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白话文诗（王振忠胡适的圣诞诗）

胡适的白话文诗（王振忠胡适的圣诞诗）根据胡颂平所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记载，1904年，十四岁的胡适前往上海求学。1910年8月，作为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胡适从上海搭船前往美国，于当年中秋日抵达绮色佳城（Ithaca），进入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农学部学习。1915年，他又转往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绩溪县文物局收藏的胡适致胡近仁信札（见刘政编著：《璀璨文物道沧桑》，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徽州素有“贾而好儒”的历史传统，徽商子弟往往努力将商业资本转化成文化资本，这使得徽州虽然僻处皖南山乡，但却钟灵毓秀，人才辈出。胡近仁的旧学功底深厚，是绩溪县境内著名的乡贤硕儒，被胡适称为“桑梓文人魁杰”。对此，后者在《留学日记》中指出：“余少时不与诸儿伍，师友中惟四叔介如公、禹臣兄、近仁叔切磋指导之功为最”。终其一生，胡近仁与他都维持着叔侄兼挚友的亲密关系。胡适前往上海及赴海外留学期间，其母冯

胡近仁与胡适

在二十世纪前半期，“我的朋友胡适之”几乎成了某些社交圈中的口头禅。据说是因为胡适声名藉甚，且为人温文尔雅，交游极广，所以当时有不少人提起他，都喜欢称“我的朋友胡适之”。及至晚近，研究胡适的学者甚至还钩沉索隐，考证出有资格以胡适“朋友”自居者数十人。其中，当然多是民国时代的名儒硕彦。揆情度理，若要挑选一些人作为胡适“朋友”的代表，那么，绩溪的胡近仁大概不一定能排得上号。不过，在胡适的人生旅途中，胡近仁与他的关系可能最为密切。

1907年胡适赠送胡近仁的签名照（见《彭城珍藏近代名人手札》，以下凡取自此书者皆不再出注）

根据当代《绩溪县志》的记载：“胡近仁（1883—1932）字祥木、堇人，徽州绩溪上庄村人，幼年与堂侄胡适同学，学问渊博，曾经商，后在家乡办学、教书，为胡适在上庄创办毓英小学的主事人。常为胡适斟酌诗文稿件，书信往来频繁。1932年被聘为《绩溪县志》编纂，与总纂胡子承合作，主持修志规划与编写工作。因嗜鸦片，体弱多病，不久逝世。生前写有大量律诗和记、考之类文章，续修《明经胡氏宗谱》、《柯氏宗谱》等。工书法，行、楷流利圆润。”（黄山书社，1998年版）此一小传出自当地学人之手，本应更为精确。但在实际上，其中的不少细节，可供进一步推敲之处颇多。例如，安庆《学风》杂志1935年第1期上有一则“绩溪耆宿胡近仁先生逝世”的消息，其中明确指出胡近仁于“阴历十二月初四日逝世，享年五十岁”，可见，其人实际上应生于1886年，卒于1935年。另外，胡近仁家境殷实，除了拥有数十亩田产，还在邻县旌德的三溪镇开有景隆、景泰等店号。近年我指导的一位博士生，在绩溪实地考察期间，曾收集到与胡近仁相关的商业文书，这批文献，是研究胡近仁家世、生平的新史料，颇具学术价值。从中可见，与胡适一样，胡近仁也出自商贾世家，甚至其本人也从事商业经营。

徽州素有“贾而好儒”的历史传统，徽商子弟往往努力将商业资本转化成文化资本，这使得徽州虽然僻处皖南山乡，但却钟灵毓秀，人才辈出。胡近仁的旧学功底深厚，是绩溪县境内著名的乡贤硕儒，被胡适称为“桑梓文人魁杰”。对此，后者在《留学日记》中指出：“余少时不与诸儿伍，师友中惟四叔介如公、禹臣兄、近仁叔切磋指导之功为最”。终其一生，胡近仁与他都维持着叔侄兼挚友的亲密关系。胡适前往上海及赴海外留学期间，其母冯顺弟写给儿子的家书，多半出自胡近仁之手。关于这一点，1916年胡适在一封信中提到：“每得家书，便见老叔笔迹，相思之怀，因以小慰！”可见，胡近仁实际上成了冯氏的代言人。因此，在胡适的往来书信中，来自胡近仁的占绝大多数。从现存的胡适相关信函来看，胡适在美国寄信回安徽绩溪时，往往会附上两个英文信封，以供胡近仁将回信装入，托人带到上海，再交由著名的徽商汪裕泰茶叶店转寄至美国。

