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祖籍是哪里（邓广铭先生访问记）

邓广铭祖籍是哪里（邓广铭先生访问记）《岳飞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人民出版社1983年、1997年版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山东临邑人。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受教于傅斯年、胡适、陈寅恪等教授。1943—1946年间曾任复旦大学教授，1950年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并先后出任中国史学会第二届主席团成员，中国宋史研究会创始会长和第二、第三届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著作《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2007年版

转自“中国好书”微信公众号。

《切思：学术的真与美：中国历史名师访谈录》，刁培俊 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推荐理由】学术研究是以科学的方法、理性的态度而求真，但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独有的专业训练与成长经历，因而在这求真的探索过程中往往会呈现出多姿多态的美。作者采访了我国二十多位历史学名师，把他们的学术轨迹与知识结构的形成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讨论。介绍他们各自迥异的读书方法、学术背景、成长路径、治学心得，以访谈的形式将他们的成功经验呈现给读者，既真实亲切，又具体生动。对话间迸出的智慧火花，往往使人有醍醐灌顶般的顿悟。特别是老一辈学者在艰苦的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坚守学术理想，在其专业领域内持之以恒地辛勤耕耘，这种治学精神对后学有尤为重要的启迪意义。

【导语】切思切问，切琢切磨。聆听智者的心音，感悟学术之浩淼无际涯，游弋其间，收获的多是智慧。高山仰止，我们仰慕名家的经典学术和智慧。透过学术名师的夫子自道，或能砥砺并启迪后学，追求纯真而超凡的学术。

——邓广铭先生访问记

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山东临邑人。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受教于傅斯年、胡适、陈寅恪等教授。1943—1946年间曾任复旦大学教授，1950年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并先后出任中国史学会第二届主席团成员，中国宋史研究会创始会长和第二、第三届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

主要著作

《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2007年版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人民出版社1983年、1997年版

《岳飞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陈亮集》，增订校点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

《涑水记闻》，校点本，与张希清合作，中华书局1989年版

《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全部著述结集为《邓广铭全集》十卷本，总计496万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春节后的一天，节日期间人来人往的高潮已经过去，我拜访了邓广铭先生。谈话是从今年元旦《光明日报》登载的徐泓写的访问记开始的。

邓先生说：“我近来有一种失落感。今年已经八十五岁了，耳朵越来越背；看文字也很吃力，戴上老花镜还要加一副放大镜；手一写字就发抖。这说明我已届风烛残年，却还有些非非之想，想把自己过去的一些著作，好好修改，使它们真能为新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一砖片瓦。比如《王安石》，‘儒法斗争’的烙印太深了，而早年写的《陈龙川传》《辛稼轩传》，也都想作一番大幅度的补充、订正。这些都要好好改，要集中精力改。而在此以外，对徐梦莘的那部《三朝北盟会编》，从五十年代以来，我就随手（并不按先后顺序）进行了一些校勘和标点，也请别人帮我就两个抄本通体进行了对校，很想再弄到台湾史语所所藏明抄本的缩微胶卷对校一次，迄今并未弄到，而大量的他校工作，也一直想由我自己动手完成，并且早就向人宣告说，不校完此书，我死不瞑目。然而现在事实上已经面临‘蹈火’之年，头脑和手眼都已不好使唤，因此终日焦躁不安，只想能把全副身心扑在这些工作上，惧怕再有任何别的事来干扰，却又苦于无法排除掉这些干扰。因此，那天我对徐泓说，你来进行采访，便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她是老朋友的女儿，不好不接待。访问记发表前没有经我看过，但写得不错。只因她不熟悉历史学界的情况，如果事前交我改动三五个字就更好了。”

我说：“我们今天不谈大事，作为聊天，谈谈往事好吗？”他见我掏出笔记本，开玩笑说：“看来你也要当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我说：“最近我看了《李广田传》，看来您本来很有可能成为文学家的。”

邓先生微笑着回忆起往事：“自1923年到1927年，我在济南山东第一师范读书。同学中形成了两个小团体。臧克家是爱好文学的青年的首领，房间里热闹得很，都是谈文学的。李广田则醉心于陆王之学，崇拜梁漱溟。我和他们都很要好，但游离于他们之间。说起来，李广田走上文学之路还是受了我的影响。我却走上了史学的道路。”

