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装飞行会死吗（玩翼装飞行的人）
翼装飞行会死吗（玩翼装飞行的人）翼装飞行是跳伞衍生出的高阶玩法之一。飞行员身着翼装，通过调整身体姿态来完成包括加速、减速、转弯等空中动作。当达到一定安全高度后，再打开降落伞减速降落到地面。由于飞行的危险性和难度极大，翼装飞行也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疯狂的极限运动，堪称极限运动的极限。一位年轻女孩在她生命中的最后一跳，也让翼装飞行进入更多人视野。►本文约5810字，阅读全文约需12分钟5月12日，大四女生安安（化名）的最后一次翼装飞行，没能飞越天门山。按照计划，安安从距地面2500米的直升机上起跳，她将在离降落点1000米左右的空中打开降落伞，完成一次高空翼装飞行。而实际飞行中，安安偏离了航线，张家界景区高低起伏的山势，使她进入了一个未知的低空飞行环境，最终因没能顺利开伞遇难。
圈内人士统计，在中国，目前有跳伞证的不到两千人，其中玩翼装飞行的不会超过50人，是“小众里的小众”。
刘力与伞友们在翼装飞行。受访者供图
文 | 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 实习生 张逸凡
编辑 | 胡杰 校对 | 刘军
►本文约5810字，阅读全文约需12分钟
5月12日，大四女生安安（化名）的最后一次翼装飞行，没能飞越天门山。
按照计划，安安从距地面2500米的直升机上起跳，她将在离降落点1000米左右的空中打开降落伞，完成一次高空翼装飞行。而实际飞行中，安安偏离了航线，张家界景区高低起伏的山势，使她进入了一个未知的低空飞行环境，最终因没能顺利开伞遇难。
一位年轻女孩在她生命中的最后一跳，也让翼装飞行进入更多人视野。
翼装飞行是跳伞衍生出的高阶玩法之一。飞行员身着翼装，通过调整身体姿态来完成包括加速、减速、转弯等空中动作。当达到一定安全高度后，再打开降落伞减速降落到地面。由于飞行的危险性和难度极大，翼装飞行也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疯狂的极限运动，堪称极限运动的极限。
圈内人士统计，在中国，目前有跳伞证的不到两千人，其中玩翼装飞行的不会超过50人，是“小众里的小众”。
国内知名翼装飞行员张树鹏告诉记者，翼装飞行并不是传说中的死亡率很高。根据前几年的数据统计，翼装飞行的重大事故率是千分之五，远低于车祸的概率。
“有更多人参与到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运动中来，这是一件好事。”张树鹏说，“与此同时，也要对危险性充分预估，各方面准备要十分充分。热爱极限运动的同时，更要对生命和规则抱有敬畏之心。”
5月12日，安安在社交平台发了一张天门山试跳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失联者降落伞未打开
5月12日上午11时许，安安从距地面2500米高的直升机起跳，伴飞队友蒋全（化名）携带摄像机随后跳出，两人平稳飞行19秒，朝天门山主山体方向飞行时，安安左向偏离规划飞行路线，与蒋全距离拉开后，飞行高度突然急剧下降数百米，消失在拍摄画面中。
在蒋全提供的拍摄画面中，安安偏离航线后，他朝向安安大幅晃动手臂，直至安安消失在视野中。“晃动手臂可能是提醒安安注意航线，注意意外情况，但安安飞远了可能看不清手势。”资深翼装飞行人士严立恒（化名）说。
这原本规划的是一条高空翼装飞行路线，安安从2500米高的直升机上起跳，飞过几个山顶的摄影机位，再打开降落伞着陆在山脚停车场。资深翼装飞行人士刘力（化名）认为，“理论上讲在飞行路线的选择、计划开伞区域的高度和最后的降落点的选择都没问题”。
此前安安已经完成了500多次独立跳伞，其中翼装飞行超过了300次，获得了美国跳伞协会C类跳伞执照。
