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维恒和郝也麟谁厉害（梅维恒VictorMair）

梅维恒和郝也麟谁厉害（梅维恒VictorMair）读本科的时候，他主要研读中世纪英国文学。尽管他后来自称是“广州人”，但那时候的他对中国没有丝毫认识，只知道有一个中国人叫孔子，知道孔子说了很多聪明而有趣的话。其他知道的关于中国的就是：中国在地球的对面，在地球的下面。就连中国有长城这事儿他都不知道。他出生在小村子里，直到读大学才离开那儿，那时他的见闻只能如此了。大学毕业，他怀着为全世界人民服务的理想，参加了美国的一个“和平工作团”，成为了一个Peaceful Volunteer。这样他就被派到了尼泊尔，喜马拉雅山那里。四十多年后，他还穿着当年在尼泊尔时候穿过的马甲。这也至少说明体型四十年如旧。1943年，梅老师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一个叫俄亥俄的地方，有趣的是，那个地方叫做East Canton。有中国人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我是广东人！”因为广东在英文里就是叫Canton，所以他自称是东广州人！而East Canton实际上是个小村

大概，所谓学者（scholar）在我们头脑中的印象会是这样的↓

或许又是这样的↓

第一幅画出自之手英国肖像画家戈弗雷内勒之手。画面上，身处在角落里的白胡子老人静谧地沉浸在那个无垠的世界之中。画面正中，在笨重的书籍掩盖之下，赫然可见一头颅。瘦削的老头，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显得异常神秘。第二幅画里的主人公是英国19世纪大文豪萨缪尔·约翰逊。约翰逊体态臃肿。据当时人的记录，他的形象并不为人所恭维，而他的高度近视在这幅画得到形象的展示。

这里，我们要介绍的另外一位学者——梅维恒（Victor Mair），他是这样的↓

历史上，学者们作为宁静独修的代表，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对运动员或者热爱运动的人嗤之以鼻。欧里庇得斯在他的剧作《奥托吕科斯》中，将运动员讽刺为“嘴的仆人”和“胃的奴隶”。

而梅维恒老师在青年时代便是运动健将，至今还是一位篮球爱好者。为了有充足的时间玩篮球，担心天天枯坐在实验室中，报考大学时他决定主修英国文学。

= · 汉学渊源 · =

1943年，梅老师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一个叫俄亥俄的地方，有趣的是，那个地方叫做East Canton。有中国人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我是广东人！”因为广东在英文里就是叫Canton，所以他自称是东广州人！而East Canton实际上是个小村子。

读本科的时候，他主要研读中世纪英国文学。尽管他后来自称是“广州人”，但那时候的他对中国没有丝毫认识，只知道有一个中国人叫孔子，知道孔子说了很多聪明而有趣的话。其他知道的关于中国的就是：中国在地球的对面，在地球的下面。就连中国有长城这事儿他都不知道。他出生在小村子里，直到读大学才离开那儿，那时他的见闻只能如此了。大学毕业，他怀着为全世界人民服务的理想，参加了美国的一个“和平工作团”，成为了一个Peaceful Volunteer。这样他就被派到了尼泊尔，喜马拉雅山那里。四十多年后，他还穿着当年在尼泊尔时候穿过的马甲。这也至少说明体型四十年如旧。

他在那里受的影响很大！本来他在服务了两年回去以后，还想继续攻读英国文学。可是，一个转机出现了。

他去一个基金会接受面试，为了争取一笔奖学金。面试官都是欧洲文学、欧洲历史的专家，都是些非常有名的老教授。可他们说：“嘿，我们不要听你讲什么英国中世纪的文学，我们想知道你在尼泊尔学到了什么？请你给我们讲尼泊尔的风俗、尼泊尔的宗教……”然后他就开始给他们讲很多象《罗摩衍纳》、《摩诃波罗多》一类的印度历史叙事长诗。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他就一直讲了几个钟头。后来他们说：“梅先生，我们很想给你一个奖学金，可是请你读有关亚洲的东西，不要读西方的东西。”

