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理论的各自独特的贡献（努力成为科学的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理论的各自独特的贡献（努力成为科学的精神分析）采写丨刘亚光我们或许并不知道，其实“不够科学”的精神分析学说曾经也试图走进“科学”的神殿，成为一门理性的、科学的学说。而正是这个科学化的过程埋下了它被边缘的线索。电视剧《性爱大师》（Masters of Sex）的主人公威廉·马斯特斯（William Masters）和助理弗吉妮娅·约翰逊（Virginia Johnson）共同探索人类行为科学，当他们第一次完成颠覆性实验，在做学术报告时，开篇即毫不客气地批判弗洛伊德的“荒谬”“不科学”。因为他们已经用实验研究证伪了他的假说。《马大帅》第二部（2005）剧照。在国内，电视剧《马大帅》有这么一个场景，马小翠的舅舅范德彪开了一家“解梦馆”，馆内赫然挂着一副对联：“古有奥地利国弗洛伊德，今有辽北地区范德依彪”。这个经典的镜头如今想来依旧会让人放声大笑。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镜头真的构成了一个精准的寓言，直指弗洛伊德及其学说在当下的处境：一方面，弗洛伊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弗洛伊德所受到的推崇和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精神分析学说是现代心理学的重要基础，是现代世界最富有革命性意义的理论之一，而批评其精神分析学说“不是科学”也几乎快要成为一种专门学问了。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年5月6日—1939年9月23日），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对于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学生来说，刚接触弗洛伊德可能是一种时尚、一种浪漫，并且能随口说出精神分析法专有术语，可是在了解到更多知识后就改变了，仿佛一定要批评几句弗洛伊德“不够科学”才是有意义的。这正是弗洛伊德及其学说处境的一个侧面。可以说，了解弗洛伊德“不科学”与了解弗洛伊德本身一样普遍。
在流行的影视剧中，也可以看见弗洛伊德“不科学”的影子。
电视剧《性爱大师》（Masters of Sex）的主人公威廉·马斯特斯（William Masters）和助理弗吉妮娅·约翰逊（Virginia Johnson）共同探索人类行为科学，当他们第一次完成颠覆性实验，在做学术报告时，开篇即毫不客气地批判弗洛伊德的“荒谬”“不科学”。因为他们已经用实验研究证伪了他的假说。
《马大帅》第二部（2005）剧照。
在国内，电视剧《马大帅》有这么一个场景，马小翠的舅舅范德彪开了一家“解梦馆”，馆内赫然挂着一副对联：“古有奥地利国弗洛伊德，今有辽北地区范德依彪”。这个经典的镜头如今想来依旧会让人放声大笑。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镜头真的构成了一个精准的寓言，直指弗洛伊德及其学说在当下的处境：一方面，弗洛伊德的形象频繁出入形形色色的流行文化中，成为“最出圈”的经典学者之一。另一方面，他和精神分析在现代实证科学大行其道的潮流中，常常被质疑是一种“江湖骗术”式的“伪科学”，仅在文化或精神意义上得到承认。
我们或许并不知道，其实“不够科学”的精神分析学说曾经也试图走进“科学”的神殿，成为一门理性的、科学的学说。而正是这个科学化的过程埋下了它被边缘的线索。
采写丨刘亚光
《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孙飞宇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2月。
“不科学”：一种学术批评风尚
精神分析一直是心理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最受争议的理论传统之一。从诞生地奥地利，到其逐步扩散影响力的美国，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不够科学”的批评从未间断。批评者中也不乏名人，例如，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就直指精神分析是一门“伪科学”，因为它“产生了许多无法凭经验反驳的假设”。1960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彼得·梅达沃（Peter Medawar）也曾表示，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超出了科学的能力范围，比如有关人类生活目的的问题，再比如精神分析这类“以人性为主题的研究”。
及至今日，即便精神分析几乎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遭遇边缘化，这种批评的声浪也呈有增无减之势，而且批评的理由也更加的“理直气壮”。比如，2021年发表于《怀疑论者》杂志的一篇名为“精神分析：科学还是伪科学”的文章就指出，精神分析的结论经不起可重复的检验，相关结果也难以累积。弗洛伊德的理论“主题内容多变”，“晦涩且难以理解”，这些都让其很方便地能够逃脱科学共同体的审视。文章还引用了科学史学家弗兰克·萨洛威的一句评价：“精神分析实际上是一种‘童话‘”。
