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思想对后世影响（陶渊明传论没写完）
陶渊明的思想对后世影响（陶渊明传论没写完）陶侃珍惜时间，自强不息，他说“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陶侃励志勤力，“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不让自己懈怠，因为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这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就像萨特在自传作品《词语》所指出的那样，“通过目光的注视他人的存在如何在我的意识中被给予”，借由陶侃孟嘉两个先辈对陶渊明给予的影响，陶渊明的形象得到具体的勾勒。陶侃不管是不是陶渊明的曾祖，对陶渊明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更何况陶渊明的外祖母，也就是孟嘉的妻子，毫无疑义的是陶渊明的女儿。陶侃出身贫家，曾以打鱼为生，为此，他的母亲“剪了头发，砍了柱子，割了席子，才能供得起客人：送客人，又要追一百多里地：这样才能得到一个很小的官做。”陶侃是捕鱼为业、善于战斗的溪族人，所以即便后来显贵，仍被人叫做溪狗。
李子柒因写入小学试卷而被炒得沸沸扬扬，她被称为现代版的陶渊明，很多人可能犯嘀咕，真正的陶渊明该是怎样的呢，难道也像李子柒那样，在镜头下种种菜做做菜吗？
早在1952年，一个叫李长之的评论家写了《陶渊明传论》，同样“火”了，批评陶渊明，顺带地批评李长之的，或者批评李长之，顺带批评陶渊明的，不断涌现，一时间风起云涌，短短半年，所发表关于陶渊明批评研究的文章，已经超过了建国后的总和。
李长之的《陶渊明传论》，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陶渊明传论》的第一部分是：陶渊明的两个重要的先辈——陶侃和孟嘉
这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就像萨特在自传作品《词语》所指出的那样，“通过目光的注视他人的存在如何在我的意识中被给予”，借由陶侃孟嘉两个先辈对陶渊明给予的影响，陶渊明的形象得到具体的勾勒。
陶侃不管是不是陶渊明的曾祖，对陶渊明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更何况陶渊明的外祖母，也就是孟嘉的妻子，毫无疑义的是陶渊明的女儿。
陶侃出身贫家，曾以打鱼为生，为此，他的母亲“剪了头发，砍了柱子，割了席子，才能供得起客人：送客人，又要追一百多里地：这样才能得到一个很小的官做。”陶侃是捕鱼为业、善于战斗的溪族人，所以即便后来显贵，仍被人叫做溪狗。
陶侃励志勤力，“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不让自己懈怠，因为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
陶侃珍惜时间，自强不息，他说“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
陶侃珍惜劳动成果，鼓励稼穑，看到有人拿着未熟的稻禾把玩，他大怒道：“汝既不佃而戏贼人稻！”于是“执而鞭之”，由此“百姓勤于劳作，家给人足”；
陶侃反对那时的浮华作风，做事很有节制，哪怕是喝酒也不过量，“侃每饮酒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
陶渊明《命子》中说：
“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
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
一方面表达崇拜之情，另一方面则体现对家风的传承。
陶渊明之所以能超越浮华的时代和摆脱士大夫的局限，能够放下曾经为官的身段，负耒把锄，勤于劳作，以此为乐，不能不说有着某种关联。
李长之得出的结论：“勤劳，积极，理智，有节制，这是陶侃和陶渊明的共同点。”
而另一位祖先，就是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和陶渊明的关系更为切近，影响也更直接。陶渊明为孟嘉写的传记，讲述了两段故事，足以说明孟嘉的名气，以及他的风度，广为人知，很是显著突出。
故事意思相同：闻知其名而未见过其人，但能够在稠人广座中，一眼识别。
另一个关于孟嘉的典故，更有著名度，杜甫曾有诗，其中道：“羞将短发还吹帽，笑请旁人为正冠”，这就是著名的“孟嘉落帽”。
《晋书·孟嘉传》记载：
“有风到至，吹嘉帽堕落，嘉不知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叹。”
孟嘉落帽，呈现的不仅仅是才思敏捷，更在于“洒脱有风度”。
李长之认为，从孟嘉身上可以看出所谓的魏晋风度，一是高贵，实际意义是登上政治舞台的一种政治资本；二是镇静，在那个动乱时代，那个生命朝不虑夕社会，能够做到遇事不惊惶。
结合陶侃和孟嘉，李长之得出的结论：
“陶侃所影响陶渊明的，是一种出身寒微的人所有的质朴、有力的勤奋；孟嘉所影响陶渊明的，是一种士大夫阶级所有的高贵与镇静结合的旷远。
一方面是像普通农民那样的肯勤俭，肯劳动，有一种刚性；一方面又像当时贵族所有的含蓄，有教养，表面上冲淡和平。”
本书的主体部分是：陶渊明的一生及其作品。
李长之明确将陶渊明的一生分为三个时代：
29岁之前，种田和读书时期；29岁到41岁，几次为小官吏；42岁到63岁去世，隐居时期，
这“成为后来研究陶渊明生平时间段落划分的基础，充分注意作家思想和生平的发展阶段，不是静止地、平面地分析、评价作家的思想，而是流动地、历史地加以观照”，这也是李长之评论的特点和他从事古典文学评论的长处所在。
1、第一阶段：陶渊明早年的生活和教育
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在他二十多岁左右亡故。
陶渊明刚结婚，遭遇淝水之战，秦兵入寇，连年饥馑，导致妻子去世。后又续弦。
前后妻子，各生儿子，陶渊明著名的《与子俨等疏》除了熟知的“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等名句外，还有“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表明不是同母所生。
