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老建筑旧址（北山街民国建筑介绍专辑）
广州老建筑旧址（北山街民国建筑介绍专辑）上世纪二十年代西湖白堤断桥上拍的老照片（网络图片）*备注：北山街25号院内残留的大石佛院造像，亦被称为是秦始皇缆船石，据记载宋宣和年间和尚思净将此石镌成半身佛像，饰以黄金，构殿复之，名为大石佛院，寺畔有相严院，苏子瞻治郡时，常判事于此。石塔儿头石函路与保俶路连通的条石台阶，以及绿化带中的石塔儿头简介铜牌在石函路东端下行至保俶路的台阶旁，有一块铜质的石塔儿头介绍，内容如下：“石塔儿头又名石佛山，在宝石山南麓。此地背山面湖，山色塔影，乃园林胜地。五代后晋天福七年（942）钱氏曾筑楼十三间贮三寸佛，名石佛院。宋冶平二年（1065）又改称相严院，苏东坡治郡日，曾在此判事。顶卓立一巨石，高约三米，相传秦始皇东巡舣舟于此，谓秦皇缆船石。宋宣和六年（1124）妙行寺僧思净镌石为弥勒佛，髹漆饰金，并构殿覆之，极一时之盛。张舆有诗云：“葛仙岭西大石头，祖龙东来曾系舟。不闻登仙人蓬岛，徒见作佛如嘉州。地涌半身
宝石山的东南山麓，东起北山街与保俶路交叉口，西至北山街与白堤断桥交叉口，在北山街两路口之间的北侧绿化带里侧，隐藏着一条不被众人关注的石函路。
石函路东高西低，路的最西端正对白堤断桥，与北山街斜交，路口西侧即为北山街8号-蒋经国旧居；路的最东端约有三米多高，路的尽头有条石台阶下行至保俶路人行道。石函路的北侧紧靠着垂直的石壁，上面刻着多方不同时期的摩崖石刻；路的南侧为斜坡绿化带和望湖楼，还种了很多高大茂盛的乔木，遮挡了石函路；因为道路并不宽，也非主要干道，所以很少有人从这条路走过，总是冷冷清清的。
石函路自东到西全长不足200米，在这短短的小路两头，就有两处民国时期的历史建筑，一处为路东端的石函路1号-日本驻杭领事馆旧址，另一处为路西端的石函路6号-西湖碉楼。
石函路1号-日本驻杭领事馆旧址
石函路的东端高出保俶路约三米，宝石山延绵至此中道而止，也有说这是天目山的余脉延伸至此，而这里是一整块的山体岩石，杭州人俗称为“石塔儿头”。早在清末民初，杭城还没有现在的高楼大厦，也没有那么多那么茂盛的大树，站在这处高高的石塔儿头之上，南面西面可俯瞰西湖，东面北面则可将整个杭州城一览无遗，位置极佳。
石塔儿头
石函路与保俶路连通的条石台阶，以及绿化带中的石塔儿头简介铜牌
在石函路东端下行至保俶路的台阶旁，有一块铜质的石塔儿头介绍，内容如下：“石塔儿头又名石佛山，在宝石山南麓。此地背山面湖，山色塔影，乃园林胜地。五代后晋天福七年（942）钱氏曾筑楼十三间贮三寸佛，名石佛院。宋冶平二年（1065）又改称相严院，苏东坡治郡日，曾在此判事。顶卓立一巨石，高约三米，相传秦始皇东巡舣舟于此，谓秦皇缆船石。宋宣和六年（1124）妙行寺僧思净镌石为弥勒佛，髹漆饰金，并构殿覆之，极一时之盛。张舆有诗云：“葛仙岭西大石头，祖龙东来曾系舟。不闻登仙人蓬岛，徒见作佛如嘉州。地涌半身云水绕，山开一面金碧浮。几度劫灰烧不尽，空对湖山飞白鸥。”其东端，为今省旅游局驻地，昔日曾为日本领事馆。”
*备注：北山街25号院内残留的大石佛院造像，亦被称为是秦始皇缆船石，据记载宋宣和年间和尚思净将此石镌成半身佛像，饰以黄金，构殿复之，名为大石佛院，寺畔有相严院，苏子瞻治郡时，常判事于此。
上世纪二十年代西湖白堤断桥上拍的老照片（网络图片）
图片拍摄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拍摄者应站在断桥之上，那时还没有现在的北山街，石函路是城区通往白堤的主要道路。照片的近景，为白堤、断桥石阶和碑亭；照片左上远处的山丘和建筑，即为石塔儿头和日本驻杭领事馆建筑之一（现已拆除）；图中湖岸边白墙所围的庭院，原为私家园林称为“富春山馆”，晚清时被改作曾追随左宗棠收复新疆的高级将领张曜的祠堂，故又称张公祠（现已拆除）。
北山街历史文化街区-日本驻杭领事馆旧址简介牌
现在日本驻杭领事馆旧址内的1号楼，应为清末民初时期所造的建筑。建筑耸立在石塔儿头之上，从正面看为二层砖木结构的西式建筑，面宽四间进深四间。大门开在建筑的东南斜角，门楼模仿西式建筑，两侧为爱奥尼石柱，一楼门头为简洁的三角山墙，二楼屋顶山墙为拱门造型，都简单的山墙，没有其他的雕塑花样修饰。
