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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岸青夫妇请毛泽东写诗纪念(毛岸青夫妇请毛泽东写诗纪念)

毛岸青夫妇请毛泽东写诗纪念(毛岸青夫妇请毛泽东写诗纪念)在父亲的赞不绝口下,杨开慧翻看了毛泽东的文章,而这一看,她直接就被其文采深深吸引。不久后,她终于在家中见到了那个常从父亲口中听到的润之,一个少女的心,从此被这个身长八尺的伟岸少年所牵引。杨开慧与毛泽东结识,大概是在1914年,那时她正值豆蔻年华,也像其他少女一般情窦初开。一天,杨开慧忽看到父亲在庭院中捧着一本学生的笔记连声叫好,出于好奇,她便打听了一番,并由此记住了毛润之这个名字。而作为毛主席晚年为数不多的陪在身边的亲人,毛岸青和邵华夫妇自然能够对父亲的词中真意感同身受,因此夫妻俩都非常喜欢这首词,时常读来爱不释手。久而久之,毛岸青和邵华已经能将这首词倒背如流了,这似乎也成为夫妻二人对杨开慧母亲最简单、最直接的怀念。不过有意思的是,一次毛主席在受毛岸青与邵华之邀重写这首词时,却有意把“我失骄杨”一句写成了“我失杨花”,这是怎么回事呢?本期文章,笔者将为大家讲述《蝶恋花·答李淑一》背后的故事

在毛主席流传度最高的诗词作品中,《蝶恋花·答李淑一》是最具艺术性的一首,这首词是毛主席写给亡妻杨开慧好友李淑一的,其哀婉优美的语言令无数人为之动容,同时也让人们深切感受到了他对发妻的真挚爱意。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首词发表于1958年湖南师范学院院刊的元旦专刊上,并在1963年被《毛泽东诗词》收录后改为现题,词中“骄杨”指的正是杨开慧烈士,而“柳”则代指李淑一的亡夫柳直荀。

从词中不难看出,毛主席用了象征的手法,将杨开慧、柳直荀二位烈士巧妙地比作“杨柳”,同时将他们的牺牲幻化成“直上重霄”。只言片语之间,一谱悲壮的烈士怆歌便跃然纸上,令人读来感慨,同时也让人深切感受到毛主席他老人家心里那道永远不能痊愈的伤疤。

而作为毛主席晚年为数不多的陪在身边的亲人,毛岸青和邵华夫妇自然能够对父亲的词中真意感同身受,因此夫妻俩都非常喜欢这首词,时常读来爱不释手。久而久之,毛岸青和邵华已经能将这首词倒背如流了,这似乎也成为夫妻二人对杨开慧母亲最简单、最直接的怀念。

不过有意思的是,一次毛主席在受毛岸青与邵华之邀重写这首词时,却有意把“我失骄杨”一句写成了“我失杨花”,这是怎么回事呢?

本期文章,笔者将为大家讲述《蝶恋花·答李淑一》背后的故事,看看毛主席与杨开慧之间,有着怎样动人的凄美爱情。

毛岸青夫妇请毛泽东写诗纪念(毛岸青夫妇请毛泽东写诗纪念)(1)

杨开慧与毛泽东结识,大概是在1914年,那时她正值豆蔻年华,也像其他少女一般情窦初开。一天,杨开慧忽看到父亲在庭院中捧着一本学生的笔记连声叫好,出于好奇,她便打听了一番,并由此记住了毛润之这个名字。

在父亲的赞不绝口下,杨开慧翻看了毛泽东的文章,而这一看,她直接就被其文采深深吸引。不久后,她终于在家中见到了那个常从父亲口中听到的润之,一个少女的心,从此被这个身长八尺的伟岸少年所牵引。

1918年,杨昌济受蔡元培之邀前往北大担任教授,杨开慧遂随父亲一同到了北京。一年后,在杨昌济的邀请和推荐下,毛泽东也到了北大,并担任了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在北大期间,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升温,而杨昌济也在其中极力撮合,力图促成爱女与爱徒的婚恋。

有意思的是,为了确定自己没有看错人,杨昌济还曾请好友章士钊做媒,让其替自己打量毛泽东。结果章士钊在远远看过毛泽东后,直接就被他的气质所折服,甚至发出了“湖南要出皇帝”的感叹。