除了针对理论本身，市面上也始终不乏给弗洛伊德本人“祛魅”乃至“揭丑”的作品涌现。类似的作品中，最近引进中译本的就有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翁福雷的《一个偶像的黄昏》。书中，翁福雷“大爆黑料”，指出弗洛伊德不仅销毁自己的信件用以营造自身传奇形象，在研究上篡改实验结果，用子虚乌有的临床案例推导结论，还在抄袭尼采这种知名作者之后死不承认……仿佛要掀起一场针对弗洛伊德的“倒神运动”。
《一个偶像的黄昏》，[法]米歇尔·翁福雷 著，王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2020年7月。
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学者Joel Paris指出，精神分析学者其实一直在付出努力，试图获得更多的承认。当代最新的一批学者更是在寻找精神分析与神经科学之间的联系。比如南非的神经心理学家 Mark Solms就曾提出可以用神经影像学来确认精神分析理论的结论，用神经成像来观察“主观体验和无意识思维”。但文章也指出，总体来说，这些新的观点都仍然在面临广泛的挑战。
不过我们或许忽略的是，在历史上，长期背负“不够科学”骂名的精神分析，曾经也极为努力地试图“跻身”科学的殿堂。而讽刺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这个过程导致了人们对精神分析理解的窄化，进而加速了它的边缘化。在今年年初出版的《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一书中，北京大学社会学学者孙飞宇通过“翻译”这个巧妙的切口为我们揭开了这一段重要的思想史。
上世纪30年代，弗洛伊德在奥地利家中看稿件。
理性化的改写与“误译”
在如今对弗洛伊德的种种理解和“误解”中，翻译都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弗洛伊德用德语写作，但他的作品的影响力开始大范围扩散，则与其通过翻译进入英语世界——尤其是美国——息息相关。正如弗洛伊德本人所承认，1909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所作的演讲，是他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重要标志。考虑到英文译本的传播度，德语到英语的翻译转换，深刻影响了我们如今对弗洛伊德及其学说的认知。
孙飞宇提到，从弗洛伊德的好友厄内斯特·琼斯到监制英文“标准版”译本的斯特拉齐夫妇，他们在将弗洛伊德的作品在从德语转换为英语的过程中都造成了一些文本上明显的变化。例如，英文标准版译本去除了弗洛伊德原文中的德国地方文化和犹太人传统，此外还隐藏了许多弗洛伊德原文表达中的丰富意涵、改变了一些句子的语法、时态等。孙飞宇认为，这些翻译过程中的修改整体体现了英译本对弗洛伊德德文原文的一种“理性化”处理。
《精神分析引论》英译本之一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1952，Pocket Books出版社）书封。
这种文本的理性化，集中表现在英译本将德语的“灵魂”（seele）一词翻译为英文的“心灵”（mind）一词。著名精神分析学者、弗洛伊德的研究者贝特海姆认为，这也是弗洛伊德作品的一个“核心误译”。在弗洛伊德那里，精神分析应当是一种“灵魂的深度心理学”——此处的心理学并不是当时的那种偏向“感官生理学”的实证科学，而是与“意义”相关。这种理性化的翻译甚至不仅出现在英译本中，孙飞宇在书中指出，即便在1967年于法国出版的《精神分析词汇》中，“Seele”这个概念也没有被收录。
这种“误译”并非无心插柳，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精神分析试图争取“科学”身份的努力。这种努力背后的急迫也体现出时代文化的特点。作为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期，精神分析若试图在当时的美国“站稳脚跟”，成为一门规范的“学科”，则必须要将自身树立为一种客观、中立、理性的“科学”。在美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学科化的竞争更是惨烈。社会学家米尔斯就曾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写道，当时的社会学在美国往往要通过“对抗”其他学科，才能获得学院中的生存权利。
科学化的改造与转向
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安德鲁·阿伯特在《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一书中总结道，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职业的合法化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从依赖“社会起源和品格价值”，转变为依赖“技术的科学化和理性化”，以及最重要的是重视“效率”。