一楼、二楼后侧和朝北的窗户都为双开的小窗户，窗楣特别厚，窗台很普通，一楼窗台与腰线齐平；二楼朝南有三扇四开的大窗户，东南角有两扇双开的大窗户，窗户下为瓶状的栏杆，二楼原来可能有檐廊，后期可能为了增加使用面积而对檐廊进行了封闭改造，但保留了栏杆。窗户都是深灰色的移动玻璃窗，应该是后期维修更换的。
一楼窗台之下的外墙为仿石材涂层，窗台之上至一层檐线的外墙为清水青砖。
斜坡大屋顶，铺着红色的平瓦。
从保俶路口东南侧远观耸立在石塔儿头之上的日本驻杭领事馆旧址大院及建筑（网络图片）
日本驻杭领事馆旧址大院内的1号楼
二楼屋顶的半圆拱山墙非常简洁
一楼铜质双开大门，两侧有爱奥尼石柱，山墙非常简洁，二楼保留了瓶状栏杆
1号楼的东南角，外墙立面后期维修过，一楼为双开小窗户，二楼为四开大窗户
1号楼的建筑实际不止两层楼，在建筑朝北的后半部分，还隐藏着一层半地下的建筑结构。相对建筑正面前方的石函路地平面，后半部分的底层在地面之下，在建筑正前方只能看到二层结构，无法看见底层建筑。而在建筑后面的保俶路上，就能清楚地看到整座建筑完整的三层结构；因为建筑侧面有围墙和其他建筑遮挡，故很难注意到建筑前后楼层不同的特殊结构。
从正面看1号楼为二层结构地楼房（网络照片）
从正面看1号楼为二层结构地楼房（网络照片）
从保俶路看1号楼背面为三层楼结构，2021年外墙重新粉刷过
从保俶路看1号楼背面为三层楼结构（网络图片）
夏季布满爬山虎的建筑外墙
从保俶路看1号楼侧面，有其他建筑和围墙遮挡，故无法发现建筑前后层数不同
1号楼建筑保俶路一层后有一小庭院及副楼，2021年7月份正在装修维护的图片
日本领事馆旧址庭院南面沿石函路的围墙中间，残留了一座四角亭，亭子保留了飞檐翘角的盖顶，而盖顶以下的立柱等结构已经被拆除，由围墙和墙内的建筑支持盖顶，盖顶之下围墙中间有一幅匾额，内容是由任政所题的“揽胜亭”三字。
石函路围墙中的揽胜亭
任政题字“揽胜亭”的匾额
日本驻杭领事馆
1895年甲午战争惨败，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增开四座城市为通商口岸，并允许在通商口岸投资办厂，杭州也是其中之一。
1895年11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珍田舍来到杭州，欲在涌金门旁的西湖边开辟租界，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只能将杭州城北15里处拱宸桥以北、京杭大运河东岸划为外国人公共居留地，中国保留行政管理权。浙江巡抚廖寿丰立即着手在这一地区开辟马路、建筑海关。
拱辰桥老照片（网络图片）
1896年9月27日，中日双方经过激烈争执，最终签订《杭州塞德尔门原议日本租界章程》，划定了面积1809亩的福连塞德尔门（Foreign Settlement），属于由中国政府管理的外国人居留区，其中北半部约900亩为日本人居留区。
1897年5月13日，杭嘉湖道道台王祖光与日本驻杭州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在杭州重新签订了开辟杭州日租界的章程《杭州日本租界续议章程》，规定日本人居留区改为日本专管租界，中国政府修建道路等开支日后由日本人偿还。
清政府浙江当局设立“杭州关税务司署”，由英国人李士理择地拱宸桥以北通商场筹建（网络图片）
拱辰桥日租界老照片（网络图片）
杭州开埠后，日本人蜂拥而入，这时日本和英国两个国家都派遣了领事到杭州，英国人顺势在拱宸桥设立英国驻杭领事馆，于1900年建成，坐落在运河岸边，与日本租界相对。
而日本人则考虑先在杭州城内租借房屋办领事馆，他们相中了城内马所巷的一座大宅，为已故嘉兴府太守许雪门的宅邸。这处房屋“计有厅房七进，大花园一座，亭台树木布置精雅”。许雪门太守于1882年去世后，这处宅邸也就长期空置。日本商人与许氏后人接洽后，最终谈定了以每月“英蚨百翼”（也就是100块外国银元）的租金租借该处宅邸房屋。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许雪门太守的宅邸就这样成为了日本驻杭领事馆。1896年5月1日《申报》曾报道说：“领事以下移彼驻扎，一切供应俱由该国自备。”
