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科技和文化板书（福原启郎谈京都学派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魏晋南北朝的科技和文化板书（福原启郎谈京都学派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谷川道雄先生参与设立的学会，有中国中世史研究会、六朝史研究会、内藤湖南研究会，我全部都参加了。其中，六朝史研究会原则上一个月一次，会场在京都大学与京都外国语大学。2020年3月开始，由于我从京都外国语大学退休，因此会场只有京都大学了。六朝史研究会成员是以京都为中心的研究者，具体而言，有大学老师、研究生，每次人数大约十到二十位。近年来，有很多中国、韩国的留学生参加。会议报告的内容，有不少是研究者参加正式会议的预报告，或者研究生硕士论文的预报告。报告一小时，评议、回答提问一小时。回答提问的内容，从基本的史料训读，到与会者对内容的质疑与意见。会议结束后，会在附近的居酒屋中举行饮酒会。饮酒会上，经常能喝到中国留学生带来的汾酒、梦之蓝等白酒。1984年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岐阜県石徹白合宿，因台风提前返回，于电车上讨论报告内容，站立持文稿者为福原启郎。福原启郎：我是1952年生人，学生时代一直就读于京

福原启郎像

福原启郎，京都大学文学博士，京都外国语大学教授。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学习期间，师从岛田虔次、川胜义雄、谷川道雄等，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近日，他所著的《晋武帝司马炎》中译本出版，《上海书评》就本书以及京都学派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采访了福原先生。

《晋武帝司马炎》，[日] 福原启郎著，陆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版，264页， 48.00元

京都是日本东洋史研究的重镇，聚集了相当多的大学、科研机构与研究者，能否请您介绍一下京都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相关的学术共同体以及开展研究的主要方式？

福原启郎：我是1952年生人，学生时代一直就读于京都大学，也住在京都。作为六朝史研究者，如果要介绍一下我参加的学会、研究会，有以东京为中心的全国性学会——如东方学会、唐代史研究会、六朝学术学会、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三国志研究会、书法学、书法史学会等，其他还有书论研究会、东北中国学会。

与之相对，以京都为中心的全国性学会则有东洋史研究会、史学研究会，尤其是东洋史研究会，由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的教师与学生编辑出版刊物。我曾经在东洋史研究会大会上报告八王之乱的相关论文，后来刊载于东洋史研究会的学术杂志《东洋史研究》上。当时是1982年，这也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1975年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岐阜県石徹白合宿照片，穿背心者为福原启郎。

1984年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岐阜県石徹白合宿，因台风提前返回，于电车上讨论报告内容，站立持文稿者为福原启郎。

谷川道雄先生参与设立的学会，有中国中世史研究会、六朝史研究会、内藤湖南研究会，我全部都参加了。其中，六朝史研究会原则上一个月一次，会场在京都大学与京都外国语大学。2020年3月开始，由于我从京都外国语大学退休，因此会场只有京都大学了。六朝史研究会成员是以京都为中心的研究者，具体而言，有大学老师、研究生，每次人数大约十到二十位。近年来，有很多中国、韩国的留学生参加。会议报告的内容，有不少是研究者参加正式会议的预报告，或者研究生硕士论文的预报告。报告一小时，评议、回答提问一小时。回答提问的内容，从基本的史料训读，到与会者对内容的质疑与意见。会议结束后，会在附近的居酒屋中举行饮酒会。饮酒会上，经常能喝到中国留学生带来的汾酒、梦之蓝等白酒。

说到京都，通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各种研究班所展开的共同研究非常有名。我本人也曾参加“中国中世的文物”研究班，撰写了《西晋墓志的意义》一文。不过目前没有参加任何研究班。此外，京都还有国际日本文化研究所，我经常去旁听该研究所举办的讲座。

目前，我参与了日本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共同研究项目“基于古道、关塞遗址调查的前近代中国主要交通路线研究”。2019年10月，我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包头、陕西省榆林市等学术调查。12月参加了于京都大学召开的国际论坛。此外还出席过几次共同研究的例会。2020年3月原有赴甘肃省天水等地调查的计划，但是目前中止了。