“我记得您先上的英文系。”

“那是1931年，我报考北京大学文学院，没有考取。同考的有张中行，他被录取了，他现在就住在我们后面一座楼。我考上了辅仁大学英文系。那年的作文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告诉邓先生，前些年我在香港的《大成杂志》上看到台静农先生写的《辅仁大学创校点滴》，里面提到，周作人在辅仁大学讲“中国新文化的潮流”，“学生邓恭三君笔记记得很好，于是就印成了一本小书，兼士先生题签。一度很流行，因为可以看出他对新文学发展的见解。”

听我谈起这件事，邓先生从书房里取出那本《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说：“那一年，陈援庵先生因为已任了五年校长，照例可以休假一年，由沈兼士先生代理校长。沈和周作人是好朋友，请周到辅仁来作学术讲演。我看见布告，虽然是为中文系讲的，也去听了。按照我当时的知识水平，他讲的许多内容是前所未闻的，很感兴趣，就记录了要点。讲完以后，找同时听讲的同学想凑一份完整的笔记，谁知他们记得还不如我详细。我又凭记忆补充成一份比较完整的记录。周作人这个题目共讲六次。就在第一次听讲之后，我在教室外问周有没有讲稿，他说没有，只写了几条简单的提纲。于是我从第二讲起就做了详细的记录。”

我翻开这本书，周作人在小引中是这样写的：“所讲的题目从头就没有定好，仿佛只是什么关于新文学的，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

邓先生接着说：“周作人讲完六讲后，我把记录整理好，交给他审定，可是久无音讯。我写信给他，说暑假后行踪未定（指可能转学）。他回信告诉我，书稿正在友人中传阅，屡索不归。我只好等着。放暑假后我搬了住处。有位朋友告诉我，台静农（他是辅仁校长秘书）出了张布告找邓恭三，到他那里去取稿子。我到台静农那里取回经过周作人审定的书稿，附有周的条子说：‘人文书店愿意出这部书。你将书稿誊清后，可送到后门里米粮库某号杨晦先生家中，他现在担任了人文书店的总编辑。’”

“提起杨晦，我并不陌生。我刚进山东第一师范时，学校招收了一批中学毕业生，办了几个专修科，相当于现在的专科。杨晦就是文学专修科的老师。我把书稿送给杨晦，并由周请沈兼士先生题了书签。书很快印出来了，印了三千册。这一版我拿了五次版税，五月节、八月节、年节，每次各拿五十元。”

“1932年我终于考入北大史学系。到二年级时，《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要重印。这时我正想买一部‘二十四史’，便想这次把版权卖给人文书店，就去找书店老板常某。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生意人，听了我的话后便说：‘第一版我不买你的版权，第二版再买，没有这个道理。’我便向他耍了个花招，说：‘第一版印了三千册，在北方没有什么销路了。现在南方有书店要出这本书，你们不出我给他们出。’老板打电话给周作人。周劝我：‘你斗不过这些生意人。’当时我一定要和这位老板斗下去。正好有一所郁文大学要关门，他们预订了一套百纳本‘二十四史’，付了三百元预约费。因为学校要结束，在报上登了小广告，出卖预约券。这消息是萧乾告诉我的。我就告诉人文书店老板：‘我这次卖版权，是要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预约券。’老板说：‘你要二十四史，我给你一套同文本的。’他的如意算盘是，从他开设的佩文斋拿出一套同文本给我，就算付了版权费。这时我已听了赵万里先生在北大给我们讲的史料目录学，知道百衲本胜过同文本许多，没有上他的当。老板又说：‘既然你要买百衲本的预约券，我买了给你就是。’后来知道，因为他有老关系，花了二百七十元把预约券买来了。这样我有了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这套书是陆续出的，到七七事变北平沦陷以后才收齐。后来我先去昆明，后到四川，我的家眷就是卖了这套百衲本（大约是二百元联合券）作路费去四川的。”