就这样,毛泽东与杨开慧在长辈的支持下很快就陷入了爱河,两人志趣相投,非常恩爱。1920年春,杨昌济因病去世,杨开慧便跟随毛泽东回到了湖南,积极参与领导进步运动。当年冬天,她与毛泽东在长沙结为了革命伴侣,而在结婚的过程中,她一不坐花轿,二不要嫁妆,三不用媒妁之言,完美展示了自己“不作俗人之举”的人生态度。

在长沙期间,杨开慧曾串联了几所女校的5名女生进入岳云男子中学学习,由此打破了男女一贯分为学之的旧教育理念,同时成为了该校招收的第一批女学员。也正是在中学期间,杨开慧与李淑一相结识,两位都追求新思想的进步女青年很快就打成了一片,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同志。

毛岸青夫妇请毛泽东写诗纪念(毛岸青夫妇请毛泽东写诗纪念)(2)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毛泽东担任了湖南支部书记,在他的引导下,杨开慧也在这一年正式加入了党组织,夫妻俩一同领导湖南地区的工人运动,将湖南的革命工作很快就开展了起来。

在1925年的时候,杨开慧介绍李淑一认识了共产党人柳直荀,经过她的打点,两人对彼此留下的印象都非常好。后来在杨开慧的张罗下,李淑一和柳直荀顺利结为了夫妻,而毛泽东也在这时结识了李淑一。

不过,毛泽东和李淑一都不会想到,短短几年后,他们会面临同样的爱别离之苦,成为惺惺相惜的烈属。

1930年10月,杨开慧在革命工作闲隙中偷偷潜回了老家看望母亲和孩子,但她刚一到长沙,军阀密探就得知了她的踪迹。很快,大批反动派就将她团团围在了家中,最后连同保姆和孩子岸英一同被逮捕。

在反动派的监狱中,穷凶极恶的军阀对杨开慧进行了严刑拷打,试图从她口中撬出毛泽东等人的下落。不过,在面对皮肉之苦和精神压力的双重摧残下,杨开慧始终坚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精神,没有向敌人表示半点屈服。

最后,无计可施的敌人只好逼迫她公开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打击共产党。然而,杨开慧再次狠狠拒绝了敌人,并且斩钉截铁地说道:“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眼见杨开慧没有半点合作的可能,恼羞成怒的反动派只好起了杀心。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于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英勇就义,年仅29岁。

一个月后,消息传到瑞金,毛主席痛彻心扉。恍惚之间,悲痛万分的主席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一句,从此陷入了对爱妻深深的自责与愧疚之中。

而在杨开慧赴义短短两年之后,柳直荀也在“肃反运动”中被夏曦错杀,年仅34岁。

但与毛家有所不同的是,柳直荀在厄难以后,身为烈属的李淑一并没有第一时间得到消息。此后在漫长的革命战争中,李淑一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柳直荀守着活寡,她独自一人在家乡教书育子,从来没有得到过丈夫半点音信。

毛岸青夫妇请毛泽东写诗纪念(毛岸青夫妇请毛泽东写诗纪念)(3)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李淑一才从毛主席那里得到丈夫早已在1932年厄难的消息,没有人知道当时她的心里是怎样一种感受。

对于这位烈士遗孀以及自己亡妻的挚友,毛主席非常可怜她,不仅多次给她写信问候,还推荐过她当国家文史馆馆员,但由于李的资历问题未能如愿。后来考虑到李淑一一个人养家不易,毛主席还用自己的稿费资助他们一家,两家人的深厚友谊也由此结下。

或许也正是受到了主席太多恩惠,李淑一对毛主席非常敬重,她还积极研究了主席的诗词,并时常写信给他讨论学问。

1957年春节,李淑一又一次给毛主席写了信,信中除了谈到读毛诗的感想外,她还附上了一首自己于1933年梦到丈夫后所写的词,名为《菩萨蛮·惊梦》:

兰闺索莫翻身早,夜来能动愁多少。底事太难堪,惊依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兴许是词中李淑一对于丈夫的思念太过浓重,这立即就引起了毛主席的共鸣。是啊,自己心爱的妻子,又何尝不是千百次出现在自己的梦中呢,他对于亡妻的思念,又何尝比别人要浅呢?

于是,感慨万千的毛主席词兴大发,张开笔墨就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蝶恋花》。笔墨到处,皆是含情脉脉。

这首词一经发表后,立即就引起了文人们的关注,毕竟在毛主席一向大气磅礴的词风之中,这首难得委婉,而且它还是毛主席悼念杨开慧烈士的,这无疑加深了这首词的故事色彩,令人读来感动。当然,关于这首词讨论最多的,还是“骄”这个字,很多人都不解其中深意。

比如章士钊就曾特意为了“骄杨”一词向毛主席请教。在他看来,形容女子一般都是用“娇”,但毛主席却用“骄”来形容杨开慧,这不得不令他感到迷惑。

听了这个问题,主席先是笑笑,随后用满怀崇敬地语气答道:“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能不骄?