此外，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在我撰写此访谈回答时（2020年5月25日），所有的学术活动都停止了。

1993年日本瀬戸内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会参会者合影

第一排左起第一位为关尾史郎，第二位为川本芳昭，第三位为井上德子，第四位为谷川道雄，第六位为中村圭尔；

第二排左起第一位为冈部毅史，第三位为佐川英治，第四位为葭森健介，第六位为伊藤敏雄，第七位为上谷浩一，第八位为福原启郎。最右边站立者为佐藤智水。

能否谈谈您求学于京都大学的经历？例如京都大学的学风、学生们的生活、学习状态，与先生们的逸事等等。

福原启郎：京都大学学风自由，甚至可以说是放任。例如学生在确定毕业论文选题时，导师不会给学生具体的题目。毋宁说，学生在选题时会有意识地避开导师的研究领域。

此外，在我进入京都大学前后，因为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不仅仅是京都大学，在整个日本，大学的学生运动（学生斗争、学生纷争）都非常兴盛。存在“造反有理”等诸多口号，也出现了批判老师的风潮。

1983年、1984年东洋史研究室新入学学生欢迎会合影

第一排右起第三位为福原启郎；第二排左起第五位为谷川道雄。

老师受到批判，研究生便代之负责指导本科生。就我个人的情况举例而言，当时参加了研究生自发组织的“农书研究会”例会，进行学习。此外，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决定以杜预为选题，也是因为在暑假期间与时为研究生的渡边信一郎一同阅读《晋书·杜预传》，受到了渡边的指导。

1974年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岐阜県石徹白合宿合影

左起第一排第一位为川胜义雄；第二排第一位为谷川道雄；第三排第一位为福原启郎

右起第一位（坐于石头上）为宫泽知之；右起第二位（站立）为渡边信一郎

而此后，在我的研究道路上，与岛田虔次、川胜义雄、谷川道雄这几位老师产生了特别的缘分。

关于岛田虔次老师的回忆，是刘师培《普告汉人》的演习课。这门课在星期六下午，超过三个小时。正式选这门课的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两个人，轮流训读文本。然而，很多研究生、大学里的老师们都作为旁听者来参加这门课。在报告时，如果训读或解释错了，岛田先生便作惊讶状，也会受到研究生们的笑话。课前的预习，哪怕花费整整一周时间都不够用。每次直到夜深还宅在东洋史学的共同研究室中，为了寻找文中的出典而不断翻阅《明实录》等书。也是承蒙这门课，让我有了相当的中文阅读能力。

岛田虔次先生的新年贺卡

关于川胜义雄老师的回忆，是《南齐书·竟陵王萧子良传》的演习课。在这篇文献中，南朝当时的专业词汇频出，其中很多不见于辞典，意义不明。我仍清楚记得，某次，对于《萧子良传》中的某个用语，川胜老师指出北朝正史中某处也有此类语，并且通过该用语及类语的上下文，推断出了具体含义。川胜老师为人深邃沉稳。记得某年夏天，京大东洋史学研究室惯例进行合宿，川胜老师也参加了。报告会之后有麻将，川胜老师加入，我也在局中。老师从容淡定，而我则紧张得坐立不安。此情此景，令人怀念。

关于谷川道雄老师的回忆有很多，印象最深的是被老师所斥责。在正史中，往往将皇帝的怒火分为“怒”“大怒”“震怒”若干等级。如果借用一下，受到老师“怒”“大怒”级别的斥责有很多次。相对而言，“震怒”级别的斥责虽然不多，也发生过两次。当然，这都是由于我的过错。今天大家一起喝酒，谈及谷川老师时，老师“震怒”时的在场者还会提起此事。说到酒，曾经很多次与老师一起喝酒。老师去世前，我去医院探望。老师对我说的话，大多没能听清楚，只听清楚了一个“酒”字。我相信，那是老师在告诫我，切勿饮酒过甚。

