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县辉煌50年征文(新旧县名得失论)
古县辉煌50年征文(新旧县名得失论)大概是因为改得勉强,一些地方后来又恢复了旧名,如 “波阳县”2003年经民政部批准改回“鄱阳县”;陕西户县在2016年撤县成为西安市的一个区后,改叫鄠邑区。据说,2010年,新干县民间和政府层面都产生了恢复古县名——新淦县的想法。因为“新淦”虽然改为“新干”半个多世纪了,可“新干”处处仍可见“淦”的踪迹:县城所在镇叫金川镇,商代遗址前有条河流叫淦水,县城里以“淦”起名的店铺和企业举不胜举,可见旧名依然具有让人难忘的魅力。如果稍加考证,就会发现,旧县名得名皆有来历。如雩都县(于都 笔者注:此为改后县名,以下同),以北有雩山而得名;大庾县(大余),因在五岭之一的大庾岭北麓而得名;鄱阳县(波阳),以地处番(读bo)水之北得名;石砫县(石柱),县东有石砫山,以石潼关、砫蒲关二关的首字而得名;商雒(商洛),指上雒(县)和商(县)的地域合称。上雒之名,因居雒水之上故名(春秋为鄀水,战国为雒水,秦朝为丹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开始推行和使用简化字。总览当时公布的简化字,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笔画繁多的县名却并没有在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视线之内,即未在《简化字总表》中将其简化。在我看来,当时文字改革委员会专家的此举是妥当、谨慎的。然而,后来因为很多原因,许多县陆续把笔画繁多、写起来麻烦的字以一个简化字取代。如陕西的“盩厔”就改为“周至”,此名的改代得到了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的赞赏 他说,“大家称便” 是“‘同音替代’最成功的例子”。
我搜寻了一下,关于县名改代,全国有不少,比如陕西:商雒专区改商洛专区,雒南县改洛南县,盩厔县改周至县,郿县改眉县,醴泉县改礼泉县,郃阳县改合阳县,鄠县改户县,邠县改彬县,鄜县改富县,葭县改佳县,沔县改勉县,栒邑县改旬邑县,洵阳县改旬阳县,汧阳县改千阳县。
一个地名往往隐含着这个地域的遗传密码和历史积淀,我们知道,汉字具有集形象、声音和辞义三者于一体的特性。就“邑”字来说,上为囗,表疆域,下为跪着的人形,表人口,合起来表城邑。“邑”同时是一个部首,变体为右耳旁。收在这个部首里的字,右边都是“软耳朵”。从“邑”的字多和地名、邦郡、城市以及县有关。这个,我们可以从被简化的旧县名中看到。如鄱阳的“鄱”、酆都的“酆”、郿县的“郿”、郃阳的“郃”、鄠县的“鄠”、邠县的“邠”,都是这个意思。而后来改了,表意城邑的意思就消失了。
如果稍加考证,就会发现,旧县名得名皆有来历。如雩都县(于都 笔者注:此为改后县名,以下同),以北有雩山而得名;大庾县(大余),因在五岭之一的大庾岭北麓而得名;鄱阳县(波阳),以地处番(读bo)水之北得名;石砫县(石柱),县东有石砫山,以石潼关、砫蒲关二关的首字而得名;商雒(商洛),指上雒(县)和商(县)的地域合称。上雒之名,因居雒水之上故名(春秋为鄀水,战国为雒水,秦朝为丹水);郃阳县(合阳),魏文侯十七年于合水(亦称洽水,清初断流)北岸筑城,取名“合阳城”,后改“郃阳县”;鄠县(户县),夏代鄠县为有扈氏国,那时常以氏族名称作为国名,“有扈氏”即为“扈国”。有扈氏国即为鄠县建置最早的方国,也是鄠县地名的由来;邠县(彬县),原称豳县,史传公元前16世纪的夏末商初,公刘率部落成员居豳,建立豳国。唐时因“豳”“幽”二字易混,改“豳”为“邠”;沔县(勉县),因沔水(汉江的古称)而得名;盩厔县(周至)的盩厔是周旋、折旋之意的假借字,引申为曲折之意。“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因以县名。”所以说是有山有水、山曲水曲之地;醴泉(礼泉)县,因县境内有泉,泉水甘冽如醴而得名;洵阳(旬阳)县,位于旬水北。西晋太康四年改旬为洵,故名洵阳;汧阳(千阳)县,在汧水之北而得名……新旧比较,旧县名不但能让人顾名思义,还会产生美好的联想,而改后的新名,则失去了这些功能。
再者,这些旧县名历史悠久,像陕西的郿县(眉县),它是西周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春秋便有县的建置,原名郿坞,战国时正式设立郿县;陕西的郃阳(合阳)县,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即有关于合阳的记载,西汉景帝二年改合为“郃”,始设“郃阳县”;陕西的鄠县(鄠邑区),汉初,鄠县确定了县的建制,之后的2000多年里,只有隶属关系的变更,县名及县制设置相沿未改;陕西的盩厔(周至)县,西汉时(前104年)即置盩厔县,县名沿用了2000余年,和鄠县一样,是陕西省最悠久的县名之一;陕西醴泉(礼泉)县,在隋开皇十八年置县;陕西葭县(佳县),从金开始,金、元、明、清四朝称葭州,民国改为葭县;陕西沔县(勉县),东汉初平二年,张鲁据汉中,即有沔阳县;陕西商雒(商洛),始名于汉朝;陕西栒邑(旬邑),战国时秦始置栒邑县,开政区之端(一说为秦统一六国后置县);陕西汧阳(千阳)县,为秦人重要发祥地。秦孝公十二年改汧邑为汧县,北周天和五年置汧阳县……由此可见,在这些县名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流淌着传统的血脉,如此一改,历史的传承便失去了凭依。
当然,县名也并非神圣不可改动。从历史上看,地名的变动也有很多,但其变动都有一定的依据,而不仅仅为图个方便。像新喻,就是唐代因传写之误而将“渝”写成了“喻”,于是将错就错。像商洛的“洛”,原为“雒”,魏文帝曹丕将“雒”字改为“洛”,明天启元年为避明光宗朱常洛名讳,又改“洛”为“雒”,而现在又改回“洛”。合阳的“合”也是如此,由最初的“合”,到“郃”,再回到“合”。还有玉林,最早名为鬰林,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后简化为郁林,但从清代开始,人们渐渐地既不用“鬰林”,也不用“郁林”,而多写为“玉林”,慢慢地便约定俗成了。还有像青海的亹源回族自治县改为门源回族自治县,就比较好。因为“亹”字笔画实在太多,且“亹”“门”同义,取代没有问题。
大概是因为改得勉强,一些地方后来又恢复了旧名,如 “波阳县”2003年经民政部批准改回“鄱阳县”;陕西户县在2016年撤县成为西安市的一个区后,改叫鄠邑区。据说,2010年,新干县民间和政府层面都产生了恢复古县名——新淦县的想法。因为“新淦”虽然改为“新干”半个多世纪了,可“新干”处处仍可见“淦”的踪迹:县城所在镇叫金川镇,商代遗址前有条河流叫淦水,县城里以“淦”起名的店铺和企业举不胜举,可见旧名依然具有让人难忘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