梅藤更
上世纪初，时任杭州广济医院院长的英国人梅藤更，在西湖北岸和宝石山东麓大肆购买土地建造房子，石塔儿头的土地也被其买走，并在此盖起了西式洋楼。
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美国在杭州开设领事馆。据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二日《申报》报道，当时美国驻杭领事安德生，向英国人梅藤更租借了石塔儿头的洋楼，作为美国驻杭领事馆办公使用，由此可知在石塔儿头这里，最早的是美国驻杭领事馆，而房屋的建造者则是英国人梅藤更。1906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撤销美国驻杭领事馆的决定，所有事务转交美国驻沪领事馆接手办理；当年7月1日，时任美国驻杭领事云飞得，关闭了石塔儿头的美国驻杭领事馆，前往青岛就职。
美国驻杭领事馆撤走后，日本驻杭领事馆人员马上联系梅藤更，提出要租借石塔儿头原美国驻杭领事馆所使用的洋楼，作为日本驻杭领事馆办公使用。获得梅藤更同意后，日本驻杭领事馆就从马所巷内的许雪门太守宅邸迁出，搬入了西湖宝石山东麓的石塔儿头洋楼，并一直延续使用至1945年的12月。
日本驻杭领事馆旧址1号楼的旧照片（网络图片）
日本驻杭领事馆在初期还算按部就班，打着“促进两国关系和人民间往来”的幌子，装模作样地做些领事馆力所能及的分内之事。但随着日本政府对中国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大，日本驻杭领事馆也就开始显山露水不务正业了，前浙江省国民政府民政厅厅长阮毅成在《三句不离本杭》这本书中写道：“事实上，所谓领事馆，乃系日本驻杭之特务机关。经常在幕后参与军阀内乱，纵横其间，使中国政治社会不获安宁，至其包庇滋事日人，横生枝节，处处与我政府为难，更属常见之事。”
日本驻杭领事馆以杭州为据点，对浙江全省的军事、经济、文化情报进行了疯狂的搜集，各个时期浙江新闻出版情况，报纸杂志的名称、办报宗旨、对日本的态度、负责人、主编及主要记者的情况等等，都要向日本政府汇报。从现在公布的一些资料看，日本驻杭领事馆对浙江尤其是杭州方方面面的情报，事无巨细，都做了收集并汇报。无疑，这一切都是为日本政府侵略和掠夺中国的狼子野心服务的。而一本《浙江社会经济情况调查》的书，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日本驻杭领事提交本国外交部门的情报大全。这些居心叵测的资料，歪打正着，成了迄今为止，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浙江省最详尽的百科全书。
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抗日战争时，石塔儿头的日本驻杭领事馆是杭州爱国民众抗议、游行集会的最终汇聚点。阮毅成曾写道，“我等亦常游行至石塔儿头日本领事馆门前示威，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日领馆人员，必将铁门紧闭。我等可于门外窥见有日警二三人，持枪守卫。游行学生皆徒手，且无轨外行动，日警自不能开枪，故从未有流血事件。至平时我等游湖，必绕道不经过石塔儿头，盖不愿见日领事馆之大铁门，与其所悬之太阳旗也。”
*备注：
1、北山街历史文化街区-日本驻杭领事馆旧址简介注明：宝石山最东端为整块岩石，杭人俗称石塔儿头。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杭州成为增开商埠。翌年，日本政府在此设立领事馆。领事馆旧址原有东、西两幢建筑。东幢建筑为二层砖木结构西式楼房，下设半地下室，平面呈不规则形状，占地面积400平方米。1948年曾作为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寓所。
