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十大秘术（千金翼方禁经的方术思想和文化）
道教十大秘术（千金翼方禁经的方术思想和文化）禁咒之术列于医官，有其发展沿革的历史。早在《周礼》中就有了疡医执掌禁咒医术的记载，《周礼·天官冢宰》说：“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 隋代开始，太医署设咒禁博士，禁咒之术正式进入官方医疗体系。唐沿隋制，太医署设咒禁博士、咒禁师、咒禁工等官职岗位。宋神宗时太医局列九科，其中有“金镞兼书禁科”，元代设“祝由书禁科”，明代太医院设“祝由科”，都是禁咒列于医药职官的体现。 在分类上，禁术可归于数术之部。《汉书·艺文志》中录有“《执不祥劾鬼物》八卷”“《请官除訞祥》十九卷”等书，列于《数术略》中的“杂占”一类。《后汉书·方术传》中所记载的费长房劾鬼物的传说，当是这类数术的运用。 传统医学中禁咒之术的历史脉络 禁咒之术与常规医术有着颇深的渊源，它们在滥觞之初有着共同的源头——巫文化。从造字的本义上，巫与医有着相通的一面，甚至“医”字本身就有“毉”的写法。上古医者的传说则往往带着很
孙思邈所撰《千金翼方》中有《禁经》两卷，共二十二篇，是他对当时散见民间的禁咒医方所做的收集整理。对于禁咒医术而言，《千金翼方•禁经》二十二篇的形成，既是一次系统化，也是一次理论化，唐宋以后医家对符禁类医术的整理基本延续了《千金翼方》的体例。
孙思邈与《禁经》的相关背景
孙思邈是唐代著名医学家，在宋代被封为“妙应真人”。孙思邈有着深厚的道家根底，其实也是一位道行高深的道士，对道家的思想哲学和道术炼养都有着精专的掌握。在唐代，孙思邈成仙的说法已经开始流传。在作为《千金要方》开篇的《大医习业》中，孙思邈提出数术是学习医学必备的知识基础，精通数术是成就大医理想的必备素质。
《千金翼方》是孙思邈在晚年为补充《千金要方》而编集的。《千金翼方》最末两卷《禁经》，是非常特殊的一部分内容，分为二十二篇，二万四千多字，记录了十六类针对各种疾病和不幸遭遇的禁咒之法，以及学习禁咒的仪式方法和诸种护身禁术。从《禁经》的序论可以看出，孙思邈对医术采取了兼容并包、各取所长的态度，只要有利于治病救人，就予以积极地接纳。在他所列举的五种拯救危急的医疗之法中，“禁咒”和“符印”位列其中的两种。他认为禁咒之术有着非常广泛的受众基础，以至于民间皆有禁咒文献的收藏，只是零散而不成系统。他认为禁咒之术尽管神秘，超出了人们的理性认知，但却有着不可思议的功效，故而对其进行了整理保全。《禁经》是医书典籍中对禁咒之术的第一次系统整理，禁咒之术得以体系化、规范化，并有了理论基础。
传统医学中禁咒之术的历史脉络
禁咒之术与常规医术有着颇深的渊源，它们在滥觞之初有着共同的源头——巫文化。从造字的本义上，巫与医有着相通的一面，甚至“医”字本身就有“毉”的写法。上古医者的传说则往往带着很强的巫文化色彩。
禁咒之术的产生、发展也受到南方楚越文化传统的影响。南方楚越巫文化的传统，饶宗颐等先生论之甚详。《抱朴子内篇》曾详细记载了“吴越禁祝之法”。《后汉书·方术传》也记载了吴越“禁架”之术的传说，将禁术之士与郭玉、华佗等当世名医并列一传。出土的秦汉简帛医籍中，禁咒之术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根据李丛的统计，马王堆出土的医书《五十二病方》中，与禁咒相关的方剂多达三十八种。（李丛《古代禁咒治病术的文献研究》）夏德安指出了《五十二病方》中的祝由方与越巫所掌握的越方有着密切的关系。（夏德安著、陈松长译：《五十二病方与越方》《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
在分类上，禁术可归于数术之部。《汉书·艺文志》中录有“《执不祥劾鬼物》八卷”“《请官除訞祥》十九卷”等书，列于《数术略》中的“杂占”一类。《后汉书·方术传》中所记载的费长房劾鬼物的传说，当是这类数术的运用。
禁咒之术列于医官，有其发展沿革的历史。早在《周礼》中就有了疡医执掌禁咒医术的记载，《周礼·天官冢宰》说：“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 隋代开始，太医署设咒禁博士，禁咒之术正式进入官方医疗体系。唐沿隋制，太医署设咒禁博士、咒禁师、咒禁工等官职岗位。宋神宗时太医局列九科，其中有“金镞兼书禁科”，元代设“祝由书禁科”，明代太医院设“祝由科”，都是禁咒列于医药职官的体现。
《禁经》之术的主要来源
《禁经》中禁咒之术的来源也是多样的，最主要的是民间的祝由之术和道教禁咒之术，辅以少量带有佛教色彩的禁术。
