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发展对黄河的影响（为何偏偏就富了河套）

河套发展对黄河的影响（为何偏偏就富了河套）此事发生后的第三年（1852年），一个叫王同春的人，在河北顺德府（今邢台市）东石门村出生了。曾经家境殷实的王家因为兵匪抢劫家道中落，便给新添的儿子取小名叫“进财”。后来王同春染天花导致一只眼失明。7 岁时他进了私塾，但因家境贫困只读了半年。长到13 岁的王同春，命运发生了转折：为了谋生，他一路徒步走向塞外磴口县的叔父处。河套地区数千年来的大事——黄河支流变主流。河套大地的富饶有了“天造地设”的前提势必，还需要后人的努力这个人就是被称为“河神”的王同春

河套的开垦是我久已听说的

尤其是“民生渠”三个字近年常在报纸上见到

但为什么王同春这个名儿直到现在才听得呢？

—— 顾颉刚《王同春开发河套记》

河套大地的富饶有了“天造地设”的前提

势必，还需要后人的努力

这个人就是被称为“河神”的王同春

河套地区数千年来的大事——黄河支流变主流。

此事发生后的第三年（1852年），一个叫王同春的人，在河北顺德府（今邢台市）东石门村出生了。曾经家境殷实的王家因为兵匪抢劫家道中落，便给新添的儿子取小名叫“进财”。后来王同春染天花导致一只眼失明。7 岁时他进了私塾，但因家境贫困只读了半年。长到13 岁的王同春，命运发生了转折：为了谋生，他一路徒步走向塞外磴口县的叔父处。

西部是广袤的乌兰布和大沙漠，东部为一望无垠的黄河冲积平原，磴口县就处在这二者之间。浩荡的黄河干渠从境内流出，又被分向了更为广袤的土地，令河套平原有了成为绿洲的可能。

来到磴口第5年，王同春离开了自己不喜欢的皮匠铺，到后套东部地商（河套地商，是活跃在晚清河套开发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他们包下大量荒地雇人开垦为业，在官方势力介入前，他们主导了河套地区的开发进程）郭大义手下当了一名渠工。从此，这个不识字的年轻人，与水利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磴口东去的南支成为黄河干流后，由西南向东北分出了五条支汊，靠近后套东端西山嘴的地方有一条缓缓北流的辫状河。后来，人们给它取名叫短辫子河（经过改造后称“短辫子渠”）。河畔地处交通要道，吸引了大量旅蒙商和流民聚集，从而带动了当地的垦殖业发展。后套第一批投资开渠、经营垦殖的地商便在这里应运而生了。所有地商中，四川人郭大义实力最强。

1868年夏秋时节，短辫子渠周围因为水土丰美，一下子来了上千名“雁人”（春天开荒，秋冬季节返回的内地人），这条涓涓细流周围顿时被大片耕地所围，垦殖面积扩大了十几倍。不久人们发现：这条天然灌渠淤积了！正当郭大义们束手无策时，此前不太说话言的的晚辈王同春站出来说：“后套开渠最重要的是渠口，开口位置不对，要么会被大水冲毁，要么就会淤积断流。”

众人半信半疑。人群中对他表示认可的只有一个叫张振达的晋商。他早年经营皮毛生意，在短辫子河畔开设商号“万德源”，又租种了大片荒地。接着，王同春做出了大胆预测：“短辫子渠如不改变渠口，两三年后一定会废掉！”他还举例说，以前有人利用河汊开的刚目渠、缠金渠没几年就废了，就是这个原因。郭大义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短辫子渠还是按照原来线路重新疏浚。

狼山与后套平原之间有一条断层带。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断层以北的狼山不断抬升，以南的平地则不断陷落，形成了一个断陷湖盆。后来，黄河经过多次改道冲积形成了肥沃的平原。清道光三十（1850年），黄河从乌加河改道南支，为自流灌溉提供了便利条件。