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属于砂岩地貌，地势起伏大，悬崖垂直部分可超过400米，山顶和山谷相对高差可达到1200米，理论上高、低空翼装飞行均能在这里实现，“但一旦出现偏差，比如空中自旋或掉了一些高度，立刻可能变成一个低空航线，陷入山谷里飞不出去。”严立恒认为，安安的水平属于刚刚脱离了翼装新手状态，偏离航线后，她飞去了一个陌生的低空路线，由于没有低空飞行的经验，出现紧急情况，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刘力分析，视频里安安在翼装飞行过程中出现上浮动作后，飞行高度急剧下降，应该是发现自己无法飞过面前山体，试图打开降落伞，“开伞前需要减速，再拉开引导伞，然后拉开翼装手臂和腿部的拉链，否则手臂无法往上拉住操控降落伞的手柄，在紧急情况下如果经验不够，可能导致飞行状态不稳定，身体将失去平衡”。
安安背的是高空伞包，包括一把主伞与一把备伞，主伞完全展开需要3至5秒，备伞上带有AAD自动激活装置，通常设置在距离降落点垂直高度二三百米之间，若飞行员未开主伞且正高速下降，将自动开伞。
刘力和伞友们在翼装飞行时摆出不同的造型。受访者供图
而适用于高空翼装飞行环境的备伞，在安安偏离路线进入低空环境时无法自动激活打开。备伞的AAD自动装置需要提前在降落场地进行设置，以此海拔为参照点，往上到二三百米之间，保障备伞2秒左右的开伞时间。
“自动激活装置失去功能了，可能飞到离山地高度只有几十米了，但离设置好的降落点相对高度还有几百米。”刘力说，在高度不足以打开主伞时，只能快速切断主伞手柄，手动拉出备伞。
5月18日，安安失联第7天，搜救队伍在天门山玉壶峰北侧一处密林内发现她的遗体，此处海拔高度约900米，与起跳点相对落差1600米。天门山景区官方通报称，失联者降落伞未打开。
张家界警方正介入调查事故原因。严立恒告诉记者，国际上出现这类致死事故，需要一位具备资质的第三方伞类装配工程师参与调查， “检查装备有没有问题，是否存在一些人为因素导致无法开伞。”
“这不是一项有勇气跳下去就行的运动”
2017年春节，27岁的何凡（化名）调了两周假期，去美国跳伞基地学跳伞。何凡说，他心中一直有“跳伞”的种子，梦想着在天空翱翔。
真正站到跳伞基地时，他发现，“这不是一项有勇气跳下去就行的运动，而是一项非常严谨，技术含量非常高的运动，它有一套完整的培训体系。”相较于他参与过的滑雪或潜水，“跳伞从难度系数和学习费用来讲，都更高一些，但没有传言说得那么离谱”。
前三天是基地开设的地面课程，需要认识降落伞是什么，练习在跳伞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每一种突发情况，应该怎么处理。“教练让我们想清楚，为什么来学跳伞？是真心喜欢还是想发一次朋友圈？”
何凡说，教练会带着一起出舱进行8次单人跳伞课程，自己则需要练习出舱和降落技术，并且在高空自由落体时保持身体平衡，从离地13000英尺的飞机上跳下，教练拉住身体两侧，保持平衡，“前几次跳全身很紧绷，回想在地面学过的动作，使劲往前顶肚子，成一个香蕉的形状，慢慢可以自然舒展地做自由落体。”
何凡和父母形容自己跳伞时的感觉，父母起初很不理解，他带父母去旅游时特意建议妈妈去试一下双人跳伞，“妈妈落地后兴奋地还想再跳一次，特别开心”，他们不再反对他的这一爱好，但还是会叮嘱，多注意安全。
何凡完成了美国跳伞协会跳伞A类执照需要的25跳和其他科目，他可以去美国跳伞协会认证的任何基地独立跳伞。美国跳伞协会是国际上认可度最高的、营利性的跳伞组织，其签发的跳伞执照几乎能被全世界所有跳伞基地认可。跳伞次数增加后，何凡可以依次往上申请B类、C类和D类跳伞执照的课程考试，D类执照至少需要达到500跳以上，之后便可申请教练级别相应的考试。
在美国训练基地，学跳伞的学员和教练在交流。受访者供图
同样是在2017年，24岁的刘力也迷上了跳伞。刘力在美国上大学期间，正好住在了一个跳伞基地附近，三年前旅游时一次双人跳伞的刺激体验，让他念念不忘。“从小就喜欢玩一些刺激的运动，坐过山车从来没有害怕过。”之后他几乎天天去跳伞，到5月份就刷到了200跳，可以开始学习翼装飞行。