与胡适关系密切的汪裕泰茶号招牌（木板，王振忠收藏）

关于胡适的家书，此前已有多种文本，不过，彩色的原稿影印件则并未多见。两年多前，上海中西书局出版了由朵云轩策划、编辑的《彭城珍藏近代名人手札》（2015年版），其中就包含有不少胡适写给胡近仁的信札原件。根据笔者的了解，近数十年来，在绩溪当地，有关胡适的相关史料颇多发现。例如，1985年8月，绩溪县文物局就在当地征集到多份胡适致族叔胡近仁的家信。而此次梓行的《彭城珍藏近代名人手札》所收的相关信札，虽然并未明确交代其来龙去脉，但从其品相上好的书信及相关照片来看，应来自绩溪上庄，很可能便是从胡近仁后裔处流散出来。

绩溪县文物局收藏的胡适致胡近仁信札（见刘政编著：《璀璨文物道沧桑》，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根据胡颂平所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记载，1904年，十四岁的胡适前往上海求学。1910年8月，作为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胡适从上海搭船前往美国，于当年中秋日抵达绮色佳城（Ithaca），进入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农学部学习。1915年，他又转往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

胡适初抵美国时写给胡近仁的信函

在美国生活的七年间，胡适与胡近仁鱼雁往返不断。在信中，他对后者的称呼多作“近仁老友”。1914年，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照了一张相，题作“室中读书图”，背景是书架上的十余册经籍，他对这张照片颇感满意，遂于当年6月6日寄了一张给胡近仁，并在照片背面题曰：“廿载忘年友，犹应念阿咸，奈何归雁返，不见故人缄？”当年胡适二十四岁，“廿载忘年友”是状摹胡近仁与他的“总角之交”；而“阿咸”则典出魏晋，为胡适的自称。关于这一点，胡适解释说：“近仁为余叔辈，为少时老友，里中文学尝首推近仁，亦能诗。余在上海时，近仁集山谷句，成数诗见怀。”从辈份上看，二人为叔侄，但胡近仁仅比胡适大几岁，胡适幼年在家乡接受教育，二人过从甚密。对此，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曾这样评价：“他天份很高，也肯用功，读书比我多，家中也颇有藏书。”在胡适看来，二人的关系是 “友师论学业，叔侄叙伦彝”，换言之，对胡适而言，胡近仁介于师友之间，亦师亦友。

胡适送胡近仁签名照

1914年8月29日，大概是作为回信，胡近仁寄赠了《苦热怀适之美国诗》：

幽居恒寡欢，俯仰生感慨。

……

骄阳苦煎熬，斗室况湫隘。

……

不知重洋外，故人作何态？

颇闻谈瀛者，炎凉正相背。

……

安得附飞艇，载我美洲内？

……

该诗应与二人的其他通信比照而观。此前数年，初抵美国的胡适在致胡近仁的信中曾提及：“……此间晨兴之时，正吾祖国人士酣眠之候；此间之夜，祖国方日出耳。”这原本是指因时差的关系，中美两国的日夜时间恰好颠倒。不过，僻处乡间的胡近仁道听途说，误以为同在北半球的美利坚，季节变换也与中国正好相反，故有“颇闻谈瀛者，炎凉正相背”之说。当然，阴差阳错的结果，实际上也成就了他借寒暑之变为题，表达对远在海外之“老友”的嘘寒问暖。