“原来您同萧乾很熟。”

“说起来，我和他是老朋友了。他也在辅仁英文系读过，两人常在图书馆碰面，就成了朋友。后来有些事还同他有关系。前些时我见到他，还跟他开玩笑：‘你是作家，怎么当了文史馆馆长？这馆长应该由我这界的人去当。’”

“请您谈谈在北大学习时的情况好吗？”

“我在北大史学系时，同傅乐焕、张公量来往比较密切，因为大家都喜欢写文章。起先我们给《大公报》的《图书副刊》投稿。后来觉得他们时间拖得长，稿费也压得很低。比如傅乐焕写过一篇评论《欧洲近现代史》中译本的文章。文章先引一段原文，再引原译文，最后是傅的新译文。文章倒是发表了，但稿费只按傅的新译文那部分支付。我们也是年轻气盛，觉得不能老是受制于人，不如自己办个副刊。于是给《益世报》写信，提出办一个《读书周刊》。《益世报》要我们邀请北大的教授参加编辑部，并需由一位教授当主编。我们请了北大图书馆长毛子水当主编，实际负责的是我们三个人。这是1935年春天的事，我们是三年级学生。有了这个阵地，我们可以比较方便地发表文章。1936年我们毕业，傅、张都走了，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北平，我又拉了金克木一起编《读书周刊》。他那篇《文以载道辩》就是登在《周刊》上的。”

“徐泓那次采访，您简单地谈了同胡适的关系。张政烺先生也对我说过，您的《陈龙川传》是受胡适《传记文学》课的影响。是否请您谈谈胡适的情况？”

说到这里，邓先生一口气讲了下去：“有个美国华人女学者李又宁编了一套《胡适与他的朋友》，已经出版了第一册。她约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我和胡适的关系》，将登在第二册中。今天我不全面谈这个问题，只谈一两件事。

“北大每学年都有课程指导书，文理科各一本。指导书开列了本学年要开设的课程、内容、参考书等，供学生选课参考。我四年级的时候，胡适先生开了《传记文学实习》课，我选了他的课。他讲得很少，主要是通论。比如说要搜集足够的材料，要在剪裁上下功夫等等。主要是让学生实习。他开列了一些人物，让我们作传记。这年他开的有欧阳修、陈亮，还有几个明代人物。我选了陈亮，一方面是因为我写过关于浙东学派的文章；另一方面，当时日寇步步紧逼，国难日亟，而陈亮正是一位爱国志士。后来我写辛弃疾，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我写的《陈龙川传》深得胡先生的欣赏，他给了我95分。批语的第一句话是：‘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并且提出：‘辛稼轩是陈亮的好朋友。这篇传记对他们的关系写得太少。’

“他的批语激励我去写辛弃疾。在这之前，梁启超编过《辛稼轩先生年谱》，他的弟弟启勋作过《稼轩词疏证》。梁任公大名鼎鼎，但他这部年谱问题却很多。比如辛弃疾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不过一年多，《年谱》竟排为五年！

“1936年我从北大毕业后，留校当助教，但我决心集中力量写作《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当时有一个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是管理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机构。该基金会每年都资助一批从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胡适、傅斯年先生都是该基金会的负责人，我去问胡先生：‘我是否可以向这个基金会申请一笔研究补助费？’他回答我：‘当然可以。’还说：‘三十几岁的人做学问，是本分；二十多岁的人做学问，应该得到鼓励。’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知道我的具体题目后，又告诫我：‘这个题目梁任公做过。他名气大，而你是初出茅庐。基金会中自然科学家多，他们对文史不了解，只看名气。所以你得先写一篇文章。’

“这时我已经写好了一篇文章，是总评梁任公兄弟的，题目叫做《〈辛稼轩词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辩证》。于是立刻寄给萧乾。因为萧乾在我考入北大时，也从辅仁转学到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大公报》主编《星期文艺》，兼管《国闻周报》的文艺栏。我曾经应约给他写过几篇文章。第一篇是评施蛰存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以后还评论过郑振铎的《世界文库》，评过《欧洲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我这篇《总辩证》，萧乾却没有立刻登。这可是关系到我申请补助费的大事。正巧这时他从上海来北平度蜜月，我跑到旅馆同他吵了一通，他答应马上打电报回上海，下期准登。