对于儿子玩这么“危险”的运动，刘力的父母当时也是极力反对。“我跟他们讲解了很多关于跳伞和翼装的知识，拿到A证后告诉他们持证跳伞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事情，他们知道我从小就是这种性格，劝不动，拦也拦不住。”他也会发翼装飞行的视频给父母，“他们不会注意飞行动作帅不帅，酷不酷，他们看完总会很担心，让我注意安全。”
刘力算了一下所需的开销，考跳伞证花费3000多美元，单次跳伞费用30美元左右，全新的高空伞包需要8000美元，翼装得量身定制，一套价格在1400至1800美元，翼装教练的价格一天600美元左右。“有人学习进度快，有人进度慢，估算总花费在15万人民币左右。”
何凡介绍，很多中国人会到美国学跳伞，除了确实有钱有闲的富人和中产，很多是攒钱实现梦想的普通人。有刚去外国留学的学生，有刚工作积蓄不多的爱好者，一边在跳伞基地做兼职，一边练习跳伞。最常见的兼职是叠伞包，叠一个伞包能赚7美元。不熟练时叠一次需要三四十分钟，熟练后十分钟不到就能叠得工整。
等执照等级高了后，他们可以考教练相关的各项证书，当兼职教练，带游客双人跳伞。刘力考到了跳伞D证和教练证书，把爱好变成了职业的方向，他用兼职当教练赚的钱，用于自己翼装飞行训练，为参加竞赛做准备，“更像是大家一起玩，一起学习。”
“学跳伞的中国人都很拼”
2018年被多位圈内人称作国内翼装飞行发展的元年。
2017年底，中国人于音完成翼装飞越喜马拉雅山的挑战，2017年9月，在张家界天门山举办的翼装飞行世锦赛上，张树鹏在移动穿靶项目获得亚军，创造了亚洲人在此项赛事中的最佳成绩。“之前觉得是电影里特技演员才能做的事情，没想到这项运动离我们这么近，我们或许也能完成。”严立恒回忆，从2018年起，学翼装飞行的人多了起来。
何凡记得，最初在一个跳伞基地只能见到几个中国人，到2018年能明显看到人数增加了，在迪拜的跳伞基地，有一半是中国人，不少人开始学翼装飞行。“中国跳伞人”的群满了500人，大家又建起新群，到现在四五个群里加了近两千人。
而在这两千人中，有资质玩翼装飞行的却只有几十人，“小众里的小众”。
2018年冬天，安安在迪拜的跳伞基地完成了200跳独立高空跳伞，这是美国跳伞协会规定的学习翼装飞行前必须完成的独立跳伞数量，这意味着，她可以找教练学习翼装跳伞了。
美国跳伞协会和跳伞基地不提供翼装飞行培训业务，翼装教练多是由技术不错的跳伞教练担任。
“能教翼装的跳伞教练并不多，都是圈里的朋友介绍，翼装飞行经验足够多，获过一些赛事奖项，要看口碑，教学方式怎么样。”刘力介绍，翼装教练和学员会双向选择，教练通常会了解学员的跳伞次数和真实水平。
2019年，安安在豆瓣上发了这张图片，她写道：想尝试低空，想尝试speedfly，想抱着新翼装去跳大山。图片来自网络
何凡和安安就在同一个跳伞基地学翼装飞行。
他们一起赶最早的一架跳伞飞机训练，到日落时，叠伞、登机、飞行一个又一个循环，何凡累得一动不想动，就见安安又背着降落伞上去了，最多的一天她跳了10次，“她对跳伞是真的热爱。”
学生翼装规格最小，只是比普通衣服在手臂内和腿间连一小块布，但在空气动力学原理下，下降同时能向前滑行一段距离，4000米起跳在空中能飞一两分钟，绕着基地飞一圈，“像老鹰展翅一样真正飞起来”。
在练习75跳后，何凡的装备换成中翼装，150跳后他可以穿大翼装飞行，这时每下降一米能前进2至3米，他需要进阶学习如何控制翼装的速度与方向，翼装越大，越难驾驭。
“因为翼装飞行没有一套单独的考核保准和评价体系，水平怎么样需要自己来判定，可以请私教进阶练习，也可以和其他队友对比，动作做得是否标准，速度怎么样，能不能达到驾驭新翼装的水平。”刘力说，这都是圈里口口相传的规范。
独立翼装飞行需要自己规划好路线，需要对自己的极限能力有精确的了解，计算高度、飞行角度，测量路线。
“学跳伞的中国人都很拼，和很多热爱运动的人一样，从早训练到晚上，抓紧一切时间去挑战，很痴迷，达成一个目标就特别兴奋，很简单的开心。”何凡说。