胡适从美国寄往安徽绩溪上川（庄）的信封

当时，远隔着太平洋，叔侄二人鸿雁不断，相互诗文唱和，切磋诗艺。对此，胡适曾提及：

……适近年以来，为蟹行文字所苦，国学荒落不可问。偶有所感，间作诗词，惟都不能佳。写去冬所作古诗三首，奉寄足下，即乞削正。此三诗皆写此间景物，如足下得暇，乞为家慈诵讲之。

在美国过圣诞

从《彭城珍藏近代名人手札》一书所收胡适手札原件来看，有一些就属于状摹西洋景物之作。譬如，有一首《耶稣诞日歌》这样写道：

冬青树上明纤炬（家家供一松树，树上悬彩，插小烛无数，名曰圣诞节树），冬青树下欢儿女。高歌颂神歌且舞，阿母昨夜含笑语。儿辈驯好神佑汝，灶前悬袜青丝缕。神自突下今夜午（突，灶突也，俗名烟囱），朱衣高冠须眉古。神之格思不可睹，早卧慎毋干神怒。明朝袜中实饧籹，有蜡作鼠纸作虎。夜来一一神所予（相传是夜有朱衣神自灶突下，以糖果玩具置袜中以饷儿童，盖皆父母为之，托为神所予耳），明日举家作大酺。杀鸡大于一岁羖，堆盘肴果难悉数。食终腹鼓不可俛，欢乐勿忘神之祜。上帝之子天下主。（耶教徒谓耶稣为上帝之子，天下之主云。）

胡适：《耶稣诞日歌》

此诗曾载1914年1月的《留美学生年报》。今查《胡适留学日记》卷3，该诗写作的时间是“十二月廿六日”，并说：“昨日为耶稣诞日，今日戏作一诗记之。”所录文字与前揭致胡近仁诗稿原件稍有参差。如“阿母昨夜含笑语”作“朝来阿母含笑语”，“早卧慎毋干神怒”之“早卧”作“早睡”。“冬青树上明纤炬”诗注曰：“廿四日为圣诞夕，家家庭中供柏一巨枝，饰以彩线，枝上遍燃小烛无数，名圣诞节树。”“夜来一一神所予”诗注曰：“俗悬小儿女袜于灶前，谓有神名圣大克罗者，将自突下，以食物玩具置袜中，盖父母为之也。”所谓圣大克罗即“Santa Claus”，指平安夜到各家给儿童送礼物的圣诞老人。这些诗注，是对诗歌本身的解释，也是便于胡近仁向冯顺弟诵读解说之用。此处特别以“灶突”为言，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因为腊月二十四祭灶，与西方的圣诞平安夜，虽然一为农历一为公历，但在时间上却极相巧合；而且，二者也都与灶突有关。根据中国民间传说，此日灶王爷（一本正经的雅名叫“东厨司命五帝灶君”）要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工作，俗称“交年”。“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上天奏封事”，这虽然与圣诞老人下凡赠礼，一上一下亦颇不同，但二者皆以烟囱为通道，可谓异曲同工。这样的类比及解释，显然有助于像冯顺弟那样文化程度有限的山乡农妇更好地理解遐方殊俗。

徽州版画中的祭灶（民国纸品，王振忠收藏）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一度对基督教、天主教颇为留意。当时，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由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协会主席约翰·穆德（John. R. Mott）等人接待。为了便于中国留学生接触美国社会的善男信女，了解基督教家庭的生活状况和相关德性，康奈尔大学附近的基督教家庭（包括许多当地士绅和教职员），都热情接待过中国学生。他们殚思竭虑地组织各类活动，让中国留学生参与。1911年夏，胡适刚从大学一年级升入二年级，就应约前往费洛达菲亚城的孛可诺松林区（Pocono Pines），参加“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的暑期集会。后来，他在《留学日记》中记载，自己被这小型聚会的兴盛气氛所感动，当场保证以后要去研究基督教。在胡适日记以及后来与朋友通信的函札上，他说自己“几乎做了基督徒”。

对于一年一度的圣诞节，胡适也有细致的观察。1912年12月24日，胡适在其《留学日记》中写道：

本日为耶稣诞节之夕，吾辈乃无家可归，因招请无家之游子为解愁之会，名之Consolation Party，亦斫松树为“圣诞节之树”，插烛枝上燃之。树梢遍挂玩具，拈阄表散之。来者围火炉团坐，各道一故事为乐……