此外，就我个人的私见。谷川老师受到他的堂兄谷川雁的强烈影响。谷川雁是位诗人，当时学生运动的口号之一“寻求团结、不惧孤立”，即为谷川雁所作。

京都大学老师参加福原启郎婚礼照片

左、中、右三位依次为竺沙雅章、谷川道雄、岛田虔次。

在日本的东洋史学界，有京都学派与东京学派之分，具体到魏晋南北朝史领域，您认为京都学派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福原启郎：京都学派的成立背景，包含着首都东京与古都京都国立大学（二战前的帝国大学）——即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之间的对抗。东京是政治中心，东京大学的学生以从政为目标。与之相对，京都大学的学生则多以成为研究者为目标。日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出身京都大学者相对于出身东京大学者占据压倒性优势，就是这种特征的一个反映。

就学术倾向而言，东京大学以吸收欧美的研究成果为重点，重视研究中的比较视野。京都大学则重视史料，注重深入探求本质与研究独创性，这也是京都学派的特征。

如果要列举京都学派的代表性学者的话，如哲学领域的西田几多郎、中国史领域的内藤湖南与宫崎市定、中国文学领域的吉川幸次郎。

1984年参观内藤湖南故居

杉村邦彦正在解说。左起第二位为谷川道雄，第三位为福原启郎。

在中国古代史分期的问题上，基于唯物史观的历研派（因“历史学研究会”成员较多，故名）、东京学派将六朝隋唐与秦汉视为同质性的中国古代（非中文传统的古代之意。日本学者将中国现代以前的历史发展分为古代、中世、近世。这里的古代即中世以前的时代。——译者）。与之相对，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则基于自己提出的时代区分论，将六朝隋唐视为中国的中世。此外，六朝隋唐历史的主角是贵族。历研派、东京学派强调贵族对皇权的寄生性，重视贵族作为中央官僚的侧面，否定贵族制的存在。京都学派则强调六朝隋唐贵族的独立性，重视他们作为地方名望家的侧面。

谷川道雄和川胜义雄先生都曾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基层乡里社会有过详细讨论，尤其是谷川道雄先生提出了豪族共同体的概念。您认为应该怎样理解这一概念？您认为地方社会上的豪族与中国学界习称的魏晋士族存在哪些区别？

福原启郎：就我本人的私见而言，先师谷川道雄提出豪族共同体概念，主要是受到了京都学派的研究者如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川胜义雄的影响。内藤湖南首次将“贵族”用作叙述中国史的一种历史概念，并指出了贵族具有官僚与名望家的两面性及其相互关系。谷川道雄老师尤为注重贵族独立于皇权的名望家侧面。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研究所揭示的最重要的史实，即“贵族之所以为贵族，正由于他们的根基并不在王朝内部，而应当在其外侧”。宫崎进一步论述云，所谓的“外侧”，具体而言便是“乡党社会”。如上所见，贵族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并非在于它们作为王朝寄生官僚的侧面，而是“外侧”，即立足于“乡党社会”的名望家侧面。而谷川道雄老师在研究上的盟友——川胜义雄老师，正是对东汉后半期的乡党社会展开分析，论述以为清流派以及批判清流派的逸民人士是贵族形成的直接源头。川胜义雄老师的研究时段从东汉后半逐渐延伸至东晋南朝。与之相对，谷川道雄老师则以唐史研究为开端，逐渐上溯至北朝乃至于五胡十六国。谷川、川胜两位老师都认为，相对于与汉代的“里共同体”，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乡党社会为“豪族共同体”。

2003年参加内藤湖南先生忌日活动合影

左起第四位为马彪，第六位为谷川道雄，第八位为福原启郎。

位于谷川道雄与马彪之间的女性为内藤湖南的小女儿。

一般情况下，贵族作为王朝国家的官僚展开活动。与之相对，在战乱世道，他们则作为乡党的指导者，竭尽所能地保护乡里社会成员的生命。谷川老师尤为强调正史所见贵族的赈恤行为，正是他们保存乡党的具体实践。因此，豪族共同体这一概念更为注重乡里社会的共同性、共生关系，而非其中的阶级性。谷川老师所想定的豪族共同体，其结构大致如下：豪族作为共同体的指导者，支撑其主体实践的内在精神，是对世俗欲望的自我克制。这种自我克制的精神，是通过修习学问（儒学）所形成的涵养。具有此种精神人格的豪族，就会获得乡论的支持，从而成为官僚。