那一年，他25岁，决定开始学中文。然后他就利用基金会给予的奖学金，去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学佛教。那个时候西方最好的学佛教的地方应该就是华盛顿大学。梅维恒见到指导老师，问他应该选什么课。

导师问他：“你认真吗？”

梅维恒说：“我当然认真！”

“那你第一个学期要学梵文、藏文、日语，当然，还有汉语。”

梵文有着最复杂的语法，词汇也最丰富。刚开始学习不久，梅维恒便感受到汉字有着最复杂的字型，汉字是世界上最难的文字。所以第一学期刚结束，他觉得自己几乎快死掉了，负担太重了。后来他又得到一个更好的机会，得到非常好的奖学金，即马歇尔奖学金。二战的时候，欧洲被炸得一塌糊涂，美国给欧洲很多钱重建，这完全是出于好意的。为了感谢美国，英国有个基金会给美国提供了这个奖学金。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奖学金，每年美国全国大概只有20个人能有这个机会。然后他就被送到了英国伦敦大学欧亚学院。他在那里继续学习佛教，但心里却很不安，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甚至决定去做一个“流浪汉”。半年后，他居然放弃了这个来自不易的奖学金，他感到内心的空虚。

也许是受到佛教的影响，年轻的他觉得看破了一切，觉得什么大学学位，什么都没有意思。所以他就回到了美国，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为的是“寻找自己”！而在以前学得那四个语言里面，他就对中文特别有感情，也觉得中文非常非常重要。

那个时候，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很坏。尼克松刚刚访华，中国刚刚有点开门。可是中美关系还是很紧张。并且我觉得，中国有半个世纪，很长的一个时间被关起来，完全被孤独了。而中国人对外面也很隔膜，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大家没有什么来往，所以一定有很多的误解，也一定有很多的不平，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韩国战争中，这里面也一定有很多的仇恨。怀揣着理想主义的他想要给出点主意，帮助中国，帮助美国，也让全世界都比较得和谐，让大家不要互相敌对。他觉得这是他一生的使命！

当时为了“寻找自己”，他离开了伦敦。这时我很幸运得碰到了一个中国女孩，她叫张立青，那时是一名汉语老师。梅维恒说，张立青救了他，因为他当时“迷路”了，不知道该干什么。他们成为了朋友，后来结婚。这样，人生才有了更明确的目标。

张立青比梅维恒年长几岁，1936年生于山东昌邑。为了躲避战乱，五岁的张立青随家人来到四川成都。1947年，她又同全家随蒋介石的部队来到台湾。1964年，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取得学士学位；1966年，又在台师大获得硕士学位，论文以陶渊明为题。后来她又在华盛顿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

↑ 晚年的张立青（1936-2010）

他们结婚不久，就决定回台湾小住一段时间，那时她怀孕了，需要回去生孩子。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能讲流利的汉语。梅维恒在台湾的东海大学教了两年书，更深得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熏陶。然后，他们离开台湾，梅维恒就去了哈佛大学读书，四年就拿到了博士，论文题目是“敦煌通俗叙述文”。

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梅维恒在哈佛大学担任了三年的助理教授。1979年，他离开哈佛，来到宾西法利亚大学，在这儿一直待到现在。他讲授的内容再从没有离开过中国的话题。

如果说运动员是“胃的奴隶”，梅维恒在知识面前尤其是庞大的中国这个认知对象面前，十足地像个“好奇心的奴隶”。他的学生对他是这样评价的：

梅维恒一直大面积撒网，他能透过我们在课堂上阅读的文献，不断以他出人意表的观察来让我们感到惊奇。今天，人们总是以跨学科的名义来试图仿效世界主义，但对于那时的梅维恒而言，这并非时尚：他只是拥有难以餍足的求知与开拓的欲望。无疑的是，突破界限是我们这位导师主要的学术风格，这种风格不断从地理、范畴方面追问哪里是这些边界之所在。尽管从不玩弄时髦术语，但梅维恒却一直追问着这样的现象与议题——它们都涉及到多元文化、复杂性、他异性及底层，他又能对其工作加以认真的语言分析。语言学常被认为是十九世纪的遗留之物而被唾弃，而梅维恒证明了语言学的成功，因为以其探讨了二十一世纪的议题。

