自于南宋大诗人陆游之手。

“瑟瑟”新奇珍贵、璀璨明艳的物品本质及婉转易于入诗的语音，极易充分表达出诗人的审美意象，增添诗意和神韵，也因此成为当时诗人借喻新鲜色彩的代名词，特别是白居易以“瑟瑟”代色，构建出新鲜个性的诗歌境界，使唐宋诗歌通过对于“瑟瑟”色彩的转喻，创作出一系列生动优美的文学意象，多层面地体现出“丝绸之路”上外来名物丰润唐代工艺美术和文学作品的多彩风貌。

[1]刘隆凯整理：《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第6页

[2]章鸿钊著：《石雅》[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 年，第 66 页

[3][北齐]魏收撰：《魏书西域波斯（列传第九十）》卷102[M]，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270页

[4][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异域下·波斯（列传四十二）》卷50[M]，北京，中华书局，1971，第920页

[5][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第388页

[6]见马德：《写作年代初探》[J]，《敦煌研究》，1983年00期

[7][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华清池》卷227[M]，北京，中华书局，1961，第1741页

[8][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后妃上杨贵妃（列传第一）》卷76[M]，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3454页

[9][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珍宝部·七瑟瑟》卷808[M]，北京，中华书局，1960，第3593页

[10][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高仙芝（列传第六十）》卷135[M]，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4578页

[11][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西域上·于阗（列传一百四十六上）》卷221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6236页

[12][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卢简辞传（列传一百零二）》卷177[M]，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5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