首先是民间传统的祝由术。在《黄帝内经》中记录了两段关于祝由的材料，《内经》作者认为祝由与气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将其功效归之于神秘的鬼神。历代医家对于祝由的意义有着多样的理解。南朝齐梁时期的医家全元起，将“祝由”解释为“南方神”，令人联想到祝由术和南方巫文化的联系。隋唐时期的医家杨上善认为祝由是“有病以祝为由”，即将祝告作为治疗疾病的方法；唐代医家王冰的《素问》注解释为“祝说病由”，即祝告病之所由来；元代学者陈栎则将“祝由”理解为“断绝其受病之由”。明代医家张介宾认为“祝由者，即符咒禁禳之法”。
道教禁咒之术是《禁经》的重要来源。《禁经》引用了《神仙经》或《仙经》达六次之多，集中在《持禁斋戒》《受禁法》《禁法大例》等总论部分。孙思邈在收集整理禁术文献的过程中，运用道教思想建构起了《禁经》的思想理论基础，对禁术进行了道教化的改造。《禁经》中收集的篇章中也多见“太上老君”“天师祭酒”“太白仙人”等极富道教色彩的名讳。《禁经》中的很多仪式和方法体现了天师道的影响。《禁经》中称引“天师曰”“天师祭酒”“系天师阳平等二十四化真气”等，显示出鲜明的天师道特色。天师道典籍中有“四部禁气箓”，可见禁咒也是天师道道士所修习的术法。
佛教传入中国后，印度的医药文化也随之进入中国。印度医药文化的一些元素深刻地影响了中医药文化，例如佛经中“药王”“药上”两位菩萨的形象。《禁经》中间也收有少量佛教色彩的禁术，其中就出现了“药王”“药上”的名讳。
《禁经》之术的理论基础
第一是“气”。禁术的实质，可以看做是对气的运用。葛洪曾经对禁术的机理做了论述：“吴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效，多炁耳。”（《抱朴子内篇·至理》）葛洪认为气是维系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关键性物质，禁咒之法之所以能起作用，正是因为施法者有着充足而纯净的气，能够对病患和病气施加影响。
第二是“心”。孙思邈《禁经·持禁斋戒法》指出学禁者要先修持“五戒、十善、八忌、四归”等戒律，此外还要浴身、浴目。这些修持方法不但能够保持身的清洁，更能让学禁者清静内心，以便积蓄起足够的精气。《管子·内业》的作者认为心乃精气的屋舍，只有清洁内心，精气才会入于心中。精气静定下来，不断蓄积，从而助人把握万物。
第三是“身”。道家道教都认为，身体是一切的根本。身体清洁是受持、运用禁术的前提。《禁经》中收录了若干浴身的方法，如《持禁斋戒法》中记载的浴身方。在《真诰·协昌期》中可以看到类似的外用方，其中说到“且竹虚素而内白，桃即却邪而折秽，故用此二物以消形中之滓浊也”，更对遣方用药的原理进行了明确的解释。护身禁术是重要的自卫之术。葛洪《抱朴子内篇》的《遐览》记录有“《入温气疫病大禁》七卷”，《杂应》介绍了“仙人入瘟疫秘禁法”。道教的护身术是《禁经》中的护身禁术的来源。
《禁经》之术的基本要素
第一是“咒”。禁咒之术使用咒语祝说病由的原理，源自于运用万物之名裁制万物的古老思想。葛洪曾说：“但知其物名，则不能为害也”。（《抱朴子内篇·登涉》）知晓了病由之名，即可有效地加以治疗。禁咒的施治不仅要称念危害人身的疾病或鬼怪之名，还要称念驱鬼除疾的神灵之名，从而祈求得到治病祛疾的功效。
第二是“禹步”。禹步是举行禁咒之术的步法，是举行受禁、持禁、护身等术法不可或缺的必备环节。禹步历史悠久，源自于上古巫文化。葛洪称：“凡作天下百术，皆宜知禹步。”《禁经》也说：“禁病则皆须禹步，诵禁文，捻而用之。”《禁经》中非常详细地记载了禹步的步法，确保禁咒之术的习用者能够较好地掌握。
第三是“掌诀”。刘仲宇先生评价《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时指出：“其诀谱称《禁治掌目诀图》。禁，即气禁之术，诀以之为称，足见原系属于气禁的。”（刘仲宇《道教法术》）《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云：“凡行步问病，治邪入庙，渡江入山书符，并须搯诀目。” 掌诀是施行禁术的必要环节，《禁经》对此作了非常详尽的记载。
禁咒之术诞生于上古巫医杂糅的时期，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吸收了道教、佛教的种种因素，曾经作为主流医学进入太医系统，后来又落入民间而为人们所轻视，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边缘的文化存在。孙思邈认识到禁咒之术在民间有着非常广泛的基础，其尽管神秘却有不可思议的功效，故而对其进行整理保全。由于民间禁咒之术零散而不成系统，孙思邈大量引用道教材料，建构了理论基础，完善了架构体系。今天我们仍需重新审视禁咒文献的价值，挖掘其对医疗史、宗教史、社会史的意义。
（文章根据裘梧在中央民族大学“《千金翼方·禁经》的方术思想和文化”的讲座文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