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启示（资本论讲的就是你的故事）
资本论启示（资本论讲的就是你的故事）对于正处于精神生长期的我们，这些口号既是时代的宏大烙印，其中又有一些成为个人精神觉醒的催化剂。除了“认真看书学习”，还有巴黎公社。1971年3月18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社论，一个14岁中国少年由此与19世纪国际共运史最初相遇。当时我在学校参与出墙报、黑板报，主要是画些题图、插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画了一幅《国际歌》的作词者欧仁·鲍狄埃的油画肖像，贴在学校大门内的宣传栏上。“文革”中的巴黎公社情结当然有其特殊语境，到1980年我在大学读《巴黎公社公告集》（罗新璋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的时候，在扉页上抄录的就是维克多·雨果写于公社社员墙浮雕右下角的一段话：“我们要求于未来的，是正义而不是复仇。”我刚读初中的时候，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政治口号：“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文革”时期的政治口号中，这可能是在客观上最具有抵制反智主义色彩的口号了。这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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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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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讲的就是你的故事！”
广州美术学院 李公明
与马克思的相遇史
我们这一代人中间，恐怕不少人都有过自己的与马克思的相遇史。
我刚读初中的时候，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政治口号：“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文革”时期的政治口号中，这可能是在客观上最具有抵制反智主义色彩的口号了。这口号来源于毛泽东1970年12月在一份报告上的批示，背景是“批陈整风”运动，到1971年就是“林彪事件”。当时的党内斗争往往以各种政治口号的形式折射到社会。
对于正处于精神生长期的我们，这些口号既是时代的宏大烙印，其中又有一些成为个人精神觉醒的催化剂。除了“认真看书学习”，还有巴黎公社。1971年3月18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社论，一个14岁中国少年由此与19世纪国际共运史最初相遇。当时我在学校参与出墙报、黑板报，主要是画些题图、插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画了一幅《国际歌》的作词者欧仁·鲍狄埃的油画肖像，贴在学校大门内的宣传栏上。“文革”中的巴黎公社情结当然有其特殊语境，到1980年我在大学读《巴黎公社公告集》（罗新璋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的时候，在扉页上抄录的就是维克多·雨果写于公社社员墙浮雕右下角的一段话：“我们要求于未来的，是正义而不是复仇。”
今年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我阅读的第一部马克思的著作就是《资本论》第一卷（50年代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蓝色布面精装）。当时是1973年，高中一年级，根本读不懂，但是有一种朦胧的异质性和理论感在萌生。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最近我才知道当代西方解读《资本论》最权威的学者大卫·哈维到35岁才第一次阅读《资本论》。1975年我下乡插队当知青，第二年被贫下中农选为学习毛著的辅导员。平常只是读读报纸，有一次上面要求辅导农民读《共产党宣言》。我连夜在煤油灯下阅读《共产党宣言》和辅导材料，内心的激情呼应着窗外的松风怒吼。至今无法想象，第二天我是如何向山村里的贫下中农讲解那个在欧洲徘徊的“幽灵”和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某种意义上是流亡政治的产物
1992年11月，我第一次到伦敦，去大英博物馆参观的时候自然要去看圆形阅览厅。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阅览厅在我脑海里与“马克思”、“深深的脚印”和《资本论》紧密联系在一起。陪同我参观中国文物藏品的东方部副主任龙安妮女士告诉我说，她也不知道“马克思的脚印”究竟在哪里，何况现在的大厅铺着吸音地毯，更难以查找。
据记载，马克思在1852年6月得到一张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出入证，而当时还没有这个圆形大阅览厅，它是在1857年才落成的。当然，后来马克思的确是经常来这个圆形阅览厅做研究，写他的《资本论》。
有一天在中国驻英大使馆文化处的朋友们陪同下来到海格特公墓，顺着沙子路快到拐角就是马克思墓，墓碑最上方文字是“各国工人联合起来！”，最下面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那段耳熟能详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而问题在于……”。在一边埋头写着《资本论》的时候，马克思一直迫切地期待欧洲大陆会重新爆发革命，期待革命能够检验他对资本主义的“秘密”所作的分析和预言。