4年后，王同春的话应验了：短辫子渠口再次淤塞！

1873年，王同春被郭大义委任为渠道改造工程总管，全面负责新短辫子渠的疏浚和改造。漫长寒冬过去，黄河水终于解冻。伴随着春天到来，大批灾民再次涌入后套。王同春因势利导，将他们纳入挖渠的队伍中来。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奋战，新的短辫子渠挖成了。因为这条新渠是万德源、万太公、郭大义和王同春四家投资合开，因此改名“四大股渠”（今名通济渠）。

过去，开渠的人不懂水利，也不勘察地形，往往顺着河汊选线。而王同春开的“四大股渠”直接从黄河中开口，并且还在两侧开凿了支流，同时可浇灌两千多顷耕地。人们发现，经王同春改造后的河渠“高不病早，卑不病涝”，高处低处庄稼均能得到灌溉。光绪年间《五原厅志略》如此描述当时的状况：“耕者数百户，咸获其利。二十余年，不知歉岁。家给人足，老安少怀。”

主持开凿“四大股渠”时，王同春刚满20岁。

后套的开发是从东部慢慢开始的。当新开的“四大股渠”正在哺育良田时，后套中西部依旧被黄色的沙地和丛簇的红柳覆盖着。王同春通过几年的观察发现：后套平原大地形是平坦的，小地形却是不平坦的，甚至可以说十分复杂，平原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沙梁、碱滩、海子，还有高低起伏的山坡、野草蓬蓬的壕沟。

说起1850年黄河改道，大多数人觉得原因是：平原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因此黄河选择流向了西南方的低地。而王同春悄悄地，徒步沿着黄河北岸的各个支汊来回考察了数次——原来模糊不清的地形地势，逐渐在他脑海中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地图。通过不懈考察，他发现：平原地势“西南高，东北低”，这与大多数人的想法恰恰相反。

王同春开渠全凭民间力量，设计、施工也主要靠他总结的“土办法”。每一条渠开挖之前，他往往要在设计渠道边上插几根竹竿，并绑上灯烛。他站在一旁，通过观察火焰高低决定所挖渠道的坡度，确定渠道的走向。

从黄河故道考察归来后，王同春在1882年与郭大义分道扬镳。是年，王同春的公中（耕作单位）收留了从上千号青壮劳力，并成功从蒙古族王公（根据清代的土地制度，这一带属于蒙古族王公）手中租到了大片耕地。摸爬滚打十余年的他，开始酝酿宏伟计划：从黄河直接开口，开一条贯穿后套腹地的大渠。

要凿通那条前所未有的大渠，他需要找到一个立足的根据地。王同春在脑海中仔细地搜索着地图上那个重要的点，最终停留在一个叫“隆兴长”（今五原县城驻地）的村子中。虽说名义上叫村庄，但“隆兴长”在当时地图上并不存在。当内地形势风云变化时，后套恰恰是一块“三不管”（朝廷不管、蒙古王公不管、地方政府不管）的空白地带。这里的农业垦荒和商业开发都是由民间自发开展的。

最早看中这块地方的并非王同春。早在同治年间，退役的湘军运粮官郭向荣向达拉特旗的王爷租用了哈拉格尔河、旧河筒子周边的土地，于同治六年（1867年）开设了当时河套唯一的综合商号“隆兴长”。从那时起，它就是后套平原上的买卖中心。当时民谚云：“要买好东西去隆兴长，要骑骏马到锦绣堂。”好景不长，当老掌柜去世后，“富二代”郭鸿霖花天酒地，商号逐渐衰落。王同春趁此机会买断了隆兴长所有资产，在旧址上重建房舍，使其重新焕发生机。不久，隆兴长便积累了雄厚的资本，独占了后套商品市场。