安安生活照。图片来自安安个人社交平台
不去挑战自己能力的边界
安安遇难事件，也使网友们更多地关注到了翼装飞行的危险性。
据跳伞数据网站BFL统计，从1981年开始，截至2020年1月，全世界玩低空跳伞和翼装飞行的死亡人数为383人。
刘力和伞友们在社交平台发布的翼装飞行视频下，网友总会问“这么危险的事，你们还要去做？”也有网友讥讽他们：不作不死。
起初，刘力看到后一条条回复反驳，“这项运动没有那么危险，总会有意外发生。”
类似的评论越来越多，刘力也很无奈， “玩到几百上千跳的人，都是真心热爱这项运动，没有人会拿生命去冒险。我们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每一跳的安全系数提高，不出意外事故。”
圈内人士告诉记者，翼装飞行常出现三种事故，第一种是降落伞绳子缠绕，导致无法开伞或开伞后剧烈晃动。何凡记得一次飞行时，降落伞牵引绳缠绕住大腿，到开伞高度拉不开伞，他愣了两秒，“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告诉你要怎么把绳子拉回来，然后开伞。”
第二种是多人翼装飞行时可能出现碰撞，出现撞晕或撞伤，但在降落到一定高度备伞会自动激活，关键时候起到救命作用；另一类是降落在指定区域之外，可能会带来摔伤或摔死的危险。刘力说，两年前有伞友在降落时，撞到房顶突起的位置遇难，“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2019年9月8日，第八届翼装飞行世锦赛在湖南张家界落幕。不少游客争相与中国选手张树鹏合影留念。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张树鹏告诉记者，一般来说，高空跳伞超过400次跳，才有教练会接收你学习低空跳伞，低空跳伞100跳后才能学习低空翼装飞行。要非常有经验之后才能进行低空翼装的飞行。“这项运动其实是一个有规律可循的运动，在学习过程中，如果都能按照要求科学地一步一步去提高的话，是可以保证飞行人员的安全的。”
另一方面，装备性能的提高也大大增加了安全性。刘力说，最初翼装相当于在手臂和腰之间连一块小布，只能稍微将你在空中推得远一点，随着翼装一直在尝试和研发，现在性能好很多，安全性增加了。
但一个事实是，与已经相对成熟安全的高空跳伞相比，翼装飞行目前并没有形成一套统一的行业规范。
业内人士介绍，低空跳伞是一项没有限制和固定规则的运动，并未被纳入跳伞协会的管理体系中，其衍生出的低空翼装飞行也成为“几乎没有容错率的极限玩法”，危险性更高。一些跳伞基地，会售卖低空跳伞的手册，有一本字典的厚度，里面记载了所有可能的危险情况，供给爱好者参考。
严立恒说，绝大部分跳伞和高空翼装飞行的致死事故，几乎都能通过人为干预来避免，这些紧急应对措施在跳伞各级课程里都学过，“这些事故里90%都是人为因素造成，他们可能登机前没有仔细检查装备，或者遇到紧急情况时没有正确操作。”
“我们一定要有敬畏心，生命是第一位的。极限运动应该是科学严谨的训练，科学的挑战，而不能在未知的环境中去挑战自己能力的边界。” 严立恒说，伞友群里几乎会讨论每一次死亡事故，“如果让我们遇到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
伞友们试图摸索一套相对安全的极限玩法，找一处合适、安全的低空翼装飞行场地能降低风险因素。他们也会做一些模拟低空环境的跳伞。
低空飞行爱好者会建立一些小联盟，只有你的低空跳伞能力被认可，才可能一起训练。“跳低空的话，最好不要一个人去，万一出事的话可以及时处理。”刘力说，“在低空飞行中，需要注意的安全性因素也会多很多，因为危险性完全不一样，被试验过很多次的地点相对更安全一点”。
因为疫情影响，何凡近半年来一直在国内，没有参加过一次翼装飞行。有时坐飞机时，他会条件反射地去看高度表，突然没感受到肩膀上的伞包的重量，心头一阵失落，“在天上飞的感觉太美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