《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美]安德鲁·阿伯特 著，李荣山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
阿伯特指出，在当时的美国，组织效率作为核心价值的兴起，使得大多数职业都将以科层制组织起来，同时，由于效率强调产出结果的可测量性，职业之间的竞争，也就转化为可见的效率结果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更是直接影响了职业的相对地位。因此，精神分析若想在美国真正成为一门“专业”，则必须转向一种“技术的科学化和理性化”。
当时美国文化中体现的实用主义色彩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过程。孙飞宇在书中提到，弗洛伊德曾经认为美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就是“效率和健身生活”，并经常对这种文化表达出嘲讽。2009年的一篇有关“公共关系之父”爱德华·伯内斯与弗洛伊德之间轶事的文章，也从侧面体现了弗洛伊德对美国文化的观察和态度。众所周知，伯内斯是弗洛伊德的侄子，他在公共关系和广告领域“不无创意”地发挥了自己叔叔的精神分析原理，有关人类行为非理性动因的理论，让这位善于操纵人们想法的公关大师很是受用。在他的名著《宣传》中，他就花了大笔墨论述如何在人们完全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引导消费行为，并在香烟广告等案例中进行了应用。例如，在20世纪初的美国，女性在公共场合吸烟被认为是禁忌或是“性放纵”的，文章指出，伯内斯通过将女性吸烟行为与挑战男性权力的意象相勾连，成功唤起了女性在消费时感受到的一种“权利意识”。
伯内斯对精神分析的应用，似乎是给精神分析在美国打的出色广告。不过，当伯内斯给弗洛伊德寄去自己的第一本书时，弗洛伊德却不无讽刺地回信：“我收到了书……作为一部真正的‘美国’作品，我对它很感兴趣”。这篇文章还指出，尽管弗洛伊德在面临财务危机时常向伯内斯寻求帮助，但他却时时注意与这位侄子划清界限。当伯内斯建议其撰写文章在美国包装宣传自己时，弗洛伊德还表示过“震惊”。
电视剧《弗洛伊德》（Freud2020）剧照。
在彼得·盖伊写作的传记中记述了更多弗洛伊德对美国文化的冷嘲热讽。他评价伯内斯：“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诚实的小男孩，我不知道他到底被美国化到了什么程度”。在他眼中，美国人“大概只适合学习‘技术问题’”，对于深入理解精神分析的内核毫无兴趣。
一方面希望寻求承认，一方面又对其文化深感担忧，弗洛伊德对美国的这种复杂的态度鲜活体现了孙飞宇书中的一个精彩的观点：弗洛伊德英译本的“理性化”进程，也呼应着他自身的研究，是一个思想史意义上的“弗洛伊德之梦”。
精神分析通过对人潜意识的挖掘，尤其是对“性”的解释，揭示了一个对于我们认知人类文明极为重要、却又极易触动人们敏感神经的洞见：迈入现代社会后，自诩理性的人类不仅不是自然的主宰，甚至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我们都无法成为自己的主人。这种发现就犹如弗洛伊德在解析人类之梦时提到的那些具有破坏力的原始欲望，为日益理性化的现代社会所拒斥，引来了针对精神分析的如潮批评。只有采用英译本的理性化形式，精神分析这套学说才能以一种“安全”的方式被“文明社会”接受。孙飞宇指出，这一过程恰好印证了弗洛伊德对梦基本机制的描述：如果说梦的机制在于对欲望的满足，那么英译本也满足了弗洛伊德获得世界承认的愿望。
“在传播和变迁的过程中，后来在心理学领域淘汰精神分析的最重要理由，恰恰是它不够科学。最初改造它的主张，最终也成为在科学之中埋葬它的理由”。在《从灵魂到心理》的第二章末尾，孙飞宇写道。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个尽力实现科学化的精神分析之梦的“代价”是巨大的，它使得后人容易将精神分析作一种狭窄的理解。例如，弗洛伊德的理论极为强调治疗师和患者之间的“移情”，精神分析是对患者的治疗，也是分析师自省的过程，乃至弗洛伊德本人的文本中也会呈现出这种移情的特征。而这种特征，恰恰是英译本的理性化风格所割舍的。此外，精神分析在美国化的过程中，对从业者需要拥有专业医学学位的要求，也让精神分析被视为一种纯粹的医学科学，而忽略了它本质上还是一种有关社会、政治与人类文明的学问。
令人深思的是，弗洛伊德曾指出，精神分析是科学，也是“艺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对于人类文明来说，最有洞见的发现必然是最“科学”的吗？直至今日，对“科学化”、“专业化”的强调依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潮流，这则翻译的案例也让我们重新反思20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这种“科学化”进程，以及更广义的知识生产过程。
——专访孙飞宇——
孙飞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社会学理论史、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和历史社会学等。
“灵魂”：一个被消失的关键概念