隆兴长蒸蒸日上的日子里，也正是王同春大规模开渠的时期。作为地商的他深知，商业经营与开发垦荒必然是相辅相成的。1882年，王同春利用哈拉格尔河、张老居壕、奔巴图河等三个天然壕沟，疏浚挖通成为一条灌溉农田的河渠。到了1902年完工时，又开了支渠45条，可灌溉良田2200余顷。这条连接黄河、乌加河和乌梁素海的大渠后来改名“义和渠”——这条渠一直到今天还在惠泽后套土地。

浩浩荡荡的义和渠水从“隆兴长”总号门前穿过，纵贯于河套腹地。一条前所未有的大渠开通，不仅让王同春完成了华丽转身，也彻底改变了隆兴长的地位。在一家商号的基础上，周边很快形成了人口密集的村落。民国时的林竞在日记中这样描述它的繁华：“居民约四百余家，商店大小百家。有邮、电、垦各局……五原所属以此镇为大……故东来者，不曰住五原，而曰住隆兴长……”隆兴长最终发展成为一座边陲重镇，其名气远超过当时的五原旧县城。于是有了那首民歌：“小妹妹穿上红衣裳，咱们去逛隆兴长。”

因为隆兴长地位日渐显要，中华民国政府将五原县的行政中心迁往这里，今天五原县驻地隆兴昌镇名称即来源于“隆兴长”。可以说，没有王同春，就没有昔日隆兴长；没有隆兴长，就没有今日五原县城。

王同春似乎专为开渠而生。用其子王喆的话说：“（王同春）生平无他好，唯嗜水利若命。”有了义和渠的成功，他对开渠更加痴迷。《绥远通志稿》称他“每遇疑难渠工，俯而察，仰而思，面壁终夜，临河痴立。及豁然有悟，往往登高狂呼，临河踊跃，以为生平第一快事”。

果然，他的开渠运动一发不可收拾。从同治到光绪年间，他独立投资开渠5条：刚济渠、丰济渠、灶河渠、沙河渠、义和渠，又与人合伙开渠3条：通济渠、长济渠、塔布渠。这就是清末后套的“八大干渠”。在此基础上，他还挖通了270多条支渠和无数条小渠。经过修挖和调整，“八大干渠”到民国时期发展成为“十大干渠”。

历史学大师、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科奠基人顾颉刚说：“河套中人更只知有他，不知有国家。”作为一个可以治水的人，王同春很快被人尊为“河神”、“独眼龙王”。在当地的一处碑刻上，我看到了一段文字：“王同春凿成绥西十大干渠，开拓河套农耕事业，有功于西北边防，裨益于民生国计，实超于西南李冰父子。”

李冰父子因修都江堰名垂千古，但后套百姓觉得王同春的功劳要超过前者。

事实也的确证明，后套灌区的贡献不亚于都江堰。王同春在后套开渠总长达到4000多公里，远远超过都江堰灌渠的长度；后套水利系统在光绪年间可浇灌土地110多万亩，超过了都江堰当时浇灌土地的面积。开凿难度上，都江堰与后套不可同日而语。李冰造都江堰依靠官方力量为强大后盾，而王同春则几乎全部依靠个人资金和民间力量；都江堰工程地处湿润区，有充足的天然河道进行分流，而后套气候干燥，多数河渠全凭人力凿开。

据史料记载，王同春的河渠后来被清政府没收，后套垦荒人口几年间少了一半，耕地数量更是下降了4/5。后来冯玉祥对此深有感悟：“人们一直不重垦殖，以致大好田原白白地荒废了。王英的父亲（注：王同春）是这里一带唯一的一个努力垦荒的人……”

“绥远一省只有十八个县，而五原、临河、安北（注：今乌拉特前旗），三县是王同春开发的。一个不识字的人能够赤手空拳创出这番大事业来，那不够我们的纪念？”对于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民水利家，很多人眼里的“高冷学者”顾颉刚如此赞叹！