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曾讨论过这个问题：马克思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并非是遥远的目标，而是在他有生之年就必可目睹。当时我们实在无法想像“有生之年”这四个字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残酷含义，只是对于极其熟悉的“千秋万代”这个概念产生极大的怀疑。当1871年巴黎公社遭镇压、“国际”继而解体的时候，马克思内心的愤怒与焦虑、一次次的失望也是我们不易想像的。正如埃德蒙·威尔逊对于像马克思这一类政治流亡者的分析，“他们总是怀有这样一种希望，就是迫使他们流亡国外的那个政权被推翻，而他们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马克思坐在伦敦梅特兰公园路41号自己房间的安乐椅上凝视着夕阳，产生的最后一个念头可能也是关于回到家园的憧憬。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资本论》是流亡政治的产物。19世纪的伦敦、巴黎、苏黎世、日内瓦等欧洲城市成为各国政治流亡者的第二故乡和重返政治舞台的根据地，原因是当时欧洲各国政府之间没有达成相互遣返政治犯的司法条约。由于比较特殊的原因，马克思曾先后被法国、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境，马克思于1849年8月27或28日流亡到伦敦。这一年的伦敦成为1848年革命的流亡分子的首都，当欧洲大陆沦为反革命的势力范围的时候，伦敦仍然以其宽容与自由接纳流亡者。弗·梅林说过，英吉利这个贪婪而嫉妒的小店主比那些大陆国家具有更大的自尊和自信。可能正是因为“小店主”的这种“自尊和自信”，马克思在英国从来不曾因为他的旨在推翻这个社会的研究和宣传而受到迫害。
回到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现场。他曾经自嘲地说，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在经济如此窘迫的环境下写着关于金钱的书；他还说过“《资本论》带来的收益还不够支付我在写作时抽的雪茄。”我们也知道有一天面包师来送面包的时候说如果你们再不付钱就不再提供面包，马克思的小儿子一边慌称马克思不在家，一边飞快地从面包师手里拿走三个面包。马克思把自己埋在大英图书馆的书堆里写作，但是有时因为肝炎、阴茎溃疡等疾病的折磨而好几个月也写不出东西。恩格斯回信安慰他说“我们对这样偶尔不能写作的状态早就习以为常了。”
第一卷书稿终于完成，《资本论》于1867年9月14日正式出版，但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对此，马克思感到十分沮丧，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力图封杀他的阴谋。于是他让恩格斯在德国众多的报纸上匿名发表关于《资本论》的书评，他们认真讨论了恩格斯应该采用何种政治伪装来撰写这些评论，目的就是要在欧洲鼓动起对《资本论》的评论。（参见乔纳森·斯珀伯在他《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289—290页，邓峰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马克思当时无法知道的是150年来《资本论》对世界历史曾经有过的影响，但他似乎已经预见会被人们引用和塑造成各种形象，因此他不止一次说过“我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150年来《资本论》总共出版发行了多少册恐怕已难查考，但可以肯定的是除了专门研究者之外而能完整看完这厚厚三卷书的读者恐怕不多。关于《资本论》的前世今生，我建议读一下英国作家弗朗西斯·惠恩的《马克思<资本论>传》（陈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研究的“空间转向”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承认“《资本论》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又是一项天才的工程”。雷蒙·阿隆一方面肯定马克思的丰富思想是“取之不尽”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其思想的解释多样性说明其“模棱两可”的特性。
美国学者大卫·哈维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理学者，他认为必须以动态和辩证的思维方式来阅读与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思想。他指出三卷《资本论》分别处理的是资本的三种运动过程：第一卷关注价值增殖过程，第二卷关注流通过程，第三卷仔细研究了不同形式的分配。他的《资本的限度》（张寅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9月）前面七章从《资本论》最开始的关于商品同时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观点逐步前进，通过对资本、阶级对抗等矛盾动态的论述而引向资本主义的灾变性危机；余下几章则把马克思的思想延伸论述到固定资本、信用与金融资本体系、租金、空间格局中的资本与劳动生产、资本主义空间经济中的危机（帝国主义的辩证法）等重大论题。
最后他得以构造出一个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理相关的理论框架，由此而完成了他的资本论研究的“空间转向”。他的《资本论》研究也同样把视野投向今天的中国：关于资本与权力在中国的运作，关于如何通过全球化的政治、社会革新运动以达到对资本权力的有效控制，保障工人阶层的基本权益。这使我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前言中曾这样提醒德国读者：别以为我讲的只是英国的故事，我必须大喊：“De tefabulanarratur！”（“讲的就是你的故事！”）。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84期第8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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