我本人赞成豪族共同体这一概念。不过，我曾对谷川老师半开玩笑地说，对于豪族共同体的概念，或者作为一种理论，自己的头脑能够理解，但无法产生切身的体悟。

豪族与魏晋士族的关系是复杂的。简单来说，豪族中的一部分是魏晋士族。在豪族中，除去士族，还存在着轻视学问的本土豪右以及以武力见长的寒人等等诸种人群。

在汉、魏、晋的朝代更迭中，都采用了禅让的形式。作为后世之人，难免会认为汉魏、魏晋禅让属于纯粹的形式主义。在您看来，禅让对于当时政权更迭的合法性有怎样的意义？

福原启郎：禅让革命是六朝隋唐时代——即京都学派时代区分论中的中国古代中世——所特有的王朝更迭方式，反映了该时代的特征。虽说禅让是王朝篡夺的虚伪闹剧，但不可忽视的是，其背后存在着人心、舆论对篡夺（禅让革命）的支持。例如在魏晋禅让之际，与曹魏政权不存在利害关系、立场中立的敌国孙吴大臣张悌就曾指出，人心已从曹氏转移到了司马氏（参见拙著《晋武帝司马炎》，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84-85页）。在禅让剧中，作为官僚的贵族们进行劝进，正是人心、舆论的直接反映。此外，作为官僚的贵族们在禅让革命后，也在新王朝中得以保全地位。尽管王朝交替，贵族们的地位却未有改变。内藤湖南正是由此史实揭示了贵族的独立性，将之作为该时代的特征。

对于禅让革命是否合法这一点，我几乎没有考虑过。在当时，虽然作为法律的律令中有颠覆国家罪、谋反罪等条文，但并没有关于禅让的相关条文。因此，此时应当属于非常的、超越法规的活动。不过，从作为官僚的贵族们展开劝进一事来看，禅让得到了人心、舆论的支持，因此具有一定的正当性。

捎带一提，从某种层面而言，禅让革命中贵族与新皇帝的关系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罗马教皇与新皇帝的关系。例如禅让革命中贵族向新皇帝的劝进，就好比公元800年罗马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大帝加冕一般。

您在《晋武帝司马炎》一书认为，西晋灭亡的重要原因是公权力的私权化、国家的私权化，这一趋势似乎从东汉末年就开始了。在您看来，从曹魏到西晋，这一趋势是不断加剧，还是有所起伏？

福原启郎：私权化存在的根源在于人世间的欲望。因此，无论古今东西，个人欲望时常可见。不过在魏晋时代，汉代以来的旧有安定秩序被打破，战乱兴起，随着个体的凸显，个人欲望也逐渐明显化。自建安文学开始，出现了代表个人创作的诗人。其中之一的潘岳就在《悼亡诗》中悼念自己的妻子。这让人联想起西欧历史上，随着文艺复习的展开，中世纪神学基督教所束缚的人类个体欲望藉由人文主义而受到肯定。

魏晋时代，随着个人的凸显、欲望的外在化，体现在政治上，尤其是人事、选举上，那就是被九品中正制这一官方选拔制度排除在外的寒门（下层贵族）、寒人（上层平民）结托宗室诸王，以此作为实现权力志向的方式之一。对于与寒门、寒人结党的宗室诸王，舆论则批判、弹劾他们的私权化行为。以此为大义名分举兵，诉诸武力、以实力打倒当权者，这便是八王之乱中各次战争的开端。