王同春开凿的“八大干渠”均在黄河北岸选择渠首，引水方向大致与干流呈60 度向下的倾角，引水口巧妙利用河湾环流作用，选择曲流处开口，按照此法开凿的灌渠既不干涸，也不淤积，可以实现无坝自流。同时，王同春利用黄河故道乌加河作为排干渠，将灌溉余水退入乌梁素海。今天的后套平原水系，就是在王同春开渠基础上进行完善和丰富的。

乌梁素海的蒙古语意为“杨树林海”，面积约300平方公里；湖面轮廓南北长、东西窄，形如一头戏水的海豚。清道光年间黄河改道南移后，乌拉山西部则留下了两处牛轭湖。后套清末几条大干渠修通后，多条渠水顺势汇入乌加河，原有两处湖泊汇成乌梁素海。因为有源源不断的水源注入，原本萎缩的湖面越来越大，成为河渠末梢上的一颗蓝宝石。从4000米高空俯瞰这片水面，郁郁葱葱的芦苇荡与蔚蓝的湖水形成了鲜明对照。

河套词典：

那些叫“圪旦 ( g ē d à n ) ”、 “ 圪 卜 ( g ē b o ）”的地名

在后套平原大比例尺地图上，我们会看到许多奇怪地名：以人名开头的有王老虎圪旦、沈虎圪旦、马兰圪卜、魏三圪卜、王长命圪旦；以姓氏开头的有杨家圪旦、乔家圪旦、梅家圪卜、柳家圪旦；以自然人文景观命名的有沙畔圪旦、红柳圪旦、帐房圪旦、油房圪旦等。当时进入后套垦荒者以山西人居多，他们管凸起的高地叫“圪旦”，凹陷的洼地叫“圪卜”。“大树圪旦”得名，是因为其低洼环水、周围有树。“黑泥地圪卜”村过去是个小湖，黄河改道后湖水干涸，沉淀出了黑油油的土壤，后来发展成“黑泥地圪卜”。

王同春长子王鸿曾在乌加河畔土坡上设立过“公中”，后来人们把此处形成的村子叫“大财主圪旦”。山西河曲人刘四拉垦荒的一带村庄，后来被称为“刘四拉圪旦”。为了通过水利和地产控制后套农业，后套地商们建立了一套特殊的管理体系，其核心机构就是“公中”和“牛犋”。牛犋最早指“耕作单位”，后来引申指“村落”。公中也就是“大牛犋”，一般由若干个牛犋组成。“凡地户民刑各事，都由公中取决，俨然一政府也”。现在地图上依然能看到许多叫“公中”、“牛犋”的地名。

这个河套英雄

感动了无数百姓

感动了地理学大师

却没能感动有权有势的人

1914 年一 月的某个早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被寒气笼罩着。

地理学家张相文，他就是最早提出“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的老先生——他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农商总长张謇的办公地点。几日来，他心中一直盘算考察西北的计划，希望能得到张总长支持。会晤后，张謇对此积极回应，并建议他第一站到绥远去。当张相文来到绥远省管辖的后套隆兴长时，正值当地最美的初夏时节。只见五原县城外天空明净、红柳婀娜，田中青青的小麦长了一尺多高，焕发着勃勃生机。更让他吃惊的是，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已经有成熟的灌溉系统。

张相文先生（1866—1933）

中国地理学中上接传统、下启新学的枢纽人物

晚清民国，曾担任中国地学会会长、国会众议员、北洋女子高等学校校长

张相文在骡车里偶然听人讲，这一带的河渠都出自一个叫王同春的人。张先生兴奋起来，并开始想象这个奇人的样子。没想到，下车之后第一个迎接他的正是王同春，他身体结实、两鬓微苍、笑容可掬。张或许不知，这个乐观豪爽的人曾5 次入狱，都因开渠。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耐人寻味，学术殿堂中的地理学大师与田间地头里的农民水利专家相遇了。见多识广的张相文暗暗惊讶，后套居然有这样的奇人。他回到北京后，便迫不及待地向张謇汇报此行收获。张謇听后决定聘王同春为水利顾问，对河套进行新一轮垦荒。