= · 翻 译 · =

在梅维恒的中国研究中，翻译占的比例可不算小。影响最大的当属他翻译的《道德经》《庄子》《孙子兵法》。他曾试图翻译《金瓶梅》，但一看《金瓶梅》就脸红心跳。不过，他与弟弟合译过四分之一本《聊斋志异》。

谦虚未必使人进步，自信来自实力。对于自己的翻译，梅维恒毫不掩饰内心的自信，他曾这样说到自己翻译的《孙子兵法》：

每当我在翻译古汉语文本之时，我总是尽最大努力，一方面要保持其精确，另一方面还要注意以英语来表现出原文的风格和结构。换句话说，我的翻译与现有的绝大多数相比较的话，更能呈现出文字的敏感与细腻。在我成为汉学家之前，我在大学里面的专业是英语，这实际上使得我能准确、恰当地表达出古汉语文本的内容与形式……如果你要讲我翻译的《孙子》与其他版本比较的话，你会立即发现这纸面上的景象多么不同。当你开始读我翻译的《孙子》，你会立刻注意到它独有的韵律、旋律。你便能直观地欣赏到中文文本的独特性，这恰是其他英语译本无法达到的效果。我甚至试图以英语来重现原文中音律和诗性的特质。

除了竭力雕琢英语译文之外，我还珍惜这个机会来对《孙子》做一番研究，同时撰写了一篇详实的导言。其中指出并分析了孙子是如何将道家的方法应用于战争。我同时指出，技术方面的因素，尤其是铁器的应用，是这个军事时代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孙子》一书也才能成型。另外，这也算是我的学术风格吧，我不仅将《孙子》放置在中国的历史之中，我更将其前后的欧亚历史的发展联系起来。

↑ 《老子》

↑ 《庄子》

↑ 《孙子兵法》

= · 干尸研究 · =

近些年，梅维恒研究课题中，可能最受关注的是他对塔里木干尸的研究。

他本人应该是一个历史学家、文学史家，本不应该去研究那些干尸，这应该是一个考古学家去研究的。可是，西方人，象李润权、罗泰他们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中国的考古专家也没有多少兴趣。这些干尸落在亚欧大陆的中间，中国的专家、西方的专家都不去碰他们。梅维恒觉得自己必须去做这件事。所以他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考古学家。

↑ 梅维恒 著 《塔里木干尸》

当初为了研究敦煌变文，他去敦煌好多次，也到了新疆。80年代的时候，梅老师常常去中亚，当然那个时候不是为了研究干尸，而是为了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但那个时候他也开始对伊朗发生兴趣。对中国来讲，大家都知道佛教是从印度来的，所以包括梅老师在内都觉得印度很重要啊，印度对中国的文化有很大的影响。比他老中国学者像汤用彤、陈寅恪、季羡林等也持这样的看法。而梅老师还觉得伊朗也很重要，一个重要的任务有一个就是要介绍伊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是一个更难的题目，因为伊朗的文化在中国没有一个象佛教这样的载体，但确实他的影响力非常得大，只是人们现在还不太了解。1988年，梅老师带了一个美国斯密森博物馆的高级访问团到了乌鲁木齐的那个新博物馆，一进那个博物馆，发现有一个新的展览，那就是他们第一年展出那些干尸。当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一下就蒙住了。他，他不敢相信，还以为是中国为了促进旅游在骗外国人，怎么可能会保存得那么好？难道是蜡人？皮肤、衣服都保存得很好，那可是公元前1500-1000年的干尸啊。又一看，有点欧洲人的模样，这是怎么可能呢？

而其中有一具干尸还特别象梅老师的二哥，梅老师亲切地叫他“Ur-David”，因为二哥叫David，“Ur”是非常古老的意思，这是德语。他真的非常像梅家二哥，梅老师特意照了二哥的照片，每次演讲的时候就把照片打出来，再把那个干尸的照片放上去，看起来真的就像一个人。观众们笑得合不拢嘴。