毛岸青夫妇请毛泽东写诗纪念(毛岸青夫妇请毛泽东写诗纪念)(4)

原来,在毛主席的心中,杨开慧最重要的身份还是烈士,自己怀念她,既是出于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热枕,更是出于战友间的真挚。他的敬佩,是由衷的、是纯粹的,更是值得骄傲的。因此,用“骄杨”来形容为了革命无畏献身的杨开慧,再合适不过。

那么,既然如此,在给毛岸青和邵华书写时,他又要将“骄杨”写成“杨花呢”?

1963年,当时毛岸青和邵华去看望父亲,两代人饶有兴趣地聊到了这首词,气氛相当热烈。临别之际,邵华还意犹未尽,于是突发兴致想要让父亲手书《蝶恋花·答李淑一》来作个纪念,这立即就得到了毛岸青的附和。

听了两人的请求,主席一口就答应了下来,邵华立即就兴奋地铺纸磨墨,请父亲挥毫。在二人的注视下,毛主席握笔伏案,却迟迟不肯下笔,夫妻俩见状,只得在一旁静静看着,丝毫不敢打扰。

沉思片刻后,主席终于开始动笔,他一气呵成写下:“我失扬花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从主席写完第一句“我失杨花”开始,岸青和邵华的眉头就拧成了一股绳,他们相互对视,似乎都试图从对方眼中确定自己没有背错。要知道二人可都把这首词倒背如流了,因此看到“我失杨花”,他们的第一念想就是父亲笔误了。

但两人都不敢打断父亲,直到主席一气呵成停笔以后,岸青和邵华唯恐笔误,这才弱弱地提醒:“爸爸,不应该是‘骄杨’吗?

听到邵华发问,主席顺便看了看岸青,发现他同样充斥着疑惑。这时,他慢慢放下了毛笔,然后轻轻答道:“称‘杨花’也很贴切嘛。

主席的一番话,让毛岸青和邵华都感到一头雾水,他们不明白父亲为何会突然改词,也不清楚“贴切”从何而来。

直到最后,主席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将“骄杨”写成“杨花”,只让两口子拿着书画回去了。不过,聪颖的毛岸青夫妇还是很快就了解了父亲的用意,他们知道,简单两个字,饱含了父亲对开慧妈妈最真挚的爱意。

毛岸青夫妇请毛泽东写诗纪念(毛岸青夫妇请毛泽东写诗纪念)(5)

多年以后,毛主席的唯一嫡孙毛新宇在《毛泽东三兄弟》一书中才道出了当时缘故:“...杨开慧烈士有两种身份和意义,对同志、对战友她是战士,是骄杨;但对于自己的丈夫,她却是非常贤惠的妻子,对于儿子儿媳,她是一个非常慈祥的、优秀的母亲,是杨花。

因此,在写给不同的人时,毛主席才会用不同的称法,他的良苦用心,其实就是为了在给人介绍妻子时,能够表现出她最真实、最贴切的一面。

当然,对于父亲心目中与众不同的开慧妈妈,毛岸青再熟悉不过了。

1923年,毛岸青出生在长沙,他比哥哥岸英只小一岁。当时一家人住在长沙清水塘22号租借的房屋里,父亲整日东奔西走,所以兄弟俩只能在母亲的呵护下成长。后来母亲实在忙不过来,兄弟俩就被托付给外婆照料,生活过得十分清苦。

1926年,三弟毛岸龙出生,这一年保姆陈玉英也来到了家中,日子总算有了些许起色。然而,就在短短一年以后,国共决裂的阴霾却迅速笼罩了湖南大地,杨开慧在重重压力下只好带着一家人逃回板仓老家避风头,日子顿时再次变得艰难起来。

随着局势恶化,杨开慧也不敢轻易回家,她只能拜托陈玉英照顾好一家老小。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曾回到板仓老家避难,杨开慧也在这时回到了家中,一家人总算得到了短暂的团聚。但迫于形势,毛泽东不敢久待,他只能匆匆与妻儿孩子作告别。不曾想,就是这一别,成为了毛泽东与小儿子毛岸龙的永别,更是成为了他与挚爱的诀别。