新京报：此前你在接受采访时，曾谈过选择这个选题的原因。在中文世界，关注弗洛伊德作品翻译的研究很少。而在英语世界，贝特海姆的研究关注过弗洛伊德英译本的问题。相对于贝特海姆的研究，你此次的研究做了哪些延展？
孙飞宇：相比于贝特海姆和马宏尼等人的工作，我并没有仅仅将英文翻译中的错误视为必须要加以纠正的翻译问题，而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考察了这一“误译”成形的背景，也就是这一英译本作为一种现代性知识的塑造或者说生产机制。我认为，这一英文译本中的错误，其实可以成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一种入手点。
新京报：这本书中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弗洛伊德作品的“误译”，书名中的“灵魂”是一个重要的案例。你指出，在弗洛伊德那里，“精神分析”实则是“灵魂分析”，而弗洛伊德希望达到的，是一种对灵魂的“科学理解”。在现代实证心理学的影响下，“灵魂”似乎是一种非常玄虚的事物，在日常语言使用中人们也是如此看待它的。但弗洛伊德对灵魂却很重视，什么是他指的这种对灵魂的“科学理解”？
孙飞宇：在弗洛伊德的德文原著中，灵魂这个概念是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核心概念，然而这一概念在英译本中却完全消失了，而被代之以心灵、心理或者其他更具有自然科学色彩的概念。从文本比较的角度来说，这一概念的消失意味着弗洛伊德原文中高度的文学性、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色彩，以及深厚的文明性质，都被一种更加自然科学化和具有普遍化诉求的文体取代。
这并不是说弗洛伊德的原文中没有自然科学的色彩——的确有，而且这一点常常为弗洛伊德所强调。然而弗洛伊德的原文中并不只有这一点。所谓弗洛伊德对于灵魂的科学理解，是指一套系统化的、对于人及其文明的深度理解：个体即文明，文明则体现在个体之中。
《灵魂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美]伊利·扎列茨基 著，季广茂译，金城出版社，2013年5月。
新京报：你列举了弗洛伊德作品英译本误译现象的几个不同的侧面，例如对其中德国地方文化传统的祛除、语法和时态变化的修正等。误译并非仅仅是言辞上的微调，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理解。在你看来，这几种误译中有哪些对我们理解弗洛伊德的思想有比较大的影响？
孙飞宇：最典型的几处包括：弗洛伊德的“灵魂”这一概念的消失，其文本的自然科学化和弗洛伊德本人形象的医学化，以及可能最重要的，弗洛伊德对于精神分析的理解。弗洛伊德的确是一名医生，然而他自己明确说，他从未喜欢过这个身份，对于精神分析的期许也绝非是局限在医学或者治疗领域之内的某种技术。
他曾明确说过，医学院教授的知识与精神分析涉及的知识无关。后者所需要的知识包括神话学、宗教学以及历史与文化乃至文明的丰富知识。他将精神分析与宗教、科学和艺术并列，将其视为人类最重要的财富之一，其重要性具有文明的高度。
塑造现代版“弗洛伊德”
新京报：你提到，在弗洛伊德的英译本翻译过程中，欧内斯特·琼斯的工作不可忽视。除了发明“标准版”的概念，琼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建设精神分析相关的组织和期刊。如果说从“灵魂”到“心理”的过渡是一种理性化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和学术组织、学术期刊的完善之间有怎样具体的联系？
孙飞宇：学术期刊的创办，学术组织的建立等都可以被视为人类知识在现代社会理性化的一个表现。
新京报：你将英译本视为一个“弗洛伊德之梦”。这里存在一个可能所有的现代学科知识都会面临的困境，如果希望获得学术共同体的承认，则必须采用理性化的方式呈现，但这有可能会“压抑”其真正希望表达的东西。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孙飞宇：这正是我在本书中以精神分析的发展为例想要说明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体现在精神分析之中，在社会科学之中也同样存在，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研究，提请学界重视。
新京报：你提到，斯特拉齐夫妇操刀监制的标准版英译本，本意是希望能够把弗洛伊德塑造得足够“科学”，以符合当时美国社会科学的标准形象。但这种寻求认同的诉求却最终导致了精神分析的认同危机。概括地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孙飞宇：我想这首先是因为此种科学化和美国化的发展方向与弗洛伊德本人所认可的精神分析不同，遭到了来自弗洛伊德本人的强烈反对。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或者努力进入科学，就必然会遭遇到丧失丰富的地方性和文化意涵。其次，正如韦伯等学者所指出的，科学本身的特质就在于不断自我更新和证伪，也就必然导致时至今日弗洛伊德在科学之中的“被淘汰”。