很多人知道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之说，却未必知道是谁首创提出的

“唯淮水发源于北岭之支麓。实继北岭正干，而为南北之界线。”

张相文《南园丛稿》文集中出现了这段关于中国南北分界线的叙述。

一年后，张謇、张相文、王同春三人约定组建一家“西通垦牧公司”，由王同春拨出乌兰脑包附近地十万八千亩作为公司基础，张謇、张相文则各出两千元作为活动资金。公司初建时的工作非常顺利，三人也都充满信心。但是，由于塞外交通闭塞，加上官吏贪婪、军队骚扰、土匪猖獗，公司常常遭受敲诈勒索，不但没能开垦土地，连牧畜养殖也宣告失败。

六年后，公司宣布解散，他们的塞外垦荒梦，破灭……

西通垦牧公司解散后，王同春又结识了正在开发西北的冯玉祥，并成为他手下的水利总工程师。1925 年农历六月二十八，王同春为开挖新渠只身跳入黄河勘察，不久就昏厥在水中。等渠工把他抬出水面，74 岁的王同春已经逝世。后来他的小儿子王喆继承父业，继续维持、完善后套水利工程。

王同春去世90多年后，有学者来到了当年送葬的地方。虽然正值盛夏，但那冷清的墓地分明让人感到了阵阵凄凉。王同春1925 年发丧时，送他的老百姓在隆兴长外排成了“十里长街”。他的10 年忌日，傅作义拨款重修祠堂，冯玉祥、阎锡山都为他撰写挽联。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人们荡舟义和渠中，供奉同春瓷像，点亮盏盏河灯，敲锣打鼓祈求风调雨顺。

很难想象，如此伟大的人物，缔造河套辉煌的人物。坟茔竟如此荒凉，常年无人祭扫

即将回程时，当地史志办的老学者武英仕老人说：“王同春死后，他的灵柩要抬回老家邢台，但隆兴长的百姓长跪不起，要求把他葬在五原。”就这样，王同春永远长眠于他毕生开垦过的土地上。

古语云：“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这“一套”最早仅指宁夏平原。经过王同春父子与后套百姓近百年的奋斗，开发较晚的后套终于也变成了“塞外粮仓”。时人曰：“由是后套垦地万顷，灌溉之利，几与宁夏相争衡矣。”后来，河套地区才有了这句新谚语：“天下黄河富河套，富了前套富后套。”

五原县城北原有纪念王同春的祠堂和他的墓地，但这些历史建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损毁，今天见到的墓碑是后来重修的。墓碑周围芳草萋萋、瓦砾狼藉，令人唏嘘。墓地平时无人维护，久而久之王同春这个名字也就慢慢被淡忘了。

在呼和浩特市张素梅女士家里，张女士和儿子，找到了王同春之女——二老财女士的遗像，后套地区流传着关于她的很多故事。重提旧事，睹物思人。墙上贴有一张旧时后套水利工程地图，那些水渠皆是王同春一手缔造。

即便在五原县博物馆这样的机构，也没能找到几件王同春的遗物，仅有的两幅老照片还是从别处翻拍的。几天后学者在呼和浩特市拜访了一位重要知情人——“二老财”（王同春二女儿，关于她的故事，冰心先生曾专门有散文《二老财》）之女张素梅。老人虽然九旬高龄，但有问必答，思路十分清晰。可惜的是，家里所有关于姥爷的照片和旧物，早些年被烧掉了。

70 多年前，顾颉刚撰写的《王同春开发河套记》曾入选当时的小学课本，并把他称做“民族的伟人”。今天，这个伟大的人物、河套繁荣重要缔造者之一，他还能否重新被写入我们的教科书吗？

即使书本不说

地图上的水系，就在那里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