当天，胡适还前往天主教堂观看“弥撒礼”。根据他的观察，“教中男女来者，将入坐，先屈一膝（如吾国请安之礼），然后入坐。座前有木板，人皆长跽其上，良久然后起坐。有儿童数十人，结队高歌颂神之歌。坛上牧师合十行礼，俨如佛教僧徒，跪拜起立……始行礼时，已十一时，礼毕，则已一点半矣”。这是胡适平生第一次走进天主教堂，他深有感叹地说：“子夜风雪中，坐此庄严之土，闻肃穆之乐歌，感人特深，宗教之魔力正在此耳！”

教堂内景

翌日为圣诞节，康奈尔大学教师白特生（Patterson）请胡适到家里吃饭，一同吃饭的都是白特生夫妇的亲戚。据胡适描述，“饭后围坐，集连日所得节日赠礼一一启视之，其多盈一筐。西国节日赠品极多，往来投赠，不可胜数。其物或书，或画，或月份牌。其在至好，则择受者所爱读之书，爱用之物，或其家所无有而颇需之者，环钏刀尺布帛匙尊之类皆可，此亦风俗之一端也”。当年，白特生夫妇年纪都在五十开外，胡适自感“见待极厚，有如家人骨肉，羁人游子，得此真可销我乡思！……此君夫妇亦怜我无家，能慰我者也”。这让胡适亲身体会到“西方醇厚之俗”——大概是人在异乡，一朝所得关照往往令人终身难忘。为此，1914年5月，胡适母亲冯顺弟专门致函白特生夫人，感谢她对儿子的悉心照顾。冯氏虽略识文字，但不能提笔书写，故由胡近仁代笔，胡适再将其译成英文，转交白特生夫人。对于胡近仁的代笔之作，1914年5月20日，胡适曾评价说：“老友代吾母所作致白特生夫人书极佳，稍嫌多客套语耳。西方人作书如说话，不作无关系之客气话。老友见适所译原书，可见一斑也。”因此，胡适在翻译时显然作了一些改动。

致白特生夫人的信函（胡近仁代笔）及胡适之英译件（见杨翠华等编：《胡适晚年身影》，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胡适与胡近仁讨论致白特生夫人信函之得失

在此前后，胡适还参加了一些与宗教相关的活动。如1914年1月28日，他曾追记“宗教之比较研究”的讲演活动，这是康奈尔大学基督教青年会的公开讲课，主题是讨论世界诸大宗教之源流得失，其主讲者多是北美高校的著名学者，演讲题目包括：

宗教史，原始宗教，古代宗教，中国古代之国教，孔教，道教，日本之神道教，印度吠陀时代之宗教，婆罗门教，原始佛教，后期佛教，先知时代之犹太教，教典时代之犹太教，近代犹太教，摩诃末之宗教，回教的演变，回教中之密教，耶稣之教旨，希腊化之基督教，中古基督教，近世基督都，亚洲西部之基督教，亚洲东部之基督教。

当时，才华横溢的胡适也应邀主讲“中国古代之国教”、“孔教”和“道教”三题。他认为，此一演说之大益在于教学相长。不过，从演说的内容来看，这实际上也与他一直在思考的“孔教问题”密切相关。稍早于此，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人多言宗教问题，有倡以孔教为国教者，近来余颇以此事萦心。”关于“孔教”之思考，他的关注点在于——立国究竟是否需要宗教？中国究竟是否需要宗教？如果确实需要宗教，那么应当是以什么样的宗教比较适宜？倘若要复兴“孔教”，究竟什么才是“孔教”？当代人心心念念希望复兴的“孔教”，究竟是“二千五百年来之孔教”呢？还是经过“革新之孔教”？如果要革新“孔教”，需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实现？除了孔孟之外，如何处理与诸子（如管子、墨子、荀子等）的关系？如果不必有宗教，那么要用什么东西来填补此一真空？是用东方或西方的伦理学问，还是用法律政治来规范？——从这些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胡适是在世界文明比较的大背景下思考传统文化的未来，他希望为中国文化寻找合适的定位。而今，百余年后的不少见解其实并未见有多大长进，等而下之者，甚至已沦为“僵尸出祟”（周予同先生语）般的闹剧……