斯特拉齐夫妇（James Strachey & Alix Strachey）翻译的《弗洛伊德心理学作品全集标准版英文译文集》（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及，弗洛伊德的理论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有某种“独立发展”的迹象。当然，这一发展的趋势是令弗洛伊德本人很不满意的。一些社会学者曾经探讨过美国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一种“例外论”。这种精神分析在美国独立发展的现象，体现了哪些20世纪初美国社会科学总体发展的特征，以及美国社会文化的特点？
孙飞宇：精神分析对于美国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精神分析与美国的社会科学并不是一回事。当然，精神分析在美国的确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就是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学问和实践的理性化、职业化和专业化。这一点我在书里也有讨论。这些特征，和美国的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特征一样，也都反映出了美国社会文化之中的实用主义传统和现代社会之中的理性化趋势。
在今天，
我们还需要弗洛伊德吗？
新京报：及至今日，弗洛伊德不仅仍被多个学科的学者重视，也可能是大众文化中最“出圈”的经典学者之一。“力比多”“俄狄浦斯情结”已经成为很多人常常挂在嘴边用以解释一些现象的名词。去年，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翁福雷的《偶像的黄昏》引进中译本。他在书里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形容为一套“话术”，并不严谨，仿佛是一套“能回答所有问题的世界观”。你会如何评价这个观点？你会如何看待弗洛伊德在大众文化中持续的走红？
孙飞宇：弗洛伊德在大众文化之中长期走红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虽然这一走红与大众对他的误解有关，也是弗洛伊德在生前颇为担心的事情，不过这一客观事实毕竟说明弗洛伊德的巨大影响力，以及他对于现代人的思考是有其道理的。至于批评者，从精神分析诞生开始，时至今日，弗洛伊德从来都不缺乏。
弗洛伊德（中）与荣格等人在克拉克大学的合影。
新京报：翁福雷还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更多时候来源于他个人生活的感悟，他对于具体个案的分析，也并无法扩展到一种社会现象的层面。因此精神分析“算不上一种科学”。即便到今天，对精神分析科学性的质疑也始终没有停止。你会如何评价这些批评？
孙飞宇：这个批评实际上并不新鲜，早在弗洛伊德在世的时候就有许多学者提出过，例如马克斯·韦伯。这个问题在各个学科和领域也都存在，不过精神分析目前在全世界各种社会和文化中普遍发展的状况，似乎并不支持这些批评者们。至于精神分析能否作为一种“科学”——无论是哪一种“科学”——我在书里已经做了诸多讨论。我认为批评还是要在理解了批评对象之后才会比较有效力。
新京报：在当下的社会中，精神分析尽管依然发挥着影响，但在国内外各个大学的心理系中似乎都已经被边缘化。不过，在近期新冠疫情期间，又有不少的学者在呼吁重新发掘精神分析的价值。你会如何看待精神分析的当代价值？
孙飞宇：我个人将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视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这本也是弗洛伊德对于精神分析所涉及知识的理解。我认为，在今天的社会普遍存在着焦虑、抑郁和压力过大的背景下，在今天的大学教育中，经典精神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对于人、人与社会之关系的深度理解。而这些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入地自我理解、理解他人，也理解彼此的共在。我想，这种有助于人心和社会健康的学问，在当今的社会中是特别珍贵的。
参考链接：
1.Freud As Pop Culture–Why Despite Everything We Can’t Get Enough Of Him
uncleguidosfacts/2017/08/freud-as-pop-culturewhy-despite.html
2.Psychoanalysis: Science or Pseudoscience? Examining the status of Freudian theory
skeptic.uk/2021/07/psychoanalysis-science-or-pseudoscience-examining-the-status-of-freudian-theory/
3.Is Psychoanalysis Still Relevant to Psychiatry?
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459228/
4.Psychoanalysis shapes consumer culture
apa/monitor/2009/12/consumer
作者/刘亚光
编辑/西西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