当时看到这些干尸之后，梅老师一下子呆住了，也忘了自己本来是要干什么的，就对那些陪他的客人们说你们先回去，他现在不能离开这个屋子。然后他就在那里绕来绕去，仔细看每个干尸的每个部分。然后他就想，他是没有资格去研究这些的，也不想去研究，因为他是搞中世纪佛教通俗文学的，不是考古专家。一直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改变了他的想法。那是在1991年9月的时候，美国的很多报纸，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各大报纸都在第一页刊登了一个很轰动全球的消息——冰人（Iceman）的发现。

那个“冰人”就是在他父亲的老家被发现的，他父亲小的时候就在那山上牧羊牧牛。他读完之后，发现说会有一个军队的研究者去研究那一个“冰人”。他心里就很不平，为塔里木盆地的那些干尸很不平，他们在那里没有人去管他们。于是当天我就开始打电话，开始到处写信，开始找钱。就直接写信给“新疆考古研究所所长”，问能不能让他去做研究。梅老师还给美国最好的基因专家斯坦福大学的教授Luigi Luca Cavalli-Sforza打电话，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问他愿不愿意帮我忙来研究这些干尸，结果他一下就也很感兴趣，说：“梅先生，这实在是太重要了！”然后他就告诉我应该申请什么钱，并且愿意和我合作。所以我这个关于干尸的课题一切都很顺利，包括Mallory教授也是主动来找我要和我一起合作，他是非常著名的研究印欧人的专家。

= · 中国文学史研究 · =

如果闯入到干尸研究的行列纯属偶然，那么，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便是他的当家本行了。

1976年完成博士论文《敦煌通俗叙事文学》（Popular narratives from Tun-huang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论文如此优异以至于他被留校当了助理教授。众所周知入哈佛不易，留哈佛极难。在哈佛当教授意味着挤身国际学术前沿。

他认为敦煌变文标志着中国文学上的叙事革命）。修改好的博士论文《敦煌通俗叙事文学》（Tun-huang popular narrativ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八十年代他相继完成和出版了《绘画与表演: 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及其印度起源》（Painting and performance: 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8. ）和《唐代变文: 佛教对中国俗讲和戏剧产生的贡献之研究》（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contribution to the rise of vernacular fiction and drama in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9.）

潜心研究敦煌变文二十年，一个主题三部专著加无数论文，奠定了敦煌学大师地位。季羡林督促弟子翻译并亲自审定了《绘画与表演》，对他的学术研究评价道：“他的眼光开阔，看得远一些。我们不注意的一些东西，他注意到了。我们也要眼界开阔一些，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从全世界文化交流，来看敦煌文化、敦煌文学。”钱文忠指出梅维恒这三部著作用更广阔、更深刻的眼光来看待俗文学· 民间文艺· 文化交流错综复杂的关系 尤其是《绘画与表演》能给中国学界许多启迪。梅维恒把一九八八年春天称为“我致力于研究变文的高峰”，其实也是欧洲乃至世界研究变文的高峰。梅维恒敦煌研究雅俗共享，获得了广泛好评。变文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认识，而且加深了我们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理解。

梅老师研究中国文学，强调语言文字的功用，他自己就通晓好几门东亚语言。梅老师的头脑并不停留在古代，也随时留心汉语言在当下的种种现象，他有个个人网站叫Language Log。文章短小，但多图文并茂，好些文字读来让人暗暗一笑。

下面几张图来自Language Log，看官可以略略窥探到梅老师的兴趣所在：

↑ 曼哈顿的某角落里的招牌，

居然同时可见中文、英文、藏文、韩文，

可见文化交融之一斑

↑ 北京国际机场T3航站楼男厕标示牌

这英语翻译本想力求国际化，

但一点小错讹叫人啼笑皆非

↑ 小便池上的正统翻译是这样的。

看官细细分辨雌雄。

而最能体现梅老师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开拓性贡献的，非他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莫属。而我们尽了十年心血将此皇皇巨著翻译出版，希望如梅老师所言，这本书“能够纠正认为中国文学贫瘠、奇怪、单调的习惯性偏见，因为，中国文学史和地球上的其他文学传统一样丰富多彩，活力四射”。至于这本书的贡献和内容，这里暂不赘述。

（文章来自公众号“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