2、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的《元明清名城杭州》，书中记载：“杭州开埠以前，日本方面根据《马关条约》已在保俶山东麓的石塔儿头设立了日本驻杭领事馆。首任驻杭领事是落合谦太郎”。且该书附录的“元明清时期杭州大事记”中也有相同记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二十日，杭州正式开埠。拱宸桥日本租界开始使用。租界内财政、司法、警察以及市政各权全由日本人掌握，并在宝石山东麓石塔儿头设立日本驻杭领事馆。”
3、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首发的《浙江通史》，书中记载：“早在杭州正式开埠前，1895年8月，日本已派员来杭州物色领事馆的处所，后来择定西湖北岸、宝石山东麓的石塔儿头为领事馆所在地，并兴建馆舍。1896年3月正式开馆，落合谦太郎（Kentaro0chiai）为首任驻杭代领事。”
4、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的《浙江历史大事记》，书中记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丙申）三月，日本驻杭领事馆在宝石山东麓石塔儿头设立”。注明的出处为：“《杭州市志·大事记》”。
有关日本驻杭领事馆旧址的相关资料，大都记载为1896年日本人在石塔儿头设立了领事馆，未提及美国驻杭领事馆早于日本驻杭领事馆租用过旧址建筑，亦未提及英国人梅藤更购地建造之事，特此记载以供参考。
据相关文献资料记载，1945年日本战败宣告无条件投降后，12月份杭州市政府接管了日本驻杭领事馆，并将其改造成外宾招待所。而所谓外宾，并非指外国人，是指来自杭州以外地方的人，相当于当时杭州市政府的官方招待所。关于那次接管，在浙江档案馆存有一份移交清单，小到调羹茶杯烟灰缸拖把这些琐碎的东西，日本人都一一登记在册，移交给了杭州市政府。
1946年7月，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同年10月，司徒雷登来杭州参加杭州青年会复会典礼并祭扫其父母墓地，住在石函路1号的外宾招待所。对于当时被评价为“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的美国人，杭州人的感情就没这么复杂，杭州市参议会授予了司徒雷登“杭州市荣誉公民”的称号。
1948年6月29日，陈仪来杭州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石塔儿头上的外宾招待所就又成为新任省主席的官邸。
这处历史建筑的原始资料至今没有发现，据1951年8月形成的档案资料记载，当时这处建筑的占地面积为10亩4分0厘7毫；有正屋两栋，附属用房多座，共计建筑面积为1816．77平方米。
解放后，石函路1号先后做过杭州市军管会、浙江省统战部等政府部门的办公地。1970年，中共浙江省革委会办事组外事办公室搬进石函路1号，此地开始成为和浙江外事联系最紧密的地方，也是当时和中国外交大事联系最紧密的地方之一。
现在为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南区）办公使用，同时也是浙江外事出国人员服务中心、浙江省外事办证中心和浙江省对外交流服务中心。
石函路1号大门（网络图片）
陈 仪
陈仪
陈仪，原名陈毅，字公侠，后改为公洽，自号退素，1883年5月3日生于浙江绍兴东浦镇。东浦是历史文化名镇，也是徐锡麟的故乡。
早年接受私塾四书五经教育，曾入读浙江求是书院。在20岁和35岁时曾两次去日本留学，学的都是军事。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时，毕业于炮兵第五期，同时他也是日本陆军大学第一期毕业生。由于他的各科学习成绩均是第一，因此赢得了日本教官的青睐，并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为妻。