“西国冬至”

阅读胡适留学期间的诸多史料不难发现，他的观察与思考，有不少实际上涉及东西文化中的礼俗关系问题。从传统到现代，礼与俗的关系既密切又微妙。一些礼本身便起源于民间习俗，而部分约定俗成的民间习俗又因其世代相传，形成相对稳固的风俗习惯，而为普罗大众所遵循，从而具备了部分礼的要素，甚至进而经整理、加工，最终升格为具有严格规范的礼仪。因此，入国问俗，由俗入手，可以很好地观察到礼仪乃至宗教、文化的传承与嬗变。在与胡近仁的诗稿中，胡适于“耶稣诞日歌”标题之后注曰：“十二月廿五日为西国大节。”诗后又注曰：“此种诗但写风俗，不著一字之褒贬，当亦乩国者所许也。”在这里，胡适对于圣诞节等的细致刻画，显然与他对中西文化的思考不无关系。

据说，圣诞节初传入中国，国人多以“西国冬至”类比。之所以作这种类比，并非无据。因为在传统时代，冬至是“阴极之至，阳气始生”，属于季节更替的一个重要节点。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祝往来，一如年节。”及至明清时代，在民众心目中，冬至的地位仍然相当重要。在徽州，冬至之日，除了祠中祭祖之外，人们还要上墓祭祀祖先，所谓“墓祭三回重本源，清明冬至及中元，寒衣烧献金银袋，但只清明许乞墦”。与清明和中元一样，冬至日全家老小亦需带上祭品，到祖坟上祭祀一番。有些地方称冬至为送寒衣节，这是因为冬至到了，寒气袭人，人们想起了九泉之下的亲人，于是以有色纸糊制成许多纸衣，或多买些黄裱纸，以此代为布帛烧给亡人，甚至有附会为孟姜女的故事。

胡适老家——绩溪上庄村图，见胡近仁等编《上川明经胡氏宗谱》（1911年版，上海图书馆藏）

在胡适老家绩溪，冬至时例须举行祭祖大典，各宗祠、支祠聚集族丁行礼如仪，极为隆重。“做冬至，办祭仪，猪羊抬盘”——此一描述，出自晚清、民国时期的一册启蒙读物，反映了流行于民间的诸多通俗常言。在徽州，猪羊祭是极为隆重的一种祭祀礼仪。在传统中国，不少地方都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

从节俗来看，中国之冬至的确也与西方的圣诞颇相类似，因为此日与腊月二十四一样，都是凡人与神明、祖先沟通的日子。而且，从节气上看，此日也正值一年的酷寒时节。就在《耶稣诞日歌》之后，胡适还写有《大雪放歌》诗：

往岁初冬雪载途，今年圣诞始大雪。天工有意弄奇诡，积久迸发势益烈。夜深飞屑始叩窗，侵晨积絮可及膝。出门四望喜欲舞，琼瑶十里供大阅。……开窗相看两不厌，清寒已足消内热。百忧一时且弃置，吾辈不可负此日。

胡适：《大雪放歌》

根据《胡适留学日记》，此诗作于1914年2月23日，是追写“岁末大雪景物”。胡适撰写此诗时的民国初年，虽然新历在中国逐渐推行，但在民间，冬至在岁时节俗中仍然极为重要。笔者曾见有一册徽州人抄录的《短期小学课本》，其中的《国历二十节歌》这样写道：

改用新历真方便，二十四节极好算。每月两节日期定，年年如此不更变。……诸位熟读这几句，以后宪书不必看。……立冬小雪农家闲，拿去米棉换洋钱。只等大雪冬至到，把酒围炉过新年。

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冬至之日有时是大雪封门。此情此景，的确与西方的圣诞节颇相仿佛。

（本文小标题系编者所拟）