毛泽东离开湖南后,无能狂怒的军阀何健贴出了一千块大洋的悬赏,目标直指杨开慧。在此后的时间里,杨开慧数次遭遇险境,好在群众的掩护下才得以化险为夷。那段时间,岸英、岸青兄弟俩很少见到母亲,偶尔见到母亲在家中时,她都是坐在油灯下写着什么,还时常流泪。

尽管如此,杨开慧对于兄弟三人的爱,从来都没有欠缺。无论什么时候回家,她都会亲手给孩子们煮上一碗面。闲暇时,她还会把兄弟俩叫到跟前,教他们读书识字,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

这短暂的温情,是杨开慧所能做到的极限,也是兄弟俩对于妈妈最深刻的记忆。

毛岸青夫妇请毛泽东写诗纪念(毛岸青夫妇请毛泽东写诗纪念)(6)

除了良母的形象,其实杨开慧扮演最多的,还是贤妻的角色。

我们知道,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全身心投入到中国革命中,很大一部分原因离不开杨开慧的支持和帮助。

早在两人刚刚结婚时,杨开慧就从父亲的奠仪金中拿出了很大一部分来支持毛泽东开展革命活动。后来毛泽东成立中共湘区委员会,杨开慧就主动担任了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在日常工作中,杨开慧还协助毛泽东收集资料,抄写文稿,同时还精心照料他的生活起居,使他能够有充沛的精力来从事繁重的革命工作。

后来夫妻二人分开工作,杨开慧始终坚守着家庭,尽管她的工作也相当繁重,但她总会抽出时间来照顾家庭,使毛泽东不必分心牵挂家庭。除此之外,当白色恐怖笼罩在湘江大地时,她还在无法与上级联系的情况下维系了长沙、平江、湘阴等地区的武装斗争,从而为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如果没有杨开慧的话,那么毛主席所领导的前期斗争将会困难得多,就这一点而言,视杨开慧为站在毛主席身后的那个贤内助,一点也不为过。

当然,除却伟人对杨开慧有着深切的感激之情外,两人间的爱情,同样真挚且浪漫。

作为挣脱了媒妁之言的自由恋爱者,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感情毫无疑问是真切的,他们相互鼓励,相互进步,为着同样的志向而奋斗。

我们如今多能看到毛主席写给杨开慧的手笔,有那首耳熟能详的《到韶山》(1959年)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不吝盛赞;也有不为人知的《蝶恋花·向板仓》(1930年)中“奈何吾身百莫赎,待到九泉愧谢汝”的深深自责。这些词句,都是毛主席说给杨开慧听的心里话,既是对天怒吼,又是耳边轻喃。

主席对杨开慧的爱意,都被揉进了只言片语中,他也通过这种方式,肆意发泄着对亡妻的思念。

因此,当毛主席看到李淑一思念亡夫的词句时,关于杨开慧的一幕幕立即就全部涌现在了他的思绪中,他由此诗兴大发,再添一首脍炙人口的名篇。

毛岸青夫妇请毛泽东写诗纪念(毛岸青夫妇请毛泽东写诗纪念)(7)

回到毛主席“我失杨花”的妙笔转换,我们不难得知,杨开慧始终在毛主席的心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尽管她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壮举,成为了令人尊敬的烈士,但在丈夫的心目中,在儿子的心目中,她终究只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是那一抹举足轻重的可爱杨花。

而对于毛泽东,杨开慧同样乐意将自己的爱意写在了纸上,但遗憾的是,她的满纸情话,毛主席并没能亲眼看见。

那是在1982年3月,工作人员对杨开慧的故居进行了修缮,在杨开慧的卧室墙面砖缝中,人们意外发现了一叠手稿和信札。在经过整理后,发现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杨开慧所写,其中还有没能来得及寄给毛泽东的信:

天哪,我总不放心他。只要他是好好地,属我不属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他罢...

晚上睡在被子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没有我在旁边,他不会注意的,一定累死才休...”

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皆摘自杨开慧于1928年托表弟带给毛泽东的信)

从杨开慧的字里行间中,我们不难体会她的无限柔情和对丈夫的关心,一个苦命女性的痴痴深情,被她轻易跃然纸上,读来令人热泪盈眶。我们相信,如若毛主席能够看到这些手稿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双眼噙泪、嘴带微笑着读完,然后椅背望天,狠狠再思念一次那个让他失眠了无数个夜晚的人儿。

只是,这番场景,终究没能实现。这对跨越了生死的彼此,终究没能看到对方给自己的爱情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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