亥革命风起云涌，他先是参加光复会，后又参加了浙江光复运动。他曾一度被军阀孙传芳任命为浙江第一师师长、浙江省省长。
1926年陈仪投向北伐军，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早年的陈仪是深得蒋介石信赖的，作为国民党的元老，而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第十期毕业生，校友加长辈的特殊关系使蒋介石对陈仪将军恩礼有加，陈仪先是被蒋委以军政部兵工署署长，随后升任军政部常务次长。
1937年抗战爆发后，身兼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成为陆军上将；1943年兼任代理陆军大学校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于8月29日即委任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后又兼任警备总司令。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正式收复台湾、澎湖列岛，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陈仪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及同盟国，接受台湾日本总督兼司令安藤利吉的投降书。
1945年10月到1947年5月，陈仪在台湾任职两年半，正是国共展开军事对峙，国民党政权由盛而衰，全面溃烂的时期。之后，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刚刚晋升为二级上将的陈仪，在事件后不久的4月份，就被悉数免去了台湾行政长官等职务，回到上海赋闲了。
后来有记载说是陈仪在闲赋期间看了不少进步书籍，他的思想是此时巨变，还是一直潜藏某种倾向，说法纷纭难以查考。
1948年，已66岁的陈仪，在蒋介石“浙人治浙”的方针下，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这时就居住在石函路1号，原日本驻杭领事馆旧址的庭院里。
到了1948年底，陈仪已经联系了中共地下组织，并讨论到和平解放杭州的不少细节。比如改编保安团队，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过江，释放在押政治犯等。同时，陈仪以“乱世就可以草菅人命?”为由，命令浙江陆军监狱释放了100多名被军统毛森拘捕的共产党员和民主爱国人士。
当共产党向南逼近长江时，蒋介石提出了“京、沪、杭三角地带大决战”的方案，陈仪则以“保护西湖风景名胜”为由，在杭州地区布置了“不设防”，进行抵制。
1949年1月30日，陈仪写信给外甥丁名楠和胡邦宪赴沪，试图联络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希望联系自己的这位学生兼忘年交一同起事。然而，就是这个称要“与老师生死与共”的汤恩伯，却将陈仪写给他的密信上报给了蒋介石。事情被揭发，陈仪随后被捕并辗转衢州后被押送到台湾。在被捕时，陈仪告别亲属的一句话是：“我一生糊涂，这次却做对了。不要为我难过，我死亦无憾。”
1950年5月19日，台湾高等军事法庭以通共、谋反、叛变罪判决陈仪死刑。6月18日于台北马场町被枪决，抵刑场时，陈仪对行刑的人说：“向我的头部开枪！”便大步向前，直呼：“人死，精神不死”。
陈仪死后，由五弟陈公亮收尸火葬，骨灰埋于台北县五股乡，立碑曰：“陈公退素之墓。”
1980年，中央批准，追认陈仪先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
后来在2011年，陈仪的外孙项斯文将陈仪的骨灰用一个背包偷偷背着回了上海，最终在2014年的6月，安放在了杭州的安贤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