“文章在《国闻周报》上登出来，胡先生正在协和医院割阑尾，我送去一份，他看了说很好。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看了以后，打听邓恭三是谁。问胡适、傅斯年先生，知道是在北大当助教的邓广铭。胡、傅带信给我，说寅恪先生认为文章写得很好。我知道这次申请准能批准，因为寅恪先生的意见在胡、傅心目中是‘一言九鼎’！

“这时夏承焘先生正在写《唐宋词人十家年谱》，其中也有辛弃疾。他写信给我说：‘看了你的文章，辛稼轩年谱我不能写了，只能由你写了。我收集到一些材料，估计你都已看到。你如需要，我可寄给你。’这封信使我很感动，因为夏先生当时在词学界已经享有盛名，而我还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青年助教。我也把这封信交给基金会了。果然基金会批准了我的申请，每年给我一千元（先是一年，后来又增加一年）。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了。北大撤离北平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规定教授、副教授可以随同南迁，讲师、助教学校就不能负责了。而基金会的补助款还可以通过花旗银行汇来。因此我决定暂时留在北平。此后的两年中，我一头钻进北平图书馆，完成了《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

“带着这两部书稿，我离开北平到昆明，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当时北大、清华、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大，但文科研究所是独立的。所长是傅斯年先生兼，副所长是郑天挺先生。一般助教的工资是八十至一百二十元一月，给我设了一个新头衔，叫做‘高级助教’，工资是一百五十元。

“陈寅恪先生当时兼任文科研究所导师。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与他同住在青云街靛花巷的一幢楼中，同桌共餐，得益不少。

“傅斯年先生对我也有知遇之恩。1940年日军轰炸昆明，历史语言研究所北迁四川南溪李庄。傅先生向我说：‘你在昆明无书可读’，要我同去李庄。我在那里待了两年。《宋史职官志考正》就是在此期内写成的。若非傅先生让我同去李庄，则断不会写成此文。1942年重庆的一家出版社约请许多史学家撰写历史人物传记，本是请西南联大的姚从吾先生写一本《岳飞》，直到1944年姚先生却并未写成，而且向出版社打了退堂鼓。其后傅先生向出版社推荐由我撰写，我遂在1944年的暑假再去李庄三个月，搜集岳飞的传记资料，于这年寒假中交了卷。该书出版之日，正是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时，实为一大快事。

“当我重回李庄时，傅先生正受到张自忠将军的弟弟的恳托，要写一本张自忠将军的传。傅先生与我谈及此事，并希望我作他的助手，与他合写此书。当时还考虑到一些细节，例如，如何处理好张将军自日寇羁留下逃脱出北平以前的一段经历等等。只因为我在复旦大学任教，不曾在傅先生身边，而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出北平以前的一段经历等等。傅先生一方面为国共和谈而奔忙，另外也为学术界和教育界的一些大事而昼夜操劳，不能再分心及于此事，所以一直未能动笔撰写此传。

“抗日战争期间傅先生长驻重庆。他是国民参政员，有名的‘大炮’。抗战胜利后又做了代理北大校长。同他来往的‘大人物’不少，如朱家骅。他向人介绍我，总是说：‘这位是宋史专家，文章写得很好。’他所说的‘文章’是指我的文言文。是他看过我为《宋史职官志考正》写的序言后所留下的印象。胡适先生不喜欢人家写文言文，傅先生则不拘。《宋史职官志考正》后来就登在《史语所集刊》上。原来说是只登序言的，后来傅先生又决定全文登载。

“我去复旦大学（当时在重庆北碚），也是傅先生介绍的。他在介绍信中说我既能研究，也能教学，如去北大、清华，应是副教授。结果复旦大学聘我为副教授。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我回到北平，在母校北大任教。这也是由傅先生与我在重庆当面约定的。”

谈到这里，我一看表，前后已经三个多小时，把邓先生的日常作息规律都打断了，于是赶紧告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