在山西长平之战纪念馆与赵括塑像合影

自曹魏至西晋，公权力的私权化趋势究竟是在不断加速，还是来回摇摆？对这个问题，我没怎么思考过。不过自东汉末期至西晋时期，党锢事件与八王之乱、黄巾之乱与永嘉之乱都具有类似的结构。就此点而言，西晋时期的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可以说正是东汉末期党锢事件与黄巾之乱的重复。党锢事件中私权化的“浊流”派宦官以及与之结托的豪族，对应着八王之乱中私权化的宗室诸王以及与之结托的寒门、寒人。东汉至西晋，公权力的私权化趋势一直存在。不过在某些时段，这种趋势没有以事件、内乱等形式显示出来，或许视为一种摇摆反复。

2001年山西大同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七届年会 与田余庆先生合影

此外，有一个现象或许与私权化的加速有关。魏晋时代，私权化的主体为寒门、寒人。与之相对，谷川道雄老师曾在研讨会上指出，唐代中后期，对藩镇节度使飞扬跋扈的“骄兵”则以士兵、庶民为主体。私权化的主体人群的身份，不断向社会底层下移。这一趋势的最终目的地，就是宋代开始的庶民时代。

从东晋南朝的内部发展情况来看，即使内乱频生，但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如果没有来自于北方政权的冲击，似乎能够长期存续。能否谈谈您对于东晋南朝社会的认识？

福原启郎：在对东晋南朝社会加以考虑时，对江南地域为核心是重要一点。华夏文明本就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结合体。而在此后的春秋时代，也出现了吴、越这样的独立政权。六朝时代，江南地区的开发不断推进，也此后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区域。江南地区生产力不断提高，重要性的不断增加，正是东晋南朝社会得以安定的基础。顺带一提，近期日本刊行的岩波新书“中国的历史”书系分为五卷，分别为：（一）中华的成立（先秦至唐）；（二）江南的开发（先秦至南宋）；（三）称霸草原（先秦至蒙古帝国）；（四）陆海的交错（明朝的兴亡）；（五）“中国”的形成（展望现代）。其中的第二卷说到，在东晋南朝时代，大量中原人口流入，江南的开发随之推进，贵族制社会由此开始。与此同时，六朝文化绽放，江南也逐渐摆脱了边境性，成为天下的中心，东晋南朝为正统华夏王朝的意识由此产生。

1998年南京学术会议参观茅山合影

左起依次为福原启郎、松下宪一、神塚淑子、导游、葭森健介、都筑晶子。

后排穿橘色衣服者为直江直子。

以江南地区为基础的东晋南朝这五个朝代，概括而言，是以军阀出身的皇帝为权力顶端，与以舆论为背景的贵族权威相互结形成的产物。与皇权的相对不稳定、禅让革命不断发生相对，贵族的权威则较为稳固，几乎不受王朝更迭的影响。就此点而言，贵族的政治地位是稳定的。此外，我认为在同时期的五胡十六国、北朝中，非汉族出身的皇帝与汉人贵族的关系，也基本相同。

总之我认为，如果没有与北朝政权的军事冲突，即便南朝的政权更迭更为频繁，也会存续下去。

不过，贵族制、门阀化的弊端，导致贤才主义的兴起。梁武帝的改革中，就有实行贤才主义的一面。在贵族制中，门阀主义与贤才主义的对立，会动摇体制本身，导致稳定性的下降。在同时代的北朝，也发生了同样情况，科举制由此诞生。

我在《晋武帝司马炎》一书后记中曾提及爱猫弗朗茨，在访谈的最后想说一则相关的逸事。某个冬季的傍晚，我忽然发现弗朗茨不见了，于是找它。在公寓阳台上看到弗朗茨扒在窗户上看着屋里。原来是我之前没注意到弗朗茨跑到了阳台，就直接把门关上了。我赶紧开了门，弗朗茨立刻开心地跑到我身边来。我摸了摸弗朗茨的皮毛，已经非常冷了，应该是被我关在外头有很长时间。（译者注：日本公寓基本是露天阳台，无全封闭处理，因此冬天比屋内冷得多。）

当时我在想，如果我站在弗朗茨的立场上，肯定是要对关门一事进行抱怨。但弗朗茨却百分百地开心进屋，一点儿都没生气。这种生活态度很珍贵，我应向它学习。也希望中国读者们喜欢《晋武帝司马炎》这本书，天天开心，愉快生活。

弗朗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