整体的家庭环境是走在没落的路上，陶渊明诗说“弱年逢家乏”，就是概括。
陶渊明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说明儒家经典对他影响深远；“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早年就喜欢自然；“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早年就喜欢弹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早年是快乐的，沐浴着理想的光辉。
2、第二阶段：彷徨和出入在仕、隐之间
苏轼评价陶渊明说：“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或仕或隐，矛盾重重，是这个阶段的特点。
李长之说，在这个阶段“像一个主要的旋律一样，是时刻回荡在他的内心生活中的”，那就是：
“暂与园田疏”之后，拘束和倒霉的感觉，萦绕在心，与此同时，“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的归隐打算，挥之不去。
29岁初仕，做江州祭酒，不久，“拂衣归田园”。
36岁再仕，做镇军参军，“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不久又归家。
37岁那年的7月，有销假还江陵的诗《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说明当时他或出或归的情形。
39岁这一年，他在家中度过，“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饮酒》提到“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说明连饮酒也是寂寞和孤独的。
3、第三阶段：归园田居，22年的躬耕生活
41岁，陶渊明写《归去来兮辞》彻底告别官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从此躬耕田园，直到终老。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以从未有过的热情，投入到劳动之中，可以说是不辞辛劳，乐在其中。
在44岁那年六月，遇到火灾。“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家里烧得一点不剩，只得暂时寄居在船上。不久，在《移居》诗说“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说明新居比较简陋窄小。
在51岁那年的八月，陶渊明写诗歌颂田里的收获，写出令人心酸的句子：“饥者欢初饱”。习惯了饥饿的感觉，初饱的快乐，印象特别深刻。
在56岁那年六月，刘裕废晋恭帝，晋亡宋立。在所写的《鲁二儒》有“易代随时，迷恋则愚”的句子，表明对于“易代”的态度，“随时”或“迷恋”，有着身历其境的感受。
陶渊明62岁，又老，又穷，又饿。檀道济去看他，劝他出仕，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拒绝出仕；送他肉和米，也拒收。
陶渊明63岁，当地曾流行瘟疫，身体早已衰弱的他，在九月病殁。死前，他早已写好了《挽歌词》和《自祭文》，“性刚才拙的他，倔强的他，最后对死是在轻蔑着”。
像曹雪芹的《红楼梦》那样没有写完，李长之的《陶渊明传论》也是这样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为了写这本书，李长之差不多准备了半辈子。李长之的女儿李书说：“李长之对于陶渊明的研究几乎是终其一生的。”
早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发表了《我所了解的陶渊明》，后来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主要原因是“在性情、生活上能够与陶渊明一样任情感和率直的学者，李长之先生要算第一位”。李先生说：“陶渊明的集子是我在所有诗人的集子中最早读完的一部。那时我只有十二三岁。”他讲到那时读陶渊明诗，是在院子里，漫步着，捧读，“那时我委实觉得陶渊明是一个快乐的人”。后来，随着年岁与阅力的增进，觉得他是达观的，是沉痛的人。“李先生以自己的经历，阐释着陶渊明作品的深度和魅力。”
性格的契合，一生的嗜好，加上李长之的才力、学识，理论上他“是完全可以交出出色的答卷”，这是人们的共识。可李长之说：“本来还想论艺术成就和生活态度，但因为有些工作耽搁太久了，所以姑且暂告一段落。”作为一个诗人的传记，艺术成就和生活态度也恰恰应该是传记的核心和不能回避的重要方面，《陶渊明传论》却空缺了，李先生说的原因是“有些工作耽搁太久了”，是什么工作呢？
事实上，因为早先写的《鲁迅批判》，使他一直身陷被批判当中。所以写《陶渊明传论》并不从容，是“偷偷摸摸”进行的，写好后也署名“张芝”，但很快被同事看见，被学校当作动态上报。
所以，所谓的“有些工作耽搁”，其实是主要是环境的限制，“连续的政治运动使他没有多少时间静下心来写作，时而被停止，时而又被恢复教学资格的待遇更使他战战兢兢”，使得他不能像写《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那样“尽情酣畅地抒发李长之的诗人才情”，“很难从容展开，悠然挥洒”。
作品发表的结果，如他所担心的那样。
1953年《陶渊明传论》出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陶渊明研究著作，引起了强烈反响，遭到了持久的指责和批判，这给李长之“带来永久的痛”。
他似乎也有继续或重写陶渊明传记的打算，但这一切都被后来的反右，被来势汹汹的“文革”所击碎。《陶渊明传论》最后只能是李长之研究陶渊明的“一个段落”。
文革结束后二年即1978年的12月13日，身残多病的李长之，病逝于北京，终年68岁。
“天忌其才，碍于时艰”，李长之终于没有